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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桑》是国人们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读了《陌上桑》之后兴致勃勃地去搜索什么是“倭堕髻”，不知道多少人记得那句“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简简单单几句话就反映出罗敷那动人的美貌。  想必大家在心中也存有好几个疑问： 第一，既然罗敷的丈夫是“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的高官，她的穿着也很富贵，“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为什么她还要亲自出去“采桑城南隅”？没道理啊，她这种身份，哪里用亲自去采桑回来养蚕呢？ 第二，罗敷不足二十岁，就已经有了个四十多岁“专城居”的丈夫，年龄差异实在太大了吧？ 这两个问题应该如何去解释呢？ （一）《陌上桑》：虚构的民间故事《陌上桑》最早记录于南朝梁沈约撰写的《宋书·乐志》，题为《艳歌罗敷行》。《玉台新咏》收录此诗，题《日出东南隅行》，《乐府诗集》题《陌上桑》。西晋崔豹在《古今注》中信誓旦旦地说诗中所写的内容实有其事：
崔豹这个说法怎么看都像牵强附会。所谓赵王是哪一位赵王？既然听了一首《陌上桑》就能“乃止”，大约还算个贤王，那当初见到家令之妻罗敷就“置酒欲夺”就有些说不过去。何况《陌上桑》是以权势更高的丈夫来嘲讽意图不轨的使君，那赵王听了以后恐怕更加不会放弃，他的身份显然比王仁更高贵，罗敷应该选择他而不是王仁嘛。  《陌上桑》的创作年代引起了很多讨论。王青考证说，“使君”应该是指州刺史，罗敷“专城居”的丈夫是太守，魏晋以后，州刺史的地位高过太守，可见创作于魏晋之前，他又根据使君所驾的马车判断出《陌上桑》的创作年代可能是在汉献帝建安年间。也有人根据东汉时期的《风俗通义》认为罗敷的打扮具有东汉桓帝时的特点，“桓帝元嘉中，京师妇女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堕马髻者，侧在一边。”但从这些细节断代是不大可靠的，《陌上桑》在作为定本被记录下来之前，只不过是一首在民间不断流传也不断被添枝加叶的的歌谣，不知道合并了多少故事，又经过了乐府、文人怎样的删改润色，只能说它最终形成于南朝时期，具体的年代是无从判断的。 对这首诗歌，我们不能将其视为真实的故事，不能用生活中的逻辑思维来看待这部文学作品，它所表现的是艺术真实而不是生活真实。罗敷的年龄、罗敷的美貌、罗敷的行事方式、罗敷和她丈夫的身份都有太多存疑的地方。因此对这首诗歌的观点通常是：这首诗是一个全无逻辑、时代混乱的“大杂烩”，没有一一印证的必要。罗敷为什么有一个大她二十多岁的丈夫，只能解释为——情节需要。情节需要罗敷年轻貌美，情节需要她有一个气派威严的丈夫，而气派威严、身居高位，恰好属于四十岁的中年男性。 （二）家中女性：纺绩与妇功我们并不知道“罗敷”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之处，《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之母要为儿子再娶的也是“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的东家贤女，如果不是《孔雀东南飞》受到《陌上桑》印象的话，大约当时“罗敷”本身就有贤淑勤劳的意义。 关于罗敷的身份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她是一般的平民、下层劳动妇女，罗敷回答使君的话被视为表现了她的坚贞和机智。但劳动妇女的穿戴为什么这么富贵，却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她是贵族妇女，“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她的居住环境和穿着打扮都说明她出自大户人家。从她和使君的谈吐答对来看，她显然是一个年纪不大却“见过大世面”的女子，她采桑只是出于消遣娱乐。 