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去时间的浮尘留下历史的刻痕

让思想冲破牢笼 2023-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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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星

1.人活70古来稀

1949年8月2日，北岛（赵振开）在东单附近的北出生。

北始建于1905年，最初的名称叫德国医院，二战胜利后改称市立北平医院。1949年4月，被共产党中央军委卫生部接管。

此时，北岛的父亲赵济年和母亲孙美利一家住在东华门地区的多福巷一个老式的院落里。1948年5月，赵济年、孙美利在上海成婚后，刚刚搬到这里居住。

当时人民银行总行从石家庄迁到北京西交民巷，赵济年参与其改组，在总行信托局工作。不久，被孙继武派遣，与阎达寅、程仁杰等人一起调到保险公司筹建组，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最早的创始人之一。

北岛出生后的两个月，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又过20天，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

赵济年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秘书室的第一任秘书，孙美利是人民银行医务室的医师。赵济年实现了自己的孩子和新中国、新工作单位一同诞生的夙愿。与国同庆，与民同乐，赵济年溢于言表，据他早年的笔记所记：

1949年10月，我们给儿子取了小名“庆庆”。有了第一个儿子，我们俩都很忙。美利给儿子做小衣服，经常给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够，每天还喂几次奶糕。我经常抱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拍他入睡，还变换各种角度给他照相。小家庭有了这个小宝贝，一切都有了生气。1

当历史回放，北岛的生命原也是在诗情画意的浪漫中酝酿而成。

1945年冬，孙美利陪母亲从上海飞往重庆看望父亲，她的父亲在重庆电信局任总视察。在重庆珊瑚坝机场，孙美利要给父亲打个电话，但她不会使用机场的公用电话，她母亲便请在旁边的一位英俊的小伙子帮忙，电话很快就拨通了。那个小伙子就是赵济年，刚从重庆中央信托局调到北京工作，由于飞往北京的机票紧张，他和同事正在机场轮流排队等票。孙美利的母亲见赵济年彬彬有礼，一表人才，便托他去看望其在北京的小女儿，有招女婿的用意。

赵济年到北京不久便去看望孙美利的妹妹，但人不在，他留下字条另约时间。可突然间，传来孙美利的妹妹因失恋卧轨自杀的消息。由于这场悲剧，赵济年在北京与上海之间有了频繁的书信往来，最后变成了赵济年和孙美利之间的鸿雁传书。我在以前写赵济年的文章中，似乎是说当时赵济年帮助孙美利打电话时，见其大家闺秀，一见钟情，便有心计地偷偷记住了其父亲的电话号。反正是阴差阳错，赵济年和孙美利最终有了姻缘。于是才有北岛来到这个世界。难怪北岛在文中感叹：

一个生命的诞生是多么偶然：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外公流落他乡，没有母亲陪外婆的重庆之行,没有父亲调动工作，没有战后机场的混乱，没有电话的落后，没有小姨的悲剧，没有北京与上海的两地书，能有我吗？看来，人生真的是充满了变数。2

为了纪念珊瑚坝机场的结缘，赵济年给北岛的妹妹起名叫“珊珊”。北岛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来自一张老照片：“背景是天坛祈年殿，父亲开怀笑着，双臂交迭，探身伏在汉白玉栏杆上”。那张照片就是赵济年当年和从上海来到北京的人保公司创业者，一同游览天坛时拍的。

北岛出生后不久，他们家从多福巷搬到府前街，就在西交民巷人保公司总部北边不远的地方。当然，离天安门城楼也很近，北岛还记得每逢国庆。父亲抱着他观看阅兵、游行和捡起未燃的礼花籽情景。

北岛还记得与父亲最早的冲突，发生在他七岁左右，那时他们住在人保公司月坛北小街的宿舍，和俞彪文一家合住一个四室单元的房间。那年夏天，俞彪文因被划成右派，跳楼自杀。北岛说：“那场风暴紧跟着也钻进我们家的门缝儿，父母开始经常吵架，似乎只有如此，才能释放某种超负荷的能力。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因为她是弱者”。在阜外一小上学的北岛毕竟是个调皮的孩子：

振开贪玩，学习成绩平平，但语文写作经常得到老师的称赞。学校开家长会，谈到振开的缺点时，总是“不注意听课”，“爱做小动作”等等。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测验，我看他的成绩册，数学是4.5分。我觉得奇怪，怎么这样打分。我问振开，他说：“5分是满分，我差一点，所以给4.5分。”他这么解释，似乎有些道理，但我还是不大相信。我去学校问了老师，才知道振开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间加了一个点，便成了4.5分。3

