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关注的巨匪自知必死，临死不断呼救：刘志丹曾是我的副团长

那么张廷芝到底是什么来头？他和我军到底有什么过节？他和高岗又有什么关系呢？

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将军在其老上级傅作义的劝说之下，毅然在绥远宣布起义。由此，绥远省成功地远离了生灵涂炭之苦。然而国民党以及当地的蒙汉土匪不甘心失败，从1950年开始，数支土匪武装在绥远的蒙区兴风作浪、杀人放火。其中，最大的一支匪帮名叫“伊南匪团”，其首领名气很大，甚至连毛泽东、朱德都知道。此人名叫张廷芝。

毛泽东回忆自己在陕北的战斗生活时，曾不止一次陕北打围子的故事。所谓“土围子”，就是陕北地主、土匪武装的据点。这种据点多用夯土筑成圆形的土墙，土匪们则在这种“土围子”后开枪开炮，没有重武器，还着实难对付。中央红军刚长征到陕北时，打的一个土围子，就是张廷芝的据点。

张廷芝是陕西靖边县金佛坪村人，出生于一个土豪世家，其祖先文武兼修，出了8个文武举人，在当地可称为望族。到了民国初年，张家修建起陕北最大的土围子，周边400多个村，都唯张家之命是从，所有农民大多为张家的佃户。

作为张家族长，张廷芝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光妻妾就有七人，糟蹋的妇女更是难以计数。村里有个叫梅婷的少妇长得漂亮，被张廷芝看上了。他不顾对方已经有了孩子，竟强行霸占，等玩腻了，竟将母子俩乱刀砍死。

1930年，张廷芝花钱创办民团，并投效到国民党军官苏雨生门下。不久后，苏雨生便将张廷芝任命为第16团团长。就在这时，团里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他不是别人，正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

当时刘志丹一直在陕北地区从事“兵运”工作，为了方便行动，刘志丹加入了哥老会，号称“西北堂刘大爷”。在哥老会以及陕北诸刀客中，刘志丹可谓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志丹亲自前往苏雨生部，试图将该部争取过来。对于刘志丹的到来，苏雨生也是非常重视，于是将之派往张廷芝的16团，担任副团长。在刘志丹的秘密策划下，高岗也进了张廷芝的队伍，担任教导队副队长。而这，就是张廷芝与刘志丹、高崇德的交往之始。

刘志丹从事兵运工作时，非常重视吸收和改造土匪武装。然而在十六团，刘志丹却发现张廷芝反动透顶、油盐不进，根本难以改造。于是刘志丹脱离了十六团，前往甘肃谭世麟部担任骑兵营营长，并且成功拉走了这支队伍。

与此同时，陕北根据地另一位创始人——阎红彦也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军官周维祺，他俩带着100多人枪来到了三道川，和刘志丹的部队会合，编成了一个团。

恰巧此时，张廷芝做腻了团长，也带领部队返回了三道川金佛坪老家。张廷芝趁刘志丹外出办事之机，潜入到他的队伍，假意要和周维祺说门亲事。见到周维祺后，张廷芝拍着胸脯保证，他会将自己美貌的妹妹张够够嫁给他。周维祺不知是计，竟引狼入室，将张廷芝请到大营内喝酒。而与此同时，张廷芝的土匪武装紧随其后，杀入映众，缴了周维祺全营的枪。随后他又袭击了谢子长的团部和刘志丹好不容易拉走的骑兵第六营。

张廷芝虽然是个土匪，但也算得上有勇有谋了。

谢子长和刘志丹的虽然脱险了，但刚拉起来的队伍全被张廷芝整垮了。从此，张廷芝与陕北红军结下了难解的仇怨。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兵到达吴起镇，一战击溃马鸿逵部的4个团，只剩张廷芝的土围子横亘在我军的必经之路上。于是，毛泽东命令左权带领军委警卫连和工兵连趁夜接近张廷芝的豹梁寨子，并一战而破之。当夜，张廷芝正在县里妓院中嫖宿，侥幸躲过了一劫。

为了报破寨之仇，张廷芝又不断制造事端，与红军火并。1936年，我军一个独立营在青杨岔中了张廷芝的埋伏，不幸被包围。除了少数战士突围外，其他人都被张廷芝的民团残忍杀死。

为了剿灭张廷芝，我军成立三边特委和剿匪指挥部，由谢维俊担任特务书记和剿匪指挥。然而可恶的是，张廷芝再次发挥其挑拨离间的特长，成功将我游击队连长宗文耀策反。两人里应外合，残忍杀害了谢维俊。

