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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历程，走上市场化道路的石家庄城市娱乐文化从无到有，实现了文化娱乐与商业、服务业的联姻。有商场处必有戏院，是民国时期石家庄娱乐业的一大特征。投资者从文化娱乐市场获取赢利的商业目的非常明确，文化消费者被细分为不同层次的等级类型。文化娱乐业的经营采用了市场化运作方式，文化娱乐的商业性竞争日趋白热化。各家戏院为了打败竞争对手，不但采用低票价的方式，还花大价钱从京、津、沪等大城市邀来名角，更想出了发行戏曲彩票。戏曲彩票由于中奖率高，营销效果明显，卖出的戏票大大超出实际座位数，彩票收入最多一天可达200元，比纯卖戏票还赚钱。 文化娱乐与商业场所的一体化经营 从民国时期石家庄文化娱乐场所的地理分布看，戏院剧场几乎都开办在了商业比较集中的区域，形成了娱乐场地与商场扎堆聚集的格局。因为剧院上座率与演出场所的周边商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作为吸引票房的诀窍经营者曾屡试不爽，所以主要的文化艺术活动确立了与各类繁华商业场所一体化的联手经营方式。 劝业剧场坐落于石家庄最著名的劝业场内，这是一座综合性商场。据《石门指南》记载，它“内有各项商店，以洋广杂货摊为最多，分东西南街，因地点适中，游人极多，又附设剧场、鼓书场，为石门第一商场”。 当时石门最大最新的剧院是第一舞台，坐落在同乐街的游艺场内，这个合股开办的综合性商务园区，不仅街道清洁宽阔，并且建有“第一舞台”及澡堂等休闲设施。 还有许多的娱乐演出活动干脆与茶园联手，两者合一并存，相得益彰。升平戏院与升平茶园合二为一。位于新华街独一处的“丹独茶园”，位于法院前街路东的“农工茶园”，位于石门商场内的“中华茶园”，位于游艺场内的“第一茶园”，位于花园中部的“陶园”等，都是一举两得的休闲娱乐场所。在这里观众可以一面喝茶聊天，一面看戏。多数来石家庄经商的人，常将茶园作为洽谈生意和交际场所，以包桌甚至包场的方式，款待自己的合作伙伴。 总之，民国石家庄商娱合一牵手的发展模式，使娱乐业、百货商场、澡堂和饭店等服务业相互交织，实现了购物与吃喝玩乐一条龙。艺术演出的娱乐性被放大，演出场所的随意性得到扩充。商娱联手的营业场所竞争力迅速提升，致使其他商场则大为逊色，甚者直至倒闭。例如，“民生市场”为石家庄最早的商场之一，据《石门指南》记载，终因规模甚小，场地狭小，特别是“花园及石门商场开办后，遂一蹶不振，今竟荒凉不堪矣”。 看戏票价逐步拉开层次 以往乡村所有民间唱大戏之类的文化娱乐活动，并不卖票，都是可以免费享受的。像民间花会和庙会观众都是看戏自由出入，一切花费开支均由“会头”或村长负责筹集。走上商业化经营的石家庄各家戏院和剧场，将观众群作了高中低档的消费分层定位，一方面是娱乐欣赏的舒适度决定票价高低，另一方面艺人演出水平和知名度也成为影响票价的重要因素。 据《石门指南》记载，二三十年代的同乐戏院“晚间票价：普通两廊一角五分，池子四角，楼上四角五分，包厢四元。遇有名角，临时加价”。随着文化娱乐的市场化程度逐步加深，40年代票价略有上升。另据《石门新指南》记载，“石门在昔观剧之票价，只需三、四、五角。现今只（之）新式戏院一处，在常立恒、鲜蕊芳出演，池座须七、八角；白牡丹、小麒麟童等来，乃售一元五角，打破前此记录，为本市戏价之最高昂者”。 戏院争相从外地吸引名伶大腕 为了吸引观众，一些剧院从外地聘请名角，开始瞄准北平和天津等大城市。《石门新指南》记载，最早的戏院升平戏院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约请京津男女名角，如芙蓉颦、一斛珠等，早晚演唱”。三四十年代，“若从京津而来者，似彼李万春、梁韵秋、郝文蔚、刘兰芬之伦，后均自挑大梁，大红大紫。其余如马德成、时慧宝、朱琴心、常立恒，以及鲜芯芳、徐绣雯等，亦多来此”。 