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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华北日军与伪军关系的变化

 哈哈狮的信箱 2023-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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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军是指抗日战争时期由少数的民族败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之下,组织起来的汉奸队伍。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日军使用许多伪军进攻抗日根据地。虽然伪军的战斗力比不上日军,但是,由于伪军熟悉情况,与民众有一定的联系,行动方便,因此,在某些方面,其危害性比日军更大。华北日军与伪军的关系经历了不重视、比较重视到真正重视的发展过程。本文试图就此问题,对百团大战前后日伪关系的变化作一简单论述。

总的来讲,七·七事变到百团大战之前是华北日军没有充分认识伪军的使用价值、不重视伪军作用的时期。这一时期又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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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从七·七事变到 1938年 10月武汉失守。七·七事变前,日本军阀对中国的抵抗能力极为蔑视,日本陆相杉山元认为,中国问题能在一个月内解决[1]。日本军部则认为“国内动员的声势或满载兵员的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方面就会屈服”[1]。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参谋部仍认为击败中央军的时间只需3一4个月[1]。从七·七事变开始,日本凭着军事力量和经济上的暂时优势,向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企图“速战速决”,一举灭亡中国。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日军占领了华北、华东、中原和中南的大片中国领土。这一时期,由于日本军阀蔑视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特别是没有充分感觉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威胁,是华北日军最不重视伪军作用的时期。日本军阀认为,维持庞大的军警系统,会大大增加武器、弹药、补给的开支。他们不信任伪军,担心无法保证他们对日本的忠诚,特别是害怕伪军被中国共产党利用。1937年12月22 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颁布的《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规定:对中国“投降的武装团体,解除武装后使之归农或当劳工等”,“对一般土匪兼用宣抚怀柔政策,尽量从归顺者手中收缴武器,使其另谋出路。”“警察队及保安团,有身分有保证的当地良民充当,原则上不收用归顺者、土匪及投降兵等”[2]。华北的重要城市、资源地区和交通要道,由日军部署的主要兵力亲自把守,其他日本统治区的一切政务也由日军把持。对于由投敌的原国民党军、被打散的土匪、地方武装集合起来所组成的伪军部队,除了其中战斗力较强,又比较坚决亲日反共的部分给予“剿共军”的名称,令其在当地日军的指挥下“治安警备”,其他降日的中国军队等,则逐步解散。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时,华北地区尚未有一支正规伪军——“治安军”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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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到百团大战前。这一时期日本军阀比较重视伪军作用。日本原有17个陆军常备师团,七·七事变后,新扩编了7个师团,到1938年又扩编了10个师团,总兵力达到了34个师团。其中,日本为灭亡中国,到1938年侵华日军增加到32个师团,可谓是倾巢出动。侵华的32个师团中,东北有8个师团,面对的是苏军30个步兵师,日苏兵力对比已严重失衡。关内日军虽占领了武汉,24个师团的侵华日军仍面对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正面战场,日军面对着200多个师的国民党军队;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已创建了广阔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严重威胁日军后方的安全。日军同时应付两个战场,出现了顾此失彼的局面,完全丧失了继续进攻的能力。当时的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不得不承认,中国事变已使日本陷入了全面战争的泥潭。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改变其“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而推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方针。在军事领域,日军推行的“以华制华”政策,主要是直接利用中国人组成伪军、或征调劳工参加军事差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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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北,面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武汉失守后,日军将30多万部队调往华北,把主要进攻目标转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但仍兵力不足,日军一个师团分散配置到200多个点,兵力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36人。为缓解兵力不足的矛盾,华北日军开始大力组建伪军担任警备和协助日军作战。1937年 12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原冀东伪“保安队”5个总队1.7万人为基础,加快了伪军组建的步伐。1938年8月,伪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齐燮元在通县和清河分别建立军官学校、军官训练队、军士教导团等,培养伪军的骨干。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制定所谓“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计划”(第一期指4一9月末)中指出:“对治安军及其他中国武装团体的培育指导”,“当地部队(指日军——笔者注)应直接予以指导援助。上级部队长也应亲自视察检阅,以促进其成长。”“治安军,应在本年9月以后,主要部署在所编成的地点附近的指定地区,并加以教育训练,使之成为皇军的助手,能够独立负担维持治安的任务。”“本年秋计划新编成16个团,”“各兵团为使治安军顺利编成,应通过青年的训练,作好招募优秀青年入伍的准备工作”[2]。1939年10月1日,正式组成了第一批正规伪军——“华北治安军”,齐燮元任总司令,下辖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另两个独立团,人数为1.5万人,分驻北平、天津、河北、山东等地。华北日军在所谓“ 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计划”的补充说明中又指出,治安军“希望在下期末以前,使其能担任部分治安任务,在兵力方面也应由现在仅有的15000余人,到本期未再增加30000人。为此。要求各兵团(指日军——笔者注)予以协助,使青年训练工作进一步普及和加强”[2]。1940年10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伪“维新政府”合并后,华北成立政务委员会,伪“华北治安军”改为“华北绥靖军”,仍由齐燮元任总司令。10日起又先后组建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集团另5个独立团。后来“治安军”通过几次扩军,号称拥有10万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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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时期,日军使用大量兵力对我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多次大规模的“扫荡”,但是,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华北日军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他们没有认识到,1940年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八路军已发展到40万人。华北日军甚至认为“在此期间,还促进了日本扩大生产所渴望的重要资源的开发,从而结合华北肃正建设,确立了日满华牢不可破的国防圈”[3]。连日军统帅部也认为,华北没有大的战争,不很困难,要求华北日军牵制支援华中日军。在这种认识的前提下,华北日军把伪军主要用于协助日军担任守备,分布于日军比较集中的地区及其附近,受到日军的监视,并不经常用于同八路军作战的第一线。华北日军在制定“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计划”时指出:“对剿共军,应采取逐步整顿减缩的方针,淘汰不良分子”[2]。这里的剿共军指由投降的武装团体编成的伪军。

