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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卿心君悦 1919年，鲁迅在《新青年》第六卷发表了一篇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多年过去了，除了相关研究者外，多数人对鲁迅的关注都停留在那几十篇小说上，然而最能体现鲁迅思想深刻性的，却是其杂文。 鲁迅的这篇杂文，其用意有三： （1）批判传统封建伦常； （2）揭露父母的荒谬思想； （3）直言父母与子女并无恩情。 这篇文章要分享的，便是第三点——鲁迅通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杂文，所直言的一个真相。  养育，不是恩在潜意识中，大多数人，尤其是父母，都认为生养是对子女的恩。 然而，鲁迅对此却是不大认同的。 在这篇杂文中，鲁迅提到了自己历来的创作动机，他说：
 而对于父母恩情这件事，鲁迅“心以为然”的道理有三个—— （1）要保存生命； （2）要延续这生命； （3）要发展这生命。  第一点，在鲁迅看来，凡是生物，也就是拥有生命的动物，最在乎的便是各自的生命，这是属于生命体的一种本能，而这种本能最主要的体现，便是自古流传的一句老话“民以食为天”——食欲。 因为有食欲，所以才会摄取食物，身体才会有热量，才能保存生命。 而与食欲类似的本能，就是性欲。 在鲁迅看来，凡是生命，必难逃生老病死，为了生命的延续，由此性欲便成了一种本能，因为有性欲，所以生命才会延续——
前者，是鲁迅要想说的第一点，后者是鲁迅要说的第二点。 由这两点，鲁迅得出了一个道理：
 也就是说，站在生命长河上来看每一个生命，其实都是匆匆的过客，每一个人由本能所产生的一切活动，是为了保存各自的生命，也是为了延续生命的本身。 生命与生命之间，并没有什么恩情，每个生命只是顺序不同，其目的都是一致的。 鲁迅冷静地道明这一点，自是有用意的（其用意稍后再说），然而，此观点在当时一经发布，便引发了轩然大波，攻击者纷纷跳了出来，许是没有弄清鲁迅剑之所指，许是正是清楚鲁迅的意图，所以才会恼羞成怒。 对于攻击者聒噪的叫喊声，鲁迅如是说道：
之所以鲁迅要如此解释，是因为在封建思想观念中，夫妻本是“人伦之中”（生命长河的过客），偏偏因伦常被认定为“人伦之始”。 由此，性行为明明是夫妻之间的正常事，却被认定为“不净”，生育也是正常事，却被认定为有“天大的功”。  由此一来，夫妻忍受着旁人的戏谑，直到生了孩子，也仍是遮遮掩掩，而所受的委屈却通通宣泄在孩子的身上，“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在鲁迅眼中，这种行为与“偷了钱发迹的财主”是一样的，对外遮遮掩掩，对内却嚣张跋扈。 说完前两点，我们再来看鲁迅“心以为然”的第三个道理——“要发展这生命”，也就是进化。 既然个体的生命难免消亡，生命既要保存又要延续，那么延续生命的目的，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进化，这是生命长河的规律，也是自然世界的法则。 所以，单细胞动物通过“努力”方才繁复，而无脊椎动物通过“努力”才有了“脊椎”，也因此，在鲁迅看来：
 然而，鲁迅这种符合生物进化规律的“道理”，又戳痛了一部分人的痛点，再次引来了“声讨”。 在鲁迅看来，那些“声讨”的人，是恪守着封建的荒谬思想，做着毁掉希望的事——“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 由此一来，前者（长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 当然，鲁迅也解释道，他并不是说——“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而是说：
对于这个“幼本位”，长者应该牺牲于幼者的思想，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九》（收录于《热风》）中也再次提及过： 种族也好，生命也罢，要想生命得以延续，那只有“进化”一途，而所谓“进化”也必当有“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边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  然而这种进化的路，却与大多数人的思想——历来如此的思想——截然相反、相悖。 于是，鲁迅为了解放孩子，为了保存希望，特此道明了一个真相——生育无恩，唯有无恩，才能不苛责后代。 无恩，只有爱如今，一提到父母的生育对子女无恩，想来也会有很多人无法接受。 对此，鲁迅道明了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仅因为父母的权利意识太重，而义务思想与责任心却太轻——
也就是说，在封建思想的侵蚀之下，当时很多人，现在仍有不少人，始终认为：父母要为子女做的，只有生育这一件事。 父母只要生下了子女，那便是对子女有恩。于此，子女的一切便归父母所有，甚至于，一些父母为了“索恩”，乃至于认为子女的一切都当为父母而牺牲。 由此可能会导致的种种恶果，不堪想象，也不敢想象，违背自然进化与人类发展规律的思想，其危害绝不止于毁灭未来的希望。 太过遥远的不说，太严重的也不说，单说“生而不养，养而不教”便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在《随感录二十五》中，鲁迅就曾对此痛斥过：
 纵观当前的风气，以及网上频频报出的新闻事件，有多少父母如此，自不必说，而又有多少孩子深受其害而恣意妄为，想来读到这里的人也心知肚明。 当我们批评风气、环境的时候，可曾想过风气与环境皆由何而生？ 是自然形成的？亦或是人类导致的？若是因人而生，那我们又何尝没有责任！ 难道对此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高呼“世风日下”，期盼自己的高声呐喊能将自己排除于“日下”的范围之外吗？ 若如此，岂不正印证着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所批判的国民性！ 那么，如果父母的生育对子女来说不是“恩”的话，父母又该如何定义这种感情，或者说要如何去看待生育子女的这件事呢？ 在鲁迅看来，对此，当参考自然界的“安排”—— 自然界给予父母的“安排”并非是恩，而是给予了他们一种特殊的天性“爱”：
