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庶民旧事儿】老屋随忆（二）

    老屋有四进厅，前厅、后厅、偏厅、学堂厅，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学堂厅。

    学堂厅不大，在四进厅中是最小的，以小巧玲珑形容，恰到好处。这是一幢四合屋，上厅为二层楼房，下厅是一层平房，故天井低，采光面积大，厅内光线充足，适应读书习字。左侧回廊有边门通向前“院墙”，右侧回廊是一宽敞镂空透窗，窗户朝南，面临大“院墙”，阳光可直射进来，整幢堂屋亮堂堂。可惜我家搬进来的时候，这个硕大窗户，已经被板门关上，以后再也没有打开过。下厅右侧的小门通向小厨房。小厨房不大，一边有门通向大“院墙”，另一边也有小门，通向外面的胡家弄转角处。这里是大屋通向外面世界的第四个门。

    下厅三间开敞，足有三十多平米。三面除用屏门装饰外，没有摆设任何家具。人们一看，就知道这里曾是大屋读书郎们课余活动的地方。自从搬进大屋，就发现学堂下厅摆放的唯一物件是一副手石磨。石磨是房屋原主人家留下的，屋内八家都能够随意使用。

   记忆中，似乎我们家使用的频率还是挺高的。做馃，炒熟的黄豆磨成粉当馅儿，曰豆黄馃，是奶奶最喜欢吃的面食。将大米、小麦、芝麻炒熟，再磨成粉，叫“三谷粉”，可以做充饥的干粮；那岁月砍柴、挑美溪担，每每都可带上一小筒子，就着山坑泉水就餐。粮站买米必须搭配的山芋干，敲碎后，也用手磨磨成粉。后父是一个极会过日子的人，每月配给的几两、斤把猪肉，最实惠的做法便是粉蒸肉。抓几把米炒到焦黄，趁热到学堂厅磨成粉。即炒即磨，即磨即做，蒸熟的粉肉撒上葱花，香气四溢，弥漫在整个灶厦，馋得众人呼曰：“老璧文家又搞好吃的了！”

    自从搬进大屋，磨粉的活儿自然就落在我身上。右手紧握手把逆时针转动，磨五圈左手往磨口填一把料。填料要适中，不能多也不得少；多了粉儿不细，少了磨儿易受损。初上磨台，左右手不协调，磨五圈须停一下，再填料；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右手不停地转，左手悠然地填。粉儿既均匀又纤细，用时也自然越来越少，奶奶直夸我会干活。

    五年后，我成了县城第一批下放知青，在钓鱼岭北侧的同川河畔生活了足足四年。深山里的大米是奢侈品，得靠卖木材、卖茶叶换取些许奖励大米，还得自个儿到数十里山外的古筑、碧山粮站去挑。同川口的主食是玉米，金黄黄、大颗粒，这是当地特产。玉米作主食，必须先磨成粉，然后做粿、打糊，或做疙瘩汤，如此才能成为一日三餐。如此这般，磨玉米粉也就成了我们山里生活的必须部分。那时，村里家家都有石磨，虽然都是手磨，但相比学堂厅的石磨要大出许多，非两人操作不可。山里磨粉，一般都是夫妻俩。一人双手紧握木推杆（一头用绳子拴在屋梁上，一头插在磨把手间），一推一拉，操作着石磨逆时针转动。另一人左手握推杆，助力石磨悠悠转动；右手握着勺子，不断地往进口添玉米粒。曾经见过县黄梅剧团上演的《打豆腐》，王小六夫妻俩那做磨豆腐状，还真同咱磨玉米时的动作一模一样。刚好我和县背岭的汪雪门一同下放在同川口，都是两人配对磨粉；磨着磨着，有时嘴里还不经意地哼出“不是黄豆是河沙那么哈”！

        学堂厅右边厢房，是汪家外婆住。外婆是汪氏家亲家，是老莲姨、孙老师的母亲。这是一位慈爱、温柔的小脚老人。她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坐在面朝前“院墙”小门边的竹椅上，戴着老花眼镜，手中捧着五寸见方的石印《镜花缘》《长生殿》《琵琶记》等古书。她一边看着，口中还一边吟唱着什么。声音清亮，声调舒缓，甚是好听。我不懂唱啥，回家问奶奶，奶奶神秘且自豪地说：“外婆那是在唱书，我们大户人家的囡都应该会，娘家从小就培养，读书习字与针黹女红同样重要。”奶奶是西递囡，也是有文化人。

    学堂厅左边厢房，是老珍娘家住。母亲曾告诉我，老珍娘原在汪家帮过工，汪家答应将房子借给她住，直至终老。老珍娘是农业户口，属于马道大队花墙生产队。个头不高，长年累月的劳作使得她稍有些佝偻。老珍娘不是点巴点勤劳。每天清晨，大屋里开门出去的总是她第一人。夜里无论多晚，也总是她最后一个进门，伴随着粪桶或畚箕的“咣当”，大声吆喝几声：“还有人吗？”，然后再拉上门栓。

    那年端午节的中午时分，满屋子人都在热闹地“端午端半天”，却只见老珍娘一人担着两大捆麦子，满头大汗挤进门内，步履蹒跚地跨过前厅，往前“院墙”进学堂厅而去。几十年都过去了，每当端午节到来，大脑闪过的首个映像还是那挤进大门的两捆小麦。哦，今年新麦又上场了！

    老珍娘的先生叫黄国维，中等个儿，微胖身材，笑容老是挂在圆圆的脸上。他不爱走动，总是坐在房内的窗子下，看着手中的书报。国维老伯是渔亭人，已从邮电局退休。家人告诉我，他是国民党留用人员，早在30年代就已经在渔亭电报局就职。他是大屋里唯一订阅报纸的，而且是《新民晚报》。也许他曾在上海读过书，或是家中曾在沪上经过商，那个岁月在这山旮旯里，订阅那样的报纸可不多，非有上海情结是不大可能的。十四岁的我由此就成了《新民晚报》的忠实读者，“夜光杯”“书中味”“一笑之余”“四象杂谈”“书友茶座”等栏目就一直陪伴我走到今天。那时，我几乎天天都到学堂厅送报纸（邮递员送来大屋里的书信，都是由我家转交），国维老伯的《新民晚报》自然也就让我享受先睹为快之福了。

        国维老伯是在大屋里走的，那时我已经离开老屋赴赭山南麓读书去了。不久，老珍娘随女儿英英搬到了渔亭。后来我曾在渔亭卫生院见过她一次，头发已经全白，感觉确实老多了。

    学堂厅上厅左右是厢房，房间不大，窗户不小。四扇窗门全打开，由于离天井近，房间里的光线较一般古民居卧房要亮堂得多。厅堂宽敞，记得搬进大屋时，厅堂上的画条、中堂、单挂、楹联、堂匾、东瓶、西镜、帽筒等陈设，一应俱全。只是没几年文革开始，这一切都不复存在，当然也包括其它三个厅堂的各式摆设。甚至满屋的木雕头像，也在一夜之间被锯掉，剩下的也只有几张光秃秃的桌椅板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