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李锦 朱占魁这个人在河北曾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人。他在 82 年的人生道路上大起大落，坎坷不平,好坏名声荣辱同存,有人说他是叛徒，有人说他是特务，有人说他反复无信，有人说他朝秦暮楚。可也有人说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出过力、立过功，是犯有错误的正面人物。至今,朱占魁仍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抗日名将 家居河北省安次县(今廊坊市安次区)小益屯村的朱占魁，经常对人们说他是义和团的子孙,因其祖父、父亲、伯父都是当年义和团的成员。1900 年八国联军进攻北平时，义和团破坏了平津铁路，拦截了运载八国联军的列车，发生了中外驰名的廊坊大战。朱占魁的祖父朱文秀、父亲朱广福、伯父朱广发端着梭镖、举着大刀跳上火车同洋鬼子子拼杀。后来义和团失败，祖父被捕，九年后朱占魁出生时才被放出监狱。从朱占魁学会说话始，父母、祖父母就给他讲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和义和团大杀洋鬼子的故事。  1937 年”七·七事变”时,学过戏、扛过活、当过吹鼓手，又在军队里闯荡过的朱占魁,正在永清县龙虎庄任保安团预备队队长。因为他从小就恨洋鬼子,主动找到第五行政区专员张汉全请求拉队伍抗日,张汉全委任他为抗日游击队队长，给了他一项任务:破坏日军向平绥运兵的平津铁路。 开始，朱占魁组织了28人的队伍，10 多条枪。1937 年8 月两次破坏平津铁路成功，使日军运兵车翻滚出轨，受到当时河北省主席冯治安的嘉奖。同年9月4日日军突破永定河防线，永清城陷落。朱占魁带着七八十人的队伍南下进驻饶阳，10 月底被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收编,任命他为第二总队长，后又任命他为第三团(团长孟庆山)第一营营长。此时,朱占魁同日军打了几仗,有了一点小名气。  1938 年1月底在高阳县于八村他主动配合人民自卫军第二团作战,歼灭了日军中队长旱川丹治率领的一个中队，得到了吕正操司令员的赞许。不久,被吕正操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将他由营长提升为独立第一团团长。 为了开辟平、津、保敌后抗日根据地，独立第一团改称北上先锋队，朱占魁由团长升为先锋队司令员,于 2月11日率部开赴大清河北，在独立第二团和游击第五路的协助下，一举攻克了新镇(县城),霸县,李家口等敌据点，威名大振。当地一些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护村团队和联庄会、大刀会、红枪会以及绿林好汉，草莽英雄等纷纷前来请求收编加委，时间不长，由原来的 700 余人发展到一万六七千人。由一挺轻机枪增加到轻重机枪100 多挺，大炮6门，战马1000多匹。当年6月该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独立第一支队，朱占魁任支队司令员；10 月成立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朱又任军分区司令员。  朱占魁当过兵,有一定的军事常识，加之多谋善断，在与日军作战时胜仗居多。 5月初，朱占魁派 20 多人的小股部队去永清县刘官营村,同大地主、亲日分子杨万春纠缠不休,夜晚未走，第二天即有永清城二三百名日伪军前来“讨伐”。这其实是朱占魁所设圈套，他已在夜间将一团兵力以急行军的速度从 60 华里外运动到刘官营村周围将日伪讨伐部队打了个落花流水。 9 月中旬,朱占魁率领大部队暗中深入到北平南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故意派出小股部队暴露目标，引敌上钩。21 日晚，驻北平南苑日军 150 多人由指挥官曹古新郎率领气势汹汹地朝朱占魁的部队扑来，结果在高辛庄被全部开灭。 