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鹿，与“麋鹿”的生存习性大不相同 “麋鹿”在古代有多常见？《封神榜》的故事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吧？那么想必一定对姜子牙的坐骑“四不像”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它犄角像鹿，面部像马，蹄子像牛，尾巴像驴，但是总体看上去的话却又和这四者各不相同，故取名为“四不像”。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四不像”的生物其实是真的存在的，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麋鹿”，它同样脸像马、角像鹿、蹄像牛、尾像驴，区别只是没有封神榜中的“四不像”那么厉害罢了。 试问，如果中国古代没有“麋鹿”的话，如此确切的形象描写又是怎么来的呢？ 当然，如果单凭这封神榜中的说法就认定中国古代有麋鹿的话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就像中国传统神话体系中的“龙”一样，同样有着很具体的形象描写，但是却始终没有谁真正的见过不是吗？ 那咱么就接着往下看。 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的麋鹿
意思就是在西晋时期的“海陵县”，到处都是成百上千只的麋鹿，而且由于麋鹿觅食时对土地所产生的践踏，让土地十分适合播种，所以当时的人就跟随着麋鹿的迁徙而播种，不用耕地就能获得粮食，而且由于有了“有机肥”的加持，收获更是比自己开垦荒地要丰厚百倍。 这“海陵县”指的就是今“江苏省泰州一带”，按照现如今位于此地附近的“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保护区”来看，这段记载的真实性毋庸置疑。 此外“千百为群”也足以证明麋鹿种群在当时是十分常见的，根本不是现在“论只来算”这般稀有。 但是《博物志》毕竟是一本描写中国古代神话志怪的小说，虽然有的特征符合真实状况，但难免会让人感觉到一点不真实，那笔者就再给大家列举一些更为权威的案例。  泰州博物馆“镇馆之宝”——雄性麋鹿化石
说来其发现过程也是十分的有趣，那是在公元1976年的一个冬天，泰州南郊西谢村的农民为了引水灌溉农田，在“向阳河”边挖掘到了一个“带角”的鹿头。 而后，因为这鹿角样貌特殊，大家又都不认识，所以在商量之后就送到了博物馆，想让博物馆确定下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博物馆老馆长“李汝家”也不认识，但出于对“文物”的敏感，还是跑到了现场再次开始发掘，之后又把发掘到的零零散散的73块“化石碎片”满满的装了一麻袋并带回了博物馆。 随后，“李汝佳”紧接着就联系了著名的古生物研究专家“曹克清”，开始了对这些化石的拼接工作，直到最后拼接完成后，才确定了这是一具距今六千多年的“雄性麋鹿化石”，十分珍贵且独一无二。 大家想啊，六千多年前，那时候人类文明都还处在“新石器时代”呢，并且按照这具化石的发掘过程以及零散程度来看，显然是被当时的部落当成了“食物”来处理的。 这无疑也就从侧面证明了“麋鹿”在当时势必是十分常见的，如果不常见的话，又怎么能被当成食物呢？毕竟史前部落的迁徙和定居可都是跟着“食物”走的。
也足以证明麋鹿的常见。  中国气候变迁示意图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古代如此常见的“麋鹿”消失不见，甚至还出现了将近百年的“空白期”呢？至于“麋鹿”消失不见的原因，笔者个人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自然因素”，二是“人为因素”
众所周知，自然界的“气候”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动植物也多会因为气候的变迁而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据考古学家对西安半坡村遗址“土质”的研究以及由“竺可桢”先生所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研究结果来看，中国近五千年来的的气温虽然偶有回暖，但总体上还是保持着一个逐渐下降的趋势。 虽然其2~3℃温差对如今的我们人类来讲并不会产生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对动植物的生长可就不一定了。要知道很多植物的生长对气候条件都是极为敏感的。
而“终南”也就是今位于西安之南的“终南山”，也就是说，在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在终南山上还是有“梅子”存在的，但是放眼如今，别说野生的，就连人工种植的也几乎没有了吧？ 沼泽湿地地貌示意图 另外，根据生物学家对“麋鹿”那宽大的“蹄子”的研究结果来看，“麋鹿”是一种适宜在温暖的“沼泽湿地”生活的生物，而气候变冷的最直观表现，就是冰川消融的速度减缓，也就间接导致了“沼泽”即“湿地”面积的减少。 “麋鹿”的生存空间也就受到了挤压，也就面临着“食物资源”的竞争，麋鹿的种群数量方面自然也就会因“食物短缺”所产生的影响而逐渐减少。 就好比史前时期的人类人口数量为何那么少，就是因为“狩猎”的不确定性，原始人无法确定能不能捕获到猎物，继而就导致食物资源的严重缺乏，无法满足日常生活所需。 而新石器时代的“农耕技术”又处于刚刚开始的起步阶段，不成熟的技术也就导致农业生产力极度低下，同样面临着食物资源严重缺乏的境况。 直到步入“奴隶制社会”以后，由于农耕技术逐渐成熟，农业产量也就上来了，人类的食物资源有了保证，人口数量这才有了显著的增长。 鹿茸
