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江户中期作为“唐船持渡书”的《崇祯历书》以商业渠道传入日本，其中在日本流传较广的朱㿥校订《崇祯历书》一百二十卷抄本，含有多种明本之未刊著作，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崇祯历书》抄本在日本的传播得益于仙台藩户板保佑等天文学家参与幕府改历，以及广纳门徒传授西洋历算等活动。除了传抄《崇祯历书》，江户学者在研学历算过程中，还针对中国与日本地理经度的不同，因地制宜地对《崇祯历书》的内容进行调整。天保改历之后，由于《历象考成后编》以及兰学天文著作的传入，《崇祯历书》逐渐淡出日本天文学家的视野。《崇祯历书》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天算引进项目，也是明末西学东渐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梁启超曾指出“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而《崇祯历书》的编撰便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该书由徐光启（1562-1633）和李天经（1579-1659）等人主持编撰，由在华耶稣会士和历局官生共同参与完成，是一部较为全面的介绍西方数理天文学知识的大型历算著作。
《崇祯历书》书稿大多由徐光启编定后进呈崇祯皇帝，徐光启去世后则由李天经继续代为进呈。崇祯九年（1636），该书总体上编修完成后，却因保守势力的反对，以及难以满足崇祯皇帝“务求画一”的要求，直到崇祯末年才被颁用。入清后，《崇祯历书》又经过数次易名和重编，命运多舛。顺治二年（1645），该书进呈和未进呈本被增删、改编和挖刻后，由德国传教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更名《西洋新法历书》，重新进呈清廷，随后得到官方采纳。康熙十二年（1673），再次由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易名为《新法历书》。乾隆年间，该书因避讳改名《新法算书》，被收入《四库全书》。《崇祯历书》以上几次重编各有增删，但其主体内容基本保持一致，因此不少图书馆也常误编这一系列著作。
《崇祯历书》成书过程非常复杂，刊印次数和实际卷数几不可知，其先后五次进呈书目与正式刊印卷数也颇有出入。据《治历缘起》所载，徐光启和李天经五次进呈书目中，《崇祯历书》（不含目录）共有一百三十四卷（见表1），除了著作还包括恒星屏障一架以及恒星总图一折。不过，徐光启后人所作《徐氏家谱·翰墨考》称该书有一百二十六卷，而《文定公行述》又作一百三十二卷。日本学者中山茂认为《崇祯历书》大约在1733年从中国传入日本，这也是日本江户时期较早接触到的西方天文学著作之一。日本学者薮内清也认为《崇祯历书》传入中国后，在明清之际西洋科学东渐过程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并且随后对江户时期日本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他发现据《明史·艺文志》记载“徐光启《崇祯历书》一百二卷”，但其内容与《治历缘起》奏进目录有若干不同，即便算上《学历小辩》等奏进目录所无者，总体来说其卷数也是比奏进目录要少。据王重民等人研究，《崇祯历书》明刊本并无全本可核。目前，该书明刊本皆非常罕见,只有少数残本散见于世界各地图书馆。薮内清也指出，即便作为其清刊本的《西洋新法历书》现传本甚多，但他自己依然无机会得见该书全本。在查阅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西洋新法历书》后，他统计得出，除了《治历缘起》等奏疏外仅有68卷，与《西洋新法历书》的一百卷，数量相差甚多。由此可见，作为清刊本《西洋新法历书》的全本，如今亦实属难得一见。根据以上五次进呈书目可知，《崇祯历书》中共有十二种著作，计二十六卷并未刊印。其种类占总数的26%，卷数占总数的19.4%。这部分内容，在随后刊印出版过程中，不断被改编和合并，亦或因不同原因被删减和舍弃。
