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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西狩”丢尽了大清朝廷的脸面 19世纪80年代，“同光中兴”（又叫“同治中兴”）后的大清与法国列强打了一仗，尽管大清方面占据优势且战果颇丰（曾取得镇南关大捷），但结果却仍然以失败者的姿态跟法国人议了和，让朝野上下对中兴大业期望颇高的官员与士绅留下了巨大的遗憾和失落。  当时，淮军出身的两广总督张树声就参与了此次战争，他的怨气就很大。因为战争过程中，朝廷那边总是“战和不定”，导致前线官兵经常放不开手脚，极大地制约了战局。 光绪十年（1884年），张树声身体垮掉了，自觉命不久矣。临终之际，想到国家前途堪忧，他实在按捺不住，终于鼓足勇气写了一道“批评意味”的遗折。大致意思是： 人家洋人历史文化方面可能比咱们大清差，但人家的人才教育和议会体制比咱们先进，所以君民（上层精英）团结一心，做什么事都能坚定一致；人家还能造铁船枪炮、铁路电线，也比咱们先进；反观咱们大清自己，虽然有优秀的文化根基，但却缺少先进的家伙事，当官的只会谈之乎者也，不会造轮船火车。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大清就永远会被列强欺负。  张树声 值得注意的是，张树声在自己的奏折中提到了一句“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明里是夸赞西方君主立宪的议会制度比较先进，暗里也是在指责慈禧依仗自己的专政独裁，在中法战争期间“瞎指挥”、“乱指挥”，全凭个人好恶，完全没有战略章法。 张树声提出所谓的“论政于议院”，大概就是希望朝廷能够效仿西欧列强，削弱慈禧的专制独裁，而给军机大臣、地方督抚等高官提供参政议政、影响国策的权力。 其实，当时的大清还是典型的君主专制体制，中央权威正盛。慈禧作为“隐形君主”，拥有专制帝王的无上权力。要不是张树声自知没几天活头了（自己也确实有一定的功劳和面子），他绝不敢向朝廷写这样的“建议”。 这样的“批评建议”，后来也只有甲午战争惨败后的戊戌变法中才再次出现。对戊戌变法那段历史颇有研究的学者茅海建有这样一段总结： “在我所见的275件上书中，论及议会者不过以上数件，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尽管从其他材料来看，当时人对议会的议论颇多，而在正式上书中，言及议会者很少。在有限的议论中，并没有涉及西方代议制之根本，即议会的权力及议员的产生方法，更未谈及议会之理念，即“主权在民”。他们的心目中，西方议会的主要作用是“上下互通”，与中国古代的君主“询谋”是相接近的。”（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  所谓“询谋”就是咨询、商议、征求意见。 也就是说，尽管戊戌变法前后那段时间，已经有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知识分子在鼓吹扩张民权、限制君权，但因朝廷的专制权威尚在，他们写给朝廷的正式上书中还是不敢直接说得“太露骨”。 这些人之中，康有为的表现就比较典型。他当年提供给光绪皇帝的改革建议里，大部分都属于“询谋”的模式，希望皇帝能同意创建一个由有识之士组成的咨询、决策机构。  康有为 为了避免被怀疑有“削弱君权”的企图，康有为还在《国闻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答人论议院书》，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在咱们大清，就只有皇帝统治万民的体制最合理！”（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 同一时期，著名的进步人士汪康年在上海办了一份《时务报》，想要传达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对此，他的好哥们高凤谦（清末教育家、出版家）则多次写信给汪康年“打预防针”，告诉他：“咱大清的大多数老百姓思想觉悟不够高，理解不了西方那套理念，何况现在爱新觉罗家还坐在皇位上，是不可能允许咱们口无忌惮的。所以，兄弟你千万别乱说乱讲，否则只会让你和你的报馆倒霉。”（中国民智未开，既不足与陈高深之义，君权太重，更不能容无忌讳之言，无益于事，徒为报馆之累）  汪康年 高凤谦所说的的确是实情，至少在戊戌变法前期，大清朝廷的权威尚在，无论贵族官员，还是士绅平民，都认为君主体制（慈禧当家的状态）是天经地义、符合国情的。