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在延安

“我是一个密苏里人”

——斯诺在延安

　 德加·斯诺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是一个密苏里人”。这是一句美国谚语，它源于一件轶事：1899年，美国国会议员范迪弗在弗拉德尔菲亚洲的“五点钟俱乐部”里发表演说。他说：“我是密苏里人，我的州盛产谷物、棉花、欧龙牙草，还有民主党员。你们有什么呢？请拿出证据来。”从此，“我是密苏里人”这句话就流传开来，并成为一句谚语，其含意是：“拿出证据，眼见为实”。密苏里州也被美国人称之为“拿给我看之州”。

埃德加·斯诺，就是一典型的“凡事都要看证据的密苏里州人”。1905年7月19日，斯诺就出生在这个州的堪萨斯城。他的父亲詹姆斯毕业于美国西南大学，后来在堪萨斯城经营出版印刷业。詹姆斯在宗教信仰上是与天主教（即罗马正教）相对抗的。他从斯诺一懂事的时候，就教育斯诺怀疑上帝的存在，摆脱对上帝的迷信，抛弃“永受惩罚”教义的禁锢，从而给斯诺以很大影响。斯诺后来在记述自己记者生涯的《复始之旅 》中曾这样写道：“父亲向我灌输的怀疑主义使我对许多事情都注重理性分析，并且促使我避开任何形式的绝对僵死的教条和观念。”（见《 斯诺文集 》第一卷）斯诺的小学和中学生活，是在故乡度过的。1922年，还在他读高中的时候，就和两个同学去加利福尼亚区旅游。这一早期的旅游经历，为他以后周游世界奠定了基础。1923年，斯诺在维斯波特高中毕业后，入堪萨斯大学学习。次年，又转入设在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城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院的新闻专业教育在当时的美国首屈一指。在此学习期间，斯诺担任了《堪萨斯星报 》的校内通讯员。1927年毕业。1928年初，斯诺远渡重洋，前往远东。5月，经日本到达中国上海。到上海后，他向上海《 密勒氏评论报 》主编兼《 芝加哥坛报 》驻华记者鲍威尔递交了母校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的推荐信。鲍威尔安排斯诺协助编辑《密勒氏评论报 》的“新中国”特刊。稍后，斯诺又被聘任为该报的助理编辑。8月以后，斯诺以该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开始了对中国铁路沿线的旅行采访。1928年6月，斯诺前往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萨拉齐（今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等重灾区进行采访。灾区的凄惨景象，使斯诺感到震惊。他后来写道：“这场亲眼目睹的饥荒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觉醒点，它是我经历过的战争、贫穷、暴力和革命中最令人震惊的一幕。”（《 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 》，香港南粤出版社，1973年版）他还写道：“对于语言文字和统计数字的意义，我当时还年轻无知。弥补了这个不足的，却是实际的场面和人物——到现在我终于明白，所谓饥荒，就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年轻姑娘，乳房却干瘪的像个年逾百岁的老妪……”（《 复始之旅 》）1931年9月，经德国《 法兰克福报 》美籍记者史沫特莱女士的引荐，斯诺结识了宋庆龄。斯诺后来曾写道：“宋庆龄帮助我认识了国民党的情况，认识了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未竟之志，她帮助我了解了她自己的家庭，了解她为什么在蒋介石的统治下拒绝同他们合作……”，“及时地认识宋庆龄，使我能够领悟到：中国人民能够彻底变革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能够迅速地提高他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我在旧中国十三年 》）1933年2月21日，斯诺与鲁迅先生交谈，以后，又与鲁迅有多次交往。斯诺对鲁迅评价很高，称鲁迅是自己所认识的人中最优秀者之一，是教自己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他在《鲁迅——白话大师 》一文中这样叙述说：“先生建议：'要思索，要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到千千万万毫无生气的村庄去走一走，先拜访拜访那些将军，再去看看他们的受害者。擦亮眼睛，保持清醒的头脑，观察当前实际存在的事物。要为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工作。但是，要要永远思考和研究’。”（转引自《 纪念埃德加·斯诺 》，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第一版）庆龄和鲁迅先生的教育和影响，使斯诺获益匪浅。斯诺先生的老朋友黄华，在1982年2月举行的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中这样说：“斯诺作为一个正直的新闻记者来到中国后，以他敏锐的观察力、质朴的同情心和追求真正的求实精神，通过独立的观察和思考，逐步认识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方向。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在饥饿和死亡边缘上针扎的悲惨景象，使他看到了旧中国令人不能容忍的黑暗统治。而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爱国青年为民族独立、社会解放前仆后继，斗争不息的英雄气概，宋庆龄、鲁迅和其他先锋战士藐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迫害而坚持战斗、魏然挺立的榜样，又使他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力量的源泉。从此，斯诺已不仅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而且成了中国人民的挚友，对中国人民改造自己国家的事业倾注了巨大热情。” (《纪念埃德加·斯诺 》)

