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起因及胜利因素再探讨（五）

四、插曲——红四方面军南下

毛泽东成为中央红军实际领导人后，只有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挑战过他的地位，所幸胜利的天平在红军渡过天险大渡河之后总是倾向于毛泽东的（虽然张国焘在革命过程中犯过严重错误，甚至中途叛变，但是张国焘在建立中国共产党和红四方面军的过程中有重要的历史贡献）。许世友曾说：“党内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不久后，张国焘与党中央分裂，率红四方面军等部队（含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越过草地南下，意图在西康建立根据地（这是个极其错误的决策，只能说明张国焘尚未明白“外线作战”原则，西康省总体上物资匮乏不适合长期作战，山河纵横易被围堵）。

红四方面军突然南下作战，虽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注定失败。红四方面军和川军主力在百丈关进行决战，损失惨重，百丈关之战成为红四方面军南下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红四方面军南下除了在战略方向上偏离了中国革命的重心地域，犯了方向性错误外，在军事战略上的失误也是值得认真检讨的（如果张国焘能够从瑞金走到西昌，就会明白人民军队的重要军事思想——内外线作战原则，也就不会犯这个大错）。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鉴于川陕区举足轻重，曾寄希望川陕区担负起稳定红军战争全局的重任。中央建议川陕区以主力红四方面军“于最近时期”发动攻势作战，西渡嘉陵江，最好向川中的广元、南充、蓬溪地区推进，威迫四川国民党军根本重地，造成战略上的轰动效应，打乱蒋介石对红军的进攻计划，策应中央红军恢复稳定。

如若这样，国民党川军必然手忙脚乱，蒋介石必然顾此失彼，即使中央红军不能从川南北渡长江以求建立新苏区，也能在川滇黔边站住脚，开创新局面。加上湘鄂川黔边的红二、红六军团，红军战争主体将三角鼎立于长江中游，历史可能为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写上浓重的一笔。可惜的是独揽川陕区大权的张国焘，不仅没有让红四方面军“于最近时期”内向川中出击，反而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命令红军和党政机关人员主动撤出川陕苏区，致使川陕战略区丧失。

1935年3月底，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发起西渡嘉陵江战役，企图执行此前清江渡会议决定的向川陕甘发展计划，也在战略上策应中央红军行动。这个计划的精神是依靠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拟定的目标是夺取甘南，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发展，建立新苏区。如果照此执行，红四方面军过江后北上，依其兵力和周边敌情，完全有能力夺取甘南。又如果这样，处于危难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无疑将投靠川南新苏区，红军将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可是，此时的张国焘已放弃了徐向前在清江渡会议上提出的他自己也同意的向川陕区发展计划，想到川北建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以此为中国革命中心。出于这种考虑，他命令红四方面军和已撤出川陕苏区随军的机关人员，向川西北转移，等待中央红军的到来。但是，张国焘未能带领红四方面军陕甘，这样一个能对全局作出决定性贡献的机遇又丧失了。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中央根据各种因素否定了以川西北为中国革命中心的计划，决定两个方面军一同北上，在川陕甘地区开创新局面，以之为中国革命中心。中央的这个计划比此前徐向前提出张国焘同意的向川陕甘发展的计划范围更大、更具灵活性；而此时，两个方面军总兵力已达10万人，更有实现的把握。如果实现，那将是何等壮观的一个新的大局面。可是，张国焘却又匪夷所思地提出“暂时抛弃川陕甘计划，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政治上则伸手向党中央要权，让他出任中革军委主席，给他以“独断决行”权力。

两军会师后，张国焘问周恩来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周说可能不到3万人，张一听脸就变了，自恃四方面军8万多人，要求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自己当军委主席，当时军委主席是朱德。张闻天曾跟毛泽东商量，把自己总书记位置让给他。毛泽东说那不行，一是他要抓军权，这个位置他不一定满意，二是如果真让他坐上这个位置，会带来很多麻烦。考虑来考虑去，毛泽东说让他当总政委吧，这样军权他就不能全都抓去。当时总政委是周恩来，他过雪山后一直病重，高烧不退，从团结大局出发把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张当上总政委后，又提出要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要博古退出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增补红四方面军的人进政治局，目的未达到便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两军合编，分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指挥，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毛泽东和党中央随右路军走，由此看出：两军合并后，毛、周、张的地位下降，张国焘野心勃勃，中央红军快被四方面军合并。

中央坚持北上，又没有能满足张国焘的权欲，他最终发展到分裂红军分裂党的地步，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这不仅使中央拟定的一个大好局面不能迅速出现，使兵力大于红一方面军的红四方面军丧失了发挥开创新局面的支柱力量作用的机会，而且使红四方面军乃至编在左路军的红一方面的一部在南下中历尽千辛万苦，遭受惨重损失。毛泽东曾多次对他们说，南下是条绝路，不出一年你们也会北上，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判断。红四方面军南下失败，不得不回师北上，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陕北会师。这次斗争证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政治思想已经成熟。

五、序幕——陕甘会师开启中国革命新时代

红军有两次重要会师，一是吴起镇会师，二是会宁会师，分别发生在陕西省和甘肃省，宣告红军长征的结束，红军陕甘会师开启中国红色革命新时代。

1927年10月至1931年间，刘志丹、谢子长等曾在陕甘地区多次组织武装起义，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栒邑、洛川等地开展游击战争。1932年12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陕甘游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1935年2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谢子长、刘志丹先后任主席。此后，陕北红军在西北军委会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使陕甘、陕北两根据地连成一片，为中共中央与各路红军落脚西北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策应了南方红军的战略转移参加长征的各路红军，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1935年9月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与由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在延川县永平镇会师。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25军是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后的余部发展而来，全军3500人左右，而陕北红军实力非常之小，虽然有26和27两个军的番号，但充其量只是游击队而已，装备极差，不像25军一路征战过来，见过大场面，所以红25军一来，两部组建成红15军团，徐为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

1935年10月，红十五军团取得劳山战役胜利后，并同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在吴起镇会师。11月3日，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

陕北红军从规模和影响上讲，不能与三大主力红军相提并论，但它却关系到整个红军的存亡绝续，没有陕北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之路，将不知如何结束，所以陕甘会师开启中国革命新时代，落实了毛泽东的军事策略和政治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