就连当年开始“造反”的孙中山都深有感触，他用自己的实际遭遇印证了那时候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思想。 孙中山回忆广州起义的经历时，曾倍感无奈：“当时，我们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竟然被全国人民骂成’乱臣贼子、大逆不道’，简直成了过街的老鼠。”（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  孙中山 不过，广州起义5年后，情况就发生了180度的逆转。民意忽然间就对大清君主体制嗤之以鼻了。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慈禧的那次“西狩”。 慈禧“西狩”，是指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庚子之变），慈禧吓破了胆，带着光绪皇帝和一众家眷宫仆往西边狂奔“逃命”。  慈禧西狩 那次“西狩”，让慈禧和清廷的脸面丢尽，皇家权威几乎一落千丈跌到了谷底。作为君主专制统治基础的官员士绅群体对清廷丧失了信心，乃至对君主体制产生了怀疑，使得民权、革命的思想一下子就有了迅速发展的空间。 因此，孙中山回忆广州起义5年后的惠州起义（1900年，但也失败了）时，心里就安慰多了：“我们虽然又失败了，但几乎没有人再骂我们，反而有很多思想开明的人为我们的失败感到遗憾惋惜，这跟当年广州起义时的情况真是天上地下的差别！”（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近代教育家蒋梦麟也有跟孙中山类似的感受。他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期，甲午战争战败那一年（1895年，蒋梦麟9岁），老家贴的年画上却是清军将日军打得落花流水，这让年幼的蒋梦麟以为大清国依然很厉害。这也说明，当时的中下层老百姓，还是心系大清朝廷的。 然而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蒋梦麟14岁），蒋梦麟也听说过“慈禧太后已经命令各省总督把所有的外国人一齐杀光”，但即便有这样“硬气的旨意”，中下层人对逃跑的慈禧那伙人也已经丧失了信心。 总而言之，慈禧“西狩”导致了三个直接而严重的后果： 一是地方逐渐不愿听命与清廷中央。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那一年，南方各个督抚几乎都拒绝北上勤王，且策划“东南互保”，即是例证； 二是底层士绅也彻底对清廷失望了。像容闳、严复、章太炎等名流在上海成立“中国议会”，章太炎本人在日本的时候甚至绝不称自己是“清国人”，也是例证； 三是辛亥革命得以成功。大家都在反清，大清不亡就天理难容了。 “立宪新政”让满汉最终撕破脸皮 “庚子之变”（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导致清廷对国家财权、人事权、司法权、外交权、行政权乃至兵权的控制进一步衰弱。相应地，地方督抚的权力则有了很大的扩张。  不死心的清廷为了保住爱新觉罗的江山，企图通过“新政”来挽回“败局”，主要体现在：朝廷虽然提出立宪，但追求的是“日式立宪”，依然渴望保持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从地方重新收回权力。 然而，地方督抚们对朝廷以往的不理性决策深感忧惧，因此大力推动“英式立宪”。他们企图将自己手中的财权、人事权、行政权、司法权乃至军权都合法化；另一面，他们还想要改革朝廷的决策机制，像英国那样设立议院，由议院来“立法”，由朝廷来“施政”。 这显然比戊戌变法时的想法“激进”了很多倍，而清廷打心眼里也不可能接受。 双方的冲突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达到了一个小高峰。 前一年，慈禧派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他们考察回来以后，给慈禧写了一道密折，核心思想就是劝慈禧采取“日式立宪”，保持日本天皇那样的权威，从地方督抚、士绅（官）手里把权力夺回来，否则就会重蹈“唐朝藩镇”的覆辙。  载泽 此建议深得慈禧满意，不久就宣布“预备立宪”，并以立宪的名义，改革官制，从地方督抚手里合法夺权，这就是“丙午官制改革”。 “丙午官制改革”的内容分中央和地方两部分。经过清廷御前会议商讨的结果，中央采取“略与日本现制相等”的模式，也就是说，以往君主高度集权的模式不会变；至于地方，当然也按日本的模式来，即所谓“废现制之督抚，各省新设之督抚，其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具体做法是：在各省新设地方审判庭、议事会、董事会，把督抚的行政权、司法权都给分出去。  