1932年l2月25日，圣诞节，斯诺与海伦·福斯特在日本东京结婚。l933年3月，斯诺和海伦定居于北平(今北京)。届时，斯诺任美国统一新闻协会驻北平代表之职。8月，由于该协会的解散，斯诺失业。随后成为美国《星期六晚邮报 》的主要撰稿人。1934年3月，斯诺受聘于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的前身)新闻系，任讲师。l935年12月，斯诺和海伦一起，现场采访了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他在目睹了这场爱国运动的全过程之后，这样写道：“这种经历教育了我，使我懂得在革命的所有起因中，知识青年完全丧失了对一个政权的信心，是促成革命的一个要素，对于这个现象，学生式的历史学家往往是漫不经心的。蒋介石的国民党把许多爱国的男女青年赶到了作为中国最后希望的红旗下来。在他们当中，有一批就是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学生。”（《 我在旧中国十三年 》)斯诺眼中的国民党政府，是“一个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精神的躯壳，一个军事独裁者的私人幕府。”(斯诺《 远东前线 》，转引自《 走近毛泽东 》，团结出版社，1990年1月第一版)他渴望去认识存在于中国大地上的另一块红星照耀下的土地。1936年春，在上海，斯诺向宋庆龄提出了这个愿望，并请她予以积极的引荐和帮助。6月中旬，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大学教授徐冰给斯诺转交了一封密信。这封信是根据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刘少奇的意见，由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柯庆施写给毛泽东的。随后，斯诺乘平汉路火车到达郑州，又转乘陇海路火车西行。在火车上，斯诺和由上海出发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接上了关系。乔治是经宋庆龄介绍前往苏区参加革命的，而斯诺是经宋庆龄引荐前往苏区报道革命的。共同的目的地，使这两位美国青年一见如故，亲如手足。到西安后，他们按指定的地点和时间，与联系人“王牧师” (即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接上了关系。斯诺带的接头信物是半张名片，马海德则带着半张五英镑纸币，另外半张名片和半张五英镑纸币则在“王牧师”手中。他们互相一对，接茬果然吻合。这富有传奇色彩的一幕，对斯诺和乔治的苏区之行来说，不过是一台精采戏剧的序幕……

7月5日，经过当时正在西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和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的周密安排，斯诺和乔治搭上一辆东北军运送棉衣的卡车，驶出了西安城。当晚，下榻于由东北军驻防的咸(阳)宋(家川)公路沿线的重镇洛川城。次日，到达延安(当时叫肤施)城。他们为了安全起见，住在东北军一个团长的公馆里。7月7日，这位东北军的团长把斯诺和乔治送出了延安城北门，并给他们送了两头毛驴。这是斯诺第一次到延安。他没有料到，半年以后，这里就成了红军的辖区，更没有想到延安会成为中共长达lO年之久的总后方。关于当时的延安城，斯诺这样述说着自己的印象：“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从北方来的游牧部落曾经通过这里入侵中原，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大军也曾经通过这里南征西安府”。“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现在，城墙上新建了许多工事，像蜂窝一样，工事里一挺挺机枪都对着不远地方的红军”。(《 西行漫记 》，三联书店，l979年l2月第一版)离开延安后，斯诺和乔治先沿着延河北行，然后折入一条“据说是商贩偷运货物出入苏区的山道”，当天晚上，他们住宿在一个小山村里。就在这天晚上，他们遭到了一股土匪的追逐，是安塞赤卫对的掩护，才保护他们脱离了危险。第二天黄昏，他们终于到达了真武洞以南的白家坪村(今属安塞真武洞镇)，这里是红军东线工作委员会的所在地。马海德(即乔治·海德姆)后来曾这样回忆他们从延安到安塞的经历：“本来半天能到，我们走了两天”(《纪念埃德加·斯诺 》)。从延安到安塞白家坪，距离不过35公里，由于他们的迂回曲折，却整整在路途上度过了两天的时光。

到达白家坪的当天黄昏，斯讲和乔治见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当周恩来用英语向他们打招噼时，使斯诺感到很惊奇：红军中竟然有人懂英语!周恩来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西行漫记 》)周恩来的话，使斯诺感到喜出望外，但也使他产生了一些疑虑。斯诺后来写道：“给我这样自由活动的诚意，我是有一点惊奇和怀疑的。我原来以为即使允许我到苏区去旅行，对于拍照、搜集材料或访问谈话等总会对我加以一定的限制的。他的话听起来太理想了，总归有什么地方会出毛病的……”(《 西行漫记 》)7月9日和l0日，斯诺采访了周恩来。谈话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问题、江西苏区和陕北苏区的问题，以及红军今后的战略方针问题等。斯诺和周恩来的谈话是用英语进行的。斯诺说道：“周英文讲得虽不流畅然而让人能懂。我作了笔记，然后全文写出，向周复述，帮他找出词意含混的字，加以改正和澄清，然后写出校正稿”。(《 红色中华散记 》，江苏人民出版破，l992年3月第一版)当斯诺问道：“你对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有何看法?”周恩来回答说：“不怎么样。作为战术家他是一位不高明的外行。作为战略家也许还差强人意”。周恩来说：“在战术运用上，蒋介石信奉拿破仑的战法。拿破仑战法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部队的高昂士气和战斗精神，依靠决战决胜的意志。蒋正是在这一点上常常犯错误；他总喜欢把自已想象成一位在率领一支决一死战的部队冲锋陷阵的英雄。每当他领导一个团或一个师，他总是把仗打得稀里哗啦……”“但蒋介石在战略上倒要比在战术上高明。他在政治上要比在军事上强，这就是他之所以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所在。他常常深谋远虑，从全局上来制订战役计划。”(《 红色中华散记 》)斯诺继续问道：“你认为谁是南京方面最能干的战地指挥官?周恩来说：“陈诚是一位孜孜不倦、勤奋好学的人，但建树平平。蒋介石手下最能干的指挥官恐怕要算胡宗南了。反共战争的大部分战果是他取得的。何应钦原先并不是一个蹩脚的指挥官，但他在l927年打得惨败，丧失斗志，他从此再无用武之地”。在回答斯话关于“对前景是否抱乐观态度?”这一问题时，周恩来的回答是十分坚定的，他说：“毫无疑闷，中国革命正在接近另一个高潮。它可能借助抗日运动夺取政权。在最近的将来，中国革命成败的关  键，在于群众运动开展得如何以及群众作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原动力的组织程度。革命农民的首要要求仍然是粮食和土地，尔后才谈得上全民抗日问题。红军在向山西东征时，一路受到农民热烈欢迎，主要就是由于农民乐于接受这一口号”。(均引自《红色中华散记 》)在和周恩来谈话以及两天的接触中，斯诺十分有兴趣地观察着这位被国民党悬赏8万元要买其首级的共产党领袖人物。斯诺写道：“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多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白家坪去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地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了那'红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色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斯诺在和用恩来的初次接触中。得出结论：“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均引自《 西行漫记 》)周恩来还帮助斯诺制定了一个需时92天的采访日程安排，井打电报报告在保安(今志丹)的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机关，告知了美国记者和医生的到来。