不过，《崇祯历书》除存有不同版本的刊本外，还有一些不同的抄本。其中，《崇祯历书》一百二十卷抄本历经辗转，于十八世纪中期传入日本，有多个藏本现存于日本各地。这些抄本含有不少明刊本中未刊著作，因此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和文献价值。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和整理藏于日本的这批《崇祯历书》抄本，考证其传播途径，并进一步讨论其在江户时期的使用和研究情况。17世纪初，日本幕府推行全面锁国政策，并于1612年禁止天主教传教活动。此外，除允许中国和荷兰商船在长崎进行有限的贸易之外，严禁日本人和日本船只航渡海外。当时有不少中国商船往返长崎和中国江南地区进行贸易，携带大批中国书籍至日本出售，被称作“唐船持渡书”。
宽永七年（1630），幕府发布禁书令，禁止天主教书籍流入日本，此为禁书之滥觞。由于书籍输入的手续比一般商品复杂，为此幕府特地在长崎奉行属下设有“书物改役”一职，留下了大量记载流入日本书籍的账目。例如，据《商舶载来书目》记载，在享保至宝历年间，日本人就曾多次购入《崇祯历书》。如今，在日本东北大学等多家藏书机构还存有《崇祯历书》明刊本和抄本多种。例如，日本东北大学“平山文库”就存有明刊《崇祯历书》多卷，主要为《交食历指》和《恒星历指》部分，“林集书”亦存有《崇祯历书》抄本数十卷。现存日藏《崇祯历书》抄本中，有多部抄本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皆源自朱㿥校订的一百二十卷本《崇祯历书》，然而该版本在国内已难觅踪迹。朱㿥字素臣，号苼庵，又号天水生，苏州人。他是明末清初的剧作家，曾参与校订《西厢记演剧》（1688），此外也曾参与《崇祯历书》的校对工作。有研究认为，自崇祯三年（1630）起，朱㿥可能因同族朱廷枢等人参与历局改历，得以在历局负责抄校《崇祯历书》稿本，在历局解散后有机会携出《崇祯历书》的部分内容。此后，朱㿥在康熙年间又将《崇祯历书》加以补充，校订为一百二十卷，即为朱㿥校订本。该书在国内虽难觅踪迹，但随着唐船持渡，在日本被广泛传抄，留存至今。江户时期不少天文方家族都藏有朱㿥的校订本，如日本东北大学藏《历书目录·涉川家藏书》中就列有其各卷书名。此外，西村太冲也曾记“《崇祯历书》之来于我邦也，独在于官，而外无知之者。后华人偶得传一本，土州侯欲求其书，善则求之，否则止。遍问历家，然无敢言书之善否者也。先君子见而承之，于是天下知《崇祯历书》之贵”。朱㿥校订的一百二十卷《崇祯历书》抄本，共收录著作三十八种，全书具体书目如下：1．《明题疏》十四卷（第一至十四册）
2．《清奏疏》六卷（第十五至二十一册）
3．《历引》（第二十二册）
4．《几何要法》四卷（第二十三至二十六册）
5．《学历小辩》（第二十七册）
6．《筹算》（第二十八册)
7．《比例规解》（第二十九册）
8．《开方简法》（第三十册）
9．《通率表》（第三十一册）
10．《西历目录》（第三十二册）
11．《简平仪论》（第三十三册）
12．《日晷图法》四卷（第三十四册至三十七册）
13．《月离历指》四卷（第三十八册至四十一册）
14．《交食历指》七卷（第四十二册至四十八册）
15．《古今交食考》（第四十九册）
16．《交食蒙求》二卷（第五十册至五十一册）
17．《远镜说》（第五十二册）
18．《交食表》十卷（第五十三册至六十二册）
19．《诸方昼夜晨昏论及其分表》一卷（第六十三册）
20．《七政蒙求》（第六十四册）
21．《日躔历指》（第六十五册）
22．《日躔表》二卷（第六十六册至六十七册）
23．《月离表》六卷（第六十八册至七十三册）
24．《黄赤道距度表》（第七十四册）
25．《恒星历指》三卷（第七十五至七十七册）
26．《恒星经纬图》一卷（第七十八册）
27．《恒星经纬表》二卷（第七十九至八十册）
28．《恒星出没表》二卷（第八十一至八十二册）
29．《天汉经纬表》（第八十三册）
30．《夜测时法》（第八十四册）
31．《五纬历指》（第八十五至九十三册）
32．《五纬表说》（第九十四册）