要知道谢维俊可是毛泽东最信任的部下，是开辟赣东根据地的功臣。谢维俊的牺牲，让毛泽东大感震惊，让邓公叹息良久。

抗战爆发后，张廷芝立即投靠驻扎在包头的日本人，当了汉奸。事实上，狡猾的张廷芝狡兔三窟，仍在敌我友顽之中周旋。

1940年，国军新编第11旅旅长刘宝堂看上了他的养女小芹，想娶之为妾。事实上，他就是想吞掉张廷芝的武装。

张廷芝见11旅势大，不想与其硬拼，于是便先来个软的。9月4日，张廷芝以刘张两家结亲为由，大摆宴席，邀请刘宝堂以及新十一旅驻安边的连以上军官赴宴。刘宝堂不知是计，欣然带着自己的军官们赴宴。

然而宴无好宴，刘宝堂万万也没想到，自己奔赴的竟是一场鸿门宴。正当宴会进行到热烈之际，张廷芝的弟弟张廷祥突然拔出手枪，一枪毙了刘宝堂。同时，事先埋伏在宴会大厅的土匪部队一齐出动，将十一旅的军官全部扣押了起来。张廷芝的诡计再一次得逞了。

抗战结束后，张廷芝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的民团军官。然而好景不长，在陇东战役中，张廷芝世代经营的土围子再次被西北野战军连根拔起。无奈之下，张廷芝只好逃到国民党第22军。1949年6月1日，张廷芝听说22军要起义，于是赶紧带领100多名匪徒，去绥远投靠了第111军。到了9月，就连绥远国民党军也要起义了。

张廷芝先是带着队伍潜入外蒙，他见那里查得很严，于是又潜回绥远，混入了第36军，他的匪队被编为一个骑兵连。就当张廷芝以为自己可以蒙混过关之时，军长刘万春突然单独找到了他：

“上面来电报了，你的情况很特殊啊，应该送到北平受训。”

张廷芝这才惊恐地意识到，虽然他不过是个小得不能在小的土匪头子，但是我党却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如果真去了北平，恐怕死无葬身之地啊。于是张廷芝连夜带着队伍潜逃，窜到伊克昭盟投奔了内蒙巨匪奇玉山。在奇部，张廷芝还遇到了许多当年在陕北一起为匪的老熟人，榆林“北霸天”高怀雄，神木民团头子张世华，志丹县匪首、之前文中提到的叛徒宗文耀，神木恶霸解文龙等。他们都是极端反动，且经验老到之人。

群匪聚集，自然是伊克昭盟百姓的劫难，他们四处打家劫舍，杀害我的地方干部，匪患很快就蔓延到全盟七旗1县。若不尽快铲除这支匪帮，我们很难在蒙区立足。

为了歼灭这股巨匪，绥远军区决定动用蒙古族部队的力量。在大青山抗战时，乌兰夫曾营建了我军第一支蒙古族武装。解放后，该部队被编为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五师。

作为蒙古族武装，骑5师官兵都精于骑术，熟悉草原和沙漠的环境。在我军的追击之下，奇玉山匪帮很快瓦解。张廷芝、高怀雄等人一商量，认为兵合一处，目标实在太大，还不如散伙、分头逃命来得妙。

于是张廷芝带领着数十名响马，脱离了队伍。相比于奇玉山，张廷芝才是最难对付的土匪。

首先，骑五师的官兵发现张廷芝匪帮明明就在不远处，却始终追不上。我军大多是蒙古族战士，从小在马背上长大，而张廷芝的手下多为汉人。蒙古战士为何追不上汉族土匪，这让我军首长们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到了后来，我军才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原来，张廷芝一向对自己的骑兵部队很上心，都配备了当地的乌审马，这是一种良马，速度快、耐力极好。而我军的战马是普通的蒙古马，速度不够快。

与此同时，匪队后面还跟着“马桩子”，即空载的预备马匹，跑累了就换一匹。而我军骑兵一人只有一马。为了加快行动速度，张廷芝每到一地，便会将牧民的好马据为己有，平均每匪都能拥有三四匹马。

在补给方面，土匪们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牧民的牛羊随便杀，粮食随便煮。而我军则要自带给养，靠后方补充。土匪们吃得酒足饭饱，而我军战士则被拖得面黄肌瘦，人困马乏。

更恶毒的是，张廷芝在抢劫时，都打着解放军的旗号，临走时还在农民的炕上，牧民的蒙古包里，甚至煮饭的锅里拉屎，以此来挑拨我军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尽量拖延我军追击的速度。

负责追击的战士们一路只见到被土匪抢劫后的惨相，却见不到一个土匪，心里窝火极了。遇到了老百姓，还必须和他们解释这些坏事都是土匪干的，解放军是来剿匪的。说得口干舌燥，好歹才将群众的工作做通。张廷芝的残忍和狡猾，给我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摆脱了我军的追击后，张廷芝一个折返，又窜回了伊克昭。在鄂托克旗以东的黑疙瘩，张廷芝竟壮着胆子，召集其他汉族匪帮，搞了“誓师大会”，与会者达到数百骑。然而张廷芝万万没想到，在黑疙瘩附近，游弋着我军的尖兵连——骑兵13团第3连。