7月11日，斯诺和乔治与一队押运通讯器材的红军战士结伴，离开了白家坪，前往保安。经过李塌、招安、高沟口（均在今安塞县境内)和王南沟、孙岔、张家湾(均在今志丹县境内)，于l2日到达了“红都”保安城。当时的保安城，虽然是一座县城，但在中共中央机关进驻之前，却仅存400余人。当斯诺他们从保安城东北的炮楼山上向下俯视时，“看到下面苍翠的山谷中保安的一片古老城墙，确实使人觉得十分意外”。(《 西行漫记 》)斯诺和乔治的到来，使得在保安的外国人增加了200％。当时在保安的“洋人”只有一位，那就是奥托·布赖恩，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的中国名字叫李德。斯诺和乔治的到来，也使外交部的招待所第一次名符其实地接待了下榻的“客人”。因为李德当时是红军大学的军事教员，所以并不住在这里。所谓外交部招待所，也不过是几间坐北面南的小瓦房而已。在斯诺他们吃过晚饭之后，毛泽东来到招待所看望他们。他用劲地同斯诺和乔治握了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喧了几旬，希望斯诺和乔治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同其他人见见面，谈谈话，待认清方位后，再去见他。说完他就缓步向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霭中散步去了(据《走近毛泽东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这个被南京政府悬赏25万元银洋予以“缉拿”的第一号“赤匪”，竟然也和脚立在大地上的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间那所得的映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西行泛记》)

7月15日晚上，斯诺被邀请到毛泽东居住的依石崖凿出的窑洞中进行了第一次谈话。毛泽东的居室十分简陋，“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纹帐。除此之外，毛泽东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凡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 西行漫记》)担任毛泽东和斯诺谈话翻译的是吴亮平。在一束摇曳的烛光下，毛泽东和斯诺主要谈论了苏雏埃政府的外交问题，他们也谈到了美国的两党制和总统选举、甘地的“和平进军”、英属自治领地的自治区、教会、传教士和教会学校问题、英国的工党……斯诺问道：“苏维埃政府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是什么?”毛泽东回答说：“在讨论政策问题时，我必须请你经常记住，中国人民今天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苏维埃的对外政策肯定受到这一斗争的制约。日本军阀想征服全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奴隶。反对日本侵略。反对日本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斗争——这些主要任务是我们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不能忘掉的。”毛泽东指出：“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毛泽东表示：“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毛译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 》，人民出版社，1979半12月第一版)在回答斯诺关于“在什么情况下外国商人能够在中国经营?”这～问题时，毛泽东说：“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引同上)斯诺问道：“苏维埃政府目前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美国政府和人民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中国人民?”毛泽东说：“我们认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这是他们目前能帮助中国的的最好办法。”(引同上)这天晚上的谈话，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这是毛泽东在1936年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新形势下，第一次向外国记者阐述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因而意义重大。

　  从这一天开始，毛泽东同斯诺进行了多次谈话，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根据斯诺在1937年3月出版的《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一书中收录的《 毛施(即施乐，斯诺的中文名字——引者注)会见记 》中记载：

　  7月16日，论日本帝国主义

　  7月l8日，谈内政向题

　  7月19日，继续谈内政问题

　  7月23日，谈特殊问题(即中共与第三国际及苏联的关系问题——引者注)

　  9月23日，论联合阵线

　  9月底至10月初，谈个人生平和红军的长征史

　  毛泽东身居黄土高原一隅的偏僻闭塞的保安城，却系民族安危于一身，以无比博大的胸怀，“冷眼向洋看世界”，家事，国事，天下事，纵横谈论，无所不及。毛泽东第一次向一位来自异国的，而且与自己的信仰不同的朋友畅开了心灵深处的一扇门……