33．《五纬表》十卷（第九十五至百四册）
34．《测天约说》二卷（第百五至百六册）
35．《大测》二卷（第百七至百八册）
36．《八线表》二卷（第百九至百十册）
37．《浑天仪说》五卷（第百十一至百十五册）
38．《测量全义》十卷（第百十六至百二十五册）
以上三十八种著作中，有《明题疏》《清奏疏》《开方简法》《通率表》《西历目录》《简平仪论》《日晷图法》《交食蒙求》《诸方昼夜晨昏论及其分表》《七政蒙求》《天汉经纬表》《夜测时法》《五纬表说》共十三种书名不见于《崇祯历书》和《西洋新法历书》明清各刊本，这些著作分为以下情况：首先，关于书名有所调整者。如《明题疏》十四卷即为《治历缘起》明刊本和清刊本的合抄，收录奏疏的时间范围自崇祯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至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二日。《清奏疏》六卷分为《熙朝章奏》和《熙朝定案》两部分，内容分别源自《汤若望奏疏》和《熙朝定案》，包括“顺治元年五月十一日起，顺治十七年二月初一日止，奏疏移文共一百一件”和“康熙十年十一月十四日起，康熙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止，奏疏移文共十件”。《西历目录》和《交食蒙求》实则分别为《西洋新法历书》中汤若望所撰《历法西传》和《测食》。《五纬表说》题有“古吴薄珏子珏甫宣述”以及“广阳刘献廷君贤校订”，其内容对应为《崇祯历书》刊本之《五纬表·卷首》。其次，内容确实不属《崇祯历书》和《西洋新法历书》者，有《开方简法》《简平仪论》《日晷图法》《天汉经纬表》数种。虽然朱㿥在其《崇祯历书》抄本“崇祯历书目次”提及有“《开方简法》，罗氏著（即罗雅谷）”，且第四次进呈书目中也有类似书名《方根表》二卷，但该书实为朱㿥补遗之作，文中记有“愚按《历书总目》载者，《开方简法》卷帙残阙。原书不复可得，因为窃取遗意，推衍补入”。因此，这些著作皆为朱㿥所补遗，皆因其与《崇祯历书》内容有关，或原本就存有相关书名。第三，可能为《崇祯历书》未刊之著作，如《通率表》《诸方昼夜晨昏论及其分表》《七政蒙求》和《夜测时法》等数种。在徐光启和李天经的历次进呈书目中，可查得相同或相近书名。此外，朱㿥校订抄本中，还有数卷与《崇祯历书》刊本所对应著作略有差异。如《交食表》，《崇祯历书》刊本有《交食表》九卷，朱㿥校订本则多出一卷，题为“《交食表》卷十”。但其内容与交食算表无关，却记载有“万历丙申八月朔日食新法”、“崇祯壬申三月望月食”、“康熙十五年丙辰五月朔日食”等交食推算假令。这些内容或为朱㿥补充，可以为我们了解《崇祯历书》交食实际推算的过程提供难得的证验资料。朱㿥本《月离表》共有六卷，比刊本多出两卷，但其卷数与最初进呈书目中“《月离历表》六卷”相符；增补内容包括“太阳日差度分表”、“太阴日差度分表”、“周岁各日平行表”等。其《月离表》卷六前有序云“凡算日月交食，欲以太阴细行变时，此表尤为简洁。原刻虽有目无书，而遗意颇可窃取。余不嫌貂续，因为推衍补入焉”，知亦为朱㿥补遗之作。目前，在日本天理大学和岛根大学图书馆各藏有一部较为完整的《崇祯历书》朱㿥校订本。此外，日本东北大学、东京天文台和北京大学亦藏有残本数种。以上这些抄本中，皆题有“古吴苼庵道人朱㿥较订”、 “后学朱㿥素臣氏补遗”、“后学苼庵道人朱㿥校”等字样（图1），或模写有“朱㿥”印章（图2）。
图1 天理大学图书馆藏《崇祯历书》抄本
图2 岛根大学图书馆藏《崇祯历书·大测》抄本
（书中模写有“朱㿥”印章（左），以及“古照堂”和“愤思谈剑，穷徒说著书”印）
在这些藏本中，天理本钤有“天理图书馆，昭和卅五年十二月十日”藏书印；岛根本则题有寄赠者氏名“松江图书馆”，时间为“昭和廿七年八月壹日”，可知该藏本曾由日本岛根县松江市图书馆寄赠于刚成立不久的岛根大学；日本东北大学本有“名取三郎寄赠”印，为仙台藩天文方名取春仲后人捐赠；东京天文台本有“东京大学图书”印，原为东京大学藏书；北大本《昼夜晨昏论》一卷注有“右天保五年甲午六月八日执笔，同月十三日模写成，长泽保谨书”（图3），属于李盛铎木犀轩藏书。