1957年，人保面临停办，赵济年调到中国民主促进会，担任宣传部副部长，那完全是虚职。

有一次北岛为吓唬弟弟，声称他的钢笔是无声手枪，真把弟弟唬住了。不知民进的领导怎么知道了，私下找北岛调查赵济年，是不是有一把从旧社会留下来的“钢笔手枪”？

在别人盯着赵济年时，赵济年也在卧底。晚年时，赵济年终于和北岛交代了自己在民进工作时一段不光彩的经历：当时谢冰心在民进中央挂名当宣传部长，赵济年定期向她汇报工作。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却另有使命，要把每次与谢冰心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交给组织。但谢冰心心知肚明，正如其名所示，心已成冰。

七十年代初，干上建筑工人的北岛，开始偷偷地写诗，但遭到了赵济年的坚决反对。而谢冰心却还曾为北岛写了首和诗《我们还年轻》，副标题是“给一位年轻朋友”。

1979年，赵济年从民进调回人保公司，主管国内业务处。北岛说：“他整天飞来飞去，开会调研，忙得不亦乐乎。”

赵济年退休后，活得轻松了很多。在赵济年病重期间，我曾带8岁的女儿高山流水到医院探视，当时，他的心情非常暗淡。女儿对他说：“爷爷，你要有信心，会好起来的。”赵济年听后哈哈一笑，并煞有介事地说“孩子说的话是真的”。

赵济年住院期间，还总是惦记让一位来自浙江老乡的公司领导来探望，可见他单纯与世俗的一面。朋友给他带来的水果，吃不了的，被他都藏在床头小柜里，交给夫人带回家。生命是真实的，也是可爱的，有时也是荒谬的。

北岛记得九岁那年，赵济年带北岛去北海公园玩。他放慢脚步，环顾游人，突然对北岛说；“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们。”赵济年的镜片里隐隐露出一丝嘲笑的目光。北岛说：

直到我成为父亲，才意识到这暴君意识来自血液来自文化深处，根深蒂固，离经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难逃。回望父亲的人生道路，我辨认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趋，交错重合——这一发现让我震惊。4

北岛在《给父亲》的一诗中写下：“你召唤我成为儿子

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2003年元月11日，北岛前去看望病中的父亲，已经不能说话的赵济年用舌头在口中使力翻卷：“我爱你。”北岛冲动地搂住他：“爸爸，我也爱你。”北岛记忆所及，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说话。这结局，也影射着今天的我们与历史记忆之间的种种纠葛与无奈。

或许是种种家庭环境的影响，北岛在历史的暴风骤雨中，成为第一个被闪电击中的人。他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本民间诗刊《今天》，开启了中国新诗潮的序幕，并成为中国最早入选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诗人；他用“我不相信”的呐喊，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最早的代言人。这一点，必将被历史所承认。

今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迎来70年司庆，北岛作为人保创业者的后代，也迎来了自己70岁的古稀之年。

对于人保公司的父子传承来说，还有很多动人的事例，当然，他们或许并不拥有赵氏父子的名气，甚至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

人保福建公司的黄寿珍老人如今已近百岁，而他的儿子黄钢生也在人保福建公司工作，现已近退休年龄。

黄寿珍可谓保险界的三朝元老。1946年，他加入美亚保险福州代理处，从事火灾险和运输险工作。1950年10月，加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工作。1958年，人保停办国内业务，福建公司被撤销，他转入福安人民银行工作。1980年，人保恢复国内业务，他从福安县松罗公社储蓄所归队，在人保福建省公司国内业务处工作。1989年10月，退休。

黄钢生80年代加入人保，一直在办公室从事宣传工作。我曾和黄钢生开玩笑，如果你的儿子再在人保工作，你家就是人保祖孙三代的“黄三保”传奇了。最近看东航的宣传片，通过一家三代飞行员的故事，讲述了东航的发展历史。其实，人保类似的故事同样很多，而且一家三代同在人保的，还真有不少。

黄钢生有一手摄影的绝活，还有一副出众的歌喉。2000年，《中国保险》杂志组织摄影通讯员到西藏采风，黄钢生异常兴奋，为追着牦牛照相，把脚给崴了，他竟是搬着宾馆的凳子，参观了扎什伦布寺。