1939年2月朱占魁利用高房战术在霸县南孟村消灭了日军长谷川旅团100多名日军，更使日军感到恼火的是，4月7日驻重庆的英图大使卡尔从天津坐火车去北平为日蒋议和进行活动，结果因朱占魁部炸毁了杨村至张庄间的铁路大桥，卡尔坐的列车差点翻到桥下去，不仅卡尔未能去平，同时也揭穿了日军向世人吹嘘的”华北明朗化”的骗局，敌酋大为震怒，因此,朱占魁已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这样写道:“匪中最顽强而兵力较大,地下工作巧妙的有朱占魁部,该部以涿县、固安(北平南 40 公里）、大兴(北平南 20 公里)为地盘，频频蠢动。 为了拔掉朱占魁这个眼中钉、肉中刺，日军用了诱降、暗杀和硬打等多种策略和手段。 1939 年6月下旬的一天，两个自称是吴佩孚使者的人找到驻扎在永清大清垡村的朱占魁进行密谈，他们对朱占魁说，在北平住闲的吴大帅(吴佩亲)是爱国的,最近日本人要他出来治理华北，吴就借机提出组织队伍的先决条件，以待机抗日，他们听说朱司令爱国又能打仗,决定联系他组织队伍,这二人实际是日本特务机关派来的奸细，对朱占魁进行欺骗诱降的,朱查明后，即将此二人就地处决。  此后不久，7月的一天夜里，朱占魁率部从牤牛河南向霸县东北石城村转移，拂晓前在石城村北约3里处的野外休息，正当朱占魁同妻了张淑媛,秘书李庆祥坐在路南玉米地边谈话时，突然从路北高梁地里打来一枪，子弹落在朱的脚下，警卫班闻声搜查，行刺人踪影皆无。 为了消灭朱占魁及其部队，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除指示驻守各县城、据点之日伪军经常进行侦察、搜查及讨伐清剿外,还在 1939年10月、1940年4月、1941年4月集中强大兵力进行围剿但未奏效。 1941年6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几万人的日伪军，对十分区全境进行铁壁合围、由于我情报机关预先侦知了敌人的合围意图，十分区机关大部人员及其主力部队转移到路西山区，留下少数精干人员成立前指,带领小部队同敌人周旋。此时,朱占魁作为前线总指挥留了下来、率领部队转移到大清河西容域、白洋淀一带活动。6月18日晨，朱部在安新县三台镇东北被敌人包围，经过激战，朱占魁突围,600 多人的队伍所剩无几。第二天,日军即用飞机散发传单，悬常 1万元捉拿朱占魁。（三台镇突围这段，王光霞在战斗在大清河北的回忆文章写到过。魏江涛注）。 被俘与逃脱 朱占魁能征善战，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战功。但是他身上的个人英雄主义及农民意识,导致了他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曲折沉浮。 1941 年11月中旬，任冀中军区十分区的司令员朱占魁和政委帅荣同去平西冀热察区党委汇报工作，返回时朱患了疟疾，在十分区设在山区清醒村后勤部的驻地休息。此时冀中军区发来电报，要朱同后勤部政委王文波和驻在这里的二十七团政委梁金龙等人到冀中军区开会。电报中注明,由九分区十八团接送。 11月25 日下午,十八团派两个连前来接朱。朱及帅荣、王文波还有警卫连一同朝东南方的平汉路奔去。  帅荣 26 日凌晨，到达于庄至方顺桥间的铁路封锁线，在此与敌人遭遇。激战中一个班长被俘，敌人得知朱占魁等人的去向。于是，一个捕捉朱占魁的大网在铁路以东、保(定)南、定(县)北的大块平川上撒开了。 经过一夜行军作战，次日上午 10 时朱占魁、帅荣、梁金龙等骑马先于部队到达十八团驻地——刘村。十八团团长高发宝、帅荣、梁金龙是长征路上的老战友，见面后有说有笑亲热异常，朱占魁频感受到冷落,很不舒服。 饭后，一个参谋向高团长汇报敌情,说保定、望都、定县、安国、张登等四周之敌据点正在集聚兵力，大约两千多人，有向这一带合围的迹象，高团长,帅荣政委听后决定，天黑后十八团向东转移，穿过保定至安国的汽车路到蠡县北部活动;另派出两个连护送朱占魁等去冀中军区开会的人向南走，穿过安国至定县的公路，到安国县大五女一带村庄休息。此决定立刻电告了冀中军区。 由于朱占魁疟疾病发作,躺在屋中休息,高团长、帅荣研究军事行动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这使他更为不满。他认为这种安排是老鼠避猫之举，是坐失战机，当高发宝团长，帅荣政委找他来传达冀中军区批准的行动计划时,朱听后即表示反对，以部队连续行军很疲劳为口实，坚持休息一夜再走，于是当晚十八团向东转移,黎明时朱占魁及护送队伍向西朝贾村奔去。 