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击楫中流》第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2） 抗战反扫荡阶段：咔嚓沟突出重围战斗 1942年10月，日本鬼子更加频繁地对根据地进行秋季扫荡。晋察冀军区机关和根据地政府也频繁地转移，以抗击敌人的扫荡。当时，晋察冀军区和根据地政府驻在河北易县坐山台村的咔嚓沟。坐山台村有一个前哨连，时逢八路军正处于精兵减政时期，我任二十五团二连指导员，团部驻在牛岗村。离咔嚓沟不远的金波村有鬼子的一个据点，我连的任务是监视金波村鬼子的据点的动向，只要据点里的鬼子一增兵，那一定是敌人又要扫荡了。为了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包围扫荡计划，我们在咔嚓沟一带频频出击抵抗，以确保团部、军区机关和根据地政府的安全转移。 顽强阻击敌人 10月的一天，东方尚未破晓，我们就听到侦查员发出的信号声，得知敌人已经行动，我们立即将部队带上山进入阵地待命。 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清晨，大雨初停，群山一片寂静，几棵孤零零的小树在秋风中微微地颤抖。天已渐渐地亮了，敌人开始渡河，由东、北两个方向朝咔嚓沟开进，准备包围驻扎牛岗的我军团部。情况十分紧急，在山上防御坚守的只有我们二连，而鬼子浩浩荡荡来了好几百人，他们气势汹汹，吵吵嚷嚷朝咔嚓沟行进着。 天上盘旋的敌机似乎发现了我们，不时向我们的阵地开枪扫射。 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我们行动，因为我们的武器装备差，射程不远，只有等到敌人进至我军阵地前沿后，才能开始射击。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我方的阵地在山头上，居高临下，因为敌方出动时伴有汽车和装甲车，我方阵地下面的大道是他们的必经之路。一但敌人进入我射程之内时，随着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一声令下，顿时，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枪炮声响彻山谷。 当敌人明白了我们的意图之后，便以各种武器朝着我方的阵地一齐猛射。敌我双方的枪声、炮声以及密密麻麻的手榴弹爆炸声呼啸而起，就像天空炸过一阵响雷。霎时间，手榴弹在鬼子的阵地上凌空爆炸，短促连续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横飞的弹片带着死亡的气息呼啸而下，惊慌失措的日军士兵无法找到安全的掩体，很多鬼子同时被几颗手榴弹直接命中，被炸得身首异处。 我军突然发起的攻击，让敌人措手不及伤亡惨重。但随后鬼子也调整了部署，并凭借着先进的武器装备向我方阵地发起反攻。由于我们占领有利地形，接连打退了敌人数十次冲锋，我们连的人员伤亡也很大，不过阵地仍在我们手中！这时东面又冲上来近千名敌人，里面有伪军还有民夫，我们在关山腰布防，节节抵抗，然后渐渐向山上转移。敌人的飞机仍在我们的头上低空盘旋，我甚至能看见飞行员的头盔，飞机上的机枪也在不停的向地面扫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 战斗持续了四个多小时，我们又有一个班的战士全部牺牲，我看时间差不多了，估计团部和军区机关已安全撤离，我和连长简单商量了一下，决定向南面另一阵地转移。因为敌人正在组织大规模反扑，我们如果不快速撤离，就有可能被敌人包了饺子。眼看着阵地上那些来不及掩埋的战友们的尸体，我们只得挥泪而去。 此时，东面的敌人已插到了我军后面，有路也不能下去了，只能从西南方一个约七十度的山坡往下撤。我们把队伍撤到沟里，转移到第二阵地。这时，忽然听到我们南侧约五、六里地的阵地上有枪声，因为只能听到枪声，所以，不能判断开枪的是友军还是敌军？ 连长牺牲 来了新任连长 我立即决定部队就地坚守。如果继续往西转移，就会把敌人引到团部和军区领导机关所在的方向。我清点了一下战斗力，一个连一百三十人，连伤带亡约二十多人。伤员背回来了，连长也牺牲了。 我立即将连长牺牲的消息报告团首长，正是战斗激烈的时候，连队不能没有连长，团部从特务连派来杨再民任代理连长。他是共产党员，原是东北军的，说话粗声大气，具有标准军人的举止和仪表，对人真诚直率，打仗很有经验。但性情暴躁，军阀作风严重，战士们都怕他。他有很多的口头禅，每当看到战士的枪没擦干净时就会骂骂咧咧地说： “你他妈狗日的，你的枪为什么这样脏？你他妈狗日的知不知道枪是你消灭鬼子保你性命的本钱，它跟你一样也要洗澡、穿衣、吃饭，否则就不如一根烧火棍。”到各班检查内务时，只要哪个班的内务没整好，他不骂战士，骂班长： “你他妈狗日的三班长，你班的内务为什么这么乱？”由于打仗期间，班长都会辩解说：“没时间。” 他就骂上了：“你他妈狗日的，我问的是你，有什么责任，你的脑袋只管吃饭的吗？不要忘记了你是班长。” 打仗时，每当敌人的飞机轰炸或是敌人的机枪扫射，他都会站起来观察，这时通信员就会拉他隐蔽，或是保护他，他就要发火，还骂通信员： “你他妈狗日的没看到前沿阵地的战士们在拼命？我不能躲在这里怕死，脑袋掉了不就是碗口大个疤吗？人活着，名誉比怕死鬼的头光荣得多。” 由于他指挥作战勇猛顽强，也能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战术，战士们对他的指挥能力很有信心。我们在山上隐蔽着，不敢烧火做饭，因山下敌人把退路都给断了。 被敌人包围 天渐渐黑下来，我与连长在原地待命。同时，研讨下一步的计划，没有想到，在如何作战的问题上，我们两个发生了争议，连长坚持在山上固守待命，我分析说“上级给我连的任务就是掩护团部，坚持半天时间，然后可以节节撤退向北转移。” 连长说：“敌人是从北面上来的，怎能向北转移？” 我说：“他们从北面上来主要攻击方向是西南方向的军分区所在地，他们会迅速向南合围，我们如果待在这里不动，向南运动的敌人正好包围我们。” 连长急得骂骂咧咧：“你他妈狗日的日本鬼子，来吧，看我怎么收拾你他妈狗日的。”仍坚持己见，不同意我提出的向北撤离转移的意见。 我劝说他：“别骂了，召开党支部会议，我们现在应该研究一下，如何完成任务。保证这一连人不再受损失，向军区主力、向团部靠拢。” 连长看了看我说：“那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对连长说：“我主张利用夜间从敌人包围圈空隙分散穿插突围。战争历史表明，在正面战场出现僵持局面的情况下，轻兵袭后常能一举改变战局。” 他很固执地说：“那不行，碰到敌人，这一连人都交待了，我要负责任。” 我也坚持我的意见说：“我也要对连队负责任，听听大家的意见吧。” 战地紧急会议上我把自己的意见详尽地说了一遍：因为我们所在的坐山台前面是牛岗，也是团部的所在地。我们在那里住过两年，地形十分熟悉。敌人在那里可能封锁路口，晚上天黑他们的防守不可能太严密，我们可以从敌人的防守空档中，穿插出去，分散突围。夜间不许打枪，都带上手榴弹。 支委会和班排长都同意我的意见，但连长仍不想突围，我说： “连长你不赞成，可以带几个伤员暂时留在山沟里，我们试试” 他说：“那好吧，我带几个伤员掩护你们。” 突出鬼子包围圈 晚上十点多钟，我们兵分两路，开始突围。一个排长带一队在右面，我带主力在左面，前面有两个侦查组。要求所有战士都把鞋脱下，只穿袜子或光脚行进，不能发出声响，不准打枪，如与敌人遭遇就拼刺刀。尽量不分散，向北突围后在双峰树集合。 半夜时分，我们顺着山梁摸下去，到了一个村里，发现两侧地里都点着火。当时已是十月份，老百姓怕鬼子抢粮，就把庄稼点着火烧了。日本鬼子一堆一堆的围着火堆坐着休息，相距不过一两百米，我们在敌人眼皮底下悄悄地爬过去，没响一声枪，终于安全的冲出了包围圈来到集合地。清点人数绝大部分都跟上了。 连长也跟上来了，他把伤员藏在山洞里，自己也随后冲出了包围圈。双峰是敌人的据点，我们派人过去侦查，一看都是中国的民夫。侦查员做了工作，顺便又背回几袋粮食，在这里又遇上了团部的侦察连，我们全连终于和部队会合。 当时的一分区副司令高鹏，据说他白天站在鸭子沟北面，听到咔嚓沟枪声打得十分激烈问身边的参谋： “这是哪个连在打？” 参谋回答他：“二连。” 高副司令听着激烈的枪声，沉思良久后说： “这个连打得很英勇，这一仗打完了，可能剩不了多少人了。” 第二天听说我们大多数人顺利突围回到了部队，他非常高兴，表扬了我们，并对团长宋学飞说： “真有两下子，给他们报功！”我也由于完成了掩护和阻击任务，又率部队成功突围，受到了团部嘉奖。 这次战斗使我体会到，战场上出现的任何一个情况，都是对指挥员意志和信念的严峻考验，这时最需要的是沉着和耐心，在坚持中等待和寻求战机的到来。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被战场上复杂的情况所迷惑。而在两军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指挥员只是有坚持和忍耐也还是远远不够的，关键的问题是要在坚持与忍耐中寻求和捕捉战机，促进战局的转化。 保护杨成武司令员的夫人赵子珍同志 1943年初春，八路军反扫荡期间，杨成武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我时任二连指导员。当时分区司令部在良岗镇的一个村庄里，敌人几次对分区司令部进行围剿，情况很是危急。得到消息后，我派一个班去专门保护杨司令的夫人赵子珍同志。当时。她身边还带着一个小女孩。此任务完成非常出色，没出任何差错。 司务长说：你们这是喝兵血 我在二十五团二连队任指导员期间，还发生过一件让人苦笑的事。 有一次，连队杀了一头猪。那个时候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很清苦，难得吃上一回猪肉。有人就提出：“干脆我们几个人弄点肉吃一回小灶吧。” 当时我正好在场，没有表示反对。于是大家共同动手，弄了一些瘦肉，还有猪肝加上一些青菜，炒了一大盘子。正当我们几个吃的津津有味的时候，司务长突然进来了，见此情景便大发雷霆，指着我们说： “你们这是喝兵血，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日子过得这样苦，谁不想吃肉？好不容易杀了这么一头猪，你们倒好，先在这里偷着吃，你们觉得这样对吗？你们这是旧军队的军阀作风。” 说到这里，他用手指着我：“你是政治指导员，不但不制止，还带这样的头更不应该。” 司务长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工作认真，严于律已，从不搞特殊化。 我们自知理亏，任司务长怎么说，也没人敢吱声。是的，错了就错了，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我连忙把那盘猪肝炒肉端到外面让大家一起吃。这件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当时缺吃少穿的战争年代环境里，可算得一件大事。 通过这件事，也让我从中吸取了深刻教训：任何时候也不能搞特殊化，只有这样，当干部才能带好兵，当领导才能带好头。 到了当天晚上部队晚点名时，我在全连面前主动作了检讨，我对全连战士说：“今天我要跟大家作检讨，上午咱们二连杀了一头猪，我和几个战士一起开了小灶，这件事被司务长发现了，批评了我们，司务长批评得对，我作为指导员不能搞特殊化，我向大家作检讨。” 我作检讨的事被教导员知道了，他还表扬我：“作为指导员，能在战士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这很好，说明你能正视自己的错误，也说明你有勇气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样才能带好部队，才能在战士心目中树立威信。” 我的一生是在战火硝烟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军旅生涯近七十年，在连职岗位上六年，营职岗位上四年，团职岗位上五年，师职岗位上十三年，军职岗位上十六年。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从一个穷苦的孩子一步步成长为一个高级指挥员。不管在什么岗位上，我都会牢记党的优良传统，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不能自视与大家不一样从而自享与大家不一样的待遇。实践证明，一个指挥员只要能够做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权为民，心中时刻想着大家，战时才能更好地带兵打仗。 团长宋学飞教导我如何带兵 1943年前后，我一直是任指导员，当时很想当军事干部，直接带兵打仗。不过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能服从组织的安排。不过在任指导员期间，我也注重学习和掌握一些军事指挥常识。一分区二十五团团长宋学飞，东北讲武堂毕业，曾在旧军队当过骑兵营长。