　  当22个月之后，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论持久战 》的讲演的时侯，回顾l936年7月16日同斯诺谈话中关于中日战争前途的预见，仍然感到十分地满意。毛泽东说：“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变前五个月，卢沟桥事变前十二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各种方针。”(《 毛泽东遗集 》第二卷，1991年6月第二版)，接着，毛泽东大段地抄录了斯诺在《 西北印象记 》中的原始谈话记录稿，然后又指出：“抗战十个月的经验，证明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引同上)在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中，特别值得注意是的7月23日所淡的所谓“特殊问题”，毛泽东第一次正面地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毛泽东说：“第三国际是一个汇集全世界无产阶级前卫的集体经验，以贡献全世界革命群众的组织，它不是一种行政机关，除顾问作用之外，它并无任何政治力量”。毛泽指出：“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对全民族负责。决不是为了俄国人民或第三国际的统治，为的仅只是中国大众的利益。只有与中国大众的利益完全共同的地方，才可以说是'服从’莫斯科的'意志’”。毛译东还特别指出：“还有最后一点显然是最重要的，即这个世界联盟要成功的话，必须各国依其民众意志有加入或退出的权利，必须各国主权完整，绝非'听命’于莫斯科。共产主义者从未有别的想头，'莫斯科统治世界’的神话，只是法西斯和反革命者的发明罢了。”(毛泽东《 特殊问题 》，载《 文献与研究 》1986年第5期)毛泽东所阐述的中国共产党的独立立场，使斯诺感到一种无比巨大的力量。时隔l3年之后，斯诺在l949年4月9日的美国《 星期六晚邮报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中国会成为俄国的卫星国吗? 》的文章。文章中，他引用了中共领袖人物之一的刘少奇在l946年同美国记者斯特郎谈话时所讲的一段话：“毛泽东创造了中国式或者亚洲式的马克思主义，他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模式改成了亚洲模式。他是在这方面获得成功的第一个人。”在引述了这一段话之后，斯诺评论道：“这是一种使克里姆林宫皱眉的危险思想。”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斯诺在文章中写道：“内部的证据使我深信不疑，他们不会对克里姆林宫'惟命是从’——而这正是莫斯科判断优劣的基本标准。我一在对中国进行了十多年的实地研究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苏俄无法对具有高度民族意识的中国共产党人施加有效的统治”．斯诺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大概不能也不会把中国的民族利益置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之下，只要我国的政策丝毫不带干涉主义色彩，历史就将沿着现在已具备一切必要前提的道路前进。中国将成为第一共产党治理的、不跟莫斯科指挥棒转的大国。”(均引自《 红色中华散记 》)

　  在和毛泽京的频繁接触中，斯诺更加具体、更加深刻的了解了这位东方的巨人——在毛泽东的身上；没有耀眼的晕光，技有神秘的色彩，在他眼中，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也是一个真切而生动的普通人。斯话写道：“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道自已的时侯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历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的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入可能以为他有点租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即奇特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刚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兴趣的事。”斯诺记述说：“他似乎一点也发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牌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斯诺说：“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沙、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斯诺还说：“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而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侯，他的眼睛是湿润的。”(均引自《 西行漫记 》)这就是斯诺眼中的毛泽东，这就是一位把中国革命指引向胜利的毛泽东，这就是一拉真实、生动，伟大而又平凡的被亿万中国人民齐声赞颂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在采访毛泽东的同时，斯诺还采访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洛甫)、中华苏维共和国西北办事处主席秦邦宪(博古)、红军大学校长林彪、土地部部长王观澜、财政部部长林伯渠(林祖涵)、教育部部长徐特立、共青团中央书记冯文彬等中国共产党重要领袖和红军将领、苏维埃政府负责人等，广泛地了解了他们的生平，中共的发展吏、土地政策、财政问帮、教育问题和共青团历史等，从而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7月19日，斯诺采访了奥托·布赫恩——这个由共产国际早在1933年就派往江西苏区，并参加了长征的军事顾问，曾被称作是中共的“外国智囊”的人。布赖恩向斯诺介绍了自己在红军中的经历，也检讨了自己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由的错误。他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布赖恩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西行漫记 》)在听取了布赖恩的介绍之后，斯诺这样写道：“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是不会再重犯了。”(引同上)

　  斯诺在保安的采访活动已告一段落，8月初，他和乔冶前往西征红军的前线所在地宁夏相甘肃一带继续采访。在前往前线的途中，斯诺在吴起镇(今吴旗县城)，意外地看到了苏区的一个“工业中心”。当时的吴起镇，“方圆数百英里之内都是半牧区，人民住在窑洞里，完全同几千年以前他们的祖先一模一样，许多农民仍留着辫子，盘在头上，马、驴、骆驼是最新式的交通工具。这里用菜油点灯，蜡烛是奢侈品，电灯闻所未闻，外国人像爱斯基摩人在非洲一样见。”——斯诺写到——“在这个中世纪的世界里，突然看到了苏区的工厂，看到了机器在运转，看到了一批工人在忙碌地生产红色中国的商品和农具，确实使人感到意想不到。”(《 西行漫记 》)斯诺怀着好奇心，很有兴趣地参观了兵工厂、被服厂和鞋袜厂的工作条件，参观了工厂的俱乐部——“列宁室”、观看了工人的业余文艺演出、出席了工厂的政治集会，并采访了普通工人和工厂的负责人，技术人员，特别有意思的是，斯诺和乔治还参加了同兵工厂代表队的篮球比赛。当3天的采访结束时，斯诺对苏区这个奇特的“工业中心”的总的印象是：“他们即使缺乏社会主义工业的物质，却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精神！”(引同上)