然而到达贾村后即发现了敌情,朱占魁以西面没有敌情主张西进。而十八团负责护送的三营韩副营长及帅荣却坚持按原计划向东突围，朱占魁大为气恼,对帅荣说:“往东去刘村是朝敌人合击点上碰，都死了谁负责!”帅荣说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朱占魁不得已随部队向东面去。 到达刘村，敌军即从四面围上来，朱占魁左冲右突，到达大李各庄。这时他的疟疾又犯了，不能行走，两个警卫员和后勤部政委王文波将他扶进一农户，他与王文波躲进院中山芋窖，而两位警卫员和两名负伤的战士躲进北屋，日伪军很快搜索到此院，北屋的战士扔出两颗手榴弹炸伤两名日兵。敌人即将一束束手榴弹扔进去。 朱占魁听到北屋没有动静了,以为战士们已经牺牲。面临生死关头,朱占魁后来在一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这时候我想得很多,如果死了，此次同敌遭遇和失败，上级一定认为是我不执行命令造成的，可是韩副营长硬带队伍从安全地带朝敌人合围圈里钻 这一行动没人会向领导说清楚，总觉着这样死不瞑目。 我把思想活动对王文波说了，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我想出去,跑了就跑,跑不了以后找机会再跑，只要活着，就能把这次同敌遭遇失利的真实情况告诉给上级领导，说着，我就把旅级干部佩戴的十八集军的金质证章摘下来塞到山芋窖的沙土里。 王文波一见此举,说：'老朱，你出去吧,我不能出去，’说着他把手枪递给我，'老朱，你打死我吧，这样见了日军也好说话。’我听了这话感到很难过，立即表明态度说:'王政委，你放心,我决不当汉奸。’ 当时我的想法是,死也不能这么窝窝囊囊，而要死个轰轰烈烈，等敌人把我弄到北平、天津后,在大庭广众之下,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自杀,这样就会成为一名抗日英谁,我正这么想着，忽然北屋里又响起了枪声。心说，屋里还有活着的人，快出去吧，不能再让敌人把他们打死了，想到这“增'地一声窜出窖口，大喊一声，'别打啦，’” 朱占魁的突然出现，把敌人吓了一跳，当他们回过神来时，十几把明晃晃的刺刀对准朱占魁的胸膛，一名日军刚想问话，伪军中有人大喊了一声“朱司令！” 听说此人是朱占魁，院里的 20 多名日伪军不知是惊还是怕，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从四面八方对准了朱占魁。  此时，一个日军头目样的人面带笑容地走到朱占魁身旁，用手帕给他掸掉身上的泥土，很客气地要他命令北屋的人缴枪。朱占魁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我让他们不再抵抗，警卫员石清泗第一个走出来，把手枪在地上一扔,怒视着鬼子兵，接着，两个负伤的战士也气乎乎地走出来，大枪靠在墙也不服气；警卫员张纯最后出来，手提着盒子枪就是不缴，被日军强行夺走。敌人把我们几个人一起押送到一个大院，见到了驻高阳县城的日军少校尾尻大队长。他一见我的面，从黑皮包中取出一张我和周彪、钱应麟、梁金龙的合影对照了一下，高兴得用不大通的中国话对我说;“朱占魁，你的可让我们捉到了，哈哈……' 朱占魁被俘后，日伪方面非常重视，日华北方面军副司令、参谋长以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等要人接见了他。接着，在日伪方面的授意下，他在《新民报》上发表了《告河北同胞书》，加入了“先天道”的组织，并将他的继父母接到身边。 1942 年5月，日军为进一步控制朱占魁，提出两件事：一是同日本姑娘结婚，二是出任“华北联军”司令。26日，日军通知住在北平的朱占魁 27 日去石家庄。 朱占魁被俘半年虽然没有实行自己当初的设想,但一直不踏实不愿意成为人人唾骂的汉奸。当日军向他提出那两个条件时，朱占魁觉得自己没有退路了，毅然走出了极富戏剧性的一步。 27 日早晨，朱占魁找到自已的继父母，告诉他们自己想死，希望两位老人与他一道去死。他带着事先写好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几条标话，与继父一道来到天安门前，随即他向前门跑去，喊了几句口号。