不仅军政素质好，还关心下级爱护士兵，对部队要求也很严格，我非常敬佩他。平时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注意学习他的工作作风、带兵原则和指挥作战的能力，可以说宋学飞团长是我后来成为军事干部的导师。 在反围剿的战斗中，我们连多次被敌人袭击。战士们的士气一度很低落，并产生了对敌恐惧情绪。宋团长知道后，来到我们连。通过调查了解，他认为我们在对敌的战术上存在问题，因为我们总是被动地让敌人追得满山跑，不敢轻易出击。 宋团长说：“敌人现在正是扫荡期间，比较猖狂，他们的士气也正旺。但是，对于我们来讲，也不是没有可趁之机。问题是我们要把握好战机，变被动挨打为主动出击，其实，我们也可以打敌人的伏击嘛。” 团长的一席话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一次，在团长的亲自指挥下，我们打了敌人一次漂亮的伏击战，完整消灭了敌人一个班。 那次战斗既振奋了部队士气，也让我长了知识，从中又学到了在复杂的环境下如何带兵打仗的窍门。 我们在金波、紫荆关一带与敌人作战时，连队的哨兵一个月内连续两次遭到敌人袭击。宋团长来到我们连队，经过观察，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一是我们连队的哨位白天晚上都在同一位置上，二是没有设流动哨。发现这个问题后，宋团长对我和连长说： “一个月内你们连队的军事哨连续两次被敌人袭击，你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你们看到没有？哨位白天和夜间都不变，敌人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就能发现你们的这个弱点。另外，你们明明知道敌人来袭击你们的方向，也不放一个流动哨或是潜伏哨。你们平时是怎么训练士兵的？练兵要在'活’字上下功夫，否则把战士们都快训练成了傻兵。这就是你们连长、指导员的责任。世上没有不会打仗的士兵，只有不会带兵的将军。带兵的人，不能把兵带活，那就不是好的指挥员，战士们跟着你打仗只会无谓地牺牲。” 当时我们年青，没有带兵经验，只知道猛打猛冲，认为不怕死就是好兵，就是好干部。经过几次实战和团长的指点，我学会了如何带兵，也学会了在战争环境下，如何在部队驻地设防布哨，并且注意积累总结实战经验教训，这些与宋学飞团长的言传身教有着很大关系。 可以说宋学飞团长是我走上军事指挥员道路上的良师，是我军旅生涯的启蒙老师和领路人。从他那里我学到了许多书本和教材以外的军事实战技术常识，这些对我以后的指挥作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抗战反攻阶段：夜袭上陈驿鬼子据点 1944年春，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中国军民的反攻阶段。日本鬼子已是穷途末路。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状况，作最后的垂死挣扎，日本鬼子仍然发起对根据地的大举进攻。日本鬼子最后的疯狂，也没能阻止我们的胜利。 从山区打到平原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八路军和根据地军民也不断组织反攻。当时叫扩大解放区一、二战役，八路军从山里打到平原。山里的老百姓到村口热烈欢送子弟兵，战士们唱起了雄壮的歌曲，挺进子弟兵！ 向前挺进，年轻的子弟兵， 勇敢的子弟兵快乐的子弟兵， 以坚定的步伐到战斗里去。 为了土地新生，为了家乡幸福， 为了祖国的光荣， 把亲爱的步枪扛在肩上， 到战场消灭敌人，到城市消灭敌人， 到堡垒消灭敌人。 让歌声飞起来，使天地全回音， 我们战斗在艰苦年代， 毛泽东是指路的北斗星， 我们战斗在祖国前哨， 总司令是胜利的巨鹰。 向前挺进，年轻的子弟兵， 勇敢的子弟兵快乐的子弟兵 抗日的烽火燃遍了中国大地， 我军部队也开始了反扫荡。 直到今天，每当我哼唱这些抗战的歌曲时仍能感到浑身热血沸腾。因为，这就是中华民族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那一阶段的战斗非常频繁，我们采用各种不同的战术打击敌人。 其中最漂亮一次战斗就是打上陈驿那场夜袭战，前后用了不到三十分钟解决了战斗，还缴获了两挺机关枪，一个掷弹筒，十几支步枪，并且彻底摧毁了这个据点。 上陈驿夜袭战 上陈驿是易县金波镇到紫荆关中间地带的一个村庄，也是从根据地到敌占区一个重要通道。这里有鬼子的一个据点，鬼子利用这个据点严密封锁这条通道。我们的人员从这里进入敌占区，或是从敌占区返回根据地，在这里屡屡遭遇鬼子袭击。 为了打开这条通道，上级决定端掉这个据点，消灭据点里的敌人。据点是一个三层楼的独立建筑，外围是比较空旷的开阔地和几道障碍，易守难攻。 战斗开始前，副团长陈焕给我们交待作战任务说：“上陈驿据点的鬼子的小分队，老兵抽到扫荡队去了，还剩二十几个人和小队长，警戒较松。晚上只留一个民夫给他们喂马，负责关门。这个民夫是我们派去给鬼子打杂烧水的内应，你们可以跟他联系趁机端掉这个据点。” 我们对据点外围的地形和环境进行侦察，通过内线对敌人据点里面的敌情进行了充分了解，并对战斗进行周密部署。战前准备阶段，团部指示我们先退到敌后，驻扎在距离上陈驿不远处的大良岗附近。 鬼子的这个据点其实是一个建筑坚固的碉堡，共有三层。 据点外围设有三道障碍：第一道是路障，敌人在通往据点的路上堆放了很多油桶，石块和铁丝网。第二道是封锁沟，环据点挖了一条宽两米多，深达三米多的战壕。第三道是吊桥，通过这个吊桥才能进入据点。那个吊桥晚上通常是吊起来。那时因为绳子断了，到了晚上吊桥总未拉起。过了吊桥，要进到据点的碉堡里还有三道门，想来鬼子是被八路军打怕了，才如此层层设防。 夜袭前我们与内应民夫约定：到我们开始夜袭的那个晚上，第一道门开着，第二道门掩上，第三道门用锁挂上但不锁死。 战斗部署安排好之后，我们组成两个梯队，准备夜摸。约定时间是夜里十一点打响，争取十二点结束。 当时天正下着小雨。我带领第二梯队，带着两个梯子，几桶煤油，在向导的带领下顺利通过据点外围的路障。经过吊桥，跨过壕沟，进到敌人据点。果然，第一道门开着，第二道门也是半开半掩着，来到第三道门，三排长杨凤奎在黑暗中用手摸锁，轻轻一拔，锁开了。这是我们的约定，现在一切按预定方案进行，也说明敌人没有发觉我们要打夜袭。门被打开后，三排长往前冲，不料踢倒一个饮马的水桶，夜深人静，水桶咣当的响声显得格外刺耳，一下就惊动了正在碉堡里睡觉的鬼子。鬼子们晚上睡觉也点着灯，一个鬼子立刻吹灭了油灯。岗楼上的鬼子瞭望哨也开始哇啦哇啦地大声喊叫着，说的不是人话，我们也听不明白。 情急之下，三排长当机立断，喊了一声：“打！”，两颗手榴弹也随着喊声飞进了鬼子的炮楼。后面的战士动作熟练而利索，紧跟着一排手榴弹也破窗而入。一时间烟雾四起，趁着烟幕，我们朝里冲，小鬼子的炮楼内浓烟滚滚，一个个被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魂不附体。 战士们冲进屋里一看，大部分鬼子都死了。没死的鬼子也开始向二楼逃窜。见此情景，连长雷道生喊道：“快放火！”，三排长杨凤奎赶快把棉花、棉门帘子、毡子搅成一个筒子，浇上煤油点着，火苗夹着浓烟“呼”的一下向二楼窜去。二楼的鬼子呛得直咳嗽，乱成一团，又纷纷向三楼跑去。因为是夜里，好多鬼子都没穿衣服，被火一烧，鬼哭狼嚎似地喊叫着。 这时，我们的第一梯队已进入炮楼的第一层，我将第二梯队少部分留在炮楼的外壕，其余大部分跟我进入到敌人的伙房。我把机枪架在窗台上开始向鬼子扫射，主楼的鬼子被烧得无路可退，只好叫喊着从楼上往下跳，有的摔死，有的摔伤，也有的被我们打死。 有一个鬼子光着身子从炮楼上往下跳，不偏不倚，正好骑在三排长杨凤奎的脖子上，两人都摔倒在地，开始扭打。杨凤奎一手拿枪，一手拿皮带大喊：“这有鬼子！”。 二排长刘凤云抓起一支枪冲了过去，由于天黑什么也看不清，他照着地上的人影，狠很地打下去，没想到却打到了杨凤奎，杨凤奎疼得大喊： “别打啊，是我。”由于被打痛了，三排长抱着鬼子的双手松开，鬼子趁机逃跑，但没跑多远，在大路上就被我连担任外围警戒的战士给打死了。 至此，一场漂亮利索的夜袭战斗胜利结束。我指挥战士们快速打扫战场，清理战利品，立即撤出战斗。回来后马上清点人数，雷道生连长在战斗中不幸身亡。这个消息，使打了胜仗的我们心情特别沉重。 我的好战友！我的好大哥--雷道生！你的名字像你血性英豪的个性，你的豪爽大气、英勇善战惊天动地，你的铮铮铁骨、浴血青春的身影与日月同在，你对我谆谆教诲永远珍藏在我青春的诗集里！ 深切怀念英勇牺牲的杨凤奎排长 这次战斗虽然已过去了很多年，但我仍非常怀念敢打敢拼的雷道生连长和杨凤奎排长。 杨排长原来是老三团的，刚调到我连不久。但每次战斗他都机智勇敢，冲锋在前。不幸的是，那年秋季的反扫荡，在团部驻地河西村的突围中，杨排长双腿被炮弹炸断，负了重伤，不能行走。情况紧急，他却毅然决然地把枪交给战友，让战友把手榴弹给他留下： “我不能走了，你们快撤，我来掩护你们。”他的态度如此坚毅，神情中有着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我们眼含热泪拿走了他的枪撤下。他拖着重伤的双腿，身上挂着五、六颗手榴弹，一点一点往前爬，鲜血从他的身体汩汩地向外流，染红了身后的黑土地。他拼尽最后一口气，终于爬到了村头路口。在鬼子的狂叫声中，一声巨响后，只见一团火球腾空而起，杨凤奎同志为了掩护战友撤退与敌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了。 千钧一发的时刻，显示了共产党员不怕牺牲的英雄本色。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那次战斗胜利后，我们再返回战场寻找牺牲战友的遗体时，发现杨凤奎同志已被敌人用汽油烧得面目全非。看着这一切，战士们都流下了悲痛的眼泪。但是他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将激励着我们这些活着的战友，下决心消灭日本侵略者！ 智袭小龙华据点 我们部队在那一阶段的主要作战目标是打鬼子的据点、炮楼。我们采取的是渐进式进攻策略，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地打，一个炮楼一个炮楼地端。让日本鬼子在中国人民抗战的浪潮中，一点一点地被淹没，直到最后被中国人民彻底歼灭。 在打鬼子据点的时候，一次我们攻打的目标叫小龙华据点，也是鬼子的一个炮楼。这一次我们采用的是突然袭击战术。根据我们的侦察，这个据点里共有鬼子和伪军三十多人，一般情况下我们也基本掌握了据点、炮楼里鬼子的人数和活动规律，以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消灭他们。 我和连长商定，派两个胆大心细并能灵活处置突发事件的战士化装成给炮楼送物资的民夫，进去后，随即打开炮楼大门。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进炮楼，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敌人。一切都按战前预案进行，我们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袭击战斗，全歼了小龙华据点的敌人。 撤出战斗后 返回敌人据点救伤员童阁 我在打仗时从不主张丢弃伤员，每一个战士都是我们的战友和兄弟。只要有一点可能，我都会千方百计地将他们从战场上救回来。 在一次偷袭孟子岭敌人据点的战斗中，我们也是事先侦察，周密部署，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非常利索地结束了战斗。结束战斗后，为了防止敌人的增援，我们快速撤出战斗。我们撤出有两里多路的时候，停下来清点人数。我发现有一个叫童阁的副班长没有出来，我决定去救他。童阁的家在敌占区，父亲因病去世，家里有母亲和一个弟弟。有一次我们部队路过他的家，我也见过他的妈妈。说来也许是一种巧合，我们那天去打那个鬼子据点时，走在路上我突然看到一个人好象童阁的妈妈，当时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总有一种觉得要发生什么事的感觉。 听我说要返回小龙华据点找童阁，连长说：“不管了，我们快撤吧，不然鬼子的增援过来了我们也走不了。” 我坚定地对连长说：“那不行，我们绝对不能丢下一个战士。我听说他并没有牺牲，刚才我还听一个战士说，他出来的时候听到童阁在那里哼哼呢，说明他是负伤了。”说完我带着两名战士迅速返回，冲进敌人的炮楼，那个时候对于敌人炮楼里的情况是不明的，也许还有没被我们打死的敌人，如果再次进去，就会有很大的危险性。 进了炮楼，果然听到童阁还在那里痛苦地呻吟着，见我们又返回来救找他，激动的不得了。自从那次救了童阁，大家都说： “指导员从来不丢烈士，更不丢伤员，跟着指导员一起打仗心里踏实。”救童阁的那天，我一直背着他走了很远的路，由于他的伤势过重，回来后不久就牺牲了。童阁的牺牲，我的心里很难受。为此，专门带了一些粮食去他的家里慰问他的母亲。当我们告诉童妈妈：童阁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消息后，老人家背过身去擦了擦眼泪，稍许一会，转过身来对我们说： “童阁是为了革命而牺牲的。