　  经过l0多天的路途，8月中旬，斯诺到达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豫旺堡(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豫旺镇)。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左权、军团改委聂荣臻、军团副政委邓小平，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军团政委程子华、红二十九军军长肖劲光，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等著名的红军将领接受了斯诺的采访。8月20日，红军在豫旺堡召开了欢迎斯诺和乔治大会。斯诺在这个群情振奋的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诸位英勇的同志们：我今天替你们照了红军的活动照片，我将带到全世界去传播，使全世界同情你们的人——广大的劳动大众，尤其是你们的同志兴奋鼓舞。”在演讲结束时，斯诺还用英语高呼口号：中国红军胜利万岁！”“中国革命成功万岁！”斯诺的演说受到红军将士的热烈欢迎。为了留下永远的纪念，红军指战员还在驻地杨家寨子一座房屋的墙壁上，用毛笔写下了“美国记者演说词摘要”，记录了斯诺讲话的主要内容(据《 斯诺的足迹 》，载《 纪念埃德加·斯诺》)在经历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前线采访后，9月中旬，斯诺返回保安，并于9月20日回到吴起镇。而已改名为马海德的乔治·海德姆则参家了红军，随红一方面军南下西(安)兰(州)公路，迎接长征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通过采访，斯诺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内在精神、士气斗志、训练方法、政治工作和军事领导等，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斯诺写道：“红军的优越性就在这里——它往往是在战斗中相信自己是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唯一一方。红军在建军的教育工作方面的成功，使他们能够抵抗得住敌人的在技术上和数量上的巨大优势。”“中国农民占红军的大部分，他们坚韧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这在长征中已经表现了出来，这也在红军日常生活的严格要求上表现出来。”(《 西行漫记 》)

斯诺于9月下旬返回保安后，又继续开始进行他对毛泽东的采访。在斯诺的一再要求下，毛泽东向他谈了自己的生平经历，以及红军长征的伟大史实。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别人讲述自己的身世。根据毛泽东的讲述，斯诺作了认真的记录，并由毛泽东进行审阅过的收入《西行漫记 》中的《 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是世界上最早的“毛泽东传”，也是迄今为止研究毛泽东伟大一生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斯诺后来在回忆当时谈话的情景时，仍然充满了难以抑制地激情：“这时，毛泽东开始向我谈到他的一些个人历史，我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一边写着他的个人历史，一边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他的个人历史，也是共产主义——一种对中国有实际意义的适合国情的共产主义。而不是像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认为的那样，不过是从国外领来的孤儿——如何成长，为什么能赢得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拥护和支持的记录。”(《西行漫记 》)

　  9月底和10月初，斯诺还采访了周恩来、秦邦宪、蔡树藩、陆定一，周兴等同志，了解了红军长征时的损失情况、苏维埃政权的初创时期、苏维埃的内务司法和政治保卫问韪等。

　  斯诺对苏区的采访，在紧张而有节奏地进行着。时间也在一天天地过去。转眼间就是10月上旬，斯诺进入苏区已经整整3个月了。他带来的24卷胶卷已经用完，采访笔记也已满满地记了十几本子。他的访问越深入，对苏区的了解也越。深刻，他看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活生生的不可想象的世界。

　  10月12日，斯诺离开保安，踏上了返回北平的路程。当时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看着前来送行的红军将士和中共领袖，“我当时心里想，也许我是看到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外国人了。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 西行浸记 》)在欢送的人群中，斯诺没有看到毛泽东，他感到有点遗憾。但他不知道，为了他的安全返回，正是毛泽东本人，先后在10月5日、lO月7日、10月10日中午l2时和晚上24时，曾4次打电报给中共驻张学良部的代表刘鼎，要他请张学良的部下王以哲军长、刘多荃师长派车来接斯诺。10月11日深夜，在接到刘鼎一切均已安排妥当的回电之后，毛泽东才放心地进入了梦乡……(据《走近毛泽东》)

　  斯诺离开保安城后，沿洛河支流周河川南下，当晚住宿于永宁(今属志丹县)。13日和l4日，分别下榻于两个小山村。l5日，他们翻越梢山，走了60多里，住在了府村(今属甘泉县东沟乡)。第二天，他们来到了兰家川(今属甘泉县道镇镇)。在兰家川度过3天之后，l9日，斯诺由红军战士护送，到了东北军的前沿阵地，等侯在那里为斯诺送行的红军军官边章伍，亲自送斯诺进入东北军防区，热情地握手话别。20日，斯诺乘坐东北军的卡车返回西安(以上据《 红色中华散记 》里《 返回途中 》一章所述)。1O月25日，斯诺回到了北平。

　  返回北平，斯诺和夫人海伦立即投入了另一场无声的战斗——整理和发表斯诺的采访笔记——他要发布自己震惊世界的“独家新闻！”

1936年11月l2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 》发表了斯诺的文章《 毛泽东访问记 》；

1937年1月21日，斯诺在北平协和教会的报告会上作题为《 红党与西北 》的演讲。2月5日，这一演讲稿在上海《 大美晚报 》上刊登；

　  1937年3月，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印刷出版了收录有斯诺写的《 毛施会见记》、《 红党与西北 》，《 红旗下的中国 》等文章在内的《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

1937年10月，斯诺的惊世之作《 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在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

