第二届、第三届赴朝慰问纪念章的来龙去脉

第二届赴朝慰问团赠纪念章

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于1952年9月18日赴朝，12月5日回到北京。全团设9个分团，共1097人。总团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刘景范（刘志丹胞弟）。慰问团除第9分团留在国内慰问志愿军伤病员外，其余8个分团赴朝鲜各地进行慰问活动。慰问期间，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上甘岭战役及抗美援朝两周年纪念日。慰问团回京后，随即分赴各地向全国人民作传达报告，用志愿军英勇战斗、艰苦奋斗的事迹，鼓舞全国人民大力建设祖国，更加有力地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的规模大于第一届，可能也带去了一款有毛主席头像的纪念章当慰问品；由于目前没有找到确切的资料证据，这一说法暂时只能以推测处理。

这款纪念章为圆形，铜质镀金，直径2.2厘米。章面外圈一层圆环，中间是毛主席的头像，章背面錾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因为背面文字与第一届赴朝慰问团赠送的纪念章相同，所以有观点认为这种章可能也是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所赠。

纪念章非常小巧，图案简洁，不是为赴朝慰问专门设计的一款纪念章。通过对比同期国内的其他纪念章，可以发现，这种纪念章与“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纪念章的样式极为相似。

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纪念章。

1951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为关怀老根据地人民，褒扬革命根据地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所做出的丰功伟绩，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议，决定派出以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为总团长的“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下设几个分团，奔赴全国各个根据地，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对老根据地人民进行慰问。中央访问团下设中央老根据地、鄂豫皖、湘鄂赣、湘鄂西、湘赣边、闽浙赣、川陕边、粤东、海南9个分团。8月3日，中央访问团各分团分队从武昌出发，分别奔赴各根据地，经过40余天的慰问、走访和调研，于9月10日前后结束访问工作。在慰问中，慰问团向老根据地的部分单位和人员赠送了一款带毛主席头像的纪念章，章背面戳印文字为“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赠”。

第一届赴朝慰问纪念章是在一款国庆周年纪念章上錾刻文字，这种圆形毛像章也是錾刻同样的文字。同理推断，这种毛像章在赴朝慰问前，也应被用于另一次重要活动，并且有一定的颁发量。如果认为这种毛像章是第一届赴朝慰问时赠送，那么在1951年4月前，应该存在一种同款纪念章被用于某次重要活动，但是笔者没有找到有类似的纪念章存世。如果认为这种毛像章是第二届赴朝慰问时赠送，那么1952年9月之前则有同款的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纪念章，正好符合这种情况。所以，笔者推测这种毛像章是第二届赴朝慰问团赠送。

第二届赴朝慰问纪念章与南方老根据地纪念章尽管图案相同，属于同款，不过从细节对比，模具、章鼻、尺寸都有差异，不是同批制造，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不详。另外，第二届慰问章虽然总量存世不多，但图案也有细微的版模差别。

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到访朝鲜时，志愿军指战员已经人手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所以慰问团在组织慰问品时，纪念章不是重点，只是顺带少量准备，最终造成第二届赴朝慰问纪念章赠发数量少、范围小，并未引起太多关注，笔者还没有找到佩戴这款纪念章留影的志愿军照片。希望以后能够发现详实的资料，证明这款纪念章，是或者不是第二届赴朝慰问纪念章。

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赠纪念章

1953年7月27日，朝中与美国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朝鲜战争结束。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抗美援朝总会又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第三届赴朝慰问团。

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于1953年10月4日赴朝，12月18日回到北京。全团设8个总分团，共5448人。总团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副总团长是邢西萍、章伯钧、蔡廷锴、章乃器、朱学范、陈沂、吴晗、刘芝明、康克清、梅兰芳、老舍、赵寿山、王维舟、吴克坚、邵式平、平杰三、张维桢、哈丰阿、周信芳。慰问团通过慰问大会、报告会、座谈会、图片展览、文艺演出、参观访问等多种形式，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进行普遍广泛的慰问。