不要紧，我还有一个儿子。 如果你们需要，我还可以把他交给队伍上，叫他跟着你们一起去打鬼子。” 多么善良的妈妈，简单的几句话，透露出一个伟大的母亲朴素的情感和宽阔的胸怀，反映了一个国家和人民的那种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面对这么好的一位妈妈，真希望有时间能够经常守护在她的身边，但由于是战争年代，我们不能代童阁为老人家尽孝，只能含泪离开了。 在连队里战士们叫指导员“妈妈”，有什么事都愿意跟指导员讲。我当指导员时也是这样，有的小战士也叫我“妈妈”。他们毕竟年纪小，无论是想家，还是思想上有什么问题都愿意跟我说，我也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 我和我的战士，不仅因为我们是生死与共，情深似海的战友兄弟，这样做在战斗中更可以稳定军心，振奋士气。否则，寒心的不单是伤员本人，也影响其他战士，不要说打胜仗了，有些战士临阵逃脱甚至倒戈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二道河伏击战 1944年，我在二连任指导员又兼任了连长。部队的主要战斗任务还是打鬼子的炮楼。这一时期，日本鬼子一般不敢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大多数时间都是躲在炮楼里不敢轻易出来。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叫二道河的地方打了鬼子一个漂亮的伏击战，这次战斗也可算是一次成功的“围点打援”。 二道河有鬼子的一个据点，里边有敌人的一个小队驻守。 由于那个据点特别坚固，周围又都是比较开阔的平地，敌人从据点的炮楼里观察四周一目了然，我们不好接近，正面进攻肯定不行。为了避免过大伤亡，我们采取围困的方法将鬼子围在炮楼里。围了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边的鬼子没吃的也没喝的，这期间，鬼子从涞源县杨家庄调来一个中队，准备增援接应炮楼里的鬼子。 获知鬼子要来增援的情报后，我们决定先打从涞源县杨家庄过来增援的鬼子中队。制定完作战计划，我们在敌人经过的大路上埋设了许多地雷，没有想到狡猾的鬼子因怕地雷，不敢走大路，企图绕山路从二道河插过来。 由于我们事先得到情报，我便派一个班预先埋伏在河边一个水闸旁边的小房子里。 日本鬼子每次出动时都带有军犬，那些军犬训练非常有素，每次行军都忠于职守地走在队伍前边，并警觉地搜寻着任何可疑的目标。我们预先埋伏的战士很快就被日本军犬发现了。 随着犬叫声，鬼子开始集中火力朝小房子射击，与此同时，埋伏在小房子里的我方机枪也奋力回击，很快就将鬼子的一个尖兵班全部消灭。 这时，后面的鬼子发现中了我们的埋伏，掉头就跑，我们紧紧追击。由于敌人的前后路已被我们堵死，无奈之下就想渡河逃跑。见此状我马上组织火力封锁河面。敌人眼看渡河无望，只能横下心来拼死抵抗，他们也打得相当顽强，我们将鬼子围困了几天后，他们没水喝，企图摸到河边取水，结果下来一个我们就打一个。最终一个增援据点的中队全部被消灭。 在河边不远处还有一处小房子，战斗过程中一个鬼子小队长退守到那间房子里，被我们发现后，经观察那间房子周围没有任何障碍物，不好接近，因此我们决定将那间小房子围住，把鬼子小队长围困在里边。按常规鬼子军官身边都有一条军犬，时间过了两天多，小鬼子在里面也没有一点动静，不一会，只见一条军犬嘴里叼着那个小队长的军刀，低姿匍匐爬出来了，朝山上奔跑。 我们估计那个鬼子小队长肯定是剖腹自杀了，不然军犬不会把他的军刀给叼出来。这是我们打鬼子时第二次碰到日本军犬，本来军犬可以不打死，可当战士们去捡枪支，发现那个小队长的武器没有了，一气之下就把那条日本军犬给打死了。 日本鬼子带有一个中国的翻译官，那个翻译官看到八路军围困他们好几天了，不想跟他们一起死，悄悄从山上爬下来。日本鬼子看到后用枪打他，当看到他也是中国人，我们就用火力掩护他，那个翻译官终于爬到了我们的阵地。 爬过来的翻译官告诉我们：“这帮日本鬼子太没有人性，有一次他们包围了一户地主的庄园，当时那户地主的家人一个也没有跑出去，这帮日本人将所有的妇女尽情轮奸后，然后将庄园里所有的人一个不留地都杀了。”听到翻译官的话，日寇的残忍罪行激起战士们强烈愤慨。 山上剩下的那些鬼子被我们围困几天后，眼看着突围无望，又没有救兵前来支援，最后共同唱着日本歌曲，用集体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那次伏击中，还有一个情节令我终生难忘，也可以说是一个用生命换来的战争经验教训。那次打伏击，战斗眼看即将结束，还在潜伏中的连队文书觉得胜利在握，大局已定，认为没一点问题了，想着正好烟瘾上来了，他站起身从上衣兜里掏出支烟，叼在嘴上正要打火点烟时，被敌人的狙击手一枪击中了他的头部，应声倒地，当场牺牲了。这个本来不应该牺牲的战士名叫严正英，当时才二十岁，满族人。 历来战争对敌我双方都是公平的，每一场战争都是谋略丛丛,只要稍有疏忽就会功败垂成，所以大意轻敌，恃勇轻敌，疏忽酿苦酒，大意失荆州这样的教训不可不牢记在心。 那次伏击战，我们团四个连队上了三个，还有一个连队作为预备队没有直接参加战斗。总结战斗时，团长说：“我们这次打了一个半成功的伏击战，因为我们没有缴到多少枪。”抗战期间我们的枪支不够，每次打仗除消灭敌人外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缴获敌人的枪支。 那时打鬼子据点，我们基本上采用的是这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术。这种游击战术原则在当时以少胜多灵活机动，非常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存了自己。 战场上的主动权主要是依靠指挥员的分析，判断能力以及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的协调与平衡对比，灵活机动地调整作战部部署而取得。这种战斗胜利的实现，又往往是靠巧妙地利用敌人的弱点牵制敌人来完成。上陈驿夜袭战、对小龙华据点的突然袭击战、二道河伏击战的胜利就是我八路军利用敌人的弱点，灵活机动战术的高度体现。 伏击、破坏鬼子封锁根据地计划 日本侵华期间，为了争夺远东殖民地，独霸亚洲，悍然于1941年12月8日黎明发动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场是二战期间的主战场之一，是世界反战力量与法西斯势力在全球最广阔海域的大冲撞，其惊天动地的气势堪称战争史上的绝笔。参战国家多达三十七个，涉及人口超过十五亿，交战双方动员兵力在六千万以上。历时三年零几个月，伤亡和损失难以统计。 到1944年5月，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牵制了大部分日本兵力，中国战场上鬼子的军力日见不足。敌人要想扩大和维护他们企图围困八路军和根据地的封锁线，就得拼命修公路，架高压线，企图通过这些手段巩固他们的封锁线。鬼子本来兵力不足，不可能自己完成这些工程。因此，他们就在占领区抓了很多民工为其干活。民工受不了他们的虐待，没人看守时便逃跑。所以，一般是一个日本兵带十几个伪军，再加上一挺机关枪，监视民工修公路和干其它活。 这一时期，我们部队一直驻在易县紫荆关一带。由于部队精减机构，我也一直任二十五团二连连长兼指导员。虽然说中国军民的抗战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但是鬼子们还在作最后也是更为疯狂的垂死挣扎。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作战方针也相应地调整，从袭击鬼子到有计划地破坏敌人的封锁和整体消灭敌人。 伏击鬼子的警戒 破坏鬼子的修路计划 据我们的侦察员报告：位于紫荆关南面十几里路的坡下村，每天都有三、四百民工在放炮、施工，修荆、易线公路，即紫荆关至易县的公路。为了破坏敌人的修路计划，我们准备伏击鬼子的警戒，解救那些被鬼子强迫修路的民工。 我们侦察得知：鬼子在坡下村北面的一个小山头上，挖了一个大坑，作为他们监视民工修路的据点，除此之外并没有其它坚固的工事；鬼子行动规律，每天早上都从小山头的南面上去，然后到山坡上吃干粮。他们还在山坡的背面挖了一个用作避雨的小洞，洞里放着一些修路器材等。情况摸清后，我命令二排长穿上便衣，带领三个精干战士，带上两把手枪和几颗手榴弹，提前埋伏在山背面敌人用作避雨的小洞里。我则带一挺机枪和一个班的战士埋伏在侧面不到一百米的小山坡上，那里的草虽然枯黄但很高，正好给我们作掩护，山头两侧也各有警戒分队监视。 这一天虽有太阳，但早晨的天气还有点冷，战士们等了半天，连鬼子的影子也没看到，都有点着急了：今天鬼子怎么不上来了？鬼子不会不来了吧？正在猜测时，突然一群敌人摇摇晃晃地出现在对面的山坡上，前后是伪军，鬼子夹在队伍中间。到了据点后便蹲在坑里准备吃东西。还没等敌人坐稳，二排长那边的手榴弹，就飞了过去，好家伙!一个烧饼平半分——不偏不倚,正好落在坑里，这一突然袭击把敌人炸得懵头转向，有几个鬼子被炸成重伤躺在坑里直哼哼，有两个伪军被炸得滚下了山坡。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本用于监视民工的坑道倒成了埋葬自己的坟墓。 正当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的时候，我带着战士们端着刺刀冲了上去，消灭没来及逃跑的敌人。由于事前工地上已经来了部分民工，加上四处逃散的敌人已经撹成了一团，一片混乱中，敌、我、民工分不清，为了防止误伤群众，我们便朝着人群大声喊道: “民工兄弟们，你们被解放了！赶快回家去吧！赶快跑！” 听到我们的喊话后，慌乱中的人们这才缓过神来，立即丢下手中的工具，一个个就像穿了兔子鞋，跑的飞快，一眨眼就都没影了。 打扫完战场，为了防止敌人的援兵到来，我们随即撤出了战斗。回来清点人数，我连无一伤亡。那次伏击战歼灭鬼子伪军警戒分队十一人，俘虏两人。这场干脆利索的歼灭战，前后约十分钟，却让鬼子的这条荆易线公路停工了半个多月，为我军组织对敌进攻争取了时间。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伏击战是我军惯用的作战方法。这种战法也是古今中外战争中最常用的战法之一。其主要特点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灵活机动，速战速决。它既可以攻也可以守。采取这种战法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关键在于我方可以主动巧妙地利用自己有利条件，给敌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突然性地打击。 自从那次打了鬼子的伏击、破坏了鬼子的修路计划成功后，此战法又在多次战斗中得到了充分地运用，并有效地打击和消灭了敌人。 打仗之余战士们爱玩“都捞克” 抗战时期虽然异常艰苦，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得官兵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活跃部队基层业余文化生活、陶冶官兵情操，增长知识才干，能够增强军营凝聚力，提高部队战斗力，是促进部队全面建设的途径之一。 打仗之余，官兵们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最多也最为简单方便的娱乐就是玩扑克牌。当时时兴一种叫着“都捞克”的玩法，相当于现在的 “顶牛”玩法。八路军不准许赌钱，谁输了战士们就来那种弹“脑瓜崩”的游戏。一次，见我的通信员额头肿了，心中暗笑准是“都捞克”技法不行，我对他说，换换我来，我脑门大不怕弹，大家都愿意跟我玩这种游戏。由于我是连长兼指导员，战士们赢了以后弹我的脑瓜崩时显得特别兴奋，当然也就弹得特别卖力。为此，我的脑门上只要出现一个包，战士们就会知道，那一定又是连长“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了。我玩牌输了也心甘情愿，让大伙高兴开心，我也和大家更亲密无间了。 除了玩牌，我们也唱歌放松，愉悦身心。在部队驻地，只要有可能，战士们也会因陋就简地修建篮球场，弄个篮球打打比赛。打仗虽然艰苦，轻松愉快的活动氛围使八路军部队生龙活虎，保持旺盛的高昂斗志，士气高涨。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由于敌人的封锁，根据地的粮食和各种生活物资异常匮乏。为了减轻根据地老百姓的负担，八路军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发挥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重要作用。