如今已是两鬓斑白的他，最近又迷上了无人机航拍，把一个公司普通的会议，也给拍出别开生面的效果。最近，他还倾心打造了一座公司历史陈列室。已经临近退休的他，还经常不厌其烦地向我打探，集团公司在品牌宣传方面有什么最新的举策，运用在他的宣传工作中，达到有所出彩的表现。

在赵济年父子、黄寿珍父子的身上，我见到的不仅是显赫的声望、工作的业绩，更是一种生命的特质，一种人保人特有的传承。人保的70年历史，正是由这种生命的链接组成。正如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宏大的人类故事中扮演角色”。

2.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70年来，中国人保与中国同行，与人民同在，与时代同向，与世界同步。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从中国人保一个企业中也可以映射出时代发展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缪建民董事长最近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文中写到：

40年来，保险业高举改革开放伟大旗帜，锐意深化改革，勇当开放尖兵，行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全部保费收入只有4.6亿元，到2017年底，全国保险机构达到218家，总资产16.7万亿元，实现保费收入3.7万亿元，市场规模增长7900多倍，世界排名跃升至第2位；承担保险责任金额4154万亿元，是同期GDP的50倍，保险赔付也达到了1.1万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保险大国。5

但在这历史转变中，只有中国人保才可以贯穿始终地呈现完整的见证画面。

在保险单据上：由毛笔手工填单，历经机打复印，到如今手机app传输；

在保险销售上：由坐等上门，历经营销拜访，到如今互联网+。

在保险查勘上：由骑马、骑自行车，历经摩托车、汽车，到如今无人机航拍；

在保险展业上：由红头文件，历经喝酒拼酒，到如今招标PPT演示；

在保险防灾上：由送灭火器，历经送消防车，到如今策划风险管理全流程方案；

在办公用具上：由算盘、计算器，历经电脑自动化，到如今南北信息中心、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在公文流转上：由手工书写，历经打字、传真，到如今OA系统；

在通讯设备上：由手摇固话，历经BBJ、大哥大，到如今微信、百度网盘；

在会议布置上：由刻写横幅，历经喷绘背板，到如今LYD视频；

在保险宣传上：由手工绘制，历经印刷工艺，到如今影像多媒体。

当然了，人也随之发生着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的优劣，说来更要复杂。

现在总在强调：初心不改，初心不忘，记住来时的路。就是说人还是要坚守一些不能放弃的东西。

作为一个生物个体，人肯定会面临科技变化所带来的革命式的冲击。作为一个企业员工，与时俱进，共享荣光，肯定会要付出承受紧张和压力的代价。如同在赋予权力和报酬的同时，同样意味着义务和付出。

哈维尔认为，现代性出现了危机，因此要重新寻求道德的根基。现代性的危机就是意义的危机。当人类把人本身提升到宇宙万物的最高位置时，同时也丧失了人的目的。一方面，强化人的主体性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也造成人类妄自尊大，造成真理或价值的解释权被人垄断。

在父辈的身上，可以寻找出生命的意义、生活的价值，从而不被公共领域的谎言所遮蔽。回望公司的历史，就是凝心聚力，开发新型的企业文化。

当下，人的关系越发的复杂，经常面对各种危机和挑战。在职业生涯中，人们不可能总是舒服地逆来顺受，要每时每刻做出选择。历史总是千疮百孔，个体战战兢兢，人都是带着警惕和创伤开始新的生活。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说：

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不能承受地轻，轻若鸿毛，轻若飞扬的尘埃，轻若明日即将消失的东西。6

人们通过对历史审慎的细节描摹，试图成为历史的参与者和观察者，来见证个体的差异性、变化的不确定性、未来的茫然等问题。通过对历史人物的终结，找到某种清晰的成长轨迹。

但是历史的丰富和不可预测，让人根本无从把握。人的软弱性，常常依赖历史的选择，没有经验可寻，总是一种生存无助、被动的状态。

近年来我热衷对人保历史人物的挖掘，就是出于一种对英雄的祭拜行为，就是要让意义的光照亮我所面临的颓败的环境。

首先这些英雄“见过死”。林震峰作为上海保险业地下党的第一任书记，隐姓埋名，历经白色恐怖，功不可没。但从50年代到80年代，他一直做了30多年的公司副总经理。他没有被郁闷死，也没被抑郁死。晚年在亚运村宿舍的小屋里，他坐在用布条缠过的老藤椅上，笑容可掬，因为他“见过死”。

