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庶民旧事儿之——怪客事件

黟县古，古得按照明清时候的户籍类别，将人群分成两类，称为客汉、户汉。黟县小，小得只要是“客汉”来到“县街”，人们一打眼便可以将其辨出。七十年前，黟县街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史称“怪客事件”。

关于“怪客事件”，新编的《黟县志》是这样记载的：1948年4月，中共皖浙赣前委王虎文（刘晓明）来黟联系工作，被县政府以“怪客”逮捕入狱，黟县解放时获释。如此条目，简明扼要，但具体细节却未曾披露，颇有些耐人寻味。

事件之发端，还得从槐渠下程的程梦余家“请客”说起。

程梦余，县街乃至全县一位出了名的乡绅。其曾祖程式金，嘉庆庚辰进士，曾任四川盐亭、遂宁、高县等知县，兴设遂宁、华阳、成都书院，为蜀人称颂。其祖父程鸿诏，曾从学于俞正燮、俞正僖、汪文台等名师，博学多才、文武兼备。道光己酉年举人，赴京“正大光明”殿试，获一等第四名，授河北鸡泽县教谕；丁忧居家正值咸同战乱，倡办团练，与太平军在十都石鼓山、九都东文岭、三都章岭等地激战多次，鲜有败绩。先后受邀为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官授按察使、山东补用道员，主纂《安徽通志》。其父亲程寿保，光绪己丑举人，入幕李鸿章府，后以知县保用，再后为徐世昌总文案，民国初回黟县，为《黟县四志》主纂之一。

程梦余可谓是世代官宦之后，他自己在“自传”中写道：“我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其字幼鲁，因排行老三，人称“三少爷”或“程三少”。程梦余又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自幼随父出外求学，在东北延吉参加了孙逸仙（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待国民党成立，他却没有加入进去。他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遭到了袁的通缉而四处躲避；民国南北和议告成，被举荐国务院咨议，却又婉拒不就。回到黟县，又奉命组建了国民党黟县党部，却谢绝一切党务工作。“清党”中被人密告通共而被捕，从而引起全城商店罢市、学生罢课，2000多人包围县衙抗议，使得县长连夜仓皇出走。群众则鸣放鞭炮，夹道欢迎他出狱。三少爷为人豪爽，广交朋友，为人正直，同情革命。长期以来，利用自己的特殊（老同盟会员）身份及地方上威望，多次掩护共产党人摆脱国民党的追捕，并提供他们往来活动便利，甚至还参与联络工作。“怪客事件”大概是他为数不多的没有办成功的个案之一。

在县城里，程三少家业产丰厚、家财殷实是人人皆知的。相传郭门城外六都的三千六百亩良田，他老程家竟占有一半之多呢！他家中每天都要铺桌吃饭，就连厨房里都要铺开圆桌，陌生人进到厨房自舀自吃，那是常有的事儿。那年月，当然也就肥了那些国民党当局的大小官员，他们是经常光顾三少爷家中，借着碰头议事之名，行就“霸王餐”之实。

这一天傍晚，县国民党部书记长汪珩之、行动队长吴仰陶等人正在三少家，借以商讨助选“国大代表”之事而喝酒，正觥筹交错间，大门外进来了一位“生客”。只见他一手提着两包“果子”，一手拿着一封信跨进门来，当看见大厅上满堂宾客，其间还有着国民党军服的，便一时愣住了。这位“生客”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这时，程三少见了，就忙上前询问何人。“生客”一边递过信，一边说是一位叫“庆华”写的信，信中写道有朋友到十都“纸槽”收购“表芯纸”，请三少帮忙（纸槽，位于宏村羊栈岭北麓，时为黄西游击支队活动区域）。程三少看罢信，心里十分清楚，肯定是那边来的人。因为这“庆华”就是余华。余华小名叫“庆瑞”，这里是从小名、大名中各取一字化为“庆华”，而且从信上的字迹，三少也认出确实是余华的亲笔信。可这时候，当着这么多“吃官饭”人的面，三少也不敢当场承认了。

余华，即余纪一，黟县人，30年代参加革命，80年代浙江省人大副主任离休。当时，他担任中共皖浙赣前委副书记、中共皖浙赣工委代书记，正是国民党屡次想抓却又抓不到的共产党大人物。80年代初，余纪一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在前委成立时，为了开展统战工作，我派从山东解放区来的王虎文（刘晓明）带着我的密信，由一个挑油的地下交通带他到黟城去找民主人士程梦余联系。由于王虎文缺乏白区工作经验，事先没有打听清楚，就贸然进入程宅。遇上国民党黟县的一批要人正在程家聊天，引起特务的怀疑，跟踪将王逮捕，直至黟城和平解放前夕提前释放政治犯时才获释出狱。”

这位“客汉”一到黟县，在麻田街一家房姓的旅馆住下的时候，就早已被特务们盯上了。只不过见他四下在询问程三少的家在哪，才没有抓他。

程梦余后来在回忆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也写道：“我心里虽然估计到他可能是余华派来的人，可当着反动派的面，如果承担下来，事情就会更糟。只好推说我不认识写信的人，同时我也不会做生意，无法来补助你。可这个送信的人，却太不机警，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写信的人认识我，过去他经常在我家里玩等等的话。其实，早在他突然出现时，厅堂上的一干人就全都注意他了。汪珩之、吴仰陶见三少爷说不认识他，便伸手将信拿过来看了又看，并和那送信人闲聊起来。眼看很可能就要被识破，程梦余赶忙推说自己要出去打牌，便将大家都支走，送信的“生客”也只好拿了信和果子包离去。

这时，吴仰陶等特务早已在北门桥头埋伏，那位生客一到，便将他逮捕了。第二天，县政府办的《黟报》就刊登了此事，标题为《怪客送礼》。

“怪客”被抓，几乎可以肯定是共产党，如何处理呢？当局有着好几种意见：一、因为涉及到共党上级派来的，县级不便审讯，必须迅速押往上一级。可是这个时候的共产党游击队在周边活动十分活跃，恐怕在半道上便被解救。二、就地处决，以绝后患。但这时舒子敏（共产党游击队）进城又带来了余华的亲笔信，要求三少不论如何要保全“怪客”的生命，同时游击队又通过有关熟人打点了当局其他人。三少提出的是仅凭一封信，不能作为定为死罪的证据。三、还有和事老提出，干脆放了，驱除出境，可当时由于“怪客”事件已经登报，就这么放了，又恐怕上级怪罪下来。主意拿不定，“怪客”便被关起来，搁在一边了。这一搁就是一年。

1949年4月，解放大军打过长江，游击大队包围县城，在与守城之敌谈判和平解放县城时，将立即释放“怪客”作为先决条件之一提出。谈判是通过程三少联络双方进行，自然一切也都安稳平顺，“怪客”也在游击队进城之前回到了队伍中。

事情过去了二十来年，没想到“怪客”事儿却依然在延续。

七十年代初的一天，县城的向阳旅社住进了两位外面来的“生客”。一看介绍信，才知道他们是淮南矿务局革委会派来的外调人员。他们来调查的正是当年的“怪客”事儿。三少爷已经是年近九旬的老人，他再一次陈述了当年“怪客事件”的经过，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反复强调了当年的“怪客”没有半点变节行为。

再后来，听到的是“怪客”很快就被“解放”，并结合进了班子，继续当了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