我们晋察冀军区要求每个战士一年要生产六十斤粮食，其目的是在解决八路军部分吃粮的前提下，尽量少给地方政府和老百姓增加更多的负担，体现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的宗旨。 用什么方法种粮食，在哪里种粮食上级并不管。敌人把我们挤到了山里，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山里的自然环境条件，趁打仗的间隙，以连队为单位在山坡上开荒种地，生产粮食。由于连队的战士很多都是穷苦出身，入伍前在家乡就是种地的行家里手。所以，我们也取得过好收成。我带领连队每次种粮都能够圆满地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任务。 团长卖笊篱 为了摧毁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部队要求每个干部、战士每年必须完成六十斤粮食生产任务，八路军严守纪律，官兵平等，人皆遵守，尽人皆知。所以在开展种粮运动过程中，大家开动脑筋想方设法，也发生了许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 边区政府下达的粮食生产任务的文件，要求所有干部战士人人都要按时完成任务指标，上至司令员下到普通战士概莫能外。 战士们打仗之余可以去种粮食，而干部们则不能。他们既要注意敌情，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还要分析战争发展，制定作战方案，随时与上级取得联系，并组织部队训练，指挥部队打仗，以及安排部队的日常生活、把握干部战士们的思想动态等等，这些都得需要操心，难得抽出时间去种粮食。当时，我们部队驻在河北易县大良岗，那里是太行山余脉，山多地少，能种粮食的地方战士们早就“先下手为强”了，况且，我们部队的驻地又是根据地的边缘，是敌我双方交错占领的游击区，不便于种粮食，所以，有的干部就变着法来完成任务。我们二十五团团长宋学飞就是“变着法”完成粮食任务中的一个。 北方老百姓有赶集的传统习俗，战争年代也不例外。有一次我到集市上，远远的看到一个人戴着一顶破草帽，蹲在地上，嘴里还跟当地农民一样叼着一杆旱烟袋，面前摆着一捆笊篱，在市场里卖。笊篱是用竹篾、柳条、铅、铁等金属丝编织而成的可在汤水里捞东西的一种家用器具。由于敌人的封锁，根据地各种物资都非常奇缺，农民也难得买到笊篱，大家争相购买那个“买卖人”的笊篱。但是，那个人无论从形象到神态看上去，我怎么也觉得他不象一个买卖人。由于根据地敌情比较复杂，出于军人的敏感和警惕，我悄悄走上前去想看个究竟。走近一看，我大吃一惊，我看到的那个“买卖”人竟然是我们团长宋学飞！ 我走过去蹲到团长身边问：“团长，你这是在干什么？”。 团长若无其事地对我说：“我没时间种粮食，但任务也得完成，我就利用空闲时间，用战士们从敌人那里割来的电线编了一些这种可作为家用的'笊篱’来卖，换成钱，再去买粮食，以完成我的任务指标。我这可是卖花的，说花香；卖茶的，说茶鲜——各有一套啊。” 感叹之余，我心里酸酸的。这就是战争，这就是八路军，这就是我的团长。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看到我后，团长表面上无所谓，我能感觉他还是有些不自在，他对我说： “房连长，你快走吧，不要在这里影响我的“生意”。再说让战士们看到不好，你回去后也不要跟战士们说我的这事啊。” “知道了，团长。”我有些心情沉重地对团长说。 回到连队后，我还是将我看到的团长卖笊篱的事跟战士们说了，主要是想通过团长卖笊篱的事教育战士们：八路军官兵平等，上下一致，遵纪守规，以提高大家同心协力共渡难关的信心和决心。 有的战士很感慨地说：“怪不得团首长总是要我们上交割来的电线，原来是做这个用啊。团首长也真是不容易，那我们以后多割敌人的电线，割来以后都交给团首长。” 苦中作乐 自我享受 在部队提倡丰衣足食的前提下，战士们每次打仗除消灭敌人外，还多了一项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多弄些吃的和一些生活必需品。每次打完敌人的据点后，清理战场时除了缴获武器，有时也将敌人的香烟什么的都带回来。以前打仗时不允许做这样的事，主要是怕延误战机，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敌占区的那些伪村长、伪保长怕我们找他们的麻烦，就会用一些当时急需紧缺的物资讨好、拉拢我们。 有时给我们弄点香烟，吃的送过来。收下后，当然我们也少不了及时提醒教育他们不要为鬼子卖命，不要作恶太多。 有时战士们实在没烟抽了，我们就自己动手加工烟叶。有的战士懂得一些中草药，还在烟叶里加上了中草药。我当连长时，我们连队也做过这样的烟，抽起来还真的别有滋味，很香也很好抽。在那种艰苦的战争环境里也算是一种苦中作乐的自我享受。 武工队跟正规部队又不一样，他们基本上长期在敌占区跟敌人打仗，他们没有粮食生产任务。但是他们的粮食也得靠自己解决，所以他们也是每次打完仗后就是想方设法弄吃的。八路军抗击鬼子的封锁方法多种多样，战术也灵活机动，正是靠着这样的办法与敌人抗衡，还收到了很好打击敌人的效果。 武工队在敌占区，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在敌占区组织粮食，然后采用里应外合的办法运送到根据地。 拔掉封锁线上鬼子炮楼 1944年下半年，八路军开始运用更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击敌人，重点打击日军炮楼。由于是打掉一个端掉一个，这种战术形式被八路军战士形象地叫做“拔萝卜”。 对敌人的炮楼一个一个地“拔萝卜” 当时，鬼子的炮楼分为大炮楼和小炮楼。大炮楼里驻的是日本鬼子，小炮楼里驻的是伪军。针对不同的情况，我们则采用不同的打法。对伪军的小炮楼，我们先进行调查摸底：炮楼里边有多少人？这些伪军分别是哪里人？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对付伪军，我们主要采取包围后喊话，政治攻心的措施。有的伪军只要听到我们指名道姓的喊话，就立马投降了。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当了伪军，有的是被抓去的，有的是被当了伪军的同乡、亲戚骗去的，还有的是为了混口饭吃主动参加的。不管是哪种情况，只要当汉奸名声都不好。他们也怕，也有的人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所以，小炮楼好打。不过也有顽固不化的死硬份子，对付他们也只有一条：彻底消灭。 对日本鬼子的大炮楼则要难打得多。我们通常采取坑道作业的方式，彻底消灭的战术：即在敌人炮楼几百米外挖一条地道，直通炮楼下边，然后装上炸药，有时几百斤，甚至上千斤。然后点燃，一声巨响，浓烟升起，鬼子就坐“飞弹”上了西天。连人带炮楼全部炸毁，所以战士们形象地比喻为“拔萝卜”。有的鬼子炮楼相距不远，我们炸掉一个炮楼后就会对另一个炮楼喊话： “小日本，看到了吗？这就是不投降的下场！” 这种方法还真灵，吓得据点里的鬼子和伪军个个都心惊肉跳的。有一次，我们准备炸毁定、易公路线上的塘湖村据点。挖地道时，方向没标好，把地道给挖偏了，结果被敌人发觉后，立即派两边的敌人来增援，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双方伤亡都很大。县支队的同志想出一条妙计，他们找来两口菜缸，先用锅灰把外面抹黑，然后用力推到炮楼下大喊： “小鬼子和汉奸们，你们投降不投降？不投降就把这两个炮弹塞进去了。” 伪军们一看，小车上放着两个黑乎乎的圆东西，以为是大炸弹，一个个都吓晕了，忙说： “别炸，别炸，一切好商量。”， 他们也怕坐飞弹上西天呀，果然不一会儿，一个排的伪军全举着白旗，走出炮楼投降了。 战场上，在敌我双方力量不平衡的情况下，就得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出奇招。而这种平衡又是在对敌人的钳制中实现的。当正面战场僵持不下时，敌后战场的开辟，战术形式的改变往往会引起整个战局的改变。所以，战场上的随机应变非常重要。我们采取的“拔萝卜”战术，也是当时改变战局的一种方式。 鬼子穷途末路的罪恶行径 1944年，在我参加八路军六年后的一天，我回到家乡。当时父亲在八路军游击区的学校当教师，同时，也参加了共产党的工作队。父亲给我讲述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情：一天，父亲正和当时村里的工作队同事在一起开会，突然遭到日本鬼子和伪军的包围，父亲和大部分人跳窗跑掉了，一个叫孙鸣的同志为了指挥掩护大家撤退，没来得及跑掉，被日本人抓住了。当日本鬼子知道孙鸣是共产党时，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并将孙鸣五花大绑，拉到街上，日本鬼子灭绝人性地往孙鸣从头到脚浇上汽油，在高里镇当街被活活烧死。这种残忍的酷刑叫“点天灯”。 对于日本鬼子穷途末路的残暴行径，对我爱国仁人志士的惨无人道，更加深了中国军民对日寇的民族仇恨，决心一定要尽快地将日寇干净彻底地消灭掉。 武工队长赵光明机智端敌炮楼 在拔掉封锁线上鬼子炮楼的战斗中，定兴县城里有一个武工队，队长名叫赵光明，是东北人，生得浓眉大眼，高个头。参加八路军前是东北大学的学生，有知识，有才学，积极接受进步思想，东北沦陷后便参加八路军。他和我是同在抗战宣传队时的战友，后来跟我一样到部队当过排长、连长。建立敌后根据地时期在定兴县当武工队长，他指挥打仗善于动脑子想办法，有勇有谋，灵活机智，战士都非常敬佩这个会打仗的指挥员。后来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一次打锦州的战斗中，赵光明舍生取义，尽忠职守光荣牺牲，时任团长。 赵队长和武工队打鬼子的故事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由于赵光明生长在东北，所以，他会讲一点日本话。有一次打定兴城外一个名叫达仁据点的伪军炮楼。当时，他化装成了一个日本巡视官。同时，让一个身着伪军服装的武工队员跟在身边充当翻译。其他武工队员则隐蔽在不远处。两个人到了敌人的炮楼下，赵队长用中文大声朝炮楼喊道： “楼上的人听着，有一小队太君要到定兴来，汽车开到城外坏了。我要到炮楼里打电话到城里叫人来接应，你们快开门。”那天下着大雨，炮楼上的伪军说： “你等着，我们要问问情况再让你们进来。”见情况不妙，赵队长急中生智，突然用日本话对着炮楼上的人大骂： “八格亚鲁，误了事你们要负责”。炮楼里的伪军中有人能听懂日本话，急忙喊道：“哎呀不好，是日本人。”于是，便匆匆忙忙的从炮楼上跑下来准备开门，当他们看到赵队长佩戴的是真正的日本枪，就更加得放心了。赵队长要炮楼上的伪军都下来，把枪都架上，说他要检查。等伪军全部下来后，武工队的队员们也出来了，当伪军发现赵队长带的人所穿日本军服里外不一样，觉得不对劲，有几个伪军正欲上炮楼打电话，也被赵队长骂了下来。这时，其他武工队员趁机上到炮楼将他们的枪都缴了。一次干净利索智取敌人炮楼的战斗，不发一弹，不伤一人的就结束了。那次战斗武工队只有二十多人，而炮楼里的伪军有八十多人。 打完达仁炮楼后，我们俘虏的伪军有的经过宣传教育后，愿意参加革命的就当了八路军，不愿意留在队伍里经过教育后可以回家。有的汉奸有血债，那就枪毙血债血还，对于少数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死心塌地的一律枪毙。对于个别死心塌地，无恶不作，血债累累的大汉奸，处决他们也会用上一些战争时期的非常手段，那就是活埋了他们。这种非常的手段战士们觉得解气解恨，当然人民也是拍手称快。因为那些大汉奸长期为日寇做事，横行乡里，干尽坏事，残害八路军家属，与人民为敌，罪大恶极。老百姓也是切齿痛恨。为了杀一儆百，警告那些作恶多端的汉奸，活埋他们的时候，战士们往往会让其露出一只脚，还在他的脚上挂上一个牌子，写上这个汉奸的姓名和他的罪行，并警告其它汉奸，如果还要继续当汉奸，为虎作伥，这就是你们的下场。这种方法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威慑作用。 武工队显神威 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八路军除建立敌后武工队，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各根据地地方政权组织也成立县大队、区小队。县大队、区小队主要是由地方民兵武装组成，人数不等。 一般情况下县大队几十人上百人不等，区小队大多只有三十到五十人，武器枪支基本上靠自己从敌人手中缴获。他们的任务主要是保护地方政府的安全，为八路军筹集军粮、送情报、保护老百姓，有时也打鬼子的炮楼，或是协助八路军武工队打鬼子。 区小队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不可或缺的抗日武装力量。 武工队是由八路军部队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改编而成。他们深入敌后，在敌占区打击敌人，主要是通过八路军的地下交通站跟自己的部队取得联系。