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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察·福康安，乾隆皇帝原配嫡后——孝贤纯皇后的亲侄子，乾隆朝名臣富察·傅恒第三子，乃系被乾隆皇帝评价为“与国休戚、实心任事”的一代名将。 在乾隆皇帝引以为豪的“十全武功”中，“平台湾，曰福康安之功，平安南，曰福康安之功，平廓尔喀，曰福康安之功”，尤其在平定廓尔喀的过程中，福康安加强了清廷对西藏地区的统治，捍卫了国家领土完整而被后世评价为“民族英雄”。  嘉庆元年二月，因战功卓著，福康安被乾隆太上皇破格晋封为“贝子”爵位；嘉庆元年五月，病逝军中的福康安再获圣宠，被追封“郡王”爵位，“异姓世臣，叨被至此，乾隆朝第一人也”。 就具体功绩而言，福康安“屡出筹边，功在社稷”；就所获恩宠而言，福康安“空前旷后，冠绝百僚”。 乾隆五十七年，38岁的福康安横跨喜马拉雅，血气作战，逼迫廓尔喀称臣乞降，更是举世惊叹、青史留名。 但在诸多清史研究大家的眼中，这位拥有如此骄人成绩的一代名将，却是一个“以贵族外戚，总长师干，归功享成而已”的徒有虚名之辈，甚至还是一个“到处婪索，妄作威福”乃至“断无良将风度、残害忠良”的骄纵、狂妄之徒。 总之，他根本配不上“一代名将”的称号，和“民族英雄”的伟岸形象更是相差甚远。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福康安到底何种形象，或许晚清名家李伯元所成《南亭笔记》能给我们答案。 开挂的仕途生涯 有富察皇后这样的姑姑、富察·傅恒这样的父亲，才有了乾隆皇帝对福康安“亲自训诲，至于成人”甚至“后世以龙种疑之”的特殊恩宠，更有了其开挂到极点的仕途生涯。 乾隆三十二年，13岁的福康安授三等侍卫，品秩正五品；15岁升二等侍卫，品秩正四品；16岁升一等侍卫，品秩正三品；17岁升户部右侍郎、镶蓝旗蒙古副都统，品秩正二品。17岁就拥有了省部级正职行政级别，而且还手握实权、兼领文武官职。如此仕途开端，谁人能及？ 乾隆三十六年，大小金川再次作乱，乾隆皇帝将17岁的福康安送往金川前线镀金。金川前线总指挥阿桂将军，自然深通上意，为福康安多次制造立功机会，并让其成功获得了乾隆皇帝“壮军威、破贼胆”的至高评价。 大小金川被平定后，福康安被晋封男爵，官升户部左侍郎、正白旗满洲都统。除此之外，还被绘像紫光阁、赐紫禁城骑马、赐双眼花翎等等。 金川之战后，镀金成功的福康安正式开启了封疆大吏并单独领兵作战的开挂生涯，吉林将军、盛京将军、云贵总督、四川总督兼署成都将军，福康安的履历表上从来就没有副职或者虚职一说。28岁，福康安被调回京城，出任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衔；30岁，福康安出任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32岁，福康安升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正式进入权力中枢。 乾隆五十七年，福康安率兵平定廓尔喀；乾隆六十年，福康安于平定苗疆之乱中，首战告捷；其仕途高度和爵位等级也随之达到了另一高度： 官职方面：武英殿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并有权于家人中选择三人，给予六品顶戴； 爵位方面；获封“贝子”爵位，乃系康熙朝以后异姓功臣封爵的最高等级。 嘉庆元年五月，福康安病逝军中，乾隆太上皇“实深震悼”的同时，将其追封为“嘉勇郡王”，更是破天荒的格外恩宠。 福康安的另一面 巅峰时期的福康安，“领兵在外”；“主政在内”的权臣和神相对应；一文一武，均蒙圣宠，乃系乾隆朝最为声名显赫的朝廷重臣。 从福康安所立无数战功，尤其是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具体表现来看，他似乎对得起乾隆皇帝屡破祖制成例的盛宠，更对得起“社稷之臣”、“民族英雄”的称号。 可晚清大家李伯元在其所著《南亭笔记》中，记载了福康安的三件事例，绝对会颠覆你对这位悍将的认知： 1、恃宠而骄、妄作威福 功成名就并得乾隆皇帝极度恩宠的福康安，每次领兵出征都会配备轿夫36名，轿夫们轮流抬轿，轿行如飞。即使于督师前线，福康安的这一规矩也照行不误。在福康安大到离谱的轿子中，有专门点烟倒茶的小童，有专门负责喂食点心的侍女，甚至还会配有供其玩乐的姬妾。  除此之外，根据《南亭笔记》的记载，功成名就并得乾隆皇帝极度恩宠的福康安，每次领兵出征，都会强令“地方官盛大供张。偶不当意，必取马捶击之，若挞羊豕”，铺张浪费、奢靡无度。 “清史研究第一人”——萧一山先生甚至认为，清朝“行伍奢侈之端倪”即为福康安开创，其历史罪过之大，可见一斑。 2、强纳县令娇妾 另据《南亭笔记》的记载，福康安出征大军行至一地方小县时，因为当地县令“劳军之典殊简略”，惹得福康安大怒，非但严厉训斥还要将其军法从事。县令无奈跪地求饶：“县令虽小，亦朝廷命官，只以民贫地瘠，不胜供应之苦，致开罪从者，若因此断首，冤矣”，却也无法消减福康安半点怒气。 后经人指点，县令才明白福康安震怒的真正原因所在，原来他看中了自己的姬妾香儿，“县令传见时，侍妾香儿立于一侧，福康安目耽耽注视，意欲夺之而不便明言”。无奈之下，县令只得将香儿献给福康安，这才让其消去怒气，饶过了县令。 3、残害忠良 除此之外，《南亭笔记》还较为隐晦的记载了一代名将柴大纪仅因“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而被福康安奏请乾隆皇帝后，“斩首弃市，其子发伊犁为奴”的故事。 柴大纪，乾隆二十八年的武进士，乾隆朝威名赫赫的水师提督，朝廷亲封的“壮健巴图鲁”、“一等义勇伯”，镇守台湾及附近水域长达十数年。可就因为在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的时候，柴大纪在福康安面前“可能”出现了不恭敬的言辞，就被福康安诬告为“激民为变、纵弛贪婪、贻误军机”，以至于落得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 历史学家蔡东藩先生也曾对此事有过愤慨评价：“最可恨者，柴大纪忠勇绝伦，第以不执櫜鞬礼，必欲置诸死地，良将风度，断不若是”。因如此小事就颠倒黑白、残害忠良，让大清痛失一员镇守边疆的悍将，福康安之过，大矣。  后记 正如后世学者对福康安的评价，“其才能之不足为将帅，其风度不足为良将，其功绩多为高宗一手撮合”。台湾前线，如果没有海兰察的“奋勇当先”；廓尔喀前线，如果没有海兰察的“在后援应”；金川前线，如果没有阿桂的刻意安排；福康安的战场神话或许会变成一个个笑话。 镀金而成的“社稷之臣”，在盛宠之下恃宠而骄、擅作威褔；垂涎美色、强纳人妻；甚至残害忠良，一副奸臣模样。如此形象，实不配“与国休戚、实心任事”之评价，更不配“民族英雄”之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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