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载喜 | 论中国译论的“中国性”与“世界性”

摘要：本文立足对中国译论以至整体译学性质和使命的宏观认知，围绕中国译论“自有特色”、“独树一帜”（罗新璋语）的译学认知和中国译学身份建构等话题展开讨论，特别就如何定义“中国译论”及如何阐释这个基础概念所须具备的根本性特质，包括它的“中国性”和“世界性”特质，发表一点个人认知心得，以助力新形势下译学领域的中国思想能更好、更有效地走入世界，贡献世界。 关键词：中国译论；中国性；世界性；辩证主义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力得到全面释放，翻译研究也出现了空前良好的发展局面，主要表现有三：一是规模引进外国（尤其是西方和苏联）的当代翻译理论；二是由此促成我们现代翻译理论意识的快速觉醒；三是伴随这种理论意识的觉醒，以及通过将国际译学发展作为历时与共时的背景参照，我们的翻译研究从一开始引进外来思想，就同时展现出对自身译论传统的自信。罗新璋先生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1983）一文中指出：“我国的翻译理论自有特色，在世界译坛独树一帜。”显然，这是对中国译论自信的一个标志性宣示。回顾40多年来我国的译学发展，从发轫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引进外国译学思想”，到“现代翻译理论意识觉醒”和“传统翻译话语挖掘”，再到后来且一直坚持至今的“译学反思”“积极参与国际译学对话”和“中国翻译理论创新”，连同近年声势日隆的“建立中国特色翻译理论”“构建翻译学中国学派”的诸多努力，我们在译学领域的确取得了耀眼的成就。尤其是在如何通过概念和理论创新向世界译学思想库贡献中国智慧的征程中，我们的翻译研究更是不断显现出充满勃勃生机的“中国式”发展新景象。

毋庸置疑，这是令人感到自豪和鼓舞的一个当下的中国译学现象。然而，译学发展如同所有其它领域的发展一样，我们越是自我感觉良好，就越需要保持清醒头脑，正确认识自己，确保我们的发展建立在稳固而科学的基础上，让它具备强大的韧性和可持续性。本文即以此思想为出发点，并立足对中国译论以至整体译学性质和研究使命的宏观认知，围绕如何定义“中国译论”，如何认识“中国译论”所须具备的根本性特质，包括它的“中国性”和“世界性”特质以及如何拓展这些特质的问题展开讨论，为推动新形势下中国译学思想更好地迈入世界而贡献一点个人的研究心得。

一、定义“中国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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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中国译论”这一概念有两个所指：一是指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即从中国古代到现代或现当代之前的、发生在中国的翻译理论。例如，当我们说“彦琮的《辩正论》是中国译论的重要代表”时，其实是在说“彦琮的《辩正论》是中国传统译论的重要代表”，聚焦点是“传统”而不是“当前”。

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译论就自然而然地应被认定为属于冯全功所说“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范围。二是指传统译论在现当代中国被传承和发展而出现的翻译理论，即中国的现当代翻译理论，聚焦点是“现代”和“当前”，而不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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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译论的“中国性”

这是本文讨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与上节讨论的内容密切相关。我们在前面指出，“中国译论”是一个模糊概念，并提倡以包容开放的姿态来定义和诠释它的意义范围。对于中国译论的“中国性”概念，我们也以同样的姿态来审视，将它与潜在的其它词汇进行宽松的同义处理。即是说，本文认为，中国译论的所谓“中国性”，在所指意义上相等或基本相等于“中国特性”“中国特色”“中国特质”或换一种表达方式中的“中国式（译论）”等其它用词。我们希望这样一来，能把讨论的重点落在相关概念的意义内核上，不致因为做过多的词义限定和区分而引起理解上的混乱。基于这个认知，并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在此将中国译论的“中国性”粗线条地分为“传统中国性”与“现当代中国性”两个类别，并将与其对应的两个时间段分别称为“传统时期”与“现当代”，时段划分则主要参考罗新璋、陈应年（2009）提供的模式：1）“传统时期”：涵盖“古代部分”、“近世部分”（明末清初）和“近代部分”（清末民初）；2）“现当代”：涵盖“现代部分”（五四时期至解放）和“当代部分”（自解放至当下）。分论如下：

（一）中国译论的“传统中国性”

可从三个不同视角来讨论：人本视角、文本视角、译本视角。立足“人本”即“以译者、译论者为本”的视角，我们所挖掘出来的中国译论“传统中国性”，就是古代支谦、道安、道朗、鸠摩罗什、玄奘、彦琮、……

（二）中国译论的“现当代中国性”

依照以上观点，中国传统对于翻译问题的一切理论话语和话语方式，皆为中国译论“传统中国性”的表征，而这些传统表征就相等于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元素”。然而，我们却不可把两者的相对关系反转过来，将“中国元素”简单地定义为相等于中国译论的“传统中国性”，因为“中国元素”（即“中国性”）不仅存在于中国传统译论，同时也存在于中国现当代译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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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译论的“世界性”