在抗战最艰难的相持阶段，八路军、武工队、县大队、区小队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他们或在正面战场，或在敌后，或在敌人心脏与敌人英勇作战。当时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就表达了人民对日寇侵略者的民族仇恨和对八路军武工队的大力支持。 “锔盆锔碗锔大缸，游击队员了化了妆，走东村，串西庄，腰里掖着盒子枪，盒子枪瞄得准，一枪打死日本兵。小日本儿一时欢，看你还能活几天？小日本儿，害了怕，夹着尾巴回老家”。 甚至就连几岁的顽童，在结了冰面的坑里甩冰猴也有自己的儿歌：中国的鞭子，日本的猴，打得日本鬼子不露头…… 8月底，我带领部队在易县一带围困敌人的据点。那个时候敌人非常谨慎也不敢随便走出据点，整天龟缩在据点里等待救援。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打他们，只是采取围困的方法促使敌人投降。我们围困第一个据点时，整整围了他们一个星期，最后实在是憋得不行了，只好打着白旗向我们投降了。 炮楼里没有储备多少粮食，在里边没吃没喝的，就连方便也只能从炮楼里往外扔，万般无奈，只有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 日本鬼了终于战败投降 1945年8月15日，中国军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日本侵略者终于战败投降了。那个时候战场上的信息传递不象现在这样快捷，我们得知日本人投降的消息是在当年的八月底，当时我们正在定兴县和易县一带打鬼子的炮楼。那个时期鬼子对根据地的封锁已没有以前那么严了，我们也从山里打到了铁路边上，日本鬼子龟缩在炮楼里也不怎么出来，我们当时只是感觉到日本鬼子的日子不会很长了，但是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快就宣告战败。 那天，我们打下敌人的第一个炮楼以后，正准备打第二个炮楼。团部通知我们开会，我们去的时候以为是打不下炮楼，要我们先撤退。到了团部，团长兴奋地对大家说： “日本人投降了！” 真的吗？大家都不敢相信，因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大家常以幽默的方式来调节官兵关系或缓解紧张气氛，此时此刻，参加会议的干部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 “团长，是真的吗？是日本人真的投降了，还是你叫日本人投降了？” 这时，团长带着军人特有的阳刚神态斩钉截铁地跟我们说：“是真的，日本人是真的投降了！八月十五号，日本人的那个什么天皇正式向全世界宣布投降。不过你们也不能有丝毫松懈，开完会以后回去继续打炮楼，还要注意敌人的反扑，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中国军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盼到了胜利的这一天！日本鬼子投降后，八路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始接收日本人占领的地盘，一些零星的炮楼、据点交由县大队去打。我们按中央的战略部署准备开赴东北战场。 艰难岁月的军民真情 抗日战争是一场挽救民族危亡的正义战争。在那场战争中，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一致对敌自不必说。共产党为民族解放所进行的悲壮搏杀与艰苦卓绝的斗争，对老百姓前所未有地关心与爱护。八路军始终纪律严明，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人民群众抗日情绪高涨，把八路军看成是人民子弟兵，积极支援八路军抗战，呈现出“母亲叫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热烈动人场面。战争年代的军民鱼水深情随处可见可赞。所有这些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史册中写下了动人的辉煌篇章。 老百姓将种子粮送给八路军 1940年春，二十五团卫生队由紫荆关前线带回一百多名伤病员，驻扎在易县田岗村。时逢鬼子烧杀抢掠，又因一九三九年水灾，根据地粮食颗粒无收，老百姓几乎无以生路。当时，我们住在一户非常贫困的村民家里，在那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由于饥寒交迫，老房东卧病在床，他自己一家已经没有粮食吃了。但是病弱的老房东听说村来了很多八路军伤员，便嘱咐他的儿媳： “你把埋在地下小米给孙子留点，那几升种子粮食全部拿给八路军同志，让他们吃饱了养好伤去打鬼子，为我的柱儿报仇。”柱儿是老房东的儿子，在鬼子的一次扫荡中，与同村的三十几个人，一起被鬼子残忍杀害于村西的土坑中。 正给孩子喂奶的儿媳说：“爹，娘，咱自己也留点小米给您二老吃吧。”老房东用已经极微弱的声音对他的儿媳说：“我和你婆婆可吃米芯子凑合凑合，八路军同志们没吃的不行，特别是那些伤员同志，让他们吃好养伤攒足劲，好去多杀鬼子！” 米芯子就是玉米棒子的芯，人是不能吃的，没有任何营养不说，吃了还拉不出来。几天后，二老因吃了苞米棒，得了肠梗阻病，经我们部队医生抢救无效去世。 我们是几天后才得知老房东和他老伴因吃苞米芯子发生肠梗阻，因抢救无效而辞世，便把这个情况向团领导作了汇报，团首长听说后对这件事很重视，也很感慨，根据地的老百姓为了抗日，真是连生命都献出来了。 这件事发生以后，对部队震动也很大。部队首长号召全团官兵节粮为民。战士们由一日三餐减为一天只吃一餐，因为战士们都是年青人，饭量本来就大，加上要行军打仗，一天一餐实在不行，后来改为一天吃两餐，挤出粮食送给当地老百姓。部队首长还要求卫生队不但要为老百姓送医、送药，还要为老百姓送粮食。卫生队随即开展了“带粮挨户抢救因饥饿病危的老人和儿童活动”，有效地避免了类似那位老房东悲剧的再次发生。 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壮举激励鼓舞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志 1941年，正当八路军进入最艰苦抗战的时候，河北易县的狼牙山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日本鬼子对河北易县的狼牙山地区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连续的“扫荡”，大肆屠杀根据地人民，制造了田岗、东娄山等多起灭绝人寰的惨案，妄图以凶残的“三光”政策，“蚕食”抗日根据地。 9月2５日，鬼子兵分三路向易县的狼牙山地区进军，妄图包围晋察冀军区指挥部。杨成武司令员指挥部队进行顽强抵抗。战斗进行到最后，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五位八路军抗日勇士，被逼上悬崖，宁死不屈，在与日本鬼了拼杀到弹尽粮绝的时候，为了不当俘虏，为了表明中国军人誓死抗日的决心，他们五个人高喊着悲壮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侵略者！”携手从几百米高的悬崖上纵身跳下。 他们以身殉国的英雄壮举让日本鬼子魂飞魄散，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极大地激发部队的抗日斗志。八路军首长更是将他们的英雄事迹对根据地的军民广为宣传教育，榜样的力量大大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热情，激励了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必胜信念，根据地老百姓敬仰钦佩五位英雄，对八路军更加爱戴，更加拥护。我当时在抗大二分校学习，学校首长向我们传达五壮士宁死不屈的英雄事迹后，对我们也是很大的震动和鼓舞。以共产党员、班长马宝玉为首的八路军5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 “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 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 这是当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为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题的词。 军队和老百姓长期吃不到大盐 中国八年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特别是在“反蚕食、反封锁”的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异常艰难。当时八路军部队的伙食标准是要求每个战士每天能吃到三钱油、三钱盐，这个标准无论是对于人体正常的生理需要，还是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低得不可思议的标准，在当时极端困苦的战争年代也是难以达到的“高标准了”。 在最艰难的时期，有一段时间，我们连队的战士们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吃到大盐。大盐是当时老百姓对海盐的俗称。盐是人体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人不吃盐不行，身体没力气。没有大盐，部队就四处收寻些小盐。这种小盐是当地老百姓土制的盐，有毒，不能吃。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能吃也要吃，总比没有强得多。于是，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将那种小盐掺合着花椒和辣椒来充数。 慰问病号 食盐是最好的礼物 有一次，我患痢疾住在山里的一位老乡家，连队里的司务长代表全连来看我。见到我后，他很慎重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军裤腿缝的口袋，里面装着一把食盐和着少量花椒面、辣椒面的混合物的“慰问品”。我很激动，本来病得很重，没有药治病，没有吃的，更没有盐，如果能吃上一点盐也许身体就会觉得有点力气。那时，由于敌人的封锁，根据地军民生活极其艰苦，能就着玉米面糊糊，小米饭吃点盐味，就已经很“奢侈”了。 没有吃的，同样也没有穿的。部队有一年多的时间未发棉衣。北方的冬天特别寒冷，冷风刺骨，几乎是滴水成冰。为了挡寒，战士们就想尽办法弄些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生羊毛自己纺线织毛衣穿。有两年的时间没发过单衣，很多战士都是衣不遮体。那几年的日子，真正就是衣食无着，饥寒交迫，很难挨很难过的。 部队生活苦，老百姓的日子更加困苦。但为了支持抗战，支援八路军，他们自己宁可吃糠咽菜，挖野菜啃树皮，也要从牙缝里省出最后一口粮食支援八路军。 在与敌人争夺粮食的战场上 1942年春，抗战根据地进入极其艰苦的相持阶段。我们部队驻在狼牙山一带。那一带是山区，地少，产粮有限。根据地军民的日子已是非常困苦，老百姓的粮食都交了公粮。我们的军粮每次都要到敌人封锁沟以外去运。而且每次运粮都要派一两个团的兵力作掩护，再发动几百上千群众夜间填平封锁沟。事先还要派人到游击区把粮食集中好，就单是运回还要耗损很多兵力。稍微有一点差错，让敌人闻讯，他们就会出动军队，进行拦截。为了争夺粮食，差不多每次都要激战一仗，伤亡人数几十甚至上百，可以说这些粮食都是战士们用生命换来的！ 为改变根据地粮食奇缺的状况，毛主席在延安号召全党全军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生产自救。我们冀中军区也要求每个干部战士每年完成六十斤粮食的生产任务。毕竟我们是正规军，又在敌占区，不便于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再说，每个干部战士就是一年完成了六十斤粮食的任务指标，也是杯水车薪，还是不够吃。所以，我们除了在战场上消灭日本鬼子，在反饥饿的战场上也与敌人展开了粮食争夺战。 为了和敌人争夺粮食，我们发动了无数次战斗，在战斗中倒下了一批又一批好战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为根据地换来了粮食，为抗战赢得胜利。“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曹植”。他们的血肉之躯，铸就了共和国的丰碑。而我作为战争的幸存者，做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英烈的伟大与光荣永远篆刻在我心中的丰碑上！ 