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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顺从地站起来， 像小孩一样任我摆弄角度。 我仰视着父亲。 他逆着光线，背着手， 冲着手机镜头慈祥一笑， 巍峨的像山一样。 父 亲
含辛鱼/文 我不愿相信父亲竟已走到垂垂老矣的仗朝之年，我还是愿意相信他还是那个豁达包容、精力充沛的父亲。父亲出生在梅县南口镇瑶上公社白叶村。这是一个崇山之中的典型客家村落，整个族群只有余氏一姓。余氏先祖从中原南迁福建，后入广东。白叶余氏是北宋名臣、曲江人余靖之后。白叶村开基祖廷义公六百年前来到这个崇山包围的地方建村，是看中高山的屏障抵御外敌。客家小村封闭排外，据说建村一百多年间，竟将别姓人江氏逐一驱离，以使余姓一家独大。父亲出生于国难当头风雨飘摇的年代，但有幸生于大户人家。父亲的阿爷彩卿公是晚清贡生，是村中最有钱的人，当年曾坐轿到十几里路外的南口镇赌博。彩卿公还是一个心怀鸿浩之志的人，他在世时，亲自给四个光字辈的孙子安“镇”“权”“招”“居”之名，寓意“镇国安邦”“权倾天下”“招兵买马”“安居乐业”。1938年，彩卿公化大钱在宅基建十七间房的客家大屋“安国庐”，名字也寄托其“国安民泰”之宏愿。父亲满月那天，刚好赶上安国庐落成之日。父亲还记得彩卿公目光如炬，美髯飘飘，还曾坐在其膝上捋长须玩。父亲得此厚待，是因为他乃彩卿公一脉下的长孙。父亲自幼勤勉但顽皮。六岁那年，已随父云祥公进山伐木烧炭谋生；也是六岁那年，私自玩土制火药枪不慎被后座力伤颊，至今落下黄豆大的伤疤。父亲在百年老校凌云小学念完小学，在南口中学初中毕业后就回家务农。1954年，年满16岁的父亲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招入韶关糖烟酒公司当一名会计，正式踏入社会。当时从化属韶关，父亲于1957年调到从化商业服务局，1959年冬，父亲参军。1965年，父亲转业回乡，从此在从化落地生根。来到从化的近十年间，父亲经历了很多人生磨难。“文革”期间被打为牛鬼蛇神。而立之年与当地女子结婚。父亲母亲在同一个单位，他们居住在由猪圈改造的单身宿舍，中间只隔一堵墙。父亲就这样“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一个是粤北穷山沟的穷小子，一个是附城大户的四千金，两人年纪还相差十岁。想想，我能来到人世也是不易。这桩婚事成了，还要靠一根鸡骨头。那年，准岳母被一根鸡骨头卡了喉咙，准女婿二话不说，请了一辆运猪车把准岳母送到广州的医院。这一路颠簸一路呕吐，未到广州竟自愈，这真是“一根鸡骨”引发的好事。1970年春节伊始，三十而立的的父亲喜得贵子，荣升人父。但那一刻他人在吕田公干，赶不及见到儿子呱呱坠地的幸福一刻。俗话说“虎父无犬子”，但他的儿子偏偏是狗年出生的。我遗传了父亲一项明显的特征：人到紧张处爱咬下唇，像咬一块喜欢的饼儿。同年，父亲忽然接到县委的一纸调令，被调到县委报道组工作，从此改变人生轨迹。报道组是专门向上级媒体提供从化新闻的写作班子，由一个初中文化水平的年轻人挑起外宣大梁实属不简单。父亲后来说，他在当兵的时候热爱上写作，买了很多书自学成才，在当战士的时候，已经有新闻作品在《解放军报》《战士报》发表，在部队已练就新闻基本功。这点与莫言相似，但他没有莫言的文学细胞，最终只能当一名记者。父亲白天到基层采访新闻素材，晚上就回到办公室的暗房冲晒照片。父亲有时也会带上我。浓重的显影液药水味熏得人作呕，我唯一的盼望是暗房采光的小红灯熄灭，房间的大灯亮起，这意味着父亲一晚的工作结束，我可以回家。从1970年到1982年超过十年间，父亲向《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大量供稿从化的新闻，其中不乏头版头条。1979年中，父亲在送稿广州途中不幸遭遇严重车祸。母亲形容当时“前额已爆开几厘米的血口”“牙齿也磕掉几颗”。父亲足足住了两个月医院才婴儿学步地下地走路，这是父亲遭遇的人生第二个重大挫折。父亲是个很注重形象的人，衣服很整洁，总是拿头油将头发梳得铮亮。车祸不但让父亲添新疤，更严重的是，车祸成为父亲事业走下坡的一个转折。80年代末，离开报道组的父亲先后任职广播电视台、县志办，还是离不开与文字打交道。父亲作为志办主编先后翻译或编纂了《从化县志（清雍正八年）》，《从化县志（1489一1985》，《从化市志（1979一2004》三部大部头。八十年代中，父亲以老记者、老影人的身份组建并担任了县影协负责人。最近重新翻寻整理父亲尘封已久、堆积如山的旧照和底片，很多二三十年前从化的珍贵影像资料得以“重见天日”。