这是本文聚焦的另一核心概念，它与中国译论的“中国性”相辅相成，构成对应的基础概念。就其意涵而言，所谓中国译论的“世界性”是指：在中国文化中被创造、传承和不断演进的译论所描述或诠释的关于翻译的普遍性特质；或者说是指中国译论描写和诠释的、超越汉语言文化翻译的普适性部分，关涉翻译活动的普遍特征、共性特征、共同特征或共享特征，用英文表述即：features of the universalness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或universal features/general features/shared features(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应该指出，中国译论的“世界性”特质并非我们独有的一种译论特质，其它民族或语言文化的翻译理论也同样会有这样的特质。事实上，我们在翻译研究中已经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翻译学主要可以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普通翻译学；2）特殊翻译学；3）应用翻译学（谭载喜，2000：21-25；另参阅Holmes，1972；Toury，19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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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译论的“传统世界性”

中国译论中涉及翻译本质问题的传统话语，在语言表层一般属于局限于汉语言文化翻译的个性特征，属于特殊翻译学所关心的内容，但在深层意义上，有许多问题实际上却触及到了超越汉语言文化的翻译本质之所在，或者说它们在根本层面所触及的，是翻译的“共性特征”，即本文所提的翻译的“世界性”特征。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对中国译论传统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些表达“中国性”特质的表层话语，以及可由它们衍生而来的表达“世界性”特质的深层解读，删繁就简地以表格形式呈现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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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译论的“现当代世界性”

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国际文化（包括翻译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到了现当代，中国译论者对于翻译本质的认知和对于翻译问题的总体理论意识逐步提升。自20世纪中，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展至今，无论在话语表层还是理论深层，中国译论都越来越多地展现出了对翻译“世界性”本质特征的科学认知和理论贡献。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对于中国译论所涉潜在“世界”特质的表层话语及其深层解读，同样以表格形式简述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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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四点： 1）中国译论，作为自成体系的中国人的翻译思想的翻译话语结晶，孕育、生长与成熟于世界的东方，以其独特的魅力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屹立于世界的民族译论之林，它的独特魅力和强大生命力不仅在于它的自具特色的“中国性”，更在于它的与生俱来的“世界性”，在于它孕育、生长与成熟于生生不息、海纳百川与立意贡献世界、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文化之中。中国译论在当下和未来的持续发展和构建过程，是一个需要科学理性思维和充满创意的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始终同时装有“中国性”和“世界性”的双重译学思想意识：没有了“中国性”，就无所谓中国译论的存在；没有了“世界性”，中国译论或翻译学的中国贡献就可能行之不远。对中国译论的理论话语及其深层意义进行解读，我们不难发现：同时具备翻译理论的“中国性”和“世界性”，这其实就是中国译论得以建构与发展的本质特征。历史发展如是，未来方向也同样如是。 2）作为中国译论者的我们，大可不必怀疑自己在理论研究中所具备的天然“中国性”，或对这个“中国性”缺乏自信，我们根植中国文化，以中国语言为创意和表达的语言主体，立足中国文化，立足科学的翻译“世界观”，所生成的翻译理论就一定会是具有“中国性”特质的翻译理论。哪怕是通过译介手段引入中国语言文化的“他者”译论或思想，也不会不在翻译再现过程中呈现出至少是某种程度的“中国性”。在某种意义上，最近40多年来中国译论研究的演进模式和轨迹，本身就是一种中国译论的“中国性”，一种有别于译学“他者”的、凸显“现当代中国翻译研究发展特色”的“中国性”。因此，只要我们锲而不舍，踔厉前行，我们所做出的贡献就一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贡献，是“中国学派”的贡献，是中国人的贡献。 3）我们在翻译研究中的根本使命或我们的译学初心所在，是要对“何为翻译”、“如何翻译”、“为何翻译”等一系列自古以来涉及翻译本质、翻译原则和方法、翻译目的和功用、翻译价值和批评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科学的、符合翻译活动客观实际的阐释与再阐释；同时，是要在科学地认知和认识翻译的基础上，更加高效和高质地做好翻译，让翻译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事业，推动我们的事业以及整个人类的文明更好地向前发展。换言之，中国译论的发展，无论是建基于对自身文化的挖掘，还是对外来思想的“挪用”、借鉴，也无论所提出的思想理念有多么高明、深奥或美好，都始终不应脱离“理论联系实践、实践升华理论”这样的中国译学的使命和初心。这一点，应该被看作是凸显中国译论既具“中国性”又具“世界性”的本质特质的最佳之举。 4）我们中国人所产生的译学思想体系，如同所有译学思想体系一样，既要让自身译学文化受益，也要能让译学研究中的文化或民族“他者”从中获益；翻译研究领域的任何“单边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如欧洲中心主义、西方思想中心主义等），理所应当地需要让位于翻译研究的“多边主义”，让位于我们所提倡的辩证主义的“民族共融”翻译思想或翻译研究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因为这样的“多边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或“民族共融”翻译观，能让我们的翻译理论既具中国或东方特色，又符合人类共同的翻译美学价值和译学理论价值。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我们的译学目标，是让中国译论通过我们的努力，成为能科学反映和阐释翻译本质、能为尽可能多的文化“他者”接受的翻译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所产生的中国译论才能真正成为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翻译理论。

作者简介 谭载喜，深圳大学荣誉教授，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哲学与理论、西方翻译史学、翻译的文化政治学、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中英语言文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