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0世纪前西欧以牛耕为主，之后马耕逐渐推广。欧洲的马耕推广是技术进步、三田制、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结果。比较而言，马耕在中华农业文明中始终不太普遍，主要是因为马的军事用途更被看重，犁地主要依靠牛来完成。中西农业文明中对于牛耕与马耕的不同依赖，既是各自不同农业发展结构的体现，也是由不同社会经济特点所决定的。
英语中常会用“to work like a horse”表示要努力工作，“work for a dead horse”表示“徒劳无益”；汉语中常用“牛一样的勤劳”、“老黄牛一样的精神”来夸奖一个人。牛与马这两种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在东西方文化中有着不同的用途与地位，围绕着它们这种差异也形成了相应的文化喻意。对于牛与马这两种动物，从与农业相关的角度来考察，那就是犁地了。因此，本文就“牛耕”与“马耕”在我国与欧洲农业中的不同地位，做一分析探讨，以期阐释不同农业发展模式下的技术选择问题。对于中西农业发展结构的不同，曾雄生先生在《中西农业结构及其发展问题之比较》一文中已做了精当的阐释，文中称中国农业耕地以牛耕为主，西欧在使用牛耕的同时，也广泛使用马耕，主要原因是三圃制的实施能为马提供更为充足的燕麦饲料。该文指出了中西方农业在畜力使用方面的差异，是本文进一步阐释的重要参考。 除农作制度不同外，还有其他诸如社会经济成本、地缘政治、人地关系等多种因素，导致了中西农业文明下在犁地时对畜力使用的不同。
一 10世纪前欧洲的牛耕
在古典时代与中世纪前期的欧洲，拉犁主要还是公牛的任务，偶尔在一些土壤表层较浅或穷人的地里，能看到用母牛或驴子在耕地的农民。据一份来自1086年的英国农业调查显示，当时各领主土地上“马的比例仅占畜力的5%”，当时的畜力主要包括牛、马、驴子、骡子。这时候，马的主要用途还是充当坐骑及运送旅客。至于为何此时未用马来代替牛耕地？学者们认为可能主要有这样两点原因：
其一，这个时期实行的“两田制”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马。历史上欧洲的田制有一个由“两田制”到“三田制”的变化过程，中世纪是转变期。相比两田制，三田制在作物播种总面积与轮作类型上更多样，其收获物也更多了。因此，利用三田制的农民有足够的粮食与饲草来养家畜。
其二，适合马耕的技术装备尚不健全。那时的马还没有钉马掌，脆弱的马蹄经不起地里各种小石头的折腾，即便不下地，日常运输也不能长途进行。人们通常用一些保护物缠在马蹄上，罗马人还给马穿上了“蹄靴”。另外，在古典时期的欧洲，人们给马戴的轭套是直接套在它的脖颈上。这种轭套勒住了马颈下的主动脉，使得它们极其不舒服，自然就使不出力量来。而牛就不一样了，它们那耸起的肩膀，较适合安放牛轭，即便没有这种肩部的套具，还可以套在牛角上。1170年，一本叫《开心果园》的书中提到，在法国的阿尔萨斯地区，牛角是挽犁的地方。这种挽牛角的做法，相较于勒马脖子的技术要先进些，但仍旧不能使牛发挥出最大的潜力。
所以，欧洲大规模使用马耕的历史是在12世纪以后。美国学者John Langdon在《中世纪英国农业的一场悄悄的革命：公元1100年至1500年的马耕》中，对马耕如何在英国逐渐取代牛耕有比较全面的论述。在他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马耕取代牛耕的过程并不是那么容易。农民对此有成本的计算，还有习惯性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与当时社会经济需求是否适应。欧洲的马耕最终能取代牛耕，是因为它适应了社会的普遍需求。在当时“拥有少于10英亩土地的农民比较偏好使用马耕地，因为他们较轻便的犁头更合适用马拉，而且马在耕地之外还可用作乘骑、拖拉货物。”也就是说，相比于牛，马的用途更广。虽然养马的成本较高，但因农作制度革新之后，粮食的产量也大幅度提高，这就使对马的饲养有了物质基础。同时，马耕的推广又促进了农业总产量的提高。
二 牛耕与马耕之优劣比较