报了自己的大名,将写好的标语往围观者前一扔,自己一头朝水泥电线杆撞去。然而，他并没有撞死，只是头部撞伤，他的继父母也没有象他希望的那样陪他去死，次日，下午两点，头上裹着绷带的朱占魁被押上开往石家庄的火车，在途经望都时，他又寻机跳车返回根据地。 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 朱占魁逃回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首长非常关心他的伤势,安排他在军区驻地休养，同时延安《解放日报》以《朱占魁将军威武不屈》为题撰文在头版发表，晋察冀日报也以《虎口余生》详细报道了朱占魁脱险之经过。12 月，朱占魁到了延安，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接见并请他吃了饭， 1943年3月朱占魁进入中央党校学习，7 月，党校开始“抢救失足者”运动，朱占魁被小组指定为帮助别人的'突击手”。 小组里第一个被帮助的人叫邹凤坪，原是四川省委书记，其检查重点是四川省委机关被破坏时,别人被捕，他怎么能逃脱的问题。为此有人质问他“国民党的军警把你们省委成员包围在一起，为什么给你机会跑出来?”邹凤坪回答说:“怎么是给我机会跑出呢?是我爬墙时他们没有看见哟！”说着用手指指当时还不能伸直的腰杆道，“这就是那时摔的呦！”朱占魁听了邹的话，觉得说得在理，而低头不语，但有些人却说他是诡辩,硬逼他承认是敌人放他出来的。邹不承认就采用车轮战术刺激威逼他,结果邹被逼死。 朱占魁对此很反感，对抢救运动产生了抵触情绪，请求不当突击手，先来作检查，当他在检查中说到跳车逃回时，小组成员X XX指出跳车返回大有文章，质问朱占魁，“被俘后敌人对你监视那么严，怎么会给你机会跳车呢!”朱占魁一听与质问邹凤平的话同出一辙，十分生气，反问:“你说敌人为什么给我机会跳火车呢？””XXX说，“我说你是敌人派回来的，''派回来的?”朱占魁用手拍拍带有伤疤的头，我脑袋摔成这样怎么说呢?'XXX说，“那是用的苦肉计” 朱占魁一听这话火了，说，“我要是摔死呢了我能办那种傻事!”XXX说“当然，要是别人不会那样干,你要知道，你老朱是要名不要命的人啊!”朱占魁听了这话,觉得有理难辩。因为他的问题发生在敌人那里，无法取证，即便浑身是嘴也难说清，于是，他又想到了死，便怒气冲让地说:“X XX，你这样逼我,好!我不能活了!'说着，冲出洞门(窑洞)，爬上崖顶,喊了一声“中华民族万岁”,一跃身跳下崖来。人未摔死，将右腿摔斯。从此，朱占魁便戴上了“苦肉计”和“畏罪自杀”的帽子。 朱占魁跳车逃回是不是“苦肉计”?几十年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撰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记载了朱占魁被俘和逃回的情形。书中说，“方面军本想用朱占魁在冀中进行政治工作，但他在被护送途中于5月28日在望都附近逃脱，朱为原冀中十分区司令，于 1941 年11 月连同其护兵被一一〇师团俘获。方面军召见了他，并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启新院对他进行了约二个月的怀柔工作。朱逃后师团立即发出通缉朱占魁的命令,但朱终于跑掉。使坚强的共产党员变节背叛确实是很难办到的，”  不被信任的苦闷 1945 年日本投降后朱占魁奉调去东北。这时他的党籍尚未恢复，这使他心怀不满,怨恨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怨恨运动中逼他承认跳车逃回是“苦肉计”的人。为解决自己党籍问题，他到冀热辽军区所在地承德未再北上。因为当时冀热辽分局书记及军区政委是程子华，当年在冀中是他的老领导,他一方面想通过程子华解决党籍问题，一方面想留在这里任热河军区副司令员。 然而事与愿违，程子华先任朱为独一旅副旅长，朱认为是降级使用不去，而后又任朱为冀东十四分区司令员，不料朱拿调令上任时又被改任副司令员。此时又有一个老部下张柱天找他求职，他欲安排为自己的秘书，也未能实现，这一切都使他想不通。后来，他终于明白自己不受重用的原因。  程子华 一天，他路过分区领导的门口，听到里面有人说“不可靠的人就得当副职，谁让他当了俘虏呢，”更有甚者，当他在许多场合进述自己被俘后的经历及逃回的过程以洗清自己时，反倒适得其反。