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违纪，打响了历史的发令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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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多年前的这个时候，日本国内狂热的民族主义和中国国内的救亡运动同时达到了最高点。

从著名的“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和正在缓慢复苏中的中国一年一度的稳定进行着军事冲突。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成为了中国民族救亡意识觉醒的起点，那起事件间接导致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这首歌曲后来成为了我们的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公开演唱)

不过在那个中国文盲率接近90%的前提下，民族主义似乎还是一个奢侈品，于是才发生了一系列我们今天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

比如日本人以阵亡两人为代价就占领了东北的中心城市沈阳。

比如日军128骑兵的先头部队让统有10万军队，600万人口的热河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

比如那个著名的“东陵大盗”孙殿英成为了最坚决的抵抗者，发誓与赤峰共存亡。结果赤峰县长却为“保护赤峰百姓”劝孙殿英放弃了与日军抵抗。   

当我们走过那段历史，我们知道那时的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但身在历史旋涡中的人们，却对这一切充满了迷茫。

日本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自不必说，而且是第一个打败西方帝国主义的亚洲国家，顺道“帮助”我们赶跑了俄国人。

日俄战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耻辱，但对日本人来说却是一个历史性的大事件，对日本民族自信心的振奋远超想象，大概就相当于今天我们在战争中击败了美国差不多，（在此可以对比下抗美援朝，远没有日俄战争赢的彻底，但对我们的震撼已经足够了）。

日本也因此成为了中国人强国梦的模板，成为了清末留学生的最大接收国。    

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也间接影响了中国的留学生，这批留学生中诞生了第一代救亡图存的年轻人，日本也因此成为中国维新和革命两个救亡阵营的大本营。

这一切的直接影响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和日本从高层到中层均有扯不清的关系。

        

国民党两代领导人在日本的留影

  

所以有的人虽然认为战争总要打，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打，还有的人认为这一切都可以在谈判桌上解决。

所以在全面战争爆发的前夕，国民政府和日本人依然保持着亲密的外交往来，这样宋哲元对战争的准备不足，为开战初期的失败埋下了隐患。天津市长张自忠更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四个月还前往日本向天皇祝寿，并宣传两国的“和平共荣”。

张自忠也因此背上了“汉奸”的罪名，被舆论抨击，被政府撤职，甚至被爱国学生逼到厕所不敢见人。

直到三年后他以自己的行动洗刷了这一切，他从此成为了我们的民族英雄。

       

  

  （张自忠）

当时的中国人就在这样在剑拔弩张中过了一天又一天，到了1937年的7月7日，我们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日子，不过对当时的所有人来说，这都是普普通通的一天。

如果没有今天文章的主角，估计中日两国驻军的将领都会在日记上写下这么四个字——今日无事。

但一个小人物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这一天下午，来自大阪的一名普通士兵——志村菊次郎因为拉肚子未请假擅自离队，并且未能按时归队，具体他干什么去了，我也不知道。

由此可见，当时日军的纪律的确不怎么样。

当天夜里，志村菊次郎还没有归队，日军借此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志村菊次郎，宋哲元此时守住了底线，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于是双方便开始荷枪实弹的对峙，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

        

        

          (志村菊次郎)

这时不知道哪里传出了一声枪声，于是日军立即发起攻击，29军随即还击，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关于这声枪响，双方各执一词，都指责对方先开枪射击。不过从事后看，双方长官均未下达过开枪的命令，也就是说：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很有可能是来自某位普通士兵的走火。

不过这位“走火”的士兵是谁再也无法调查了，而那位未请假就离开的日军士兵志村菊次郎，却把自己的名字永远留在了历史上。

讽刺的是，可能因为听到枪声，志村菊次郎在双方开战后二十分钟就迅速归队了。

但是此时已经没有人在乎他究竟去了哪里，为什么去的，因为战争的机器已经启动。这一启动就是整整八年。

        

        （见证了历史的狮子）        

今天，我们当然知道那场战争不可避免，虽然当时看来或许不是这样，毕竟中国和纳粹德国处于两国关系的蜜月期，和日本的高层关系更是千丝万缕。

但当一个国家到处弥漫着狂热的民族主义气息时，某一小部分人的理性决策已经无法控制整个局面了。

其实真正标志着全面抗战爆发的时间是1937年的7月11日，日本的御前内阁会议。就是这次会议最终做出了全面入侵中国的的决定。

而在这次会议上，苦苦想办法阻止战争扩大的竟然是六年前冒险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

当石原莞尔说出自己的想法时，他的下属武藤章说了一句让他们没法反驳的话说：“我们今天所做的事，不就是前辈当年做过的吗？”

翻译过来就是：你立功了，难道就不让后来人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了吗？

老愤青试图阻止新愤青的过激行为，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对老愤青的一个讽刺。

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志村菊次郎又是挺冤的，毕竟身在大历史的漩涡中，即使石原莞尔这样的大人物也只能作为历史的棋子，更何况志村菊次郎这样的小人物呢。

最后说一下几位“主角”的结局。

因为这个意外的“功劳”，志村菊次郎退出现役，回到了日本，直到二战全面爆发后再度入伍，1944年在缅甸被孙立人将军的中国远征军击毙，也算是“罪有应得”了。

宋哲元虽然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但因为他的前期准备和后期指挥都有很大问题，最终导致了华北的快速沦陷。

不过和张自忠不同，他再也没有了证明自己的机会，1940年，宋哲元因病在四川去世。相比而言，战死沙场的张自忠，或许才是最幸运的。

当然，比起六年前的张学良，他无论是表现和结局已经足够好了。

石原莞尔不久后退伍被编入预备役，此后的几年，他依然反对日本将战争扩大化。

1941年12月8日，东条英机内阁对英美不宣而战，发动太平洋战争。石原莞尔的评论是：“如果说这场战争需要1万元的话，英美实际上有100万元，而日本只有1千元，这种差异只能用战略来弥补，而不能用什么'化不可能为可能’的口号来弥补。

后来的战争进程完全印证了石原莞尔的想法。

战争结束后，因为石原莞尔与东条英机关系非常恶劣、水火不容，且反对扩大战争，远东国际法庭决定不追究其战争责任。

九一八事变的发动者竟然没有战争责任，我想每个中国人都难以接受吧。

不过更难以接受的是石原莞尔本人，作为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石原莞尔因为没有混上“战犯”的名头，感觉非常没有面子。于是他竟然对远东国际法庭喊话：

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石原，当时我手下的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都是甲级战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

不得不说，我感觉石原莞尔说的很有道理。

石原莞尔逃脱了惩罚，但他提到的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后来都上了绞刑架，而那位对他神回复的下属武藤章同样是绞刑架上的一员。

抗日战争对历史最大的贡献，就是彻底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让中国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

不过若这种民族意识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那么就是这个民族最大的不幸了。

日本人不仅打醒了我们，还不断警示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