图3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崇祯历书·诸方昼夜晨昏论》所在单册之首与尾相较而言，在这些抄本中，天理本抄写工整，且错漏较少。岛根本则为新旧两种抄本拼合而成，大体上是在搜集旧本的基础上，辑全的一套《崇祯历书》。不过，其中《明题疏》有缺，《八线表》则以《割圆八线互求法》代替。另外，岛根本除旧本以外，抄写的质量有好有坏，总体较天理大学及东北大学为差，其缺漏之处与天理本有重合之处，一些校语亦明显相同。因此，两者应该有所关联，但似乎又不是直接抄自对方。此外，与天理本《崇祯历书》一同抄录的还有一本名为《崇祯类书》的著作，其序言有云：日本宽保延享之顷（1741-1747），东武有德大君有命清士商舶人求历数精微之书、天文器仪之机巧。于是后年之商舶献《崇祯历书》及《仪象志》、《八线互求法》等之写本……是皆近世渡海之书。天明二年（1782）壬寅二月春分日，多多良保佑谨序。
由此可知，组织抄写天理本《崇祯历书》的为江户时期和算家、天文学家户板保佑（1708-1784，又名多多良保佑，号多植茂蕃），且该书原为中国商舶而来。另据天理本朱㿥所补充的《崇祯历书总目》记载：
以上共书目一百二十卷，前廿卷乃治历疏揭，后百卷皆系历法全书。已经六次缮写，进呈御览，是皆奉命修历以来所著之成书也。先是，阁学徐光启、冏卿李之藻于崇祯二年奉旨修政历法。译未几，更冏卿、邓远臣相继奄逝。……第此书翻测推算，未免集思成益，故其系访举某士所较订，某士所修润，咸用附刊篇首，不敢蔽厥善也。然历来诸疏所进之书，为百二十馀卷，今付剞劂，止百卷者，盖进上之书，一主敬慎，宽行大幅，势所不免。今兹广诸同好，须以适观为宜，且有欲便于施用之法，不得不约其卷帙，非别有所异也。至于远人八载苦心，寓内不乏深明斯道者，敢以俟而质之。崇祯丙子岁（崇祯九年，1636）暮春之初远西会士罗雅谷、汤若望谨识。康熙庚戌岁（康熙九年，1670）壮月既望古吴苼庵道人朱㿥较订。如果以上内容可靠，那么除了前人研究中据《治历缘起》而得出《崇祯历书》先后五次进呈的史实之外，应当还有后续的第六次进呈，即朱㿥提到的“六次缮写，进呈御览”。这便解释了正式刊印于崇祯九年（1636）的《历引》和《浑天仪说》等书，为何不见于前五次进呈书目之中，也为《崇祯历书》的成书过程提供了更多的线索。
朱㿥校订《崇祯历书》日抄本的传播与江户时期仙台藩天文学者的一系列工作有着紧密联系。以户板保佑、藤广则（1748-1807）、小圃仲达（1746-1806）和名取春仲（1759-1834）为代表的仙台藩的天文学家们（图4），正是《崇祯历书》在江户时期的重要研习者和传抄者。
日本曾长期沿用中国唐代的宣明历，直到贞享元年（1684）才由涉川春海（1639-1715）以中国的授时历和大统历为基础撰成贞享历，成为第一部日本人自己创立的历法。贞亨历施行后，西川正休（1693-1756）指出其中不完备之处，建议吸纳西方天文学成果尝试再次改历。由于阴阳道土御门安倍泰邦等人的阻挠，1755年新颁布的宝历历与贞享历并无多少本质差异，这次改历活动实际上更多地是政治妥协的产物，户板保佑则是参与这次改历的仙台藩天文学者。
户板保佑自幼从其父学习算术，21岁时成为仙台藩士远藤盛俊（1672-1734）的弟子，此后作为远藤盛俊的继承人，成为仙台藩天文家。户板保佑早年曾撰《仙台实测志》，实测了发生在仙台的40次月食（1729-1780）和18次日食（1730-1776）。宝历三年（1753），户板保佑赴京都协助安倍泰邦进行改历。在此期间，他还跟随山路主住（1704-1772）学习关流算术以及西洋历算。宝历改历之后，户板保佑返回仙台，通过与山路主住和山路之徽父子书信往来，继续学习西方天文历算，并且在《崇祯历书》和梅文鼎《历算全书》等著作的基础上，完成了日本的第一部西历，然而该历未被采纳。据天理本《崇祯历书·历引》，其题记有“此书旧号《西历入门》，于京都山路先生所传叶”。此外，户板保佑还在“山路先生父子稽校十馀年”的《崇祯历书》《仪象志》和《八线互求法》等写本的基础上，又作“西洋推步考之书”，并较以五十年来交食实测志，完成《崇祯类书》一百一十五卷，从而“欲使后天学士知历算殊密”且“以备于后世改历之公事云尔”。户板保佑培养有众多门生，其中在《崇祯历书》传承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有藤广则。藤广则姓藤原，名为苍海，17岁时从户板保佑学习天文历算，他的门生小圃仲达和名取春仲等人也都跟随其学习西洋历算。东京天文台有小圃仲达《崇祯历书》抄本多种（原为东京大学藏书），这些抄本皆钤有“小圃谊印”和“仲达”等印，主要抄写于宽政五年至十一年（1793-1799）。其中，《交食表》题有“宽政五年（1793）岁次癸丑二月，依藩君之命自藤苍海所受之书也”，落款为“苍海门人水泽小圃谊谨受之”（图5）。另外，《崇祯交食历术》和《日躔表》，分别题有“宽政六年（1793）五月从苍海先生所赐之书也”、“宽政七年（1793）岁次己卯五月，从苍海先生受之”。