有次吃饭，一个小青年用筷子敲着碗边说，“红脸关公保着皇嫂在曹营呆了12 年，整天一起吃住，说他没有那种事，嘿嘿，反正我不信！' 朱占魁听后，脑袋嗡地大了,心说,我朱占魁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他产生了赶快离开这里的思想。他给大军区首长写了一封信，说他没有文化，军人出身，不适宜做地方工作，愿意带兵打仗。不久，他的请求被批准，冀热辽军区指示他,带两个团到密云、怀柔、顺义等沿通县至古北口的铁路线上剿灭窜扰解放区的还乡团。后来又命他驻守古北口。 事情并未到这里结束，1946 年8月底，朱占魁参加冀热辽军区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会上程子华政委讲了打败蒋介石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他曾问了一个问题，“程政委，联合政府成立后我们是不是把外蒙古收回来?”军区副政委即刻火了，指责他说，“占魁同志，你怎么这样问呢!人家独立了嘛,连国民党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你怎么还说收回来！你这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又是立场问题,朱占魁觉得自己由于被俘怎么也不能取得领导和围围同志的信任,他既委曲又十分苦闷，心中结了一个大疙瘩。 这解不开的疙瘩以及他在政治上的肤浅,导致了他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投敌罪行 6月下旬。驻蒋管区的“救济总署”由北平经古北口向解放区承德运送救济物资，押运物资的国民党官兵在古北口休息时,朱占魁常同他们交谈。 一天，他同一个校级军官闲谈时了解到,在国民党军队里善于带兵打仗的人会受到上司的器重,会加官晋职。此时朱占魅想，既然共产党不信任他了，他又善于带兵打仗，到国民党那里不照样能吃得开吗! 救济总署向解放区运送救济物资这件事,使朱占魁对美国产生了好感。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总说美国是最危险的帝国主义，我看这种说法不可靠,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天津没有美国的租界地?为什么美国还拿出那么多东西来支援解放区? 总说苏联好，苏联总要中国的东西，它让外蒙独立，实际是对中国的侵略，我觉着，马列主义理论也不可靠，说工人阶级最有力量，美国的产业工人最多。美国也有共产党,为什么没有把少数的资本家推倒来实现共产主义?看来美国对外不侵略，对本国工人压迫也轻，就在这点上看美国比苏联好。” 当年 9 月，朱占魁带着两个警卫员投靠了驻通县国民党九十二军。 朱占魁投敌后，受到保定绥靖公署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以及南京政府蒋介石、美国特使魏德迈的接见，加封他为少将高参。为孝忠其主子,他除出卖了冀热辽大军区军事会议上的机密外，还在广播电台,民众大会上作反苏反共宣传,后来，又在南京中央训练团任教官。但朱占魁的效力并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厚待，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来到身边后，竟然连碗饱饭也吃不上。他这位少将高参只是空设，没有实权。  孙连仲 为了抓兵权，建武装,朱占魁决定回到家乡廊坊一带。当时河北省主席是孙连仲,为取得他的信任和组织队伍的资本,朱占魁指使亲信王伯仁写了刘秉彦、李大卫、侯海楼、朱占元等10 个人的名单。他对孙连仲谎称这 10 人都是共产党冀中十分区的领导人，想投奔国民党，他愿意去廊坊一带策反。孙连仲问朱占魁这 10 个人为什么要投奔国军,朱占魁说,刘秉彦、李大卫都是地主家庭,侯海楼土匪出身，朱占元是他的亲弟弟,共产党都不信任，都是挨整的人。孙连仲信以为真，封了他个“安(次)大(兴)永(清)固（安)霸(县)五县联防司令” 朱占魁的目的达到了,名单上那 10 个人倒霉了。