上海公司的吴越，当年，在上海曾被国民党特务用手枪顶住过胸膛。他被捕入狱，受尽煎熬。后来，在上海分公司一直任副总经理。文革中还被撤销党籍，被人排挤。直到退休，才被追认了一个正职待遇，他没有抱怨。前年，我去看望他， 90多岁的他拿出银行卡，执意请我到街上的饭店吃饭。我感动的不是他请我吃饭，我知道上海人一般不轻易请人吃饭。我感动的是他当时的目光，是那样的自信！因为他“见过死”。

总公司人事室第一任主任曲荷，出生大户人家。在冀南银行工作时期，由于叛徒告密，遭遇包围。行长高捷成在突袭战斗中中弹牺牲，在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抗日英烈名录300人中，他是唯一的金融界人土。当时曲荷带领战士连夜赶到事发地，挖出高捷成的遗体，运到涉县掩埋。曲荷不仅是副总理马凯母亲侯荻的入党介绍人，亦是财政部长楼继伟母亲庄静的老师。1958年人保停办，曲荷响应南下号召，在杭州师范学院任了个院长，直到退休。在公司各种历史记述中，很难见到他的名字，可见他从未张扬，因为他“见过死”。

其次，这些英雄“见过钱”。人保太平公司副总经理金瑞麒，是上海嘉定晖吉酱园老板金伯琴的大儿子。当年他家的门口是雇有黄包车的，现在牛逼的人叫个礼橙专车算什么。金瑞麒的夫人徐植琬出生望族大户，是清代饮誉海内的著名学者、“一代儒宗”钱大昕的近亲。据说，当年徐植琬的父亲去世出殡，整条街都是乡党送的花圈。金瑞麒后来被打成右派，公司照合影相，都不得不站到了后排。文革时，他拿起别人丢给他的扫把，一言不发去扫厕所。他拿得起，放得下，因为他“见过钱”。

人保涉外业务专家李嘉华，他的父亲是上海和众冷藏设备公司的老板，是赫赫有名的资本家，曾入股中国保险公司，也收留过地下党林震峰。李嘉华在家被唤“少爷”，他缺零花钱时，还会向林震峰讨要。李嘉华后到英国伦敦大学深造，他可是带着男佣上学的。现在的纨绔子弟再牛逼，你带个佣人在外边上学我看看。李嘉华参与过跃进轮的赔付，公司没有给过他多于工资的一分钱奖励，还别说什么“优秀奖”。他没有计较，因为他“见过钱”。

人保名字的书写者薛志章，在人保停办后，下放到福建矿务局。离开北京时，他把家里收藏的九张古琴，全部赠送给了查阜西和古琴协会，那些古琴在今天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最近王世襄旧藏的唐代“大圣遗音”古琴，拍出1.15亿元！当然当时的古琴并不是这个价，但薛志章当年书写人保标识，要稿费了吗？因为他“见过钱”。

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创始人沈日昌，他的父亲沈和甫是著名沈亦昌冶坊的传人，他兴师办学，茅盾、木心等先辈曾在该校就读。沈日昌在公司商务活动中，总是为他人安排车辆，而自己坐地铁回家。他经常请从内陆来的人保干部吃饭，从来不要公司报销，都是自己掏腰包。沈日昌的家是很普通的两房一厅，就连电视机都是租用的。但他将毕生的存款共计港币224万元，捐给了太平公司，资助员工进修培训。因为他“见过钱”。

这些人保的英雄，不是仅仅出于顾全大局的政治理念，而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格局之大。那些兴衰荣辱、悲欢沉浮，在他们眼里，都不是事。如今，我们没有“见过死”，也没有“见过钱”，似乎可以炫耀的只是“见过领导”。

3.让历史告诉未来

在我写作本书时，宁波保险史学专家王珏麟给我发信：

这是一篇致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诞生70周年的文章。生动而又活泼，正是其可贵和有价值之处。

你写的人保历史和他人写的人保历史完全不一样，你写的人保历史是带有强烈的“高氏风格”的历史。或许这样写，将又会带出新的一批保险人物。7

王珏麟确实看到了我的书写风格，对人物及细节的关照。有人说，历史的意义，就是赋予当下以意义。需要格外强调的是，历史学家理解的“意义”不应混同于“预言”。对于当下的问题，或是想象中的未来将要面对的问题，不能指望从历史当中获得明确的答案。

诚然，历史不像物理或化学那样，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历史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的行为很难准确预测，不能像化学家那样，可以更有把握地预言A元素与B元素混合后将会发生何种反应。

