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应邀到高雄“国立中山大学”作一场大规模的通识教育讲座,我的讲题是“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地来?──漫谈学术环境的营造”,在演讲中我提到:我们太注重线性的、纵向式的传习与听受,往往忽略横向的、从侧面撞进来的资源,事实上这两者缺一不可,应该交叉循环为用。 我想从几个事件说起。 几年前,我与一位留英的政治思想史学者谈到,我读英国近代几位人文学大师的传记时,发现他们并不都是“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而是 我的朋友说,他们做学问是一齐做的,一群人把一个人的学问工夫“顶”上去;在无尽的谈论中,一个人从一群人中开发思路与知识,其功效往往是“四两拨千斤式的”。而我们知道,许多重大的学术推进,就是由四两拨千斤式的一“拨”而来。 最近我与一位数学家谈话,他也同意在数学中,最关键性的创获也往往是来自这一“拨”。 我所说的成日社交宴会的英国思想家中,即有以赛亚·伯林。他曾经很谦虚地提到自己的思想其实总是停留在相当浅的层次,但是如果我的记忆没错,曾经有人说,如果有一天人类要派一位最有智慧的人与外星人谈话,那就非伯林莫属了。伯林有一本八九十页的小册子《刺猬与狐狸》,在伯林的所有著作中传诵最远。 有一本伯林的传记说,当时英国颇有人担心他过度频繁的社交生活会影响到他的学问,但实际上那常常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场合。 有一次他与牛津巴利奥学院的古典学家谈论古昔才子的类型时,这位学者告诉他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有一段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后来伯林研究托尔斯泰的历史观,发现作为小说家的托尔斯泰,有细微描写人类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猬一样,希望找出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伯林偶然发现用“刺猬”与“狐狸”正好可以用来形容托尔斯泰作品所呈现的两歧性。伯林的长文原先以《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议》发表在牛津的斯拉夫评论,不大引人注意。不久则在书商建议下以《刺猬与狐狸》为标题印成小书,立刻传诵千里,直至今天。 在谈论中激发火花的例子,在19-20世纪的西方简直是不可胜数。 19世纪欧洲思想之都维也纳正是“天才成群地来”的地方,维也纳城大量的咖啡馆成为繁星们的养成之所,往往体现了一群人如何把一个人的学问及思想境界往上“顶”的实况。 当时维也纳的小咖啡馆,点一杯咖啡可以坐一天,甚至信件可以寄到咖啡馆,晚礼服也可以寄放在那里。譬如维也纳的 CafeGrien-Steidl咖啡馆就有包括了茨威格等大人物。 19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以及其巨大的政治社会影响,与别林斯基为中心的文艺圈子是分不开的。我对20世纪初,海德堡城中韦伯家的“周末派”,一群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在一起谈论,也感到印象深刻。后来韦伯的一个学生移民到美国密西根大学教书,而留给我们一份相当生动的记载。在“周末派”中出了各式各样的大学者,甚至还包括一位后来的德国总统。 再回到维也纳。 林毓生先生说,1920-1930年代,维也纳之所以造就了那么多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与米塞斯的私人讨论会密切相关。当时米塞斯不是大学教授,而是奥国财政部的一名商务顾问,那一群围绕在他旁边读书讨论的人就有哈耶克、EricVogelin等大师。 综合这些“一群人把一个人往上顶”的事例,我有一种感触。凡是一个学派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时,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同时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 龚自珍《释风》篇中说,“风”是“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也可以用来说明一种学风的形成。“风”的形成不只是老师对学生纵向的讲授,而是有“纵”有“横”,有“传习”而得,也有来自四面八方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那些不经意的一句话,对深陷局中、全力“参话头”而充满“疑情”的人而言,可能正是“四两拨千斤”的一拨。 赞 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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