连长张文奎见群匪聚集，他一边派人向上级求援，一面带领着全连战士，挥舞着马刀向匪徒们杀来。张廷芝见解放军冲杀而来，先是一惊，但见到我军似乎只有百来人，于是便猖狂地指挥匪徒将3连包围，试图打个歼灭战来提振士气。

然而就在这时，吴广义师长所带领的主力骑兵却从侧翼拍马赶到，匪徒们猝不及防，被我军来了个反包围，匪徒被歼100多人，一路上抢劫来的马匹和财物，都被我军缴获。不过可惜的是，张廷芝依然带着数百名匪徒突出了包围圈。

吴广义担心张廷芝窜到乌审旗与奇玉山残匪合股，于是有心调动他。吴广义听说张廷芝与当地的大喇嘛关系很好，于是心生一计。一天，吴广义亲自拜访这位大喇嘛，送了很多礼物。随后吴广义告诉大喇嘛：

“请您帮我给乌审旗的王府指挥部送一封信吧，张廷芝匪帮正在东进，欲与奇正山匪帮兵合一处，请王府指挥部做好御敌准备。”

大喇嘛假意应允，实际连夜派人将这封信交给了张廷芝。而这个举动，早就在吴广义意料之中了。

张廷芝拿到信后，哈哈大笑：“你让我往东？那我偏就往西，看你们怎么抓我。”

谁知张廷芝往西走了数十里，正好碰到我第13团的300多名伏兵。匪帮猝不及防，迅速败下阵来。张廷芝不敢恋战，赶紧带人向东逃窜。而吴广义所带领的主力骑兵，早就在其必经之路上等候了。经历了一番恶战，张廷芝匪帮全军覆没，张廷芝本人负伤，其“座驾”也被我军俘虏。

令我军蒙古族战士惊讶的是，张廷芝坐下“宝马”竟然是一只骡子。骡子比马还跑得快，真是不多见。

“宝马”被缴获了，但张廷芝却逃了。张廷芝趁我军与匪军血战之机，找了个机会藏在了一处地窖里。由于打扫战场不够仔细，又让他逃过了一劫。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张廷芝逃过了枪林弹雨，却没逃过我公安战士的搜查。1951年2月4日晚，武川县公安局侦察股长孙有光带着自己的部下在大青山二份子区小花窑子巡逻。

就在这时，一个蒙古族妇女突然找到了孙有光。这个妇人不会说汉语，她只是对孙有光指了指身后的一处庄园。孙有光知道这处庄园，这本属于国民党的一个旅长。旅长一家早就逃走了，如今里面住着一家佃户。孙有光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庄园里恐怕有一条大鱼。

孙有光立即吩咐部下把守住各个出口，然后自己带着几名公安敲开了这家人的门。开门的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她正在给孩子喂奶。孙有光轻声问：“屋内有几人？”那个年轻女子伸出五个指头，孙有光立即意识到对方有五个匪徒。

就这样，睡在热炕上的五名土匪皆被擒获。在孙有光等人押着土匪离开时，村民们纷纷涌出来，为公安战士喝彩。而这一喝彩，让张廷芝感到毛骨悚然。人心向着共产党，自己彻底完了。

张廷芝的手上沾满了了人民和共产党员的鲜血，他听说过人民政府的镇反政策。对于他这样屡教不改的匪首，早就该死一万回了。

在强烈的求生意志之下，张廷芝一路上不停地与孙有光唠嗑，吵着要见当时东北军区的首长高崇德，他说：

“当年三道川事件时，我是团长，刘志丹是我的副团长，高崇德是教导队副队长，我和他们有旧啊！”

说实在的，张廷芝也真是不知死活。正是因为三道川事件，张廷芝才和陕北红军结下了梁子，他与高崇德根本不是“有旧”，而是有仇了。36军军长刘万春之所以专门和张廷芝这个小连长谈话，其实就是高崇德的命令。高崇德说张廷芝是个极端反革命，必须押解到北平。

张廷芝问孙有光：“你们会怎么处理我呢？”孙有光没好气地说：“谁也无权处理你，你要接受人民的审判。”

1951年，“伊南匪团”彻底覆灭，当年夏天，奇玉山、高怀雄、张世华、宗文耀等31名匪首分别被公审，最终执行枪决。

张廷芝稍微活得久一点，毕竟他是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所关注的匪首，因此他被押往归绥，关了一年多。到了1953年3月，张廷芝得到了公审，并当场被判处死刑。只听一声正义的枪响，张廷芝如同一口破麻袋一般颓然倒地。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