对于牛耕与马耕各自优劣的比较，人们通常从成本与收益角度来进行分析比较。13世纪农学家们对此的看法是“马吃更多的燕麦，马得钉掌，而牛不用这些。因此，养马的费用比牛多4倍。而且牛的脾气更温顺、老了还可以卖给屠夫吃牛肉，而马只能卖皮，甚至有一段时期，马是不允许被宰杀的。所以，马的价值折损费较大，而牛的保值性却较高。”另外，马更容易生病。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卷六中记：“常系猕猴与马坊，令马不畏，避恶，消百病也”。这就是民间一种防止马生病的措施。吴承恩给猴头孙悟空安个“弼马温”的官衔，其文化寓意就源于此。马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广泛的用途上：驼、骑、拉，民用、军用都可以。相比之下，牛在这方面要逊色多了。虽然牛也拉车，但毕竟不如马常用。此外，马在速度与炫耀性消遣上，又比牛有优势。故而，我们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中世纪早期，领主的土地上多用牛耕，而农民反而喜欢马耕的现象了。因为，马对于领主而言是坐骑，是骑士耀武扬威的装备，至于像拉犁、拉磨那些苦活累活还是让牛去干合适些；而农民喜欢用马，除了我们说的马用途更广之外，或许是他们还想在农闲之余，体验下策马奔腾的感觉。
再者，马耕在速度上也具有优势，16世纪的法国农业家们对此给予高度赞扬，他们声称：“马一天干的活是牛的3倍甚至4倍”。对于农民而言，快速犁完地当然是好事。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马耕比牛耕更快的论断，还要视情况而定。耕地是人与动物相互配合的协作式劳动，其效率的高低是两者合力的结果。因此，单看动物劳力大小、速度快慢，或者犁地者技术的好坏，都不足以说明问题。从速度上看，马定是快于牛。只是，耕地时，马的步伐快慢需要与耕地者的步伐协调一致。若马拉的步伐太快，耕地人无法适应，最终也不能保证耕地的效率；而牛的脚步也不可能太慢，因为犁地速度的控制权掌握在人的手中。此外，还有些因素会影响到耕地的速度，如土地平整度，犁平地比犁坡地快；耕者技术的高低；犁头的类型，这也很重要。欧洲常用一种轮犁，这种犁头操作起来更为轻便，且速度更快，能很好地适应马耕；我们中国的多数犁头，既不是为马耕设计，速度自然就快不起来。故，马耕更适合欧洲，这是技术、社会、经济等因素综合的结果。再后来，当现代农业机械化生产要普及时，那些推广耕地机器的宣传者们又把马耕说得一无是处。如苏联上世纪50年苏联作家伊林《五年计划故事》中有段关于工厂与农民所有的“引擎”对比的记录：
谷类工厂有曳引机，农民有什么引擎呢？马。马是所有机器中最贪食，最嘴馋的。他要嚼掉农民田里出产的一半。在乌克兰草原地方，农民为他的马一年要花费五十金镑——跟他给全家人所花费的一样多。
马是一种最贪食的引擎，同时它是一种最孱弱的引擎。一部曳机可以做二十多匹马的工作，并且用马耕地不能像曳机耕得深。但是，连这种孱弱的引擎给农民用还是太强了。普通的马给农民做活，还没有用出全部精力。想一想马全部闲散着的日子吧。一年当中只劳动一百天，可是一年到头，天天都得喂它。曳引机只是在工作的时候才用汽油。并且马做起活来，也太少了。因为在农民的田里并没有充分的工作使得马忙。那又是为什么呢？因为田地太小了。半匹马就够耕穷农民所有的那点土地。
这是一段鼓吹集体化农业的文字，其核心观点是说集体农业可以推广机械生产，可以最大限度利用劳动工具。在规模较大的农场上犁地，自动化的农机相较于马更具有优势。这是农业专业化之后的结果，但对于小农而言，马多样化的用途，使他们不愿意轻易地放弃马耕。可以说，在技术史上并没有最好的技术，只有更合适的技术。当社会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时，原来的最优可能变成次优。
三 “戎马生涯”、“放马南山”、“却走马以粪”：从常用短语看马在汉民族中的主要用途
《老子》中有这样一句话“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这是对马在农耕社会中的主要功用转化的扼要说明。对于“却走马以粪”的解释，学界前辈有充分的讨论，在此就不赘言。无论何种解释，放马田中去粪地也好，用马去运粪也罢，都说明平和期间马的主要功用不在于军事。也就是说，相较于农用，马的军事用途在我国古代是第一位的。我国对于六畜的排列顺序：马、牛、羊、猪、狗、鸡，马之所以居于首位也是因为它的军事用途所决定的，从社会经济角度而言，牛应该居首。
在中华农业文明图景中，牛耕是必备元素之一。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强调：“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即强调牛于耕地的重要性。在战国牛耕推行前，土地主要是靠“耦耕”来翻地。学界对于“耦耕”还未形成统一的解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是一种人力的耕地方式。战国时期，耕地主要靠牛力，孔子弟子冉耕、司马耕皆以牛为字，就可为证。 到了汉代，在北方关中地区出现“二牛抬杠”的耕地形式。再后来，随着犁具的改进，牛耕的效率越来越高。当然，农民除了用牛耕之外，也还是有用马耕地。