村妇女主任对我说：“孩子，吃吧，吃饱了好打鬼子” 1944年，我们部队在易县的狼牙山一带与鬼子作战时，我任二连连长兼指导员。当时二十岁，个子也长高了，由于长期吃不饱肚子，人长得很瘦。有一天，有位村妇女主任到我们连队驻地，背着连队的其他战士把我叫了过去，从怀里掏出两个杂面窝窝悄悄地塞给我： “孩子，吃吧，吃饱了好打鬼子”。 我对那位妇女主任说：“八路军有纪律，我不能吃”。 可那位妇女主任非让我吃。她的心情我理解，但我绝不能吃，别说部队上有纪律，就是在当时那种粮食奇缺的时期，我如果吃了那两个窝窝，也许妇女主任和她的一家就会饿一天肚子。最后，我还是把那两个窝窝退回去了。看似一件非常普通的小事情，在那样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我深切体会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暖心感动，时至今日让我仍然难以忘怀。 根据地的老妈妈对出征的战士们说： “孩子，带上吧，带上红鸡蛋一定会打胜仗回来的。” 那段时间部队多是晚上出发去伏击鬼子。有一次，我带部队于傍晚出发。走到村口，妇救会的老妈妈们等在那里就象送自己的亲人出征一样，一面往战士们的军衣口袋里塞鸡蛋，一面用母亲对儿子般的话语轻声嘱咐我们： “孩子，希望你们打胜仗，天亮之前回来，我等着你们回来。” 战士们不要老妈妈们的鸡蛋，老妈妈们不依不饶地硬将煮熟的红鸡蛋让战士们带上： “孩子，带上吧，带上红鸡蛋一定会打胜仗回来的。” 根据地的老妈妈们是在用这种方式祝福八路军战士打胜仗，平安归来。部队每次出征，我们都是带着根据地人民的祝福和期望，伴着部队威武雄壮、整齐嚓嚓的脚步声走向战场。 可敬的八路军战士郝瑞来 我任连长时，我连有一位大个子机枪班长，名叫郝瑞来。他打仗很勇敢，几次突围战斗，都是他端着机枪把敌人扫倒一片，部队才得以安全突围。生产中他也是一把好手。部队上山为群众砍柴，一般人只能挑四、五十斤，而他却能扛起一百六十斤的柴垛，从狼牙山的悬崖上背下来。他的英雄事迹也在驻地老百姓中广为流传。 那个时候，由于敌人的封锁，不光老百姓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就连部队战士的伙食也要定量供应，而且标准很低。战士们根本吃不饱。每天的那点粮食定量对这位扛机枪的大个子来说，更是等于没吃。他经常是不到吃饭时间就会饿得头晕眼花。部队打仗之余要进行一些政治教育和政治学习活动，郝瑞来每次听课总是打瞌睡。开始，我都以为是他故意调皮捣乱，不认真，便让他站起来，但他一起来就眼冒金星摇摇晃晃地站不稳，我才知道他那是饿的。 到后来，郝瑞来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利用站岗的时间到老乡的菜地里偷着摘点豆角、黄瓜、土豆等蔬菜，下岗后把偷来的菜放在老乡马棚后面的煮料锅里煮着吃。为此，他每天晚上总是主动要求替新战士站岗。时间一长，老乡们都说：“我们菜地里丢菜了”，并且反映到连队来了。这可是侵害群众利益的大事，部队对此很重视，便对这件事进行调查。 后经调查发现是郝瑞来干的。我便找他谈话，开始他不承认， 我就对他说：“你打仗很英勇，老百姓都称赞你是战斗英雄，很敬仰你，但你可不能做有损老百姓利益的事啊，那样就对不起老百姓了呀？” 经我这样一说，他就承认了，并且交代了事情的经过，还在全连召开的军人大会上做了检讨，最后他说： “我就是饿呀！吃不饱肚子，浑身没劲，如果能让我吃饱肚子，给我十几颗手榴弹冲进敌人据点炸鬼子，与鬼子同归于尽我也心甘情愿。” 虽然，我和战士们非常同情他，但他毕竟违反了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了执行军纪，无奈只好把他关了禁闭。 第二天连队出操时，少了郝瑞来，队伍的高度一下子就矮了半截，因为郝瑞来站在队伍里总是高人一头。村里的老百姓也发现了，就问我： “房连长，那大个子郝瑞来怎么没出操？” 还没等到我回答，战士们就说： “他犯错误了，你们菜地里的菜就是他偷吃的，正被关禁闭呢。” 郝瑞来平日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是个打仗勇敢，乐于助人的好战士。一听说他被关了禁闭，老百姓可不干了。几个村干部赶紧聚集到一起，专门为此事开了一个会议。村干部认为：因为有村民反映自己家菜地里的菜被偷了，部队才按规定关了郝瑞来的禁闭。于是，村干部和村民专门一起来到连队为他求情： “房连长，郝瑞来是犯了部队上的纪律是不错，那是因为他吃不饱啊！你看他那么大的个子，让他一天到晚就吃那么点粮食，给谁也受不了，更何况他还要扛那么重的机枪。我们已经商量过，以后，村里各家各户菜地里的菜他可以随便摘。房连长，你就是不能把他关起来啊。” 妇救会主任是位五十多岁老太太，还提着一篮子鸡蛋来找我说： “房连长，你不能关他啊，那孩子是好战士啊！” 当时我们正在上课，见此情况，我就给他们解释说：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我们部队的纪律。无论是谁，只要违反了就必须处罚。” 乡亲们可不管那么多，不放人就是不走，还非要看着把郝瑞来放出来，没办法我只好在军人大会上宣布把郝瑞来放了。同时，警告他如若再犯，两罪并罚。直到这时，村干部和妇救会主任还是不放心， 拎着鸡蛋说： “那好，我们去看看他，万一你们骗人呢。” 就此事，连队党支部赶紧召开了专门会议，一是向团里报告，郝瑞来确实违反了群众纪律，应给予处分。二是他吃不饱的问题也应该想办法解决，不能让战士长期饿着肚子打鬼子。最后经研究决定，每餐饭后将战士们分饭剩下的锅巴给他吃，以解决他吃不饱的问题，结果大家一致同意这个决定。 郝瑞来吃饭的问题总算基本上解决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打仗依然是那么英勇无畏。在扩大解放区第一战役攻打解村鬼子的炮楼中，那场战斗打的异常激烈，后来子弹打尽了，他就甩手榴弹，他甩手榴弹一甩就是六十几米开外，炸死了不少敌人。但当他再一次站起身来甩手榴弹时，不幸被敌人的冷枪射中头部，牺牲时年仅二十三岁。 他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祖国。我们年轻的英雄战士郝瑞来高大的身躯顶天立地，他青春的光芒永标青史，光昭日月。 战士曹永全 贪污六十斤粮食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抗战最艰苦阶段，部队精兵简政，我们连的重机枪排并到了特务连。机枪排有一位班长名叫曹永全。共产党员，作战勇敢，百团大战时立有战功。部队安排他在厨房值班，他有一位老乡住在部队驻地附近，是个老寡妇，生活十分贫困。于是，他有时偷偷拿一些粮食送给她，前后总共拿了有六十六斤。 当时边区政府为了节约粮食，反对贪污浪费，曾明令规定 “贪污浪费粮食六十斤者枪毙”， 这个规定边区政府用文件形式下发到各地和各部队。在那种战争环境下，边区政府的文件就相当于法律。也是因为粮食太过紧张，文件对粮食的生产、筹措、运输、保管、分配、定量标准、浪费、贪污等等都规定得异常细致，文件中大多数的条款几乎都是围绕粮食问题拟订的，部队也要严格遵守执行。所以，曹永全贪污粮食的事被查出来后，部队立即把曹永全关起来，并且准备枪毙。我曾当过他的指导员，到关押他的禁闭室去看他，前后去看过他两次，他当场给我跪下说： “指导员，给你丢脸了，我确实干了丢人的事，是不是要枪毙呀？你给我说说情吧，这样死的太窝囊，我家里还有个老妈妈，我要是死在战场上，会含笑九泉的。可这样死太丢面，你跟上级说说吧，让我将功赎罪。” 我与特务连指导员很熟悉，就跟他说曹永全以往的表现是不错的，在反扫荡突围时一个人扛着重机枪跑出来，爬了好几个山头，为此受过奖励，让他看看能否将功抵罪。但没想到第二天上午全团集合召开军人大会。会上，政治部主任尚英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曹永全贪污粮食的问题，然后问大家： “他把我们用生命换来的粮食偷去送给别人，以达到个人目的，大家说该怎么办？”主任的话音刚落，战士们齐声喊道： “枪毙，枪毙！” 我的心“咯噔”一下，原想给领导解释一下，说说情，没想到六十六斤粮食触怒了众人。接着特派员就大声喊： “拉出去！” 曹永全就这样被连拖带拉地给带走了，嘴里一直还喊着， “救救我！我家还有老母亲，与其这样死还不如让我死在战场上，哪怕是和敌人同归于尽，我也算是一条好汉，我不能就这样窝囊地去了！” 可是一切都太迟了，在那个粮食紧缺的战争年代里，贪污六十六斤粮食是需要用生命去偿还的。 这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仍是我心中的一块永远也无法抚平的伤痛。曹永全作战勇敢，奋勇杀敌，无所畏惧，是个敢打敢拼的好战士，我为他惋惜。 我想：当时那么多战士都同意枪毙，是他们缺少人情味吗？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近情理？都不是的，因为那是战争年代，尤其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在艰难困苦的战斗岁月，大家心中都有一个荣辱标准。凡做了对军民有利的事，有利于消灭敌人的事就是光荣，凡做了对敌有利的事就是耻辱，就是犯罪。战士们心中是非分明且又非常单纯。六十斤粮食虽然不算多，但在当时那个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极为困苦的岁月里，却可以救活几十个战士的命，把本不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据为己有，其危害性可想而知。 曹永全的教训还告诉我们，在人情和正义面前，你只能选择正义。 战争是无情的，而正义必须要用纪律来维护。作为一支人民军队来讲，有铁的纪律，否则就是一盘散沙，更谈不上在战场上真正做到克敌制胜，勇往直前。严守纪律概无例外。 战争年代有战争年代的特殊性，这就是战争规律，我们只有去适应这种规律，才能赢得胜利。这也是我军从多年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教训，是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 深深怀念与赵大娘的母子情缘 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对敌战争。在那场捍卫民族尊严，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战争中，中国老百姓表现出了空前的抗敌激情，体现了中国人民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以及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的爱国情怀。人民群众视八路军为亲人，在物资与精神方面都给了人民军队以最大的支持。也是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凡亲历此情此景，无不感慨万端。 狼牙山台底村 1939年8月，我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曙光剧社一分队当戏剧队队长。当时正是日本鬼子进行南京会战期间。在此之前，为了确保战斗胜利，确保敌后根据地交通线的畅通，我们打鬼子多是在铁路沿线与敌人作战。敌人对根据地进行清剿扫荡后，为了保存我们部队的战斗力，八路军被迫退到山里。那一时期我们部队驻扎在易县台底村。 台底村位于狼牙山中的一个山冲里，村子很大。民风古朴，有七十多户人家。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从村子中间穿过，河面很宽，中间有一个自然形成的小岛，住有几户人家。 房东赵大娘 有一段时间我们曙光剧社与支队部驻扎在台底村，我住在河中间小岛上的房东赵大娘家。赵大娘，五十多岁的年纪，红润的脸庞，个头不高，中等身材，慈祥的面容，是典型朴实的劳动妇女。赵大娘家里有东、西两厢房，分别住着赵大娘和她的儿子儿媳，我住在南房。 我病倒了 我们在那里驻防的时候，由于是山区，又因为是雨季。有一段时间连续下大雨，半个月不停，引起山洪瀑发，河水猛涨，就连屋子里也进水了。为了避免给大娘家造成更大的损失，我们帮助赵大娘将粮食和物品及时抢运到她家房子后的一处土地庙的高台上，否则所有粮食物品就会被洪水冲走。那天因为雨太大，冷雨淋的我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当时，宣传队队部在河对岸，平日里，我们都是踩着河中间的石块就过河，现在涨水了，每天到河对岸的队部吃饭就只能淌着齐腰深的水涉水过河了。那天本来为赵大娘抢运粮食时在雨水中淋了一天，后又上接连涉水过河到对岸吃饭，每天下半身被河水泡着，头上被雨水淋着，衣服湿了根本就没有换的，只能靠自己的体温捂干。如此折腾了一段以后，我就生病了，患了伤寒，高烧一直不退，整天都是迷迷糊糊的，七八天不吃也不喝。