参与丙午官制改革的清廷要员 实际上，清廷这么搞，名义上属于当时的“政治正确”。你们不是喊着要“立宪”吗？现在我实行的就是人家立宪的那一套，你敢反对吗？ 照理说，地方各位督抚的确没法反对这个模式，但是，很多督抚们却拿出所谓“人民程度不足”（老百姓思想觉悟不够）作为反对理由，不同意设立地方审判庭、议事会、董事会这些机构。 河南巡抚张人骏甚至直接把话挑明了：“地方官不负责审判裁决，还怎么体察民情呢？封疆大吏不负责刑事管辖，遇到有人造反了该怎么办？”（州县不司裁判，则与民日疏；疆吏不管刑名，则政权不一） 而“重量级人物”张之洞的反驳最为有力。他两次发电报给朝廷，毫不客气地批评官制改革草案的内容，说的话更狠：“现在全国上下非常不稳定，自然灾害天天有，老百姓穷得叮当响，造反的人到处闹事（革命党），全国人民思想混乱，再搞这种乱七八糟的改革，早晚捅出大篓子！”（天灾迭乘，民穷财匮，乱匪四起，士气浮嚣...眉睫之祸）  张之洞 即便给朝廷发了两份电报，张之洞心里还是不解气，于是又给浙江巡抚张筱帆发去电报继续抱怨：“真照朝廷那套方案改，这天下肯定得乱。我是绝对不敢同意这种改革的，那些支持改革的人脑子肯定进水了，他们都不知道这样会毁了国家吗？”（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大乱，鄙人断断不敢附和。倡议者必欲自召乱亡，不解是何居心！）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当时他身为直隶总督（北京、天津市长兼河北省长），又是新军统领，朝廷不敢不看重他，于是把他作为“编制大臣”纳入新官制的改革领导小组。 袁世凯 其实，袁世凯最初也想利用新政，与庆亲王奕劻联手，学习欧美的“花架子”，在朝廷成立责任内阁，然后推举奕劻为总理，他自己当副总理。这样也算是攫取了部分君权，变相实现“位极人臣”的目的，同时也不至于动摇爱新觉罗家的老本儿（皇帝还是爱新觉罗家的）。 奕劻 袁世凯的这个想法自然得到了奕劻和不少满人权贵的支持（都想跟慈禧争夺实权），大家一开始也都对这种“袁氏改革设想”抱有极大的期望，并因此在编制局（改革领导办公室）中一再猛推自己的方案意见，以至于差不多就成形了。 但等到“袁氏改革设想”的方案递上去之后，却遭慈禧的否决。随后，朝堂上开始出现指责袁世凯贪权、奕劻糊涂的流言蜚语。 慈禧是铁了心要秉着“维护爱新觉罗皇权”的目的来推行新官制方案，而且显然不想吃一点亏，结果袁世凯不但没有建成责任内阁，他的北洋新军也被慈禧以改制的名义划入陆军部名下，进一步成为满人的下属。这最终导致袁世凯打心眼里愈发痛恨满清朝廷。 慈禧 同时，面对各地督抚们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日式立宪、支持英式议会制的呼声，清廷干脆推出了所谓“五不议”的共识，大概意思就是：设立议会（内阁）之后，可以商讨国家各类事务，但有关军机处、八旗、内务府、翰林院、太监的事情，议会（内阁）一律不得参与（军机处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大（太）监事不议）。 很显然，按照这套“五不议”的原则，即便成立了议会或内阁，最多也就能商量商量农林渔牧、文化教育的话题，至于司法、外交、军事、财政等国家核心事务，还是要靠爱新觉罗一家人来拍板儿。 说来说去，君权和皇室利益依然不能被任何人触碰和削弱。这那是什么“立宪新政”，分明是“逗大家伙玩呢”。 最终，“新政”以不了了之收场。在中央，也就是以往的六部招牌改了一下名字，换成了“外务部”、“度支部”、“法部”、“陆军部”等新名称，但其运作模式与传统的六部并没有多少区别。大清朝廷这种名义上高喊“学习日本立宪制度”的闹剧，最终被当时的《东京朝日新闻》给讽刺了一通：“此等内阁组织，真各国所无有”。 而在地方，各位督抚的坚决抵制改革的推行，一点都没给慈禧留面子。尽管后来清廷又把张之洞、袁世凯等人调入朝中担任军机大臣，企图削弱地方督抚的势力，但同样效果有限。 至此，清廷中央与各地督抚的矛盾愈发激化，已经到了同床异梦的程度。而在中央的军机处和各部的十三名长官中，满人七名，蒙古人与汉军旗各一名，汉人只有四名，悍然打破了以往“满汉并列堂官”的优良传统，导致汉人官员和知识分子彻底寒了心，大家再也不想为这样撕破脸皮的满清效力了。 只能“发牢骚”的谘议局把大清“唠叨崩了” 就在“立宪新政”的前一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制被废了。 废科举是慈禧拍板儿同意的，或许她认为科举这东西留不留都动摇不了爱新觉罗家的皇位。表面上看是这样的，科举制无非就是一个“公务员考试制度”罢了，但实际上，以科举为核心的传统功名体系才是清廷重要的统治基础。