1938年l月，《 红星照耀中国 》的美国版由美国兰登书屋发行出版；

1938年2月，《 红星照耀中国 》的中文版以《西行漫记 》的书名，由爱国人士胡愈之主持，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以复社的名义在上海出版发行……

　  此后，《 红星照耀中国 》先后被译为法、德、俄、西、意、葡、日，蒙、荷、瑞典、印地、哈萨克、希伯莱、塞尔维亚等近20种文字出版。这本书“为全世界揭开了一个帘幕，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未来的中国。”(约翰·谢维思《 斯诺是中美人民间活的桥梁 》，载《 纪念埃德加·斯诺 》)

　  自斯诺离开保安以后，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大事：l0月份，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静宁、会宁一带实现了大会师；l2月l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形成。西安事变刚一爆发，留在苏区的马海德医生便从保安向斯诺寄出一张明信片，“他在明信片中栩栩如生地并满怀激情地记述了在收到关于蒋介石已在西安被抓了起来的消息之后，保安立即举行群众庆祝大会的情况。”(《红色中华散记 》毛泽东也时时挂念斯诺的行踪。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城。一周之后，毛泽东将一张自己签名的照片派人送给马海德。并附有毛泽东的亲笔信一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马海德同志：照片一张，请附在你的信内，寄给施乐先生为感！毛泽东一月廿日。”毛泽东并且郑重其事的在信封上写着：“早上送交马海德同志”(据《 马海德》画册)。3月10日，毛泽东又亲笔致信斯诺，信中写道：“自从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谅好?我同史沫得列(特莱)谈话(指毛泽东3月1日同史沫特莱的谈话——引者注)，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短短数语，言简情长，既表达了思念与感谢，更寄托了信任和希望。“我们都感谢你的”——这句字字千钧的话语，使斯诺感到无比的亲切。他把这封信一直珍藏着，直到去世。1982年2月15日，《人民日报 》第一次将这封信公诸于世，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斯诺的真挚感情。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德国记者汉斯·希伯时，又充满感情地说：“当其他人谁也不来的时侯，斯诺来到这里调查我们的情况，并帮助我们把事实公诸于世……我们将永远记住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引自《 纪念埃德加·斯诺 》)

　  1939年9月中旬，斯诺以工合国际委员会代表和记者的身份，再一次前往延安。由于秋雨的延误，使斯诺在三原滞留了一个星期，于9月22目到达延安。当天晚上，他便应邀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及各青年团体各报刊举行的欢迎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由榆林返回延安的座谈会。当国民党元老、南北慰劳总团长张继在演说中“盛赞八路军的努力和爱国时”，斯诺觉得这位“一向是红色分子的死敌，现在却竭力主张党派合作” 的国民党代表，是在“对中国青年说着心坎里诚实的话：民族的团结比什么都重要，只有这个信心之下，中国才能图存。”(《 为亚洲而战》，《 斯诺文集 》第三卷)

9月23日，斯诺前往杨家岭拜会了毛泽东。担任他和毛泽东谈话帮译的是他的老朋友黄华。斯诺写道：“我看到毛泽东仍住在一个窑洞中；但却改装得现代化了，一共包括了书室、卧室和会客室三个房间。墙壁粉刷着白石灰，地上铺着砖块，还有一些毛太太所添置的女性的装饰。如此而已。我发现毛自己仍只有两套制服和唯一缀补过的大衣。他压根儿没有个人的财富。”他继续写道：“在我第二次访问毛泽东之后，我不能把我以前所记录的印象添增多少。几年来的战争不曾使他有什么改变。因为不再挨饿，体重增加了；他的头发已经剪短；他常是穿着一套普通士兵的制服。他仍是人民中的普通人，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素质的奇异的搀杂，也有伟大政治目光和普通常识的非常的混合。他革命的乐观主义始终不动摇；他永远自信共产党最后必定在中国胜利，他还是彻夜工作到天明。他依然是世界形势的研究者和政治的分析家；在他开始夜工作之前，他先要阅读一大堆从附近军队无线电台收集的当天电报——从山西前线，从中国各处，乃至从海外各国。”(《 为亚洲而战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和斯诺谈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对外政策，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区别，境一战线中的新问题，欧洲战争，苏联的欧洲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等等。关于“中国工业合作社”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拥护建设许许多多小型工业，以此作为战争时期重建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的想法。即使中国工业合作社对前线地区和敌后游击区无能为力，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对于帮助恢复后方的工业也是极为重要的，但正是在战区和敌后游击区，才最需要工业合作社，才会受到我们部对、人民和政府最热烈的欢迎。”(《 红色中华散记 》)9月25日，斯诺再次对毛泽东进行了来访。斯诺为这次采访准备了一张长长的问题单子。其中有关于德苏条约的签订，有目前抗日战争所处的阶段，有苏联同希特勒的经济合作；有德国入侵渡兰等问题。当听到斯诺的问题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中共放弃了强调阶级斗争的宣传，废除了苏维埃制度，服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实行三民主义，停止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财产，停止了在国统区组织和宣传工作，现在有许多人断言中共已经事实上不再是社会革命派而不过是改良派——资产阶级的方法，资产阶级的目标，你对这些说法作何解答?”毛泽东的答复是十分坚定地说：“我们一直是社会革命派，我们从来不是改良派。中国革命这篇文章有上下两篇，上篇是实现民族民主革命，下篇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必定要实现，而且必定要全部实现。在现阶段，革命的目标属于民族民主革命性质，但是经过一定阶段，就要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中的社会革命部分，会从'将要进行’变成'正在进行’——除非我们现阶段的工作失败了，而要是失败的话，就不可能早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红色中华散记》)在这次谈话中，针对国民党顽固势力倒行逆施的势头已显端倪，毛泽东还强调指出：“抗战和民主是同一把剑的两个刃。有的人假装支持抗战，但却拒绝民主的方针。他们实际上对剑的两个刃都不愿意使用。他们在把反帝斗争拖向失败”。(《为亚洲而战 》)斯诺这次到延安访同，不过短短的10天左右的时间，但他成了毛泽东家里的常客。他到毛泽东家去喝茶聊天，也去打扑克或打桥牌。在闲聊时，毛泽东妙语连珠，逸趣横生，“毛提了好多关于美国地理、气候和民情方面的问题。他问黑人在南方是否获得了新的选举权，文盲的统计数字是多少。他问起美国印第安人的情况，他们的境遇如何。他听说美国从来没有天主教徒当选总统时，感到惊讶。美国有尖锐的宗教冲突吗?你们那里大多数人是怎样结婚的?他读过一本关于黄石国家公园的书，问我看过这个公园没有。他认为中国也应当有这样一个公园……’(《 为亚洲而战 》)关于毛泽东的扑克牌游戏，斯诺这样叙述说：“毛泽东是个扑克大赌家，又是个嫩赌家，但他玩牌是为了娱乐。他对胜负毫不在意，因此和任何一个认真打扑克的人都是台得来，他是为了玩。赌注数目很大，但全是空口说说而已。”(引再上)毛泽东和斯诺这两位老朋友，尽情地享受着重逢的喜悦……

