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作者丨方可成，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如果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活到现在，他可能会是短视频的最大反对者。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从他的经典作品《幻象》中总结出他最痛恨的几种东西。

第一，他觉得自然发生的事件才值得报道和关注，他讨厌人为策划的事件、人为设置的话题，还给这种事件起了个名字叫“伪事件”（pseudo-event）。

第二，他推崇具有崇高精神、做出伟大行为的英雄，看不起那些被制造出来的明星和名流。他觉得所谓名人，除了有名气之外什么都不是；所谓畅销书，除了畅销之外也没什么其他意义。

第三，他欣赏独一无二的艺术真品，对彩色印刷、摄影等技术带来的影像革命颇为不满，觉得它们让人们活在复制品的世界里，失去了和真实之间的连接。

第四，他看重经典、严肃文学作品的意义，觉得通俗读物没有价值，如果有人要把小说和戏剧改编成电影，那几乎可以说是对文学的亵渎。

第五，他不喜欢广告和公关行业，觉得它们是在制造幻觉，让人们被引诱、被欺骗，而且居然还很享受这种被骗的过程。

《广告狂人》第七季

对照以上五点，我们再来看短视频这种东西，会发现它简直就是“五毒俱全”的集合体：

第一，短视频平台上充斥着人为策划的活动、人为设置的话题、人为撰写和演出的剧本。换言之，短视频平台几乎就是伪事件的天下。

第二，短视频产业就是一个追求“爆款”、直奔流量数字而去的行业，它造就的是比传统名人更速朽的网红，比畅销书更无意义的作品。

第三，短视频是影像技术发展中的新近产品，它鼓励所有人都加入模仿的大潮，创作自己的赝品。

第四，短视频让通俗小说和电影都显得严肃和高深。

第五，短视频平台的核心商业模式就是广告和公关（营销软广），让用户沉浸在幻觉中然后下单购物就是它赚钱的法则。

如今在全球，包括布尔斯廷所在的美国，年轻人们无不对一款名为TikTok的短视频app趋之若鹜，他们跟随着里面的流行趋势，时而舞动，时而演戏，时而恶作剧，在软件里出名的人可以在一夜之间增加百万关注者，也可以被很快遗忘。我简直不敢想象布尔斯廷在看到这一幕之后，会愤而写多少本书来批判。

当然，也许我们根本等不到他被TikTok气得吐血，因为他在2016年就会因为一个叫川普的人而心梗发作。

很少有人比川普更符合布尔斯廷笔下的“名人”定义：“名人是一个因其名气而出名的人”。这个同义反复式的定义，显示出名人没有什么别的内核，有的只有被策划、制造、炒作出来的名气。通过美国媒体孜孜不倦的调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川普并非白手起家的商业天才，他的发家依靠的是父亲的财富，但他善于制造各类伪事件、写作畅销书、录制电视真人秀节目，以此塑造自己的形象，提升自己的名气，成为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因为有名而有名的人”。

社交媒体的崛起，更成为他制造伪事件的利器。他在Twitter上不断发布吸引眼球的、浅薄的甚至是虚假的内容，比如“奥巴马不在美国出生”就是他主导炒作的一个伪事件、伪话题，他让一件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被全社会讨论了很久很久。依靠这种纯熟的制造伪事件的能力，最后他居然真的当上了美国总统。

布尔斯廷的《幻象》一书像是一个不幸的预言：在该书出版的50多年后，无论是川普还是TikTok，都表明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伪事件和幻象登峰造极的年代。

《网络谜踪2》

为何真实世界会被幻象包围与侵蚀？布尔斯廷给出的诊断是：我们有过度的期望。比如，我们总是期望看到更多的、好玩的新闻，那么制造伪事件的人就抓住了我们的这种期望，蓄意制造、炒作出一些好玩的事件，满足我们的胃口。

再比如，我们渴望去各种地方旅行，但又不愿意受累，不想像几百年前的旅行家那样冒着巨大的风险去苦行，我们想要在体验异域风情的同时又能保持原来熟悉的、舒适的生活状态，所以这就催生了那些把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的旅行社，出现了刻意满足游客需求的伪景点，让我们的旅游和当地的真实生活离得非常远。

遵循同样的逻辑，文学失落的原因也是人们的期待过盛了，我们期待用更轻松的方式阅读更多更有意思的作品，甚至是用影像而不是文字的方式去“阅读”，这就使得文学变得越来越浅薄。

布尔斯廷的这种论述当然有道理。如卡夫卡所言，人类最大的缺陷就是懒惰和没有耐心。我们总是期待更多的轻松享受，不愿去做辛苦和困难的事情，这就使得我们心甘情愿走进了他人精心设计的幻象当中。