开始几天队部还派人来为我打针送药，后来几天由于缺医少药，无法治疗，使得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以至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 部队准备为我办理后事 那时正值敌人疯狂发动“夏初雨季扫荡”。有一天，我们得知情报，敌人扫荡意图近期将从两面向台底村包围过来。敌强我弱，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曙光剧社与支队部决定部队向薛雪岭以南方向撤离。因为连续高烧，病入膏肓的我虚弱得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哪里还能跟着部队转移。 因此，大家认为我这次是必死无疑。而部队驻地近期又必须转移，于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战友们含着泪，把一个大板柜抬进我们住的房东赵大娘家的院子里。临别前，大家围着我呼唤,年纪小点的队员扑到我的身上哭成了泪人,与我作最后诀别，部队要撤走了，他们只好把料理后事的任务交给房东赵大娘。虽然我的意识有些模糊，可我还是能够隐隐约约地感受到，那种生死离别的场面。战争是冷酷无情的，一切都要以大局为重，虽然有些选择很无奈，但你必须要学会放弃，否则将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赵大娘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平日待人慈善宽厚，对部队的每个战士都如亲人一般关怀备至，尤其对病重的我更是体贴入微。她和儿媳每天劝我吃饭，但是我却连嘴都张不开。看着院里放着那个做棺木用的大板柜，老大娘对社长说： “你们要撤走了，这孩子就不管了吗？” 社长杜宝杰说：“大娘，不是不管，这孩子是没救了。这么多天了，打针不见好，又没有药可医，只能拜托您等我们走后把他的后事料理一下吧。” 大娘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我，对杜社长说： “我想办法请个人来给他治治，不过治不好，你们也别说啥。” 杜社长忙说： “那好啊，如果能救活他，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感谢您！” 赵大娘请九莲山老道人为我治病 当天赵大娘就叫儿子冒雨到二十四里外狼牙山脉的九莲山请一位老道士。这位老道士是九莲山道观的住持，每年下山布施，也为穷人信徒们治病。他的医术高明，方圆几十里无人不晓。房东大娘信佛，每年都给道人布施，所以，大娘和他们比较熟悉，上山前，大娘再三跟儿子交代： “你上山后一定跟老道士好好说说，就说八路军队伍中有一个小八路军战士病重，请他一定下山看病，秋后我们加倍布施。” 带着对八路军的热爱，带着母亲的嘱咐，大娘的儿子出发请道士去了。由于山高路陡，大娘的儿子好不容易到了山上，为了争取时间，见到了那位道士后，顾不上说客套话 忙不迭地垦求： “我是山下台底村的，我们那里有一个八路军战士病得很重，我娘叫我来请你下山去给那个八路军战士看病。你一定得去，不然那个八路军战士就没命了。”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抗击日本侵略者决不是哪一个党派，也决不是哪一支军队的事，那是一场民族战争，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怀。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是哪个社会阶层，也不管他的信仰如何，大家都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老道人一听说是八路军战士病了，二话不说，就跟着房东大娘的儿子下山来给我看病了。 天气又闷又热，暑气逼人。随着乌云如黑墨般压下来，顷刻间电闪雷鸣下起了倾盆大雨。由于山高路滑，老道人年事已高，走得太慢，大娘的儿子怕耽误了我的病情，于是，一路背着道士急赶回家。 老道人将我从死亡线上救回来 老道士一进屋就先为我把脉，从他凝重的眼神里赵大娘看得出我的病非常严重，便着急地问老道人： “老神仙，这孩子还有救吗？你可得救救这孩子，如果这孩子有个啥事，你说人家父母会有多难受呀。” 老道人很沉重地对赵大娘说： “你别说了，这孩子是八路军，是打鬼子的，我一定会尽力的。” 老道人说着话拿出银针在我舌头上、太阳穴处还有身上扎了数十针。他边为我扎针灸，边熟练对我进行急救处理。扎针灸的穴位挤出的血已成了紫黑色。过了一会儿，我的眼睛能转动了，慢慢地可以睁开了，舌头也感到凉冰冰的，口渴的直想喝水。这下可把一直守候在身边的大娘给高兴坏了，忙给我端来一碗热米汤，并用小勺一口一口喂我。喝下了小米粥之后，我感到舒服多了，身上也有了一些力气了。 老道临走时给了两包药，药服下之后就想吃饭了。但因为在硬炕席上躺了十几天，浑身上下长满了褥疮，有时候还是觉得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劲儿。在恢复身体的那段日子里，赵大娘几乎天天守在我身边，一直到我的身体完全康复。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只知道大娘姓赵，却不知道大娘的名字叫什么，也忘记了问下当初救我命的那位老道人的大名。 建国以后，每逢八一慰问演出，我看到那些以战争年代为题材的老百姓为救子弟兵而英勇献身的文艺节目时，就心潮起伏激动不已，马上就会联想到当年那位救过我生命的可亲可敬房东大娘。没有她和那位不知姓名的老道人，就不会有我的今天。因此，我的生命应该属于国家和人民。 杜宝杰社长对协理员闫建中说：“你背着小房走” 几天后，鬼子扫荡开始了。山村前面响起了枪声，鬼子就要进庄了。部队必须马上撤到山里，队长决定带我一起走。宣传科长李子荣就把自己的马送给我骑，可由于我身体太虚弱骑不住，队长只好让两个战士架着我骑马走，但因路滑他们没扶住，我一下子从马背上滑落掉在了水里。这时，鬼子的枪声越来越急，于是社长就对协理员闫建中说：“你背着小房走。” 队长带领各分队随机关在前面先走了。指导员随即将绑腿带解下来和副社长崔涛一起扎了个套，然后再套在协理员闫建中的脖子上。就这样，背着我从山下往上走。当时天下着大雨，地面积了很多水，山上的水也一直往下流，他就踩着没膝深的水，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往上走。闫建中身体本来就很瘦，背又有点驼。看着他背着我，在雨中艰难地往上走，边走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我实在是于心不忍，便对他说： “赶紧把我放下吧，不要管我了，你们快走。” 可他喘着粗气坚定地对我说：“不！咱们死也要死到一块。” 刚好前面有一块大石头，我就央求他把我放到石头上，因为我实在太难受了，更不想拖累战友，可闫建中和崔涛轮番背我就是不放下，我急了，用手拍打着他的背，再次喊着： “快把我放下，你们别管我了！” 可他仍是那句话：“不！死也要死到一块！” 听着他俩急促的喘息声，我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那一刻，我无力的趴在战友瘦削而宽阔的脊背上，只能任凭泪水随着滂沱的雨水长流。这时，后面突然传来了枪声和马蹄声，闫建中说： “不好，敌人上来了！” 说时迟那时快，他把我迅速推到了路旁靠山坡一户老乡的碾盘下。出于求生的本能，我又挣扎着向碾盘下边爬去，以便让自己藏得更深一点。闫建中自己也顺势钻到旁边的柴棚里躲了起来。不一会儿，那帮人就上来了，这个时候，躲在柴棚里的闫建中发现那些人穿的不是日本军服， 便壮着胆子问道：“谁？” “我们是骑兵营的，是来接应你们的。” 原来是我们一分区骑兵营派来接应和掩护我们的，他们说： “你们快走，鬼子就在下面。”见我实在走不动，他们就从老乡家里找来了一块门板做成担架将我抬上，一路上因为有骑兵战友的掩护，这才把我平安地抬到了目的地西台庄。由于部队要继续转移，还要作战，领导决定将我留在山上一位老乡的家里养病。听说我们是八路军，老乡非常热情地收留了我。 山村养病一个月 这里是太行山余脉。山高、路险、林密，日本鬼子来得不多，所以这里相对比较安全。山村不是很大，养病期间听老乡说村里有十多户人家，有几户人家的孩子还参加了八路军，就在我们的部队上。我住的那户老乡家男主人姓李，五十多岁年纪。由于日子过得艰难，看上去显得很沧桑。但他有着山里人健壮的体魄和纯朴，为人实在，对我照顾得很周到细心。家里除了他还有老伴和三个孩子，生活过的很贫苦，多数时候吃的都是野菜伴着棒子面糊糊。即便是这样的简单的食物，每天到吃饭的时候，还总是让我先吃，完了他们再吃。虽然说吃的多是棒子面和着的糊糊，但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很好的“营养”品了。在老乡一家的照顾下，我的病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一个月后，部队首长派来人来接我，临别时，我对那位老乡说：“谢谢你！老伯。”老两口拉着我的手说：“别说谢，孩子。你们打鬼子还不是为了俺老百姓，虽然我们不能跟你们一起去打鬼子，但帮你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也是应该的。”朴实无华的语言饱含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和早日打败日寇侵略者的决心和信心。 救命恩人被鬼子杀害了 我养病的那一个月时间里，日本鬼子的反扫荡结束。我的身体也逐渐康复离开了山村李老伯家，想趁机顺便看看我的救命恩人赵大娘。当我再次来到赵大娘家的房屋前，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大娘的茅屋被敌人烧得精光，只剩下被大火熏得漆黑的残墙断壁。村里人告诉我： “你们走后，日本鬼子进村大扫荡，闯进她家搜查。赵大娘临危不惧与鬼子抗争，日本鬼子一把火点燃了赵大娘的茅草屋，并且把那位善良勇敢的老人扔进火里活活烧死了。” 我承受着内心的悲痛，站在赵大娘被烧光的茅屋前，泪雨涟涟，默默地深深地向大娘的老屋鞠了三个躬。带着对赵大娘的无限思念，带着对日本鬼子的无比仇恨，我回到了部队。我咬牙发誓：血海深仇牢记在心，一定要为赵大娘，也为那些无辜被鬼子杀害的老百姓报仇。 多少年过去了，战争时期的军民骨肉情，生死战友情，我铭刻在心，永难忘怀。山村李老伯，赵大娘一家人为我忙碌的身影，还有冒着枪林弹雨背我突围的闫建中、崔涛等战友的坚实脊梁，成为我脑海中魂牵梦萦的永不消失的电波。 战地救护中我所见到的白求恩大夫 1939年10月，正是抗日战争打得最艰苦最激烈的阶段。部队伤员很多。一天，我护送伤病员到一分区驻扎的大破车山窝子里的战地医院，当时白求恩大夫正好也在那里。我在部队时早就听说八路军里有一个从加拿大来的洋大夫。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少见到过外国人。一是好奇，再者，白求恩大夫是当时的第三国际派到中国援助我国进行抗日战争的医生，并参加了八路军，跟我们一样也穿着八路军的军服。所以，我非常想见见这位洋医生。 见到手术中的白求恩大夫 当时一分区的医政科长姓韩，是一位老红军。为了能够见到白大夫，我壮着胆子对韩科长说：“韩科长，您能带我去见见白求恩大夫吗？我非常想见见这位洋医生。再说我是指导员，回去以后我也好跟大家说说，鼓舞一下战士们的士气。” 因为我也是卫生队的指导员，又讲了那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韩科长满口答应了我的要求： “你说得对，是要见见这位洋医生，回去后也好跟大家说说这位洋医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救死扶伤、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不过白大夫这会儿正在给伤员做手术。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你就站在外面看看吧。白大夫是一个对工作极端负责、精益求精、作风非常严谨的好医生，他在工作时，无论是谁，只要影响了他的工作，他都会发脾气的。” 我说：“没有关系，能看看他工作时的样子也很好。” 于是韩科长热情地把我带到了分区医院驻地的手术帐篷外。我隔着窗子看到一个瘦高个，有着一头浅黄色头发的大夫正聚精会神地为伤员做着手术。旁边那个助手我认识，是分区医院的马医生。 那时八路军部队的医疗设施非常简陋，条件很艰苦。战时部队流动性很大，医院随时要跟着部队转移。所以，医院主要设施大都是以帐篷为主。听其他同志说，白大夫平时要求战地医院一定要跟在作战部队后边。这样，前线下来的伤员就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得到治疗。如果医院离战场远了，伤员的运送就会耽误时间。时间，对于一个受伤战士来说就是生命。