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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凤凰出版社”公众号，选自《古典文学知识》2022年第5期张伯伟《我的读书生活》。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狂胪文献耗中年”取自龚自珍的诗《猛忆》，下句“亦是今生后起缘”，断章取义，用来形容我中年的读书生活。 还是在1979年读大学的时候，在先师程千帆先生的课堂上，听他提及日僧空海的《文镜秘府论》，对域外汉籍有了最初的印象。1984年底到1985年初，我在香港三个月，买到一册台湾黎明文化公司出版的韩国许世旭的博士论文《韩中诗话渊源考》，第一次知道在朝鲜半岛历史上有那么多用汉文撰写的诗话。1992年7月，我利用暑假去京都大学访学五十天，也参加一项“京都周边汉籍旧钞本调查”工作，并走访了名古屋的蓬左文库、东京的东洋文库、内阁文库、东京大学文学部小仓文库等，第一次亲眼目睹大量的日鲜朝本、和越南等地的汉籍。 1997年5月，应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邀请，我在韩国作三个月的研究，开始大量购置韩国汉籍。其中《韩国文集丛刊》前160巨册，是妻子曹虹赞助购买的（当时她在韩国高丽大学客座）。其间认识了几个来自越南的学者，所以在1998年8月又去越南河内汉喃研究院访书。 2000年8月到2001年3月，我在京都大学客座。2003年4月到2004年3月，又在韩国外国语大学客座。由于这两次客座获得较高的经济待遇，所以倾其所有，在购书上勉强可做到心想事成。每次舶载回国的书籍，几乎可以“吨”计。 二十年前，我在南京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域外汉籍研究所”，并发愿以个人藏书为基础建立其资料库（这是效仿日本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所首任所长柳田圣山教授，那儿的资料库里很多是其个人藏书，最珍贵的是“复印本”）。所以，我购买的书，是以常见书、基本书为主，涵括四部。 四十岁前后的生活，很接近于龚定庵、王静庵的两句诗，龚诗即如标题，王诗则为“但解购书那计读”，一时便戏以“二庵”自号。起初，研究所的书百分之百是我的私藏（但公用），其后，渐渐得到学校和院系的支持，我要怀着感激之情提到以下的名字：蒋树声校长在离任前从校长经费中拨出二十万支持研究所，这在南大历史上绝无仅有；张异宾副校长拨款支持《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创刊号的出版；系主任赵宪章教授给了研究所第一间办公室；高研院院长周宪教授给研究所配备了专门的书库；文学院院长丁帆教授及其继任徐兴无教授，更是给予了持久的慷慨无私的资助，使得研究所书库的容量如陶渊明诗所谓“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现在的书库，“私藏”大约仅占百分之三十，其整体规模应可想而知。 黄季刚先生把学者应读之书分为三类，即根柢书、门径书、资粮书。以汉文化圈中汉字文献的整体来看，根柢书全在中国。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但在读书期间，由于老师的引导和榜样的作用，能不以集部自限，还是阅读了一些四部经典，在根柢上稍有基础。所以从整体上把握汉文化圈，域外汉籍就大多属于我的“资粮书”。读资粮书，就不仅需要有如庄子所谓“适千里者，三月聚粮”的锱铢积累，也需要有如禅家所谓“一口吸尽西江水”的豪迈气魄，重要的是如孟子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元人乔吉有制曲六字诀，即“凤头、猪肚、豹尾”，其含义是“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四十岁以后的读书生活，充分满足了我的“猪肚”渴望。少小失学的遗憾，纵然无法弥补，至此也可一扫而空。 九十年代的中国，“域外汉籍”还少有人知，在东亚各国，对自身汉籍也不甚重视。我从1992年开始，根据自己的学术敏感，认定这是二十一世纪的新学问，于是购置文献，建立研究所，创办学术刊物，编纂研究丛书和资料丛书，主持规模不等的研讨会，并且在许多重要杂志上刊登论文，目的除了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兴起进步，也要为后人尽量铺平前进的道路，努力画出必要的航标。读书的成果化作论文和著作，以中文、日文、韩文、英文公之于众。如今，这一领域的意义虽然不能说已得到充分理解，但这些文献的重要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回想当年在行进途中遭遇的种种讥讽、打压，有时不免高傲地悄悄以庄子“之二虫又何知”自我激励，而在探索道上得到的中外友人的种种温暖、鼓舞，必然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如今域外汉籍不仅在东亚，而且在欧美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今年在美国Cambria出版社新出的两本书，是我与两位美国学者共编，即Reconsidering the Sinosphere: Cultural Transmissions and Transformations和Rethinking the Sinosphere: Ideology, Aesthetics and Identity Formation，正代表了国际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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