因为孙连仲身旁的少将一处处长谢士炎是地下共产党员,见到这个名单后及时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其中一些人不明不白的受到审查,有的人还不明不白的丢官弃职甚至死去。这是朱占魁投敌后的一大罪行。 朱占魁来到廊坊后,收编汉奸、土匪李俊清、崔树发、佟天福等部四五百人。孙连仲给他了一个陆军步兵独立第三大队的番号，但是还给他派来一个中校特务左光平任联防区司令部的参谋，一个上尉军需掌管了财权。除外，还有一个中队对他进行监视，一个美械装备的军事小组带着一部电台跟在朱的身边,扬言此电台直通国防部。发现情况先斩后奏,可以不通过李宗仁、孙连仲等当地长官。 朱占魁感到身边有了部队却没了自由，他看到国民党对他这样不信任，头脑中“国民党比共产党好、美国比苏联好”的思想起了变化。有两件事对他刺激很大、第一件,身为少将司令员的朱占魁,同国民党的几位校级军官坐车去通县，被美国兵拦住去路，中校刘金庸下车后低三下四笑脸求情,换回的一句话是，中国人的车辆一律不准通行,朱占魁感到有失中国人的尊严;第二件事，美国兵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北平女大学生沈崇。愤怒的学生上街游行，要求对美国兵予以严惩，北平当局不仅不支持这一正当要求,反而指责学生们是过激行动。朱占魁后悔过去自己想错看偏,又有了回到共产党队伍的念头。 一天，他在天津碰上了过去是他的部下、如今在车站码头扛大个卖苦力的王秀之,托他前往冀中军区联系。然而王秀之因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而被错杀，此事未成。 1947 年7月，朱占魁的伯父(过继之父)被我方安次县公安局处死，11月他的第三大队被解放军消灭。这时，朱占魁的思想又起了变化。他认为自己的罪行重大,共产党不会宽大饶恕他。为了对共产党进行报复，12月底指挥部下制造了老柳坨惨案，杀害了我安次县副县长刘正风等四名县区干部。此时，他又被委任为国民党安次县县长兼五县联防区司令,到处讨伐抓人干了不少坏事。不久，他又恢复了被解放军消灭的三大队。 起义 1948 年5月，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任命朱占魁为河北省三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他很快收容各县散乱武装和逃亡人员 5000 余人编成了县乡保安队和二十二、四十两个团，此外尚有独流镇及唐官屯两个守护团。朱占魁正在志得意满之时，傅作义将其新组建的四十团编入他的正规部队。这时朱才明白，傅作义是利用他急于抓队伍、善于搜罗地方武装的特点，将已编成的兵力向他的主力过渡,这又使他动摇起来，不愿这样为傅效力，但是出路何在? 回解放区他又害怕。因为他投敌后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都展开了反攻,特别是东北战场，蒋军败势已定，朱占心里明白，东北大军一进关，天津、北京保不住，他纵有浑身的本事，也不能上天入地，不是被打死就是当俘虏。他认为，与其在交战中被打死或被俘，就不如主动回到解放区让人民去处治。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得到一张登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冀中导报，上面说只要国党军官兵不顽固到底，举行起义就给出路，还说，立功者则给予奖励。朱占魁看了这张报兴奋得一夜没有睡着觉。他下决心多抓队伍，战场起义，不求立功但愿赎罪。 8 月上旬,傅作义召见朱占魁，让朱担任第一清剿区司令，司令部设在通县。朱占魁认为，通县靠近北平，又没有自己的基本队伍，战场起义行动不便，恳请傅作义让他担任了靠近天律的第四清剿区司令，在此同时，河北省保安司令部又给三专区增加了一个四十三团的番号。他立刻将大城交河等几个县的保安队伍组建成团，由副专员王洗凡兼任团长。当时该清剿区有保安团12个，守护团4个，加上六十二军的一个师，共有 19 个团的兵力,这时的朱占魁甭提多高兴了，心想只要带上一半的人马战场起义，不能受奖也能赎罪了，他立即让妻子张淑媛回冀中军区取得联系。 冀中军区得到朱占魁要起义的消息后，从北平给他发来一封信。