罗敷的丈夫是高官，自己却干着农家妇女的活计，她穿着华丽富贵却要去爬上爬下地采桑叶。她这种做法，有人结合周代以来的伦理观念认为是正常的。 周代有发达的农业文明，推崇勤劳俭朴的生活作风，即使居家的贵族妇女也需要事桑纺绩。《礼记·内则》说，“女子十年不出，母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训，学女事，以共衣服。”这就把女子进行纺绩纳入到了“礼”的范围之内，女性不纺绩就是“无礼”。《诗经·大雅·瞻卯》歌咏曾经使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褒姒时，批评她“妇无公事，休其蚕织”。《国语·鲁语下·公父文伯之母论劳逸》说公父文伯退朝回家，看见母亲正在绩麻。公父文伯认为主母绩麻会使季孙氏以为自己不能很好地侍奉母亲，其母却说每人都要各司其职、各修其业：“王后亲织玄沈，公侯之夫人加之以法、缀，卿之内子为大带，命妇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赋事，蒸而献功，男女效绩，想则有辟，古之制也。”无论女性身份有多高贵，都需要为夫织衣制衣。能不能亲事蚕桑纺绩，成了女性贤德与否的标志之一。  南宋时期 《蚕织图》场景 汉代“独尊儒术”，继承了周代的道德观念，女性也需要勤于纺织。班昭的《女诫》中，“专心纺绩”是妇功的主要内容，广汉属国侯李翊夫人碑铭也有“约身纺绩，殖囿圃园”之语，古诗《上山采蘼芜》把织布的好坏快慢作为判断新人与故妇的优劣标准，《孔雀东南飞》中写刘兰芝之贤，说她“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毛传》也说“妇人无与外政，虽王后犹以蚕织为事。” 这样看来，贵族妇女罗敷从事蚕桑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周代女性所着眼的重点在于居家的纺绩，而不在于采桑。采桑活动在先秦时期，是颇为暧昧的一件事。 （三）家外女性：桑中之情从周到两汉时期，女性出门采桑是一件充满旖旎之情的事。《豳风·七月》说：“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魏风·汾沮洳》说：“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这些诗歌中的采桑活动主要表现男女情思，采桑并不表现农事，而是寄托思念的特殊情境，女性采桑时想着念着的是“殆及公子同归”和“彼其之子”。 为什么先秦两汉会把采桑和男女之情联系在一起？有的研究者从民俗学的角度认为，当时有一种神秘的“空桑崇拜”，这种崇拜伴随着男女寻爱结缘的活动。 桑树崇拜可以追溯到商代初年，据说商汤时期的重臣伊尹生于空桑，商代的神祠设在桑林，商汤曾经在桑林祷告求雨。《竹书纪年》《史记·殷本纪》等都记载太戊(汤四世孙)时商道始衰，有“祥桑(预示吉凶之桑) ”生于亳都，一暮之间大可合拱，太戊修德，此桑才枯死。在商代，神奇的桑树甚至象征着国运或天命。 桑树 由于先民们总是将大地的丰产丰收和人的生殖力联系到一起，而农作物的丰产又是每次国之祭典的重要内容，因此在桑林祭祀时可能会鼓励青年男女趁这个机会交往。周代以后，祭祀的宗教意义有所淡化，男女交往的活动反而保存了下来。《诗经·鄘风·桑中》便是当时青年男女在桑林神社活动中的情歌。于是《墨子·明鬼》说，“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郭沫若在《甲骨文研究》一文中说：“桑中即桑林所在之地，上宫即祀桑林之祠，士女于此合欢。”本是附属产物的男女交往活动反而成了人们注意力的中心，俞樾《癸己类稿》说观社“非礼”，因为“如齐观社，实为观女人。” 这种民俗学考察相当有价值，它从宗教和民俗活动的层面上进行了比较合理的解释。但也可以换个角度去思索。西周以来，因为受到礼制的束缚，女性长期被局限在家庭生活之中，没有抛头露面的机会。《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此时逐渐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祭祀、战争、公务等事务都被男性承担，对女性的要求是妻柔、姑慈、妇听，活动空间被困于家庭之中。除了采桑以外，她们很难离开家庭自由活动。在美好的春日里，出门采桑恐怕是年轻女性不多的几种正当外出理由之一。