必须争分夺秒尽一切可能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无私的国际主义战士 那天韩科长带着十分崇敬的口吻给我介绍了白求恩大夫的一些情况： “白求恩大夫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他对事业有献身精神，对八路军深为敬佩，他认为八路军是他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好的军队。 他对咱们的伤员关心爱护倍至。 他是'O’型血，有时有的伤员因失血太多，需要输血。如果来不及找到合适的血源，他就会挽起自己的衣袖，让护士抽他的血来抢救危重伤员。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多次。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的医术严谨细致，精益求精。不论任何原因耽误手术和工作的，他绝不留情面。工作人员既崇敬他又畏惧他。有一次我自己就因病人输血跟不上，还吃过白大夫一巴掌。”说到这里韩科长自己也是付之一笑。 韩科长还跟我介绍说： “白求恩有两个马驮，一匹骡子全部装的是他专门从加拿大带来的手术器械。另一匹马除了当坐骑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干粮袋，里面经常鼓鼓囊囊装着一些代替面包的面饼子。 这些面饼子对于白大夫来说已算是当时的优待了，主要为了照顾他不同的生活习惯。” 那时部队的生活很艰苦，白求恩大夫克服种种困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与中国抗日军民同甘共苦。他精湛的医术，为人坦荡，救死扶伤的优秀品质令人肃然起敬，他的事迹早就在广大指战员中传为佳话。 回到卫生队后，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首长作了汇报，并提出想同大家讲讲我见到的白求恩医生。我认为，白求恩医生的感人事迹，对于部队教育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首长听后，非常称赞我的想法，于是专门召开了官兵大会，让我给大家介绍了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抗日的国际主义精神、他对工作精益求精、对伤病员的救死扶伤、坚持不下火线等等先进事迹，深深地感动了在场所有干部和战士，在部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白求恩的榜样力量，不仅使干部战士受到一次生动的国际主义教育，同时，也极大到地鼓舞了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提升了部队士气与抗日斗志。 不幸的是，没有过多长时间，听说白求恩大夫在一次手术中，由于敌人的疯狂进攻，子弹不停在身边飞过，战地情况非常紧迫。为了抢救伤员，白求恩大夫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继续给伤员做手术，不慎碰破了手指，伤口感染后得了破伤风。由于当时战地医院药品奇缺，白大夫未能得到及时的救治，于1939年11月12日清晨 5点20分，诺尔曼·白求恩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光荣地牺牲在抗日前线。 白求恩不幸牺牲的消息传到八路军各部队，大家无不感到痛惜。 毛泽东主席得知白求恩以身殉职也非常悲痛。在同年12月1日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的大会上，毛泽东亲笔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 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为白求恩举行的追悼会上又发表了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纪念白求恩》的演讲，高度评价赞扬白求恩精神，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号召全体八路军将士向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学习。 白求恩是“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 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从延安来的美国战地观察组 二战中，不仅有像白求恩这样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有其他国家的志愿人员参加。作为同盟国的美国除在欧洲正面战场与德、意军队作战，同时也派遣了许多军事专家，记者和志愿人员直接参与中国的抗日战争。 1942年冬，我在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二十五团团部当指导员。一天，上级通知我们，有三个美国战地观察组的成员要来我们团参观、采访中国军民敌后抗战的情况。接到了任务以后，我们按照要求做了认真的准备，并安排专人陪同。在采访过程中，根据地军民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同仇敌忾、高涨昂扬的抗日斗志给了美国战地观察组成员以心灵上的极大震撼。他们对中国军民，特别是八路军在武器装备如此落后，基本生活物资如此匮乏的情况下，还能英勇顽强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举感到由衷的敬佩和不可思议。 我们在根据地跟三位美国战地观察组成员举行了一场联欢会，为他们表演文艺节目，演唱了当时在根据地非常流行的抗日歌曲，还表演了刺杀，投掷手榴弹等军事技术战术动作。现场氛围高潮迭起，掌声不断。 美国战地观察组成员通过几天对根据地的实地考察，敬佩的同时，对我们用如此的武器装备和战术原则，能否打败日本人表示深深的怀疑。 也许是出于职业和好奇心，他们问了宋学飞团长、张汝三政委很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让人觉得很诧异，而且问的最多的就是团长政委的个人婚姻问题，比如一次，一高个子战地记者打扮的中年人问： “团长先生，你的太太在哪里？” “我还没有结婚呢。”团长回答。 “我能知道您的年龄吗？”美国记者非常不理解地问。 “当然能，我今年三十五岁。”团长豪气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还不结婚呢？”美国记者满腹狐疑地问。 “现在，日本人正在侵略我们国家，我们的人民也正在经受战火的考验，没有国，哪有家啊？”团长带着军人特有的坚毅神情毫不犹豫地回复着美国观察组成员。 “你们没有女人，怎么过？我知道上帝给了人类两种欲望，一种是食欲，另一种是性欲，而这两项你们都不具备，那还怎么打仗？” 说这话时，美国记者的脸上透露着一种不可思议的表情。 “观察员先生，在战场上，也许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敌人，因为这是战争，一场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在生活上，也许我跟你一样，都具备你所说的那些欲望。但是，我们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又是两种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我们的传统文化不一样，所以，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世界观也就不一样。再有，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的信仰也不一样。你如果能够理解我所说的这些不同，你就会明白我们为什么能够在武器如此落后，物资如此匮乏，又没有女人的条件下，依然能够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地跟日本法西斯作战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 团长用哲学家的语气，带着中国军人特有的那种豪爽自信神态与美国观察员侃侃而谈，他不卑不亢的坚毅性格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听了团长的话，美国观察员耸耸肩，表示非常地理解而又无奈地摇摇头。三个美国观察员在我们团采访了三天，临走的时候，那个高个子观察员拉着团长的手，伸出大拇指，带着深深的敬意对着团长说道： “你是中国军人的骄傲，中国军队有你这样的指挥官一定会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你们也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法西斯！到胜利的那一天，我还会再来采访你。但是，我希望同时采访你的夫人。”说到这里，美国观察员对着团长调皮诡秘地眨眼一笑。 “谢谢你的夸奖和祝福，一定会有那一天的，观察员先生。” 转送美国飞行员去延安 1942年夏天，有四个美国飞行员在冀东地区作战时，飞机被日本军队击落，他们跳伞后被平北根据地八路军营救。军区首长对此事非常重视。晋察冀军区经请示八路军总部，总部首长要求一个分区一个分区往前护送，一直把四个飞行员平安护送到延安。平北根据地由十一分区驻防，他们将四个飞行员送到了我们一分区后，分区首长要求派人再将这四个美国飞行员送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易县山区。 当时部队精兵简政后，我任连长，分区首长将护送美国飞行员的任务交给了我。由我带人护送到下一个转送分区。接到任务后，我立刻挑选十几个精干战士组成护送队。出发前，四个飞行员在根据地住了几天，一是让他们适当休息恢复下体力，二是让他们了解一下根据地情况，再有就是我们需要选定路线，作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 这期间，他们经常与我们交流也有联欢，显得异常活跃，有时举手投足间多少会流露些傲慢无礼的言行。 我当时对这几个美国飞行员非常看不习惯，有点不理解，觉得他们比较随便不象军人。这可能有我们对美国军人的认识不够全面。当然，由于传统，文化和地域上的差异，要想真正了解一个民族的习性，不能只看表面，一定要看本质和内涵。 几天后，我们出发了。一路上，为了避免意外，我们尽量避开日本人，并且多数时间选择走小路以躲开敌人的据点。 我们尽可能地照顾好他们。那个时候根据地极缺粮食，事先我们还是想方设法给他们带上用面粉做的土面包。也许他们知道眼下战争环境，吃饭时虽然说着面包不好吃，总归还是吃的不剩。 那个年代这已经算得上是上等食品了。再者吃好吃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保住命就不错了。想必是他们也理解我们的处境，为此，一路上也没有过多的为难我们。 我们从驻地易县出发，越过敌人的道道封锁线，经过十多天的艰难行军，终于平安到达了目的地。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上级首长交给我们的护送任务。随后又安全地返回晋察冀军区。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抗战进行过大量援助，包括人力和物力。1941年，以陈纳德将军为首组建了美国航空志愿队，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战。我们当年护送的四个美国飞行员就是美国援华航空志愿队的成员。后来听翻译说：他们是在执行飞往东北轰炸日本人的战略目标时被日军击落的。当他们得知自己跳伞后，是被中国军民救助，感到幸运欣慰。 通过几天的接触，相互之间慢慢的熟悉了，交流起来也就顺畅多了，消除了之前对他们的不好印象。美国人是非常注重亲情爱情友情的。交流期间，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儿女情长，家人和女人，在这一点上倒是与我们非常相似。 四个美国飞行员是幸运的，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有许多年轻的美国飞行员将他们宝贵的生命永久地留在了中国的抗日战场上，长眠在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他们的奉献与功勋也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像白求恩医生等等援华国际主义志愿者一样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