上海师大教授刘津瑜在为玛丽.比尔德《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书中文版所做的序言中指出：

这些占罗马人口99%的大部分人不曾进入古代的史书，但他们的一部分有能力用墓志铭等方式为自己定位，留下“生动的剪影”。在彼尔德的笔下这些古罗马人不是统计数据中的数字而已，而是具有极强的个体性，彼尔德尽量提及他们的名姓，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和所谓的伟人一样承载着广阔的历史问题。这种书写方式不仅仅着眼于我们知道的，而是追求式的，用彼尔德自己的话来说：“很多罗马人的生活故事几乎被历史埋没，至今仍在被复原中”。8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得出这样的推论，认为历史揭示不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如果用心探寻有意义的模式，并以娴熟的手段和负责的态度开展研究，就能使历史成为一门有用的学科。历史的用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提供一个考察过去和现在的框架，它不能将未来一一对应，但却可以揭示人类的灵活性和潜能，那就是历史的遗产。

历史固然不是预言，但却也不单单是记述史实。人们经常认为，通过罗列史实，史实就会不证自明。这种观点不可取。罗列史实并不能说明史实。我们今天所要承担的根本任务，不是继续积累更多史料，而是阐释我们早已掌握的大量信息。每一代人都必须撰写自己的历史，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新的全球视角，来看待人类的经验。这是21世纪的新需求，这个急速变革的世界，需要新的回答。

难道一切都已被表达过，被讲述过了吗？语言已经死亡？文字已变为废墟？在历史的书写面前，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越发地发现，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是谁，那还有何面具可戴。

当然，历史学家不能拒绝象征，甚至还要偏爱隐喻，就像我们说的语言,罗伯特·达恩顿就是一个注重语言的历史学家：

人类学家不无可能过度讲究文化即语言的概念，但我们不能否认那样的概念使历史学家如虎添翼。文化如果是因因相袭成自然，那就是无法走回头路。因此，文化如果有足够的文本流传下来，我们就能够从档案堆中挖掘出来。我们再犯不着牵强附会探究文献如何“反映”其社会环境，因为那些文献全部嵌在既是社会的，同时也是文化的象征世界中。9

语言的多样性，可读性，内有许多所谓的学术著作中的枯燥与繁冗，反而这样的文风并没有牺牲深度与敏锐。

对于历史的考据来说，经济史也好，金融史也好，保险史也好，具体到人保企业史也好，甚至是个人史，都有一个真诚的需求，还有对整个的世界氛围的关照，这是专业和负责的证明。

一个国家（其实是全世界）的金融体系和人类生活中极其多样复杂的工作、购买与销售活动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金融体系包括为金融工具而设置的市场和牵连到金融交易的机构。正像经济体系的“实物”部分包括了商品和劳务市场以及那些把人和资源结合到一起来生产商品和劳务的机构两方面一样。金融体系是经济体系总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极大地增加了经济体系满足人们对商品需求和欲望的能量。10

所有的历史事件的结果和表征，背后都有更深层次的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历史、文化乃至自然因素。当然，也有着个人的因素。

美国历史学者弗里茨.斯特恩说，历史学家必须整合现有的历史著作和材料，加以必要的修正，使之获得新生的意义。他指出：

我们发现，最好的书信和最完整的文件在某些方面语焉不详。他们想当然地省略了特定背景（共同的假设，与时间联系的传统），历史学家必须从这些声音中挖掘背景。同时把这些声音放回背景下，我试图听见过去的声音。11

挖掘历史人物，就是复原生动的人生，对后人的生存形成参照，让鲜活作为人类灵魂方向标识的习惯。当然，历史书写不是泾渭分明的善恶，也不是虚幻的“道德健身房”。历史学家更不是道德的裁判，只有真实，才有价值。

4. 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

2009年，人保公司在万春园成立了人保历史陈列室，一个不足200平米的地方。我也从多年工作的《中国保险》（《中国人保》）杂志处来到新成立的“博物馆处”，这是我到人保工作以来，第一次调换岗位。按当时的情况，博物馆处似乎根本无需单独设立。有人告诉我：你就是主要给公司活动拍拍照，平时有人来参观，你拿钥匙给打开门就行了。我完全可以按公司以前的专职摄影岗位一样，混几年半退休状态，到年龄回家。

