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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来的时候，准备收拾行李离开故乡的小镇了，和92岁的老父亲朝夕相处了两个半月，过完了整个夏天，终于要说再见了。 告诉他说，冬季的时候，我会再回来，陪他迎接新年，一起过春节，一起体验雾都重庆明明有10摄氏度却会生冻疮的冬天。 从18岁离开这里到上海读书、工作，之后的37年里，经常回来，但是停留的时间都很短暂，即使是春节，也多是四五天而已，像这样的陪伴，似乎还是第一次。 某个早晨起来，看到雾朦朦阴沉沉的天，忍不住想，如果真的有时光机的话，我该只有19岁，一大早背着我的军挎，走到长江边背诵语文老师刘老师昨天布置的课外阅读。 刘老师非常敬业，他朗诵课文里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情绪饱满，唾沫星子横扫教室的前三排。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发现： 住在青纱帐里，高粱秸比甘蔗还要香甜；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判断： 无论上海或北京，都不如这高粱地更叫人留恋。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种有趣的梦幻： 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道捋着白须、游遍江南；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点渺小的心愿： 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狠狠心每天抽它三支香烟。” 2023年夏天的早晨，想起昨天写东西的时候，真的只抽了三支烟，忍不住捋了捋下巴。 北岛他们后来不喜欢贺敬之和郭小川的诗，说“除朗朗上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就像票友早上吊嗓子。” 这些观点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刘老师的嗓门真的很大，四十年了，余音袅袅。 故乡小镇之后的三十七年一定是存在的，时光机抹不掉该有的记忆。 小镇的人多了很多，像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大家总是友善地打招呼，老父亲似乎认识一万人中的五千人，这大概是他每天要轮椅出游两回的主要原因。 当然，人多了之后事儿也不少，大街上都是宠物小狗，它们恣意洒脱地奔跑，从来没有牵绳遛狗这一说，我猜，这里要有人牵绳遛狗的话，一定会被认定为虐待小动物。 八月末有一天去看《奥本海默》，好多人，不过感觉每个人都带着吃的，瓜子、爆米花、还有“麻爪爪”，就是一些卤过的各种翅膀和脚。诺兰要是知道我们是在一房间的麻辣烫味道中欣赏他的大作，估计得气出核辐射来。 可是，这，大概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小镇，我的割舍不掉的人生。 这个夏天坐在长江边的时候，终于相信，我们这一代已经像潮水般退去了，我大约是拖在最后的那几个，迟迟不肯鞠躬谢幕！而新的那一代潮水，似乎从来没有让我加入的意思。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某一天，学校组织我们去看重新公映的电影《上甘岭》，里面有一首歌，叫《我的祖国》，乔羽作词。 刘老师领着我们从长江边回学校的时候问我们：“你们知道一条大河波浪宽说的是哪一条河吗？” 我怯生生地抢答：“就是我们眼前的长江吧？” 刘老师说：“很对！乔羽是北方人，他是看到了长江才写出了《我的祖国》，不过呢，邱兵说的也对也不对，也许，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有一千条河，每条河都是每个人的故乡，都是我们的祖国。” 很多时候，从家里沿着江边去上学的路上，我们都要小合唱，唱得最多的，就是这首我曾经抢答得分的歌：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很多很多年以后，台湾的龙应台女士在港大演讲时，问起启蒙的歌曲，来自大陆的学生和老师都唱起了“一条大河波浪宽”。 龙应台后来有一个回应，大意说：“有时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罢了。” 这个，不能赞同，完全不能。 夏日里独坐在长江边的时候，除了认定我们这一代已经退去，还有一个更加浓烈的想法：“回来这里终老。” 因为，那些眼睛里都讲着同一种语言，用同一种心灵感应领会着天地这部大书。 故乡这三十七年，过得好不好，不太能一言以蔽之。 父亲说，住在我们家对门的朱老师一家，两个儿子本来都挺有出息，不过这几年，境遇凄惨。 先是朱老师自己患癌，忍受不了疼痛最终从楼上跳下，自己死了，还砸死了楼下几个闲坐的人中的一个，身后事烦乱不堪。 一个六十出头的小儿子也瘫在床上，不能自理，他的哥哥快七十了，要照顾一堆的人。 父亲在讲这些的时候，我忍不住插嘴：“你还是好的，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围着你转，晚年多幸福。” 老头长叹一口气：“唉，我们都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噻。” 小镇的经济到底好不好？我没把握。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目力所及，车站的大广告牌上，没有什么商品的广告，比较寂寥，所有的广告内容分别为三句话： “讲文明，树新风。” “努力创建文明社区。” “我在重庆很想你。” 我不喜欢没有灵魂的字，四十年了，我至今都还记得初三毕业时刘老师写给我的留言，是俄罗斯诗人的几句诗，我不知道是谁写的，它说： “我们俩不会道别， 并肩走了很久， 已经是黄昏时分， 你却沉思，我却沉默。”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某一年，我们镇上总是有从广安方向逃荒要饭来的人，那里也是小平同志的故乡，那一年，大约也是小平同志三起三落的最后一“落”的时间，全国都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有一天，两个饿得头晕眼花的广安来的男人经过我们住的平房的门口。 邻居的大男生从家里拿出两碗稀饭和两个馒头，两个要饭的人正准备千恩万谢的时候，邻居家的孩子王突发奇想，说：“要喊打倒邓小平才能吃。”我们一群小学生都跟着起哄。 那两个人对视了好久，放弃了稀饭和馒头，默默地继续沿着长江往前走。 父亲从里屋出来问了细节，大怒：“兵娃子，你他妈去把人追回来！” 我气喘吁吁追上那两个广安人，告诉了父亲的话，两个人又对视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年长的人还摸了摸我的头，接着又继续往前走了。 多年以后，我们已经可以吃得很好，而且还买上了电视机的时候，我和父亲在电视里看到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游行队伍中举出了“小平你好”的横幅，我们俩对视良久，会心的一笑！ 重庆今年的夏天并不热，或者说，就热了短短的十几天，除了陪伴父亲，每天最悠闲的时光，就是在街对面的星巴克度过，最后一个月，一直在手机上看一本叫作《光荣与梦想》的书。 这本书一上来的章节就叫“谷底”，还引用了威廉·华兹华斯著名的诗句： “那如幻的灵光逃到哪儿去了？ 那光荣与梦想，如今到哪儿去了？” 那是1929年最艰难的时刻。 但是，四年之后，新政又把经济带出了泥潭，重塑活力。 罗斯福夫妇合葬于海德公园故居的花园里。墓碑上刻着流传至今的名句： “我们唯一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 从有记忆开始，故乡就是著名的雾都，在那些艰难的时光里，雾仿佛就是阴郁和压抑的代名词，甚至让我们在度过上学路上的小河时，无数次的彷徨无助，但是每当此时，总会有一丝丝的光亮穿过浓雾，引领我们，慰籍我们，给予我们友谊和勇气。 雾与光，也许，就是故乡的哲学，生存的哲学，面对艰难时世的哲学。 献给我最爱的女儿，我在重庆很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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