此外，位于仙台的日本东北大学也藏有名取春仲的《崇祯历书》抄本，这些抄本与其他众多图书一起由名取春仲的后人名取三郎于大正七年（1918）寄赠当时的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名取春仲，名权右卫门，号春仲，字敬纯，出生于岩出山酿酒业的商人家庭，宽政八年（1796）左右，随藤广则学习西方历算。名取春仲不但拥有《崇祯历书》抄本，他还基于该书进行了大量的推算，保留有不少详载推算过程的细草。细草是明清时期，用于实现历法推算程式化的一种运算操作方式。对此，梅文鼎有言：“《崇祯历书》之有《细草》，以便入算，亦尤授时历之有《通轨》也。”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藏有宽政九年至十年署名为“敬纯”的《气朔草》和《交食草》等著作，另有文化元年（1804）的《土星细草》，以及天保五年（1834）的《日躔细草》等，这些都是名取春仲在学习和研究《崇祯历书》过程中完成的。
图6 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藏《崇祯历书·测量全义》抄本
仙台藩几代天文学者不仅学习和大量传抄《崇祯历书》，他们还以梅文鼎的《历算全书》等著作作为补充，因地制宜地进行了某些改进。如日本东北大学藏有户板保佑于安永二年（1773）完成的《崇祯历法细草月食术》抄本，就含有“推安永二年癸巳八月十四日辛丑望月食”的细草。其中，户板保佑还注有“又山路先生传云：日本里差当加八十分”，也就是说，当时已经考虑到日本与中国在地理经度上的不同，并据此对推算结果进行了适当的修正。另外，书中在介绍太阳引数时，还记有“山路先生传云：今年癸巳当减五十二分一十○秒”，还指出《崇祯历书》与《历算全书》在具体推算步骤上的一些不同，如注有“《历算全书》不用三率，直求，故引数馀分满三十分进一度”。
在另一抄本《崇祯诸表合算法》中，户板保佑则以“安永二年癸巳已板行历闰三月”和“安永二年癸巳三月朔日日食”的推算为例，介绍了如何运用《崇祯历书》平行表和均数表进行计算。东京天文台藏小圃仲达抄本中，亦有不少红笔和墨笔批语，反映了《崇祯历书》在当时的使用情况。如《交食表》有不少红笔批语，标注有对应的日本年号，以方便实际推算时查询（图6）。另外，在《崇祯交食历术》中，小圃仲达不但在“万历丙申八月朔日食新法”和“康熙十五年丙辰推五月朔日食”两处算例里分别标注了对应的日本纪年“日本庆长元年丙申”和“日本延宝四年丙辰”，他还创立了一套标记日躔盈缩和月离迟疾的运算符号，如“×”、“Å”、“㊀”、“○○”、“△”、“·”等，可以通过这些符号表示天体运动修正值的加减（图7），这在同类著作中是不多见的。
图6 东京天文台藏《崇祯历书·交食表》抄本红笔批语
图7 东京天文台藏《崇祯交食历术》
此外，除了前文介绍名取春仲基于《崇祯历书》推算的细草之外，他还有《崇祯历法则解》（1800）等著作，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仙台藩学者对《崇祯历书》的深入学习和研究。延享年间（1744-1746），幕府曾命西川正修（1693-1756）依据《崇祯历书》以及清朝的《时宪历》等进行改历，但未能成功。户板保佑等仙台藩学者也曾在宝历年间参与宝历历的改革，并且试图采用西法，依然未获成功。宽政七年（1795），幕府任命麻田刚立（1734-1799）的学生高桥至时（1764-1804）和间重富（1756-1816）参与改历。在研究《崇祯历书》、《历象考成》等天文学著作后，他们还掌握了《历象考成后编》中所载的天文学知识，并在这些历算著作的基础上，于宽政九年（1797）完成了宽政历。