事在人为。我在平日里开始了司史研究，进入了时间隧道。对于一个诗人，凭着天然的想象力和人文情怀，我很快便可以在人保的历史的长河中畅游。当时公司副总裁俞小平在一次会议上对我说过一句话，让人记忆犹新：“能把个人爱好和本职工作结合起来，是人生的最大幸福”。

我除了文字方面的研究、撰写，还将收藏史料、走访老人一起兼顾。但我也不抱什么宏大抱负，远离社会联谊活动，埋头个人写作，永远保持民间独立的立场。而且，我只是力所能及地对人保，特别是人保成立前后的年代给与关照。

在外人眼里，费力费心思的事，我轻而易举。全因为我敏感、效率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充实、快乐的状态。

狗子是我最要好的作家朋友。我微信上经常发他的照片，弄得公司许多人都认识他了。狗子最近和我说：他单位领导找他说：你在单位总得干点事，也好对上面交差。不行就发挥你的特长，采访点老人，写点单位的历史。狗子向我请教在这方面的“经验”。

我对狗子说：这个工作我都可以做到极致了，主要是上心。狗子说：那我做不到。我说：是这样，上心，你才干着不累；上心，你才写的出彩。出彩，你的文章才有影响力；有影响力，领导才会满意，你也没白干一场，瞎耽误功夫。

狗子对我游走在诗人和职员之间的平衡能力，大加佩服。阿坚对我惋惜：热心单位的事，耽误了诗歌事业；张弛挤兑我：你写保险历史那么好，还写诗可惜了；音乐家李萌能似乎客观地说：身份并不重要，对于写诗，所有人都是业余的。关键是对于保险历史，我也不专业呀。当然，我首先看重的是诗人这个“光荣”的头衔。

保险历史研究本身的历史也已然久远，有史以来，其实也是有始以来

1959年，中国人保停办国内业务，许多人被迫转业。叶奕德和另外3名同事临时留下来，撰写《中国国家保险10年总结》。在写作期间，总经理贝仲选曾对叶奕德说，如果他对保险停办有看法，可以保留并反映，不要有顾虑，但总结还是要写好，对得起历史。可以说，此部总结，就是中国人保最早的司史。可惜这部珍贵的手稿，并没有保留下来。

1991年，中国人保在中国保险学会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保险史》编审委员会，叶奕德担任编写组主编，正式启动了中国保险业历史的这一首创工程。

为了编写好这部史书，编委会组织了上海保险史志办公室、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以及具有丰富保险经验和熟悉保险史的老同志共20余人参与编写工作。在叶奕德的带领下，大家不辞辛苦，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大城市图书馆、档案室、人保资料室，搜集了数以万计的零散资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细致筛选，反复论证，然后提交编委会论证，再由十余名专家执笔撰写，经数次讨论，多次易稿，印出200册“征求意见稿”分送全国保险机构及保险界老同志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最后将修改稿送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审定，整整历时了6年之久。1998年，《中国保险史》终于在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中国保险史书层出不穷：1989年，上海社科院出版了颜鹏飞主编的《中国保险史志》;1993年，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了吴申元郑韫瑜编著的《中国保险史话》；2005年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了童伟明主编的《中国保险业二百年》；2005年，现代出版社出版了王安、徐晓主编的《我经历了中国保险50年》；2008年，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了王安的《保险中国200年》；2009年，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了秦道夫的《我和中国保险》；2017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保险学会主编的《保险史话》……

一路下来，在有关中国保险史研究的书籍中，丰富、立体地呈现出了史志、史书、图史、史话等各种文本。

特别是《中国保险史》，它是当代中国保险史研究的拓荒性的著作,是以叶奕德为代表的老保险从业者的开山之作，当时由几十位颇具威望的保险前辈和保险史志专家、学者，在几乎是完全空白的情况下，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有关保险史的著述，让我们这些后来人受益匪浅。我们如今都习惯将《中国保险史》称为“绿皮书”。它的出版，在中国保险史研究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南非政治家史末资曾经宣称：“一回顾历史，我就感到悲观……不过，一回顾史前历史，我就感到乐观。”这一言论不仅说中了历史的要害，而且就历史写作本身而言也很正确。越久远的越有发言权。

写史是不断获取新知和破除成见的过程。“很多做学问的人有一个通病，研究什么就会爱上什么。”易中天尽力地警惕这种倾向：“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完全不动情是做不到的，但是你不能感情用事”。

啊！但许多人都在说我是“对人保最有感情的人”；“人保的守望者”；“对人保有大爱的人”。呵呵，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