关于慰问品，1953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慰问英勇的朋友和亲人——记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文中写道：每一位朝、中战士都可得到几种物品：刻有“中朝人民友谊万岁”或“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纪念”的金笔、印有天安门图案的搪瓷杯、封面上有毛主席浮雕像的慰问手册、镌有“和平万岁”字样的纪念章和彩色明信片、墨水等。……

慰问期间，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把特制的带有和平鸽图案的和平万岁纪念章，赠送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所有人员和为抗美援朝到朝鲜工作的中国民兵、民工、干部、医务人员、铁路运输工人、翻译人员、停战谈判工作人员、新闻记者、作家、摄制电影人员等，还有朝鲜高层领导、人民军和部分朝鲜群众。和平万岁纪念章因此成为新中国第一种向大量中外人员同时颁发的一款纪念章。

照片中最右的人民军战士右胸佩戴着和平万岁纪念章。

和平万岁纪念章为铜质镀金嵌红色珐琅，通径3.9厘米。纪念章是五边形，五角稍微突出，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如意头纹饰。中间部分为圆形，中心图案是一只展翅高飞的和平鸽，和平鸽上面有“和平万岁”四字，圆形底面有众多凸起的圆点，上嵌红色珐琅，其他部分镀金。章背面上部铸有“抗美援朝纪念”，弧形排列；下部铸三行字，第一行“中国人民”，第二行“赴朝慰问团赠”，第三行“1953.10.25”。

纪念章颁发量估计在200万枚以上，主要有两个版本，其中一版俗称“华东版”，存世量相对较少。为什么称“华东版”原因不详，不过间接说明该版是上海制造，另一版应是北京制造。其实两种版本，称为“上海版”和“北京版”更为准确。上海版章背面的章鼻为管状别针，北京版为双短螺丝别针，两种版本的背面文字字形也有不同。另外，上海版五角的如意头更尖一些，和平鸽的体型略胖一些，章体比北京版厚度偏薄、重量偏轻。

上海版和平万岁纪念章。

北京版和平万岁纪念章。

经过对比发现，两个版本最大的工艺差别是底面圆点的排列。上海版排列较为有序，北京版排列较为散乱。这种差别与抗美援朝纪念章两个版本的情况相同，也算是互为证据，表明当时北京和上海两大徽章制造地，两次共同完成了数量庞大的纪念章制造任务。

底面圆点图案比较，左为北京版，右为上海版。

纪念章中心图案和平鸽的原作者是著名画家毕加索，原画是毕加索为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所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兴起，威胁世界人民的和平生活。一些国际组织和著名人士发起召集“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反对侵略和战争政策，要求无条件禁止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949年4月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举行。1950年11月，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波兰首都华沙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世界和平理事会。1952年12月，在奥地利的维亚纳召开了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副主席宋庆龄的率领下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三次大会，每次毕加索都创作了一幅和平鸽的作品，成为大会的标志。作为保卫世界和平的积极拥护者，每次大会后，中国方面都将毕加索画的和平鸽形象用在各种场合，宣传世界和平，并以毕加索创作的和平鸽为主题，印制发行纪念邮票。前两次对毕加索的原作几乎是原图复制，第三次毕加索的原作与中国的审美观念差距较大，中国艺术家对此作了一些改动，但鸽子的整体姿态依然保留原样。保卫世界和平第三组纪念邮票的设计者是夏中汉，雕刻者是吴锦棠、贾志谦。这套邮票在1953年7月25日公开发行两天后，朝中美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全国一片欢腾，庆祝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取得重大胜利。抗美援朝总会在计划组织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时，决定趁热打铁，借用邮票图案制作一款纪念章，颁发给志愿军在内的所有在朝人员，庆祝抗美援朝取得胜利。