据老艺人刘砚芳回忆，石家庄的京剧观众群的层次略高，为了增加票房收入，戏院不断从京、津、沪等大城市邀名角大腕来石家庄演出。其中有“活颜良”之称的赵松樵、女老生魏少辰、高派老生靳佩亭、梅派花旦魏莲芳、荀派传人孙丽荣、金派花脸吴松岩，还有著名武生姜铁麟、刘麟童、彭英杰、刘英堃，长考短打武生解炳南，红生白玉昆，以及著名老旦郝雁声等。当时的和平戏院经理田桂成，在口述资料中提及曾在石门演出过的名角，还有京剧文武老生孙盛普，花旦李世芳，花旦、青衣、刀马旦张菊仙，花脸陈立岐、苏月楼、秦月楼、何月楼等。另外，北平著名曲艺家“小彩舞”骆玉笙也曾来石家庄演出。 由此可见，在民国时期的石家庄，张罗演戏的成为了一种文化经营方式，痴迷看戏的成为了一种文化消费行为。正如《石门月刊》刊登的评论文章所说，“演方是供人娱乐，观众是购买娱乐，各地大皆如此，石门尤然”。 竞争激烈的娱乐中心 娱乐与商业合一，联手发展，在增大吸引娱乐消费数量的同时，也加剧了文化娱乐场所的高密度集中，推动了石家庄城市房地产业的新一轮建筑扩张。1935年10月的《商报》记载，房产商李汉卿在开发南花园时，“用尽了全副力量，经过了数年经营，消耗了如许的心血，才开辟一个西花园，房屋街道渐臻完善”。他在开发南花园的过程中，先后改建了龙泉池，建起了古佛寺，还开办了石门商场、戏院等文化娱乐和服务设施，仅戏院就多达十余处。娱乐业的扩张和集中建设，使得南花园戏院林立，当时就有新新、和平、海市、义友、同庆、新世界、中华、天泉、胜利、兴隆等戏院。 戏院和剧场等文化娱乐设施是城市文化娱乐发展的有形载体，其在石门分布状况极不均衡，在上世纪30年代形成了数个竞争激烈的娱乐中心。最主要的有李汉卿经营的西花园，以休门村赵焕成为首的股东们开辟的东花园，以及李荣发经营的第一舞台和游乐场等。 文化娱乐业的演进，加剧了城市商圈之间的竞争。娱乐中心商战的展开，也加剧了文化娱乐业各类艺人之间的竞争。经营第一舞台的李荣发以及经营游乐场的当地合伙人，在与李汉卿经营的南花园娱乐中心的商战中，不惜耗费大量钱财，从外地聘请杂技团、马戏团及各种民间艺人，以此吸引顾客和游人。 戏院和娱乐场所的老板、经纪人的营销策略五花八门，在竞争中低价手段是普遍采用的策略之一。劝业剧场的建筑虽然比同乐园稍新，而且是演京剧的专门剧场，为了争夺观众竟自降票价。该剧场的“伶人与同乐互相竞争，票价并与同乐相等”。以赵焕成为首的合伙股东们，开辟和布置了东花园，修改了东华剧场，而且为了在竞争中占优势，“聘了几部京戏演唱，降低票价，每位不过二十五枚铜元”。并且此后不断增加竞争手段，“又聘来五腔戏秧歌，露天演唱，不取分文，任人游观”，据《商报》记者的观察报道，上述措施取得了效果，达到了使竞争对手“西花园”的“游人却大见减少”的最终目的。 戏曲彩票让戏院赚得盆满钵溢 如果说降低票价的实惠做法确实有助于争夺观众的话，那么采用买戏票与卖彩票挂钩的策略，就更加有助于拉拢观众走进戏院了。让观众有了碰运气中奖的幻想就更容易引导他步入剧场。据《南花园史料专辑》记载，首先由新世界戏院别出心裁地推出的看戏彩票，“每四十张戏票出一个中奖号，有时买票的人多了，即一百张戏票出一个中奖号”。以中奖为诱饵的营销举措效果明显，卖出的戏票大大超出实际座位数，彩票收入最多一天可达二百元。该项举措一经推出，如愿以偿地赚得盆满钵溢，其他戏院蜂拥跟随纷纷效仿，于是戏曲彩票在石家庄娱乐界曾盛行一时。 民国石家庄文化娱乐业的竞争推动了城市文化的交流和文人的流动，塑造着城市文化的技艺和娱乐的品位，激励着城市文化的不断创新和逐步升华，调整着城市文化的市场分布和等级格局。所以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石家庄文化娱乐业的商业化态势已经基本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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