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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最早成立于南京鸡鹅巷53号，当时还叫“复兴社”，1938年改成军统。其职责是主管军队、宪兵、警察等军事部门的安全情报工作，监视整治军队，逮捕、暗杀敌对势力及民主进步人士，打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 军统的早期领导人是戴笠，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后，由毛人凤继任。其组织形式是局、区、站、组、队或相当于区、站的办事处。最多时人员达到五万余（包括抗战期间成立的武装力量——“苏浙行动委员会”即“忠义救国军”）。它和中统一“文”一“武″，为维护蒋介石的血腥统治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 军统的前身 1927年3月24日，蒋介石领导的广州北伐军势如破竹，一举攻下南京，4月18日，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分庭对峙。 当时的政治形势比较复杂，蒋介石刚刚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彻底决裂，北有张作霖军阀政权的威胁，南有武汉政府的分权掣肘。  于是，蒋介石决定暗中开展情报工作，以便随时掌握各方反蒋势力的动向，以及旗下嫡系部队的思想情况。 （一）戴笠的机遇与努力 1927年7月底，情报工作联络组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由忠于蒋介石的黄埔二期毕业生胡靖安担任组长，当时刚好在南京投靠胡靖安，还没有毕业的黄埔六期生戴笠（1897－1946年）被胡靖安推荐加入了该联络组。 联络组以调查各级部队的军容风纪为掩护，这应该是蒋介石最早的准特务组织。  胡靖安 这时，戴笠在联络组里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从大街小巷和国民革命军中探听各种动态，不得不承认，戴笠在这方面确实拥有天赋。他的情报又多又快，可靠程度也比较高。 然而，好景不长，迫于各个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于8月13日宣布下野，返回奉化溪口老家。临行前，蒋介石命令胡靖安的联络组不要停止活动，继续搜集情报直接交给他审阅。 胡靖安看到戴笠工作积极，又吃苦耐劳，便多次指派他秘密来往于南京、上海、杭州、溪口之间，向蒋介石递送情报，这样戴笠与蒋介石便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  年轻时的戴笠 其实，戴笠是在蒋介石这里押了一个宝。他看得很清楚，蒋介石此次下野一定是暂时的，以蒋介石的实力，他怎么可能就这么善罢甘休呢？正因为坚信这一点，戴笠才没有像联络组其他成员那样另寻出路。 其实几年前，戴笠与蒋介石在上海股票交易所时就相识，只不过那时他还是一个跑腿的“伙计”，而蒋介石正跟着戴季陶做投机交易。包括他在黄埔军校上学时也聆听过老蒋的“训话”，彼时，蒋介石已“高高在上”，戴笠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黄埔六期共招生4400人），更无接近蒋介石的机会。  黄埔军校 现在有了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戴笠自然不会放过，他通过结交杨虎（时任上海警备司令）、杜月笙等人，卖力的收集各种情报，特别是关于反蒋的言论，每隔几天就有一份材料上报。从而赢得了老蒋的观注，加之两人又是浙江老乡，这为他后来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戴笠没有押错宝，就在蒋介石下野远赴日本向宋美龄求婚成功之际，国民党内部矛盾愈演愈烈，汪精卫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无奈之下于11月下旬被迫邀请蒋介石重新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而蒋介石此时正忙着他和宋美龄的“世纪婚礼”。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同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一时宾客如云，风光无限。  四十天后的1928年1月9日，蒋介石重新坐到国民党最高统帅的位置上，宋美龄遂即成为“第一夫人”。 蒋介石此番归来不仅是重操大权，他与宋家联姻使得其财力和声望大增，更获得了与宋氏家族关系密切的英美国家的支持。 经历了此番变故的蒋介石深深体会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因为情报不仅是军队作战的需要，更是铲除异己，巩固自己地位的政治手段。于是，他决定建立正式的情报组织，加强特工活动。  经过一番运作，蒋介石在自己管辖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面设立了一个调查科。这个调查科便是国民党成立以来设置的第一个专职的情报机构，后来发展成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即臭名昭著的“中统”特务组织，与后来戴笠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特务组织成为蒋介石排除异己的“左膀右臂”。 调查科第一任科长由留学美国，曾立志当采矿工程师的陈立夫担任。