没有这个东西，清廷很难将政治影响力渗透到帝国的中下层。 如今清廷废了科举，如果还想控制和影响底层社会，就必须寻找一种新事物来替代。当然，欧美的那种国会与地方议会可以成为可靠的替代品。那些苦读四书五经的士绅们不必再通过考试来拼命挤入官僚体制，而是通过选举进入议会成为议员，来融入国家治理体系。 知县有权有钱，议员也能有权有钱。这种转型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行的。 但是，清廷有心在地方设置议会（其实是想削弱督抚们的权力），地方督抚们却拿出各种理由反对设立地方议会（不愿放弃本地区的生杀特权），结果广大士绅群体的身份转型问题就这样被搁置了。 晚清士绅 更严重的是，清廷的一系列“谜之操作”导致其与士绅群体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冲突。比如，慈禧于1907年12月下达懿旨，用十分严厉的口吻谴责“各省绅商士庶”干预政务。 这份谕旨上说：最近几年，各省的知识分子们总是附喝地方督抚们的意见，动不动就鼓吹中央要实行立宪政体，以此干预朝廷决策，十分可恶（相率干预，一唱百和，肆意簧鼓）。谕旨还讽刺说：就算大清实行了君主立宪，也轮不到你们这群读书人来决定国家大事，最终是要由大清朝廷来拍板的，你们这群读书的人撑死只能发表发表意见罢了，即便设立地方议会，也只是让你们在其中提提建议，采纳不采纳还得由朝廷说了算（固非人人皆得言事，亦非事事皆可参预...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其开设议院专为采取舆论）。 慈禧之所以下达这道谕旨，是因为她被刺激到了，这就得提到“苏杭甬铁路修筑权运动”。 该运动的起因是朝廷在铁路修筑权问题上出尔反尔。当时，江浙两省的士绅在一起凑钱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想要修一条地区性铁路线（苏杭甬铁路）。本来，公司以及项目都在清廷那边背书获批了，而且部分项目路段也已经开工。 然而，英国人觉得眼红（想独占这条铁路的修筑和经营权），就以1898年与清廷订立过借款代筑苏杭甬铁路的草约为由，要求清廷禁止江浙士绅自办。于是，在1907年10月，清廷颁布谕旨，决定将筑路权转移给英国，江浙的士绅们最多只允许“集资入股”。这等于是把自己老百姓的家产拱手让给洋人了。 这就不是面子的问题了，而是饭碗的问题了。江浙士绅们对清廷的做法恨到了极点，于是开展了保路运动。运动期间，士绅们强烈意识到如果不搞立宪改革，像这样专制独裁又昏庸窝囊的满清朝廷，将来还会砸破他们更多的饭碗。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士绅们想赚钱，朝廷不让赚，他们能不反对朝廷吗？ 于是，江浙士绅群体在圈内的《时报》上刊文说，收回苏杭甬铁路修筑权“非仅铁路问题，乃民权问题”，公开号召全国各省督促中央设立国会，把权力还给百姓（合二十二省开国会，以争还我民权） 圈内的另一个刊物《申报》也刊登了不少江浙士绅的文章，有文章一语道破玄机称“今日应急设议院，然后可保路矿”。《申报》的社论说得更为明白：只有国会成立，监督政府，才能阻止朝廷向英国借款，才不会发生士绅利益被朝廷夺取的事情。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非国会不得其当”。 江浙士绅对满清朝廷的公开“责骂”当然刺激到了慈禧，于是她就在1907颁布懿旨禁止“各省绅商士庶”干预政务。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士绅群体继续通过报纸“骂骂咧咧”，清廷还在不久后出台《大清报律》，宣布对所有报纸的内容在刊发之前都要经过审查。 这些还算轻的，最让地方督抚与士绅群体寒心的，要数后来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这份本来打算“顺应民意搞立宪”的宪法性文件，处处都是在强调“专制皇权不可动摇”。其条款中遍布各种“议院不得干预”、“皆非议院所得干预”、“不付议院议决”、“议院不得置议”……总之就是一个意思：“你们想要议院和内阁，我给你们，但你们只能提提建议、发发牢骚。最终拍板儿的人，必须得姓爱新觉罗！” 《钦定宪法大纲》 在这种背景下，到了1909年，士绅群体千呼万唤的所谓“谘议局”终于得到允许在各省以选举的方式成立（中央的相应机构名为“资政院”），表面上是让士绅们通过这些机构，来影响朝政方针，发挥“咨询提议”的作用。 当代历史学家张朋园统计了当年15个省谘议局议员的出身，发现“他们中的89．13%具有传统功名，相对的，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也就是说，这些进入谘议局的人，大都是以前挤破头皮去参加科考的那帮人。