一日他正品味猜测着信中那隐晦的言词时，监视他的特务头子马驹驷则一脚踏进屋来，说;“朱司令，谁来的信哪？”朱占魁心惊脸不变地答道:“朋友来的，'说着，将信递到马驹驷手里,马驹驷一看信是北平发来的便说，“朱司令，信我不看了。我想看看你手里那张冀中小报”马驹驷拿着刊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这张小报对朱占魁说，“朱司令，你可得好好想想，共产党连你的继父都不饶恕，还能饶得了你!'朱占魁听后以攻为守说“马老弟，你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不相信我发个电报撤了我这个司令的职吧!”“哪里，”马驹驷皮笑肉不笑地说“我是提醒朱司令,千万不要上了共军的当。” 马驹驷走后，十分区派出的联络员王志刚来了。朱占魁对他谈了自己的目前处境和情况，让王志刚穿上军装，跟在他的身旁，以便对起义的举措随时进行商议。 11月13 日傅作义在北平召开了整军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些专员和保安司令、保安旅长。整军方案是,把各保安司令属下的保安团全都改编成正规部队,11月 18 日开始行动，朱占魁认为，他刚刚组建起来的四十三团被编走,就没有起义的本钱了。他找到知心的副专员王洗凡一说，谈定在整军前的11月18日早晨起义。 朱占魁的基本武装是独立三大队。大队长李俊清是汉奸又是土匪很不可靠,朱借他回天津之机换上心腹之人张国政。另外,还把中队长以下不可靠的人员采用明升暗降之法做了调整。 11 月17 日下午，朱占魁在津西王庆坨召开了军事干部会议，他在会上伪称，北平会议期间，同王凤岗专员商定，两军联合行动，在霸县汇合，对解放区进行较长时间讨伐扫荡，他命令明天早4点，各部在司令部所在地王庆坨集合。 当天晚上,朱占魁秘密召开了独立三大队排以上干部会议，会上首先由大队长张国政讲话。他从人们最关心的当前形势讲起，他说东北几十万美国装备的国军，全部被解放军消灭。东北解放军很快就要进关，同华北解放军联合一起作战，我们能战胜吗？ 张国政两只眼睛扫视着大家,谁也没有吭声，然后他自问自答:“我看不能，要打只有送死。那么怎么办?”他用手一指坐在身旁的朱占魁;“司令员给我们领了一条活路——起义。愿走者走，不愿走者留，'说到这，张国政大声喊道，“愿跟司令走的举手。” “唰”地一下，几十双手一齐举了起来。11月18日凌晨，各部按时到达集合地点,计有三大队 546人，四十三团1464人，文安县大队165 人，安次县德胜口大乡队 242人，另外还有监视朱占魁的特务部队 145人，连同司令部的一班人马，共计2700余人。天明前，朱占魁一声令下，几里长的杂牌队伍，直朝汇会点霸县奔去。 朱占魁的计划是，部队进入霸县信安镇后，让自已的基本队伍独立三大队对监视他的特务部队强行缴械，不料，途中解放军发生误会打了起来,朱占魁下令不准抵抗,引起了特务的怀疑,拉着文安县大队、德胜口大乡队逃跑了，朱占魁只带过2100 人枪。 朱占魁起义后，所率部队改编为冀中军区独立第一支队,朱占魁任支队长，参加了解放天津和解放太原的战斗。 1952 年1月，河北军区军法处追究朱占魁的叛变投敌罪，判处无期徒刑。1975 年释放分配到河南省政协工作，后到省政府参事室任参事。 1980 年3月根据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由河北省军区军事法院重审，撤销河北省军区军法处1952年1月2日的判决。 朱占魁 1991 年7月逝世后,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河南省参事室机关党支部给他做了这样一个鉴定： 朱占魁同志在政治上能够旗帜鲜明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积极靠近党组织;工作上公而忘私,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生活上艰苦朴素、廉洁自律;作风上光明磊落,平易近人、甘做公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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