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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硕（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章发表在《关东学刊》2020年第6期，有改写。 莽古济是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皇三女，嫁与海西女真的哈达纳喇·吴尔古代为妻。 
后金时期，公主无正式封号，仅仅用额驸所属的城寨、部落之名作为前缀，以示区别。譬如：努尔哈赤的皇长女嫁给董鄂部的董鄂·何和礼，称董鄂公主；皇次女嫁与苏克苏浒河部沾河寨主郭络罗·达尔汉，称沾河公主。莽古济的额驸是哈达部的末代贝勒，故世称“哈达公主”。  努尔哈赤的第二任大福晋：富察·衮代，《独步天下》
莽古济之母是努尔哈赤的继妃富察·衮代。她出身满洲名门，与乾隆皇帝的发妻孝贤纯皇后同宗，分别出自沙济富察氏的“莽色督珠乎”支系和“旺吉努”支系。  乾隆皇帝的发妻：孝贤纯皇后富察氏，《延禧攻略》
除哈达公主外，富察氏尚育有二子，分别是皇五子莽古尔泰(莽古济之兄)和皇十子德格类(莽古济之弟)，兄弟二人先后成为正蓝旗旗主，俨然一方诸侯。 
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孝庄秘史》 正是这位地位显赫的哈达公主，竟然在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被八弟皇太极以谋逆之罪凌迟处死，究竟有何隐情呢？莽古济的一生经历了两段婚姻：一桩是遵父命嫁给了海西女真哈达部的吴尔古代，另一桩则是按八弟皇太极的旨意嫁给了蒙古敖汉部的琐诺木杜棱，现分述如下。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莽古济之父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收复哲陈、苏完、董鄂等建州女真各部，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又在古勒山之战中击溃叶赫、哈达、乌拉、科尔沁等所谓九部联军，并着手吞并海西女真。
六年后，努尔哈赤率部攻克哈达，生擒其主孟格布禄，“命勿杀，召入谒，赐以所御貂帽、貂裘”，后其“淫恶不法”，“欲篡位”，遭到诛杀。然而，努尔哈赤兼并哈达部的行动，触及了明王朝“兴灭继绝”“以夷制夷”的底线。明廷随即派出使臣，指斥建州部妄动干戈，诏谕其放还孟格布禄之子吴尔古代。为了继续操纵哈达，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春正月，努尔哈赤将未到及笄之年的女儿莽古济嫁与哈达末代贝勒吴尔古代。
女真各部分布图 和历史上众多的政治联姻一样，莽古济和吴尔古代的婚配从开始即预示着不幸：公公是被自己的父亲所杀，这道天然的鸿沟足以阻隔她与夫婿的感情。对于莽古济的婚后生活，《清史稿》并未留下详细记录，大意是：按照明朝天子的谕令，努尔哈赤让新婚燕尔的吴尔古代夫妇带领部众返回故地，却受到叶赫贝勒纳林布禄的侵扰，又逢饥荒，难以立足，被迫返回建州。 
哈达公主莽古济，《独步天下》 寥寥数笔，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吴尔古代、莽古济伉俪在哈达“复国”的时间极短，旋即覆灭。然而，明朝官方的记载却与之不符。按《明神宗实录》的说法，吴尔古代夫妻在风雨飘摇之中苦苦支撑着哈达政权，直至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方才“投奴(努尔哈赤，笔者注，下同)寨不还”，“敕书、屯寨、土地、人畜，尽为奴有矣。”后金天命末年，哈达公主的夫婿吴尔古代撒手人寰，这桩政治婚姻宣告结束。 皇太极像
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登基成为大汗，又为三姐觅得一门亲事。这次的联姻对象地位更加尊崇，是蒙古敖汉部首领——博尔济吉特·琐诺木杜棱，与察哈尔部林丹汗同宗，出身黄金家族。敖汉部本是察哈尔部八个鄂托克之一。明万历年间，琐诺木杜棱的父亲岱青杜棱(又称小歹青)率部在老哈河一带游牧，逐步脱离察哈尔掌控。 老哈河敖汉部的独立倾向，刚好契合了后金蚕食蒙古壮大自己的战略。天聪元年(1627年)六月，敖汉、奈曼两部以林丹汗“蔑弃兄弟，败坏伦理”为由，遣使至沈阳，表示愿往归附。皇太极亲率诸贝勒、大臣统兵一千五百人，驻跸都尔鼻山(今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高山台山)迎候琐诺木杜棱，以及奈曼部的衮出斯巴图鲁等人。 沈阳故宫大政殿
秋七月，天聪汗在御营接受两部大小贝勒叩拜，并告天盟誓。尽管敖汉部的势力不及祖家察哈尔部，却是后金手中抗击林丹汗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了对其加以笼络，皇太极于数月后，将三姐莽古济下嫁琐诺木杜棱，封额驸以“济农”之号，又将开原(今辽宁省铁岭市开原市)周边的哈达故土赐予伉俪二人，兼赏满洲牛录。从总体上看，天聪九年以前，皇太极和莽古济相处比较融洽。两人除了是姐弟关系之外，还是儿女亲家。莽古济与第一任丈夫吴尔古代育有二女：长女嫁给了二哥代善的长子岳托，次女嫁与八弟皇太极的长子豪格。由于莽古济还身负监视琐诺木杜棱的使命，故皇太极登基后对其礼遇有嘉。但是，这种融洽的关系在天聪九年出现了变数。天聪九年九月，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携“传国玉玺”还朝，一起来归的还有林丹汗的遗孀以及其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
