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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

 圆弧YH 2023-09-15

【摘要】

《十二诸侯年表》以年来排列,记录春秋时期的诸国大事。首周次鲁,列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十二诸侯。司马迁在开头赞扬了师挚、箕子的见微知著,认为诗人能够通过诗歌反映朝政的变化。周厉王无道后,接着是春秋五霸。孔子能够在乱世中“明王道”、“次《春秋》”。在司马迁的观点中,很多人在解说《春秋》,如鲁国左丘明《左氏春秋》、楚国铎椒《椒氏微》、赵国虞卿《虞氏春秋》、秦国吕不韦《吕氏春秋》;此外,汉代以前的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子等人,都“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汉代的张苍、董仲舒耶都根据《春秋》著文。司马迁比较了儒者、驰说者、历人、数家、谱牒(家),认为在记事上都各有不足。要想“观诸要难”,还是需要制定年表,这样能够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提要】

司马迁在开头赞扬了师挚、箕子的见微知著,认为诗人能够通过诗歌反映朝政的变化。周厉王无道后,接着是春秋五霸。孔子能够在乱世中“明王道”、“次《春秋》”。在司马迁的观点中,很多人在解说《春秋》,如鲁国左丘明《左氏春秋》、楚国铎椒《椒氏微》、赵国虞卿《虞氏春秋》、秦国吕不韦《吕氏春秋》;此外,汉代以前的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子等人,都“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汉代的张苍、董仲舒耶都根据《春秋》著文。

【摘录】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页。)

【批注】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论述主要诸侯国所占据的地理优势:“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页。)




【注释】

师挚:《集解》引用郑玄注,师挚是太师的名称,周道衰微,郑卫之音作,正乐废而失节,鲁太师挚识《关雎》之声,首理其乱也。郑玄所引的这段话,出自《论语》

(阮元校刻:《论语注疏》影印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刻本艺文印书馆,1965,第五叶B,第72页。)

(阮元校刻:《论语注疏》卷八,《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402页。)

《论语·泰伯篇》:“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这里的“乱”,汉代郑玄注中认为是带有贬义的“乱”,和“整齐”意义相对,所以需要“理其乱”。唐代孔颖达疏中,认同郑玄观点,师挚“理其乱”后,音乐得以归正,所以“洋洋乎盈耳”,非常丰富动听。

当然,这是汉代人和唐代人的观点。春秋时期的孔子说的这句话,意思并不一定如后人所理解那样。“乱”也有“曲终”的意思。如屈原《离骚》最后一句话:

    “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林家骊译注:《楚辞》,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1页。)

在《楚辞》中,篇末结束全篇的标志称为“乱”,与结束曲、尾声相似。屈原也是春秋时期人,《论语》该篇中的“乱”,很可能指的是《关雎》音乐的结束曲,指曲子悠扬动听。

司马迁对这句话的理解,和郑玄相似,认为师挚能识别《关雎》乐声之乱,接着“理其乱”后,音乐得以归正。


【提要】

司马迁比较了儒者、驰说者、历人、数家、谱牒(家),认为在记事上都各有不足。要想“观诸要难”,还是需要制定年表,这样能够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摘录】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11页。)


【心得】


【摘录】

《史记》记载,周幽王十一年(-771),秦始列为诸侯。世父的兄弟,就从担任了七年的大夫的爵位,上升到了诸侯的爵位,于是,后人也把这一年当作秦襄公七年(-771)。秦襄公八年(-770),秦初立畤,祀白帝。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32页。)

另外,秦人因为得了爵位上升为诸侯,就追封父辈赵其为秦庄公。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19页。)



【批注】《十二诸侯年表》记载的国家数量

《十二诸侯年表》列出的国家有十四个。周、鲁比较特殊。




【札记】文本的编撰与早期传播

    司马迁为什么要选择编年表呢?《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读春秋历谱谍…未尝不废书而叹。”师挚是周代的乐官,见到纣王用象牙做的筷子,预言商朝将亡国。《关雎》在三家诗中是“刺诗”,诗人看到周王和夫人安于寝不早朝后,认为是不好的现象。两个典故都体现了见微知著。

【提要】

司马迁在开头赞扬了师挚、箕子的见微知著,认为诗人能够通过诗歌反映朝政的变化。周厉王无道后,接着是春秋五霸。孔子能够在乱世中“明王道”、“次《春秋》”。在司马迁的观点中,很多人在解说《春秋》,如鲁国左丘明《左氏春秋》、楚国铎椒《椒氏微》、赵国虞卿《虞氏春秋》、秦国吕不韦《吕氏春秋》;此外,汉代以前的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子等人,都“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汉代的张苍、董仲舒耶都根据《春秋》著文。

【摘录】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页。)

    《公羊传》和《谷梁传》,最开始是口述之学,唯有《左传》见于竹简。为什么呢?因为一些重要的讥刺不能见于文字,否则会有祸患。因此《公羊》《谷梁》采用言语口说的形式,而非文字记录。在他们二家看来,这还是他们合法性、权威性的优势之一。《左氏春秋》的取名是春秋通例,还有《吕氏春秋》《吴越春秋》。按照这样的命名,左传可以不是《春秋》之传。

    不过,《左氏春秋传》,这个名字则明确表明是传,解释经。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510页。)

    当代有研究者仅仅把“成左氏春秋”摘录出来,认为《左传》最开始是独立的,不解释《春秋》的文本。这个研究者的观点是错误的,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一个句子,一定要放在具体语境中解释,明白之后才能作为论据。

    有些学者认为,竹简出土的“某某纪年就是铎氏微

    在当时人眼里,章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基础的表意单位。章下面是句。如《四书章句集注》。不管是何春秋,在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对于一些文字材料,司马迁改变其形式,注入不同的理解。

    衍生型文本为什么重要?

“春秋学”是一种书写方式。人们认为早期的书写就是如此。《左传》中有很多延伸文本。

 “不务其宗始”实际上是指历史分期。历史学家去认识判断一些事物,历史学去选择事实。只要有史官,历史就会延续。《史记》记载的是事件本身?还是记载作者直接的书写?    

司马迁说:“我”实际上是模拟孔子的编年体。将表等结合起来。他说:“学者所积累”“要删焉。”司马迁认为读完史后,再回到年表,了解大的人事。

    司马迁做的事前无古人,但是他很谦虚,说自己模拟孔子春秋。然而,孔子《春秋》“约而不速”(荀子),没法快读。《春秋》难懂。在第一次读《春秋》的时候,你不知道他说什么。第二遍读的时候,就看到有文字上的不同。司马迁在重新建立了一种历史叙述方式。

    《吕氏春秋》就是要囊括所有,如“十二纪”、“八览”等。篇目的数字有象征意义。司马迁的《史记》也是如此。一定要凑成一个数字。所以说他还一本完整意义上的“书”。






【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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