 这个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也正是鲁迅心以为然的道理。 在鲁迅看来，那些未曾遭受“封建思想”迫害的人，会自然而然的焕发出“爱”的天性——
这种脱离利益交换的状态与思想，就是爱；反之，用“恩”来取代“爱”，反倒会破坏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道德与感情。 当时，林琴南在《公言报》上发表了一篇“新乐府”《母送儿》来劝孝：
对于这种“拼命卫道”的劝孝行为，鲁迅直觉得可笑。 在鲁迅看来，富人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看似价钱不同，但在爱的价值上却是相同的，其价值就在于父母为子女那不求回报的心思上。一旦有了所求，行为有了交易的成分，虽然喝了杏酪，也不过“人乳喂猪”，在道德与情感上，毫无价值。 因此，鲁迅呼吁，父母要觉醒，要清楚对子女的只有爱，要扩张并醇化这爱，要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 而要做到这一点，父母就要做到三点—— 一便是理解，不要把孩子当成成人的“预备”，也不要将孩子看成“缩小”的成人，孩子的世界与成人不同，要把孩子当孩子来看，来教，一切以孩子为本位。 二便是指导，父母不能用自己的老思想和老观念去束缚孩子，父母是指导者、协商者，而不是一个命令者。同时，也不该苛责幼者务必供奉自己，要有牺牲的精神，还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让他们养成吃苦耐劳、纯洁高尚的品质品格的任务中去。  三便是解放，父母要明确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因为“即我”，父母便要对子女尽到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就应该尊重子女，将他们看成一个独立的人。 对父母“三怕”的答复有些道理，一些人不是想不明白，反倒是不愿承认，其真实原因在于内心深处的恐惧。 当父母的生养对子女来说，不再有恩，二者之间的关系只存在于爱，父母难免会产生“三怕”—— （1）怕自己未来一无所有； （2）怕彼此的感情会淡化； （3）怕自己年迈要吃苦头。 对于一些父母可能会产生的“三怕”，鲁迅一一给予了答复。 对于第一点，鲁迅认为父母怕未来会一无所有，生活无聊至极，这种担忧的根源，恰恰来源于封建思想的影响。只要明白这本是生物进化的必然过程，那么担忧自会消散，对此就像看待日落月生、春去秋来一样平淡无奇。 同时，父母也应该有一定准备，具备一种能力，要有独立的本领与精神，要有广博的趣味和高尚的娱乐，而不是将子女绑在身边，或是让自己趴在子女的背上，一旦这样，双方谁都过不好。 对于第二点，鲁迅认为大可不必担忧——“惟其解放，所以相亲；惟其没有'拘挛’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没有反抗'拘挛’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诱，便无论如何，决不能有'万年有道之长’。” 当双方都解放了，互相没有冰冷的牵制，反倒可以相亲，这一点从当前的生活之中不难看出。 对于这个道理，鲁迅还特意举了几个例子——
 上述中的“举孝”，是汉代选拔官吏的方法之一，由各地举荐“善事父母”的孝子来当官；而“孝悌力田”则是唐代科举中的名目之一，由地方举荐有“孝悌”德行和努力耕种的人，朝廷予以官职或奖赏；而“孝廉方正”与之类似，是清代特设的一种科举科目，由地方举荐“孝、廉、方正”的人，经礼部考试后，授与知县之职。 可是，历史如此之重视“孝悌”，然“割股”（封建提倡的一种孝行，指子女刀割股肉为药引，给父母治疗重病）之人却实属寥寥。 这说明推崇也好，提倡也罢，甚至哪怕是“威逼利诱”，并不能因此而让“孝道”盛行。 反倒不断提倡“孝道”，不断推崇“恩情”，只是使“坏人”变得更加虚伪，让多数人承受了“人我两无益”的苦痛。 推“恩”无用，父母与子女之间唯有“爱”是实实在在的。 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天性，是不会轻易消散的；而子女对父母的爱，同样如此，“大同”只是儒家的一种愿景，现实之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还是会分三六九等的，而子女对父母的爱，是亲人之爱，是极致的，因此不会消散，更不会因为失去了“恩情”就会淡化。 而且，最主要的是，真不幸遇到了“不孝的子孙”，如果用爱都无法联系彼此之间的感情，那么用“恩威、名分、天经、地义”之类的东西，更是毫无意义。 对于第三点，鲁迅则认为在这个人情冷漠的世界里，人与人太缺乏相爱互助的心，而“孝”的名头，多是强者或别有目的者攻击、抹黑、刁难或是收拾幼者弱者的方式方法罢了。于此，不仅父母老了会吃苦头，其实子女在生活中也会吃苦头。 对此只能坦然面对，所能努力的，便是从自己开始去试着改变或是影响身边的环境，虽然希望看似渺茫，道阻且长，但努力去做，一代一代去做，整个世界的环境终究会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 这就是鲁迅在这篇杂文中的一段“名句”的意义所在：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而且吃苦头也是相对的，鲁迅列举了两个孤寡的老人斯宾塞与瓦特，前者未曾结婚，后者无儿无女，也正常度过了晚年，他们都能顺利地活下去，更何况原本就有儿女的老人呢？ 结语关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的问题，鲁迅不只用这一篇杂文发表过类似的思想，在其他杂文中也偶有提及。 当然，鲁迅也清楚，受几千年封建思想毒害的人，对于一些思想是难以接受的，也很难开悟过来。 于是，鲁迅只好尽可能的将自己看到的问题呐喊出声，以期唤醒部分人，“各自解放自己的孩子”。 有些事延续了很久，可从来如此，就对么？ 有些事很难改变，但再难改变，“做”也比束手就擒更有意义，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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