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立东江若仙子，白衣如羽做鹭魂。 乘风归去披散发，泼墨一挥几回轮。 --《白鹭》 为什么说历史也有其命运呢。原因在于那些具有决定性的历史关头，其向左还是向右，往往是偶然的。尽管历史的大势，总是将当事人推到那个决定性的位置，但具体要如何做，是看其最后关头如何抉择。譬如看到伟人1972年正式将他的接班人物提上日程，可是选邓还是选华，直至他在弥留之际都无法做最后决定，而这一决定深远地影响了我国后来发展的道路，就深感此种命运的神秘。 这种历史性时刻，同样发生在邓与云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之选择中。尽管其重要性意义远不比前述，但这毕竟决定了中国是完全市场化，还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建设道路。从一些史实得知，这两位历史人物在晚年经济建设上分歧越来越大，一个主张以全国统筹为主市场为辅、自主循环为主对外开放为辅；一个主张以全面市场为主、全面开放为主，弃高端科学走轻工业。1987年陈云正式宣布退居二线而有些继续发挥作用。对于陈云，就像伟人评价说的，他虽经济治理厉害，但缺少了敢做敢为的魄力，紧要关头以明哲保身为重，难堪大任。 90年代中后期，一些国计民生领域的公转私改革亦是如此。这同样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后来的发展。当今最苦最无保障的农民工群体，以及荒芜的乡村等两极分化现象无不与此相关，更不用说那些影响后代的领域，如教育、医疗、媒体、出版等，以市场化之由变为私有化了。这些都是如今许多果（尤其是经济上思想上）所出的因。 在那样一个关口，有些历史人物只关注眼前当下一时之益，而忽略开此口伴随的风险。也许真如设计师所说，以后的事交给后人。（这句话的正面意思：未来不可知，只能由未来人的应对。可另一面：由此口而来的风险也交给后人解决了，我管不了了）而伟人则不会，他总是考虑到百年以后。看他当年的谋略和部署，至今我们的和平都受到他的庇护。 无论如何，说到底，历史是必然（发展大势）与偶然（或人为或天意）共同交织而成。这共同谱写了历史的命运。 我们再看。中国虽存续几千年，但站在历史长河，基本分成两个阶段：一是农耕条件的儒释道文化体系中国，一是工业大循环的共产主义中国。假若没有伟人对生产力和思想的铸造，中国将无法完成这样的转型。在伟人时代，有四大难题：第一， 改变落后的农耕生产力。第二，改变适应农耕的生产关系。第三，改变受到大清礼教禁锢的未开化思想。第四，改变受帝国主义侵略与殖民的局面。他通过解决这四大难题，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和平发展、人民民主的适应现代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以上困难，单单挑出任何一个，只若普通的人，都难以完成。想要完成，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他有博大精深的智慧，所考量的绝不是眼前当下，更注重千秋万代。既宏观地形而上，又着落于行动细微处。既处处关注长远利益，又照顾当前利益。既注重物质基础，又重视思想意识。他能将民主集中制发挥到极致，既最广泛地听取人民的心声，又保持高度的统一，在一而下的多元，运筹帷幄。 与他同年代，前有陈独秀、李大钊，同年有蔡和森、瞿秋白，后有他的战友如朱、周、刘、云、邓等，都无法扛起大旗。这经过了历史检验包括战争的残酷检验。谁不听他的话，谁就受到血的惩罚。 即便如此，由于他的思想太过于前卫，远超他的同辈，而不得不经受不同时期的曲折。每每看到在1962年以后，伟人经过前面十余年的摸索，终于总结出一套科学的、能适应工业文明实现大循环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但他的团队及其身后有人不再听他的话，尤其为了眼前利益，自动放弃一些关键处：牢牢抓住高端科学技术，牢牢抓住思想教化，牢牢以人民利益为考虑，都深感痛憾。 他是怎么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呢。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伟人的报告简直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建设的范本，他在新中国新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呼之欲出。在大会上，总共确立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教育六十条，科学十四条以及文艺十条等，基本覆盖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如果他能进一步将之提炼为“十大关系”那样的形而上的规律性总结，那末，这项庞大又伟大的工作便能就此完成。曾经他试图这样准备过，为此做了三件事：一是卸任国家主席，二是组织读书会，三是打算骑马走黄河，沿途考察。 他在1961年8月这样谈过自己的愿望：“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他是如此诚恳，闪耀着朴素的伟光。 遗憾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分田到户的私有化声音出现了，他们质疑纠正后的社会主义总路线。这简直就是破坏刚刚纠正过来、走上正轨的人民公社--生产即参与分配，允许家庭副业，允许自留地，以一定比例的私作辅助--匹配机械化农业与工业规模化生产的社会结构。在伟人看来，分田到户是土地再次私有化，如此违背历史趋势，这是不能容许的。可历史的命运，将新中国推向另一个当口。它似乎故意阻挠，要让这个古老又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度，不那么顺利地进入发达的公有制社会，提前享受人类的共产主义文明。 1966年，新中国这条大船终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十年后，其加速更将这条船推向另外一个方向。 在毛主席时代，人民公社是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载体与路径。它既是一种融合行政功能和社会关系于一体的社会组织，又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伟人之所以执意实现人民公社，除了适应生产力，还赖于两大要素：一是人民民主的民主集中制，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偏离其轨道的管理规则，是外在约束。一是无产阶级宇宙观的教化，这是行政组织不偏离其初衷的思想教化，是内在自觉。 历史地看，它最大的弊病不是其本身不对，而是把本该二三十年建成的事浓缩在两三年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亦是如此，是时间差的问题，不是道路方向的问题。伟人欲实行于此，是将行事推到“与天斗”的极致，他试图以有限的人肉之躯与天命斗。这在他尚年轻之时，顺着时间的规律，成功了。但在年迈时，却因时间的局限，搅乱其固有的规律，而挫败下来，最后导致大乱。 事到如今，已再难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是从生活、生产到分配都是基于集体，以适应农业机械化、工业规模化，而现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基本以市场为基础，尊重人性之私，社会结构及生产关系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应当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调控分配，实现官僚资本与人民大众的利益均衡，避免两极分化。 至于未来是否还能再度人民公社集体化。这就看遥远的那一天，生产力要求人们以哪种方式适应之。 播下一颗思想种子 让它随意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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