意思就是“麋鹿茸”的功效要远高于普通意义上的“鹿茸”，对人体机能有着莫大的好处。 而无论是“麋茸”还是“鹿茸”，由于其利用的都是在雄鹿的角还没有长成硬骨时候的“嫩角”，故而就有着天然的采集时间段的限制，而且捕猎也并非那么容易，所以自古以来就一直都是价格昂贵之物。 因此，“麋鹿”也就成了从古到今一些求药治病的人，或者是谋财为利之人的猎杀对象。种群数量也随之急剧减少。 之后随着人类人口的越来越多，加上古代时不时也会因为“旱灾”的缘故闹出一些“饥荒”，麋鹿肉也因为可食用的缘故而遭到了进一步的“捕杀”，种群数量减少的速度更是进一步加快。 康熙皇帝画像
意思就是说，直到清朝的康熙年间，麋鹿一直都还存在，只不过数量已经极为稀少了，这点从康熙皇帝的狩猎数量上就能很容易的看出来，连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老虎”都捕获了上百头，但麋鹿却仅有十四头。其数量稀缺可见一般。 另外，之后在《清·高宗实录》里面，纵观清朝乾隆皇帝的一生，木兰围猎共计602次，进出732天，但是却始终再未能捕获到麋鹿。 当然，这个时间段其实还是有麋鹿的，只不过数量已经极为稀缺了，要不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了。
之后便是想方设法的把“麋鹿”标本，带回到了位于法国巴黎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然后还专门为此发表了“学术论文”，由此，麋鹿也就获得了它的另一个名字“戴维鹿”，亦或者是“大卫鹿”。 中国国宝“大熊猫”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国宝“大熊猫”，也是这个人在公元1869年发现的。 随后，便是西方列强驻清朝的各国公使，纷纷采用行贿、偷猎等各种手段，都想要为自己国家的动物园也弄上几头麋鹿，中国仅剩的那点麋鹿也就于此时遭受到了灭顶之灾，自此在中国境内彻底绝迹，再无“麋鹿”的活动迹象。 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度过了一段长达将近百年的“空白期”以后，中国动物学会这才发现中国境内的麋鹿已经灭绝了。 麋鹿照片插图 又是什么原因，让“麋鹿”在中国灭绝后又失而复得，重新回到了故乡“中国”呢？生物学者既然发现了中国境内的“麋鹿”已经灭绝，那自然就要想办法来补救，按常理来讲，已经灭绝的生物物种依赖现在的技术是很难再度“复活”的，没了就是没了。 但幸运的是，在其它国家的动物园中，麋鹿还有着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这个提议，对于此时的中国动物学会学者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正愁该怎么才能把麋鹿带回中国呢，这个解决办法就来了，自然是欣然接受。 之后到了公元1955年9月，随着“英国伦敦动物学会”赠还的“两对麋鹿”以及随行人员的一同抵京，宣告着继公元1865年以来，中国在持续了长达近百年的无麋鹿“空白期”之后，再次将麋鹿迎回了故乡。 这两对麋鹿，在当时是由“中国动物学会”出面接收，并很快被送往北京西郊动物园展开下一步工作。 同时，为了表示中华民族礼尚往来的传统美德，中国动物学会又回赠了“扬子鳄”一对，这条新闻在公元1956年5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也有所提及。 江苏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中的麋鹿 再到后来，由于公元1986年“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于1987年，英国动物园又无偿赠送给中国动物学会39头麋鹿，放养在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至今。 中国也随后于公元1988年11月8日颁布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进一步推动了对“麋鹿”种群的保护。 也正是这些麋鹿的重归故土，让中国的麋鹿有了一个重新繁荣的契机，之后随着麋鹿野化实验的成功，宣告了彻底结束麋鹿百年来无野生种群的历史。 但时至今日，麋鹿的种群数量虽已经发展到了一千多头。但仍然还处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的珍惜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保护范畴。 保护生态环境概念图 结束语综合笔者以上的种种言论，不难发现，麋鹿种群在中国消亡的主要原因，如果探其根本的话，其实还是在人类自身因素的影响，只不过由于封建时代战乱频发，以及百姓食物资源缺乏的缘故。 百姓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又怎么可能去有闲工夫去保护“麋鹿”呢？更别提当时的人哪里会存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呀。 再加上麋鹿自身价值高昂的影响，就更是让很多人为了谋取利益而去大肆捕杀麋鹿，造成了麋鹿在中国境内的绝灭。 试问如果封建时期的百姓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的话，那当时的麋鹿还会在中国境内“灭绝”吗？自然是不会的。 所以，既然封建时期已经成了过去式，那就代表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为了我们这一代以及后世子孙都还能在自然环境中看到活灵活现的真实生物，而不是仅限于动物园或者影像资料，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要注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这也是生在现如今这个和平年代的我们所要注意的一点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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