但是，布尔斯廷对幻象根源的剖析至少是不完整的。把重心过多地放在对幻象的消费者的批判上面，难免就会忽视了幻象的生产者，以及那些将幻象传播、扩散开来的渠道。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世界充斥的幻象比起布尔斯廷的年代又多了许多——多少人每天关注的微博热搜上，几乎全是伪事件；许多人连一部电影都懒得看，五分钟短视频讲解电影梗概就能解决；旅行已经不仅仅是脱离当地的现实，更变成了到网红景点用统一的角度打张卡发朋友圈就完成的事情……这些难道是因为今天的人们怀有的期待又发生了几何级的增长？

其实，人性的改变恐怕没那么快，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那些制造伪事件的人，积极而精明地利用了最新的媒介技术，去不断创造新的、更吸引人的幻象，以更高效率的方式传播，把我们的注意力拴得牢牢的。

当然，《幻象》一书对技术的作用也有所涉及，虽然其线索不如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中对电视的批判那样清晰。比如，1960年的时候，美国总统大选开始举行电视辩论。布尔斯廷对此深感痛心，他认为电视无法承载深思熟虑，选总统这么严肃的事情变成了问答游戏节目。

在那一年的总统大选中，肯尼迪击败了尼克松，不少人觉得，肯尼迪胜选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在电视辩论中表现出色，形象、神态、衣着均压过了尼克松。所以有人说，肯尼迪是电视制造的总统。布尔斯廷则可能会说，肯尼迪是依靠电视制造的幻象而当选的。

但是，电视再能制造幻象，都比不上社交媒体。在电视辩论中，候选人起码要回答关于政策主张的提问，要遵守电视台定下的辩论规则，他们并不完全掌握制造幻象的主导权。但是在社交媒体上，候选人彻底摆脱了大众媒体的把关，可以尽情制造伪事件，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塑造幻象，并获得病毒式的传播力。这也就让我们看到，社交媒体制造的总统是一个谎话连篇、满嘴跑火车的自大狂。

在如今这种技术高度进化、产业高度发达、幻象制造者高度精明的背景下，我们让个体去依靠“减少期待”的方式来与幻象抵抗，恐怕效果是杯水车薪的。要实现根本的转变，我们要问的应该是：那些有意制造幻象的人（不管是政客还是商人）是否能被约束？那些为幻象的制造和传播提供了渠道的平台，是否应该对幻象围攻真相的状况负有责任？就像人总是期待吃更多高油高糖的垃圾食品一样，人们对幻象的期待也总是喂不饱的，虽然苦口婆心劝大家少吃垃圾食品很重要，但更有效的是以税收、监管、发布营养指导原则等手段控制其生产和销售。

布尔斯廷在全书中流露出的是一种对“过去的好时光”的怀念。他似乎期待回到一个少有幻象打扰的纯真年代。但是，这样的纯真年代即便曾经存在，也是回不去的，因为那也是一个高度精英化的年代，而民主化的趋势、大众文化的普及一旦开弓就没有了回头箭。

《午夜巴黎》

我倒觉得，不如大大方方地承认：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我们会一直生活在幻象与真相不分的世界里，伪事件是无法被消灭的，甚至会越来越多。在这样的前提下，尤为关键的是，我们要看清楚：是谁在制造伪事件，为了什么目的制造伪事件？是谁在依靠传播伪事件而获利？

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设想：有没有可能让伪事件为公共利益服务？比如，如果有人制造一场伪事件，发起“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性别倡导活动，或是借着极端天气的新闻呼吁大家关注气候变化，那么这样的伪事件其实是值得提倡的。

有学者指出，在有关伪事件的讨论中，真正重要的不是到底怎么减少被策划的伪事件、怎样推崇自然发生的事件，而是分析背后的权力关系。伪事件的问题在于，它倾向于巩固既有的权力关系、维持现状，因为既有的权势人物是更有资源去制造伪事件的，而边缘群体其实很少有这样的资源和能力。

所以，识破并拒绝配合掌权者的伪事件，支持那些以社会正义为目标的伪事件，可能是这个时代更好的策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必须记住：生活在真实中不应全部是个体的责任，而应该是社会方方面面形成合力。与其要求所有人都具备识破伪事件的能力，不如要求那些掌握更多资源、处于更优势地位的人（比如意见领袖、掌握平台的人），承担更多去伪存真的责任——而在当下的现实中，他们可能恰恰是从伪事件中获利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