　  9月28日，延安各界举行盛大的晚会，欢迎斯诺、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和东北军何柱国将军。毛泽东在晚会上致欢迎词时指出；“我们还欢迎外国的来宾，这里有三部分朋友，一是大家久已闻名的美国记者斯诺先生，民国二十五年斯诺先生第一个首先到陕北苏区来。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经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斯诺也被特别邀请在会上讲话说：“中国现在的进步情况，今天晚会就是一个铁证。三年前何柱国将军的部队尚与红军作战于陕北这个热区，而今天却能欢聚在一堂，为了打日本，大家亲密的团结起来了。”斯诺还表示了自己的希望：“中国必须自己相信自己，依靠民族的努力，在欧洲新的局势之下，中国胜利的曙光已经在前面，中国的自由解放已经不远了。”(均　  引自《 新中华报 》，l939年9月29日三版)欢迎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演奏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 》。在这首伟大的乐曲声中，斯谱感到：“它有生命，又像说话，它抓住了听众的情绪。……忽而是一个爬山者的歌唱，忽而是船夫疲劳之余的小曲，是河流的怒吼，是枪枝的狙击声。冼星海叫这只歌曲作《 黄河 》，这在形式是一首史诗，它的重音部分由六十种声调合唱着，它在诉说国家的胜利和失败，民族的死亡和新生。……” 当演唱结束，人们有秩序地退出会场时，斯诺恰好走到了毛泽东的身边。他们进行了一场简洁而有趣的对话——毛泽东问：  “你觉得怎么样?斯诺眉飞色舞：“好极了！这是燕京大学合唱《转世主 》之后，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合唱。”毛泽东深有同感：“是的，这是我们保安戏院之后的一个大变革。”(《 为亚洲而战 》)

时隔三年，斯诺重访延安，他看到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延安旧城已成了一片废墟，但是“在城墙的外面：一个新的都市正在成长中，千百的建筑物连列、于崖壁之间，或密布在无尽的起伏的黄士间的小凹地，一层一层新掘的窑洞，沿着山边开着大口，有好几英里长。约有四万从事各部门战时工作的人，成天在那窑洞里进进出出。”斯诺继续写到：“乐观主义是这些人们永久的习惯，他们拿它穿在身上像一件精神的甲胄。”。“当你看到他们用自己特殊经验所造成的事物时，你就不得不承认：虽然是穴居的首都，他们却过着快乐的日子。”(均引自《 为亚洲而战 》)斯诺饶有兴趣趣参观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和工合职业训练学校等。特别使他感到兴奋的是，他参观了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真正女英雄的大学”。女大位于延安城北，“由二百个光景的窑洞组成，其间连接着一条整洁的公路，向下盘曲到苍翠的山谷。在其他附近小山的侧面，是纵横曲折的玉蜀黍和蔬菜的田园，学生们在那里种植着，每天一大清早就起来到田野里劳作两小时，然后去上课。有四百个女孩和妇女就这样学习着一切，从纺织到看护婴孩乃至复杂的英文和俄文的文法。”(《为亚洲而战 》)斯诺参观了女大的宿舍和教室，采访了学校的负责同志和学员。他对在延安创办这样一所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感到十分欣喜。他写道：“在这么僻远的角落里，有这么一个全国性的女子大学已够诧异；而其中的妇女还在兵荒马乱中来自中国所有的各省，那就显得分外惊人了。”(引同上)在“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高尚的道德，互助的作风”的女大校训的指引下，女大的“学生们过着很好的社会生活，有充分的业余时间从事竞技和运动。她们在一个山麓里建立了自己的戏院，在一条清流旁边洗涤着自己的衣物。她们有运动场和篮球场，也有健身房和骑马场。在下面山谷中的管理处和合作社的屋子外，围着一道墙，大门口由肩着认真的刺刀的女哨兵驻守着。访问者须有特别事情才可以进去。那精神要比美国大多数的女子大学好得多了。”（引同上)斯诺还参观了在中国工合延安事务所指导下兴办的各种工合工厂。斯诺看到，工合事业在毛泽东的亲自重视下，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他看到，边区的合作社由于了实行了“真正的民主制度，社员代表l0万以上的家庭。单是生产合作社在1939年就有28326个社员，比当时中国全部已社工合单位的社员总数还要多。”(引同上)参观延安工合工厂，使斯诺看到自己所投身的“工合”事业的广阔前景和美好前途。