1952年10月10日，毕加索为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创作的《和平鸽》。

1953年7月25日，中国发行的保卫世界和平邮票。

纪念章中和平鸽的图案与邮票图案相同，镀金后成为金鸽子，更为耀眼。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纪念章在造型设计中采用了如意头纹饰。这一纹饰在后来的五五八一勋章中也曾采用。据此推测，该纪念章的造型设计单位是中央美术学院，周令钊是主要设计者。

通径3.9厘米和平万岁纪念章俗称“小鸽子”，与之对应，另有一款通径4.8厘米的和平万岁纪念章，俗称“大鸽子”。除了尺寸变大，大版的图案、造型、工艺与小版中的北京版完全相同，“大鸽子”没有上海版。和平万岁纪念章中的大版是一款较为特殊的纪念章。一般认为大版纪念章主要发给志愿军团级及以上的中高级指挥员，颁发数量在5000枚左右。如果加上赠给朝方人员的数量，总颁发量估计为6000枚。但是，大鸽子与小鸽子都有库存章存世，所以当年的总制造量到底是多少，很难推断。

和平万岁纪念章小版和大版的对比图。

通常纪念章没有等级之分，更何况人民军队一贯强调官兵平等，在荣誉表彰方面长期偏向基层指战员。大版和小版纪念章差异较大，会明显突出志愿军官兵的职级差异，这绝非我军传统。出现这种情况，估计是受到了朝鲜及苏联勋奖章的影响。

首先，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朝鲜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荣誉制度。战争期间，高级军官获得高等级勋章的比例极高。我军当时还未实行军衔制和勋章制，在与人民军的交往中，志愿军的高级指挥员缺少军衔和国家荣誉方面的标志，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此时，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相关的后续工作还有很多，志愿军还要继续驻留朝鲜。另外，在国内，军方正计划向苏军学习实行军衔制和勋章制。所以，为了提高志愿军里中高级指挥员的辨识度，颁发大版和平万岁纪念章可能是一次相关政治工作的探索和尝试。

其次，朝鲜战争期间，朝方多次向志愿军颁发勋章和奖章，尤其是1953年10月这次规模最大。中方前两次的慰问纪念章数量不多，仅限于赠给志愿军。这次为了庆祝胜利，向中朝双方都赠予和平万岁纪念章。虽未言明，但在两国交往层面，算是一种礼尚往来。既然要赠给朝鲜人民军及朝方高层领导和一些著名人士，必然要考虑到人民军严格的军官制和军衔制及朝鲜的荣誉制度，因此需要借助纪念章的大小表示等级差别。

综合以上原因，中方在组织第三届赴朝慰问时，估计经过多方协商，包括解放军总政治部、志愿军总部、政协、抗美援朝总会等机构，决定以赴朝慰问团的名义，特别制作了大版和平万岁纪念章。不仅赠给中方中高级指挥员，也赠给朝方有关人员。在历史照片中，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被罗盛教救起的少年崔莹都曾佩戴此章留影。

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团长贺龙和佩戴了大版和平万岁纪念章的金日成。

照片中最左是朝鲜少年崔莹，中间是罗盛教的父亲罗迭开，右边是崔莹的父亲崔鼎汉。崔莹佩戴了一枚大版和平万岁纪念章。

图片资料中有一种配盒的大版和平万岁纪念章，具体情况不详。

大版和平万岁纪念章在人民军队的军功章史中是一个孤例，是一次临时举措。它本身是纪念章，却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中，希望它能起到高等级勋章所具有的荣誉展示和职级识别作用。这一初衷可能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或者效果短暂。因为以勋章的标准看，包括尺寸、重量、材质、工艺，“大鸽子”与勋章都有差距。另外，当时我军的中高级指挥员，缺乏通过佩戴勋奖章来展示资历和职级的传统，短期内也很难养成这种习惯。

第三届赴朝慰问团颁发的和平万岁纪念章制作精美，深受志愿军喜爱，可以视为抗美援朝胜利纪念章。它与政协颁发的抗美援朝纪念章组成一对，是志愿军指战员们留影中的标配。不仅如此，和平万岁纪念章还联动导致了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纪念章的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