这一时期,日军只是企图利用伪军的力量,并没有真正重视伪军。

华北日军真正重视伪军作用是在百团大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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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为打击日军在华北的“囚笼政策”,克服国民党投降的危险,八路军于 8月20日发动了百团大战。经过三个半月的作战,歼敌2.5万人,破坏了许多铁路、公路、车站、桥梁,使华北日军的交通陷于瘫痪。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把此役称之为挖心战,以后把每年8月20日作为挖心战纪念日[4]。但是,这一战役后,华北日军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比较深刻的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力量的真相,他们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了在华北作战以中共军队为重点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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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后,日军一改过去兵力高度分散配置的状况,而变为主动的积极的兵力部署。华北“方面军决定首先查清华北占领区的治安情况,要求各兵团从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将所负担的地区分为'治安区’(即日伪统治区——笔者注),'准治安区’(即游击区——笔者注)'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一笔者注),并报告情况”[5],并决定,“巩固治安区,增加准治安区的兵力,有计划的使其向治安区转变,其余兵力则更进一步向非治安区进军,使其向准治安区发展”[5],开始了对抗日根据地的疯狂的报复“扫荡”。华北日军也一改过去对伪军的不信任状态,开始充分的信任、重视伪军的作用,以便能帮助他们打击华北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华北日军在制定所谓的“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中,特别强调,“在1941年度内,应使治安军的主力逐渐向冀东道方面集结,使其达到不依靠日军,独立承担确保该地区治安的任务。”并且声称,“以上计划,对促进治安军的实力,提高其他警备机构的能力,减轻我军负担并最后替代我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2]。据彭德怀 1941年11月 1日所写的《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一文介绍,1941年华北伪军数为11.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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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伪军的职责范围,华北日军明确规定:“将确保治安区的任务,逐渐移交给中国行政、警备机关。”“在治安区:在县城和乡村建立华北政权之行政机构,做到遵守法令,并由中国警备力量担任确保治安任务…… 让中国有关方面积极进行自主活动[5]。日军这样做的目的是发挥伪军的作用,使日军尽早退出“治安区”,向“准治安区”推进。在“准治安区”,日军部署固定的主力部队,扶持伪县备队及保乡团,以图控制县政,使这种地区向“治安区”过渡。对“未治安区”则日伪联合进行不断地、反复地“扫荡”。在这种情况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要求全体伪军官兵同心同德,不能只依靠日军的力量,而应通过伪军自己的努力,将华北建设成为所谓幸福的乐土。1941年秋,齐燮元指挥“治安军” 23个团开赴冀东地区,叫嚣与日军相互提携,以共同力量彻底覆灭共军。他们在冀东代替日军第27师团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极力煽动地主富农向群众反攻倒算,对冀东人民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和政治统治,其危害性比日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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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开始,由于日伪联合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使华北共产党、八路军处境日益困难,抗日根据地、游击区被“蚕食”,逐渐缩小,而敌战区的日伪统治则相对加强。对共产党、八路军而言,1941年和1942年这两年,尤其是 1942年是八年抗战中最困难的时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日军部分南调参加了太平洋战争。日军为缓解兵力不足的矛盾,利用更多的伪军辅佐其守备华北具有战略意义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并企图使伪军成为对共产党作战的主力。但是,中国共产党及时加强了对伪军的政治攻势,削弱了伪军的战斗力,大大孤立了日寇,有力地配合了抗战后期军事斗争的胜利。1943年华北的共产党、八路军,走出了最困难的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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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华北日军对伪军经历了从不重视到重视的发展过程,并对中国的抗战事业形成了一定的危害。但是,利用伪军也挽救不了日本法西斯失败的命运,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殷都学刊》2003.3,作者:李孟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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