与《历象考成后编》相似，宽政历虽然采用了开普勒的“椭圆轨道”天体运行理论，但该理论只被用于日、月运动的计算，而没有运用于行星运动。为此，高桥至时又开始研究和翻译拉朗德的天文学著作《拉朗德历书》。高桥至时去世后，其遗志由长子高桥景保（1785-1829）、次子涉川景佑（1787-1856）继承，最终完成《新巧历书》（1836）。天保十二年（1841），涉川景佑受命为改历御用，次年十月他开始主持改历，新历于弘化元年（1844）开始实施，是为天保历。宽政年间（1789-1800）的改历中，仙台藩天文学者未能深入参与幕府改历活动，天保改历是以高桥至时家族为中心，完全由幕府来主导进行。因此，当进入文化和文政时期，仙台藩天文学者的主要工作转向子弟门生的教育，并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宽政年间，为了改历的需要,麻田刚立、高桥至时、间重富等人曾重新研读《崇祯历书》。涉川景佑还曾长期以高桥至时的“手泽《崇祯历书·历引》”作为讲义，给门生讲授天文。为方便使用，其门人还于安政二年（1855）以和刻活字出版该书，因此该书在日本流传极广。此外，涉川景佑认为“初学非图以解之，则多难明者”，于是在《历引》的基础上循序编辑，抄出崇祯以降各家所著籍图，编辑为《历引图编》，以帮助读者学习和理解《历引》的内容。《历引图编》作为《历引》的图注，来源宽泛，不但包括《崇祯历书》其他各卷内容，如《历指》《测量全义》《大测》和《测食》等部分，还包括了《天问略》《浑盖通宪图说》《管窥辑要》《数理精蕴》《远镜说》《历象考成》，以及梅文鼎的《历学疑问》和《历算全书》等。至此，《崇祯历书》的部分内容与其他历算著作一同被吸纳后编入《历引图编》等书，成为初学者的入门教材。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曾对日本产生重要影响，隋唐时期多部中国历法便已传入日本。自862年起，日本采用中国唐代的宣明历长达八个世纪（沿用至贞享元年，1684）。江户时期，大量中国的天文和数学典籍通过“唐船持渡”传入日本。贞享历被颁布后，幕府发现其中许多不完善之处。随后，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准备再次修改历法，改历也开始考虑吸纳在中土和朝鲜皆已采用的西法。在此背景下，明末西学东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崇祯历书》也得以传入日本。
目前，在日本天理大学、岛根大学、东北大学和东京天文台等地图书馆保存有康熙年间朱㿥校订的《崇祯历书》一百二十卷抄本。该版本含有明刊本中多种未刊著作，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得益于仙台藩户板保佑等天文学家参与幕府改历，以及广纳门徒传授西洋历算等活动，《崇祯历书》抄本在日本广为流传。藤广则、小圃仲达、名取春仲等仙台藩学者不但传抄和学习《崇祯历书》，还对《崇祯历书》因地制宜地进行部分调整，使其满足在日本的推算需求。天保改历之后，由于《历象考成后编》以及兰学天文著作的传入，幕府的天文历算工作由高桥至时家族主导。以《崇祯历书》研究为主的仙台藩天文学者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其重心转向子弟门生的教育工作。致谢：2014年至2017年期间，笔者曾对《崇祯历书》的海外刊本和抄本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和研究。在对日藏抄本的调研过程中，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李俨图书馆”馆长孙显斌研究员、京都大学王孙涵之博士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的修改意见，并提供两篇日文文献资料，帮助本文进一步提高国际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