平时困居家中的女子借此机会穿上美丽的衣服，借采桑放松心情，趁机与心仪的少年相见。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就是这样描述女性把“出桑”视为展示女性美的机会的：“是时向春之末，迎夏之阳，鸧鹒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  有趣的是，当时的桑树很高，我们可以从流传下来的一些战国青铜器纹饰看出，采桑人要攀登树上采桑，南朝民歌《采桑度》说，“采桑盛阳月，绿叶何翩翩，攀条上树表，牵坏紫罗绮”，描写的就是年轻女性爬上树采桑叶的情境。这些茂密大树的遮掩效果，大约比后世低矮的所谓“地桑”或“鲁桑”要强一些吧。  宴乐渔猎攻战纹壶上的采桑纹，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 （四）罗敷：民间的理想女性说到底，《陌上桑》是一首广泛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表达的未必是贵族妇女的生活实际，倒更像是普通民众对贵族女性的幻想。正由于是幻想，所以才显得那么不合逻辑的天真。对平民而言，贵族女性是怎样的形象呢？ 首先，她很美，很重装饰，这是理想女性所必须。就连她出去采桑，提的桑笼也要精美到“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采桑时需要爬上爬下，她却穿上华贵的衣服，“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她发型是当时贵族妇女所流行的倭堕髻，耳戴珍贵的明月珠，并不考虑采桑时候倭堕髻可能会散，明月珠可能会碍事。她这样的打扮即使要表现出女性之美。在诗中，她的美成功地吸引了从老到少、从普通人到使君的所有观众。她的美是以“桑中之情”来反映的。 其次，她遵从了对女性的道德要求，不但勤劳，而且忠贞。作为贵族女性的她依旧按照礼制亲务蚕桑，走出“秦氏楼”去采摘桑叶，在想象中拉近了贵族和民众之间的距离。当使君有非分之想时，她迅速反击，立即抵制。使君问了她一句“宁可共载夫”，她就先用一个“愚”字否定了使君，接着大张旗鼓地描述自己那位显赫而有气派的丈夫，她是一个在品行上无可挑剔的贵族女子。  其次，也是过去对《陌上桑》的论述中所很少注意到的，年轻貌美的罗敷在这个看似美满的豪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从西周到秦汉时期，男性在文学艺术中占有主导地位，即使女性会从事歌谣的吟唱，对歌谣进行搜集、整理工作的仍然是男性，他们或多或少地会表现出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陌上桑》是男性以代言方法创作的这首诗歌，表现了男性对人生和家庭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一个优秀的男性在事业上应该不断升迁获得高官显位，他的妻子应该年轻貌美、勤于蚕桑、有才有德。通过这个歌谣，实际上也隐隐约约表现出这样的态度：家庭应当以男性为中心，尤其以男性的政治地位为中心。 罗敷在发现使君图谋不轨之后，原本她只需要说到“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就能摆脱使君的纠缠，但她却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和丈夫之间相濡以沫、情投意合，反而浓墨重彩地描述丈夫所具有的权势和地位，仿佛正是有这个相貌英俊、官职颇高的丈夫，罗敷才获得了斥责使君的勇气和权力。这令人不得不想到，倘若罗敷只是嫁给了平凡人家，会如何面对使君？ 当然，罗敷仅仅以自己丈夫的权势来嘲讽使君，是对“以势压人”的使君的狠狠的回击，这使这个小故事更加具有戏剧性效果，更加令人胸中一快。作为叙事性诗歌，罗敷这样的表现更容易令读者接受。但是读完这首诗歌之后，却难免让人掩卷沉思： 罗敷在这段婚姻生活中感到快乐吗？如果快乐的话，她的快乐源泉究竟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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