小时候印象中的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人。记得有次与妹打架被父亲惩戒，父亲在俩人脚下用粉笔画了个圈，命二人各自在手上拿一根棍。哪个站不住超出白圈，就得挨对方一棍子。年幼的妹开始站不住，爱妹心切的我想，就轻轻拍一下吧。“啪”，如打蚊的声音传到屋外父亲的耳中。“打架的劲哪去了？”父亲淡谈的语调让兄妹二人魂飞魄散。随后的结果你也猜到了，拍打声一次比一次响。我怀疑父亲中了《西游记》的毒，用孙悟空虐唐僧的伎俩对付他的亲生骨肉。但后来渐渐长大后，我们开始感受到严父的爱是不动声色。9岁那年，我当上“红领巾”，父亲特意为我煎了个我最爱吃的荷包蛋；14岁那年，我踏入初中校园的第一天，父亲把我叫到身边，把一本红皮革小笔记本送给我作为上学礼物。我翻开扉页，上面竖写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见到父亲特有的字体:那是一种肥胖但又不太潦草的字体，一如他肥胖的身型。父亲因为工作忙的缘故，对我兄妹二人的学业很少关注，但我们都很自觉。因为父亲不单是家中的经济顶梁柱，在那个生活困难的年代，还是我们的“木匠”，家里的木沙发是他做的；还是我们的“厨师”，炒鱿鱼卷很美味；还是我们的“裁缝”，很多衣服得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还是我们的“猎人”，冬季斑鸠最肥美的时候，枪法精准的他总能猎回一大袋的猎物。我不止一次拉住了父亲的单车尾求带上。有一天，父亲把一杆风枪竖在我面前说，“儿子，你有枪高就带上你”。后来我才知道，夜猎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可能要夜涉冰河，还要防蛇虫鼠蚁，带个还没有枪高的熊孩子实在是一种捣乱。1991年春节大年廿四，父亲的爹云祥公去世了。据说是罹患了胃癌。人们揣测阿公自诩有医术，在从化的时候经常上风云岭采集草药“了哥王”治病，结果把身体吃坏。父亲和我连夜动身回梅奔丧。由于年近岁晚，我们最终赶不上尾班车而滞留广州一晚。我清晰的记得，那晚广州街头下起了冷雨，我的劣质皮鞋耐不住泡不幸穿了趾头，冷水倒灌进来把脚与湿滑冰冷的鞋垫沾在一起，如踩着湿滑黏乎的大白鱼，令人寸步难行。父亲见状，立即拿出不多的盘缠给我置了一双新皮鞋，我的脚顿时暖和起来。但父子俩最终赶不上见阿公最后一面。次日下午赶到安国庐时，族人告诉我们按照风俗阿公已于晨早“上山”。父亲表情木然，也不多作声。隔代的我不会了解父亲的心情。为人父，他赶不及见到儿子呱呱坠地的喜悦一刻；为人子，他赶不及见父亲最后一面的哀愁一刻，这是一种何等无奈的人生滋味？！1998年，年满60周岁的父亲光荣退休了。钓鱼成了他退休生活的日常。父亲把工作上的拔尖精神融入钓鱼当中，精心钻研钓鱼大法。结果流溪河之上，无人不识君。各路渔友纷纷好奇起这位老头儿，常常围拢过来取经问道。久而久之，父亲在钓鱼的“江湖”声名大噪，人们热情称他“余伯”。你到流溪河边看看，有余伯的地方就有鱼友，他们甚至称他为“流溪河之王”。自从退休后，父亲除了头发几十年如一日梳得铮亮，自己的形象也不再讲究了。长年累月在户外风吹日晒，原本肥胖的他变得又黑又瘦；手指经常抓鱼和料，染上了灰指甲。你到我家看看，阳台堆满了各种瓶瓶罐罐的鱼料和大大小小的渔具，老鼠也被养得如小猫大。东边阳台角落一只捕鼠笼，西边阳台角落一只捕鼠笼，如两个把门“大将军”。一年十只以内小有收获，把家弄得像个野兽出没的“丛林”。老母唠唠叨叨，横眉冷对。老父一瞪眼，小10岁的老母立即噤声没了脾气。每一日，父亲头戴圆锥形竹帽，身穿耐磨工装，肩挎一大袋渔具，状如大侠般出门。我记得有一年随父亲到文峰塔下的河洲上钓鱼，鱼竿竿尾上的小铃铛突然铃声大作，父亲沉闷地丢下一句“大家伙来了”，然后迅捷起竿。这果然是流溪河难得一见的大鲤，其巨力竟把父亲往水里拖。父亲一把将鱼竿交我把住，然后飞奔落河。我从未想到肥胖的父亲竟也有如此矫健的身手。待我缓过神，父亲已抱住大鲤站在齐膝深的河中咧开嘴向我微笑。
2007年，父亲又遭遇了人生的另一个挫折，他患上腰椎间盘突出症。这是长期办公室伏案积攒的劳疾，到年老来还了。父亲在当地医院住院三日越来越严重，亲人心急如焚把他迅速转院到广州。那天在高速路上，我开着车默默跟在救护车后。父亲此刻平躺在救护车上。无人能知道他何时能重新站起来。
谢天谢地的是，父亲不到一个月就出院了。他重新站起来了。捱过那么多曲折，上天也不忍心让他受太多的苦。今年阳春四月，惠风和畅，草长莺飞。胞妹回娘家探亲。我兄妹二人连同两个外甥女一同陪父亲到流溪河边钓鱼。此时父亲早已放弃与大鱼搏杀的“血雨腥风”的日子，换上了手杆钓小鱼。那些是小指大小的小鱼，有银鱼、花手巾、砧板仔、帕乸，五花八门的。我对父亲说，爸，我帮你照张相吧。父亲顺从地站起来，像小孩一样任我摆弄角度。我仰视着父亲。他逆着光线，背着手，冲着手机镜头慈祥一笑，巍峨的像山一样。（201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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