据《盐铁论》卷三《未通》称，西汉时：“农夫以马耕载”，同书卷六《散不足》记：马“行则服轭，止则就犁”。只是养马的成本很高，不是普通农家可以支撑的，据《散不足》称当时养马一匹“当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故而中原农耕区少有马耕，其主要是在边缘地区，或者少数民族地区存在。《唐会要》卷一百记载，在突厥北部，距离长安一万四千里的地方，有个“驳马国”。此国拥兵三万，马万匹，地寒积雪，但冬天树木却不凋零，待春天冰雪消融后，当地人“以马耕种五榖，马色并驳，故以为国号”。显然这个国家以斑驳色彩的马来耕地，对于唐朝人来说，这仅是一种域外风情。清代盛京地区的旗人也用马耕，如《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记：“盛京侍郎朝铨奏奉，省所属藉马耕种，兼资旗人当差，嗣后如有偷窃马匹者，民人俱照盗牛及宰杀例治罪”。在此，作为农耕的马与牛的地位相当。当今，在西藏地区的加查县马的主要用途还是：“乘骑和运输，在部分缺牛耕的村用马耕地”。可见在西藏马耕也仅是牛耕的一种补充。明代文人徐渭把自己的不得志，说成“于文不幸若马耕”，由此可见马耕在汉文化中的地位。
对于中华农业文明中不普遍使用马耕的原因，排除动物生理特点、技术因素，还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华农耕文明周边是被游牧民族包围着的，从殷商征伐鬼方，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再到秦始皇修筑长城，至汉匈奴战争，五胡乱华，唐代与突厥的战争，宋代与西夏、金、蒙古，明代与漠北蒙古，清代对西北的用兵，桩桩件件都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对抗。这种文明的冲突是地缘政治在扩张中的交织与对抗。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马多数时候充当的是“战车”角色。汉人用骑兵的技术天然不如游牧民族高超。蒙古铁骑能横扫欧亚大陆，靠的就是卓越的骑兵。马是骑兵的关键，没有好马，骑兵的威力会大打折扣。在不同兵役制度下，对马的管理方式也是不同的。马匹，尤其是好的马匹，在战时要被国家征用。不仅如此，历代对马的管理有一套制度，叫“马政”。由此也可体会到马的军事用途更被重视，正如牛的农业用途被重视一样。《商君书·去强》说：“强国知十三之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状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取食之数，利民之数，牛、马、初槀之数。欲强国不知强之三之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为了强国，政府需掌握确切的 “牛、马之数”，这就是“农战”思想的体现。另外在中国农业的结构中，北方农业以旱地为主，南方以水稻田为主，稻田的土壤粘重，犁耕时更费力，而耐力更好的东亚黄牛、水牛能适应耕犁稻田的需要。
且不说马耕了，就连牛耕到后来在南方人口稠密的农业区也不普遍。取而代之的是“人耕”或用“铁塔翻耕”。明人赵统对“人耕”这种形式，表现出惊奇态度的同时，也分析了缘由，他说：“人耕，其法用三人一杠，杠中依于犁，一人柄后，一人掲前，又一人别绳牵牛辕，大抵穷而通牛之变”。此外还有如：土地零碎化，劳动力够多，养牛成本大，每家拥有耕地少，牧地被侵占、养牛的空间被压缩等。曾雄生先生从“放牛”到“縻牛”的视角，来解读了我国“跛足农业”形成的原因，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明清之后南方农作区人地关系更加紧张，养牛的空间再被压缩。宋代农学家陈旉曾提出在陂塘的埂上种树，用来绑牛的办法。到了明清时，江南地区养牛的农民更少，耕地则要靠铁塔进行。连对空间要求不高的牛的活动空间都不断缩小，就更没有足够的空间与成本来养马。
综上所述，对比中西农业文明下牛耕与马耕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其一，马耕并不是欧洲农业自古以来的特点，10世纪前牛耕才是他们翻地的主要形式。
其二，马耕与牛耕没有更好，只有更合适。工具、使用习惯以及社会文化象征意义都会限制先进技术的推广。
其三，牛耕是中华农业文明的特点之一，这主要是由地缘政治与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模式所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