10月初，斯诺结束了这次短暂而充实的延安之行，前往华北游击区视察工合事业和从事他的采访工作。

1941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鉴于斯诺对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取消了斯诺在中国的采访权利，斯诺被迫离开了中国。1942年初，斯诺在进入及离开苏联前后，曾两次在重庆作过短暂的停留。他对中国的热爱，只能停留在对中国政治情况的关心相对过去岁月的回忆上。他除了在世界各地报刊上大量发表介绍中国情况的文章外，还先后出版了专著《为亚洲而战 》(1941年)、《 人民在我们一边 》(1944年)、《 红色中华散记 》(1957年)、《 复始之旅 》(1959年)等，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建设和中国革命予以报道。在他的自传体著作中，斯诺这样写道：“即使我在中国没有留下什么，她却时时在我心头萦怀。当时我少不更事，不理解书面材料和统计数字究竟说明什么问题，但是真人真事却历历在目：我所见的饥馑是乳房干瘪的裸身少女，而恐怖就是在满目疮痍的战场上，饥鼠般的军队伏在被遗弃的奄奄一息的伤病上，贪婪地撕咬着脓血淋淋的人肉；当我见到孩子被当作驮畜役使，被迫在地上爬行，我体验到了什么叫做愤然勃发的反抗，而'共产主义’无非是一个青年农民要报仇雪恨的义举……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我的缕缕思念将永远萦绕于中国的黄土高原，流连于绿意盎然的层层梯田，徘徊于海岛晨雾中隐约可见的庙宇之间。她的儿女给我以信赖、友爱；她的农民贫贱而不夺其志，他们不愧为礼仪之邦的百姓，而且又是我的衣食之源。我不会忘记皮肤黝黑、衣衫褴褛，眼光晶莹的孩子，以及和我处境相同、有爱国之心的仁人志士；而令人最难忘的，是农民出身的普通士兵。尽管他们身上长满虱子，没有分文军饷，忍饥挨饿，受尽凌辱，却以其不可思议的自我牺牲精神，使生命的价值弥足珍贵，一个伟大民族的谋求生存、自强不息的斗争也因而成为一项崇高的事业。”(引自《在中国的六个美国人 》，新华出版社，l985年10月第一版)斯诺以诗一般美好的语言，倾诉着对中国的一腔热爱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厚的感情。中国人民进行着的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斗争使他感奋不已，他关往着中国充满生机的未来……

1960年、l964年和1970年，作为中国政府特别邀请的客人，斯诺三次访问了中国。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他来访时，都亲切地会见了他，进行了内容广泛地谈话。特别使他难忘的是，l970年9月，斯诺和夫人洛伊斯·惠勒，在老朋友黄华和艾黎的陪同下，重访了延安和保安。旧地重游，斯诺扶今思昔，感到一种回到故乡的温馨的激情在心田中荡漾。……

1972年2月15日凌晨2时20分，埃德加·斯诺走完了他人生长征途中的最后一步，在他定居的瑞士日内瓦悄然逝去。在斯诺临终前，他留下遗嘱：“我热爱中国。在我死后，我愿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生前一贯做的那样。美国抚育、培养了我。我希望我的另一部分安葬在赫德森河畔，也就是它即将汇入大西洋，流到欧洲和人类所有海岸去的地方，我感到我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几乎每一个国家里，善良的人们总是人类的一部分。”（洛伊思·惠勒《 在北京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载《 纪念埃德加·斯诺》)

2月16日，从遥远的地球的另一端，周恩来、宋庆龄发来了唁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唁电中表示：“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人民日报 》，1972年2月16日一版）10月19日，根据斯诺的生前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1974年5月1 8日，斯诺的另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他的祖国——美国纽约州赫德森河畔。

斯诺是不朽的，他用自己“密苏里人”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无比犀利的笔，为报道中国革命作出予独特的贡献。他的伟大著作《红星照耀中国 》（《 西行漫记 》）将使他的名字和业绩与世长存。他的肝照相照的老朋友路易·艾黎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埃德加·斯诺一生鞠躬尽瘁，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有政治家的远见，认清了历史的潮流，看到了革命引导人民的方向，并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献出了心血。他富于同情心，才智过人而眼光敏锐，毕生以正气凛然的大无畏精神奋勇直前。他是一位先知，一不愧为二十世纪的世界伟人之一。”(《 在中国的六个美国人 》)，这就是这位“密苏里人”留给人们的风范和楷模——在斯诺留下自已深深足迹的黄土地上，人们将永恒地怀念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