满洲贵族为了争夺林丹汗遗孀的财帛，纷纷向大汗申请联姻。其中一桩婚事便是由皇长子豪格迎娶林丹汗的侧福晋伯奇。此举惹怒了哈达公主，最终在天聪朝引起轩然大波。
闻听皇太极同意豪格再娶林丹汗遗孀，作为岳母的莽古济勃然大怒，闯至黄幄责问皇太极：“吾女尚在，贝勒豪格何得又娶妻也？”言罢，愤而离开驻地，准备返回开原。途经大贝勒代善营前，代善遣福晋等人邀请哈达公主入内，亲自出帐迎接，殷勤备至。临别之时，又赠予三妹大量财帛，以马送归。
皇太极闻之大怒，召代善质问：汝与莽古济夫妻原不相睦。为何在朕因豪格婚事与其反目后，“将怨朕之哈达公主邀至营中，设宴馈物，是诚何心？”“朕所爱者而彼恶之。朕所恶者而彼爱之。岂非有意离间乎？”在不谕知诸贝勒的情况下，皇太极径自返回盛京，闭门不理政事。
在群臣一再恳请下，皇太极方才露面，历数二哥、三姐的种种罪行。经过诸位贝勒、八固山额真与六部丞政公议：大贝勒代善有五项大罪，哈达公主有三项大罪，重中之重则是“两恶相济，同毁皇上”；拟革除代善“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职，夺十牛录属人，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一万两等”；拟革去莽古济的公主名号和琐诺木杜棱的济农封号，“罚银各百两，夺其满洲牛录及开原地方。其济农所带蒙古，皆没入官。”
皇太极，《孝庄秘史》 奏入，皇太极表示念及骨肉亲情，对二哥、三姐从宽处罚。这便是天聪九年轰动朝野的“郊迎之变”。身为大汗的皇太极以此为契机，对代善、莽古济发难，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首先，哈达公主的力量被严重削弱。原本，莽古济的势力由五部分共同构成：亡夫吴尔古代的哈达余部、现任额驸琐诺木杜陵的敖汉部、幼弟德格类掌管的正蓝旗、大女婿岳托统辖的镶红旗，以及二女婿豪格麾下的镶黄旗。正是由于背后有如此庞大的力量支持，兼其努尔哈赤嫡女、皇太极三姐的身份，莽古济在天聪朝的地位显赫一时。譬如，天聪九年正月，皇太极亲临几位兄、姊府邸进行新春拜贺。从驾临次序上看，莽古济在宗亲当中排名第三，仅次于长姐董鄂公主和二哥代善，俨然是天聪朝除代善之外，最具实力的宗室贵胄。正因如此，皇太极得知手握两红旗兵马的代善一反常态，设宴款待莽古济之时，才会如此震怒：倘若二人图谋不轨，则江山危矣。为了瓦解、削弱莽古济集团，“郊迎之变”之后，不仅夫妇二人的名号被革除、禁止亲戚私下与之往来，就连她素日倚重的德格类、岳托、豪格三人，也被皇太极借口在“托古案”中徇庇公主，受到不同程度的责罚，以剪除其羽翼。实际上，早在天聪九年郊迎事件之前，皇太极就已经不信任皇姐莽古济。按《清太宗实录》所载，皇太极曾经告诫长子豪格：“尔为妻所惑，恐被鸩毒。尔外家人，不可轻信，宜谨防之”。此处的“外家人”即豪格之妻，也就是莽古济次女。 豪格对此不以为然，还是将父汗行围出猎的地点透露给妻族，引起皇太极大发雷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恼怒豪格未遵上谕，冥顽不灵；另一方面则反映出皇太极与莽古济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不愿自己行踪被后者知悉，横生枝节。其次，防止敖汉部填补察哈尔部衰落后的权力真空。起初，皇太极将莽古济嫁给琐诺木杜棱，让她就近监视这位出身黄金家族的额驸。敖汉部归附后金以来，待遇优渥，从天聪九年正月行朝贺礼的顺序便可见端倪。
当时除八旗和硕贝勒，新近归降的尚可喜之外，余者的行礼次序是“科尔沁部济农率本部贝勒及诸臣、敖汉部济农率察哈尔部、喀尔喀部贝勒及诸臣，其后是翁牛特、喀喇沁、土默特等部”，足见敖汉部位居归顺的蒙古诸部排名第二，仅次于皇太极的妻族“科尔沁部”，地位煊赫。然而，随着察哈尔部归降，在对抗林丹汗过程中日渐壮大的敖汉部引起了皇太极的警觉：毕竟琐诺木杜棱济农本就出自察哈尔部，也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归降后，又成为哈达公主的额驸、天聪汗的姐夫。皇太极绝不允许敖汉部成为第二个察哈尔，故防患于未然，对其进行必要的削弱。
四大贝勒共治，《孝庄秘史》 最后，彻底清除“四大贝勒共治”残存的政治影响。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册封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为四大贝勒，“同参国务”；次年二月起，又安排四大贝勒按月分值，当值大贝勒负责掌理一切政务。尽管皇太极早在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就已废除“(大汗)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的局面。但是，在阿敏、莽古尔泰两大贝勒相继落败的情况下，代善仍旧拥有“大贝勒”名号。他既是兄长，又是大贝勒、正红旗主，更曾在皇太极之前被父汗努尔哈赤指定为继承人。不彻底击垮代善，皇太极将后金从部落军事民主制推向专制集权的夙愿难以实现。
“郊迎之变”中，皇太极与代善的矛盾公开化，贵为大汗的他选择闭入深宫，静观朝臣的反应，可见他对诸位贝勒、臣僚究竟能否支持自己并无把握。这从侧面说明皇太极虽然登上汗位，但尚未如汉族专制皇权一样，拥有杀伐决断的权力；“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正黄旗一贝勒也”，才会采用以退为进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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