陈立夫是蒋介石的结拜大哥陈其美的侄子，蒋介石对陈家的后辈照顾有加，“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陈”，就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  年轻时的陈立夫 这是名正言顺的情报机构，蒋介石为加强军事方面的情报工作，又先后在国民革命军中挑选了黄埔毕业的数十名可靠的下属担任其侍从副官和联络参谋，为自己搜集各个部队的情报，包括长官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动态等，它在内部没有“名正言顺”的名称，其实就是去年（1927年）那个“情报工作联络组”的延续。 这支特别的队伍由原黄埔军校教育长王伯龄主持负责，戴笠也如愿加入其中，不过他此时的官职只是一名上尉联络参谋，毕竟他的黄埔资历太浅。 随后，戴笠同其它特别参谋一样，被派往前线各部队去收集情报，他先后去了徐州、郑州、汉口、太原调查何应钦、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内部各集团军的动态，以及北上了解张宗昌、孙传芳、张作霖等军阀的军事情报。 这期间，戴笠付出了很多努力，也遭受了许多常人无法忍受的辛酸。因为这是一份没有衙门的苦差，安危没有保障，死活无人过问。况且人微言轻，卖命弄来的情报往往就成了别人讨好主子的资本。  由于戴笠的情报工作准确、有效，一年内他连升两级，由上尉到少校再到中校，加上他善于巴结、拉拢蒋介石身边的人，“朝中有人好说话”，自然给蒋介石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特别是戴笠对东北军的情报工作，使张学良于1928年年底“东北易帜”，对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大业立下大功。通过两年的辛勤工作，戴笠自己也收获颇多，不仅结识了一批日后的手下干将，还与张学良成了莫逆之交。 蒋介石也对戴笠源源不断的情报和他精心编织的平津情报网大为赞赏。从此，戴笠在蒋介石心中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二）“十人团” 及蒋介石的二次下野 1930年，蒋介石将戴笠所在的“情报联络组”正式命名为“军事委员会调查通讯组”。调查组直接接受中央党部的“特别经费”，任务是对付共产党员，控制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分子。戴笠由于前期的表现，成为其领导者之一。 这个调查组仍由陈立夫挂帅，下设三个科，戴笠负责其中的二科，对军方人员进行监视。他利用这个机会大肆招募自己的部下，形成他个人的一个情报网。 于是，以戴笠为首，唐纵、周伟龙、郑锡麟、梁干乔、黄雍、徐亮、张炎元、胡天秋、马策等黄埔同学加盟，成立了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十人团”，总部设在南京鸡鹅巷53号戴笠当时的住所。  “十人团”的成员都是黄埔同学，蒋介石的学生，自然唯蒋介石的“马首是瞻”，他们“年轻有为”，工作卖力，颇得蒋介石的赏识。 一年后，就在“十人团”步入正轨的时候，蒋介石却又“二次下野”了。蒋的第二次下野源于国民党的内斗和日本的入侵。 1931年2月18日，蒋介石以操纵党务、把持立法院等罪名，逮捕了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引起党内各派人物一片哗然。支持胡汉民的粤派势力在交涉无果后，毅然南下广州，联合汪精卫、陈济棠、桂系等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形成了宁粤分庭抗礼局面。 胡汉民 就在宁粤剑拔弩张、兵戎相见之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双方中止了军事行动，迫于时局，展开了和平谈判，粤派一再坚持以蒋下野为和谈的先决条件。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爱国救亡运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召开前夕，粤方以不去南京参会为条件，胁迫蒋介石“下野”，国民党内部也集体声讨他软禁元老胡汉民的行为。 加之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饱受各方责难，面对内忧外患、四面楚歌，蒋介石不得不再次通电请辞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宣布下野。 年轻时的蒋介石 然而这一次蒋介石并没有像上次一样仓皇逃离，而是提前召开了国务会议，在中央和地方各个要害部门安插亲信，暗中控制了中枢机构。之后他便携夫人宋美龄返回老家奉化，在雪窦山上的妙高台静观局势，等待复出。 就在蒋介石隐退期间，戴笠领导的“十人团”仍在积极活动。他们奔波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了解党内各派动向，并随时向身在老家的蒋介石汇报。 蒋介石下野后，林森接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然而这个政府无兵无实权，根本调动不了听命于蒋介石的军队，国民党内部也一团混乱。不久，锦州失守，东北军撤进关内，东三省相继沦陷。国民政府无可奈何之下，只得电请蒋介石重新出山。 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再次复出。上任伊始，他不是着手准备抗日事宜，而是将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头衔揽于一身，并任命已被他瓦解的粤派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 此外，蒋介石还立即着手筹备他早已谋划好的特务组织。就这样，1932年3月，“复兴社”应运而生。 （未完待续） 本作品图文无侵权意图，如有雷同，告知删除。感谢您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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