从表面上来看，士绅群体似乎借助谘议局，完成了身份转变，继续充当着满清政府在地方的统治基础。 广东谘议局开幕合照 事实上，这都是一厢情愿。 还是之前所说的，资政院和谘议局不是欧美的议院和议会。按照清廷的说法，它的作用仅仅是“一省言论之汇归”，“其所谓民权者，不过言之权而非行之权也”。说白了：资政院、谘议局就是让你们发牢骚的地方，你们（士绅）在里面随便侃、随便骂，反正我们满清朝廷和各级衙门才是当家做主的。该出台什么政策，该发布什么文件，该收什么税，该征什么捐，仍由朝廷和地方衙门说了算，资政院和谘议局均不得干涉。 发牢骚在哪不能发，何必非得跑到什么谘议局里发。你以为我们读书人真的傻啊？ 于是，广大士绅群体对满清朝廷的反对更加强烈。 等到慈禧去世后，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朝廷依然没有意识到谘议局这种设计是招人讨厌的，丝毫没想要对其进行改进或调整。 载沣 聚集在谘议局的那些士绅群体们哪有心思讨论国家大事，反而天天在里面相互传递反对满清政府的负面情绪。搞的谘议局成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反政府负能量沙龙”场所，而清廷则对此几乎不管不问（也没法管）。 最终，各区各省的谘议局不满足于只跟本地的同僚一起传递负能量，大家都想跟外省外地的同胞们一起分享负能量。结果就是，原本影响力局限于本省、本县、本乡的士绅因为谘议局的出现，被统合成了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全国性政治实体。放到现在，估计就是“反政府反社会”的一群“网络大军”。 丢失了统治基础，清朝的灭亡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综上所述，太后西狩，丢尽了满清的权威；立宪新政，疏远了央地官员（包括袁世凯的新军）；设谘议局，又寒了广大士绅的心。如今只要是个有脑子的人，都能看出满清剧本的结局了。 于是乎，当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立即选择了与革命党人合作。他利用“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这一政治资源，发电报转告各省，号召大家支持革命，推翻满清。 汤化龙 其他各地谘议局也确实在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比如广西的谘议局议员与同盟会会员一道前往巡抚衙门劝说巡抚熊秉坤宣布独立，最终使广西不费一兵一卒倒向了共和。 广东谘议局副议长丘逢甲率众游说总督张鸣岐不要与革命党人交战，后者也非常识时务地选择离开广州，让革命党人和平接手。 福建一开始倒是出现了流血冲突，但谘议局副议长刘崇佑召集议员开会，决定与革命党人合作，并成功劝说闽浙总督松寿接受了这一事实。 浙江谘议局议长陈黻宸带领广大议院分头游说当地军政要员，使得浙江大体上和平宣布独立…… 这回，满清眼中只能“发牢骚、提意见”的谘议局，确实把“牢骚和意见”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直接把满清的基本盘给唠叨崩了。 面对这样的结局，可能临终前的慈禧早已预料到了。 晚清宫廷史官恽毓鼎在日记中披露说，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廿二（1908年11月15日），慈禧病危，她在弥留之际“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 作为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有实权的专制统治者，慈禧这番“临终悔悟”，或许道破了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灭亡的玄机： 同样是要用“改革”来挽救大清，但别人都想着“革了”她的“命”，她却想着“革了”别人的“命”。反正，早晚得有一方被“革了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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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白衣钱子 > 《清朝[1616——1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