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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晚年和朋友笑说:嫁大钱生小钱,我这辈子很富有

 东方文捷 2023-09-19

 

杨绛

1990年初,北京的冬天寒风刺骨,整条胡同像一只冬眠的动物,噤若寒蝉,位于北京三里河钱钟书的家,却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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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日,钱钟书穿戴整齐,等着与妻女一同出门,许是妻子动作慢了些,他便倚在沙发上看书打发时间,那一年他已经80岁。

女儿钱瑗见状,信笔为父亲画了一幅漫画,圆圆的头上顶着一个巨大的帽子,眼镜框的下沿几近碰到鼻尖,下嘴唇翘得比鼻尖还要高。

画完漫画,钱瑗还不忘在旁边调侃了两句话,“衣冠端正,未戴牙齿”,而后,心满意足地将自己的画作拿去给母亲看。

钱瑗为父亲画的漫画

杨绛接过女儿的漫画,忍俊不禁,母女二人“哧哧”地笑了起来,像两个年幼的孩子拿到新玩具一样欢乐。

“笑声”对于这个饱经风霜的三口之家来说,是一道不可或缺的调味品,也是一家人一路战胜痛苦磨难的人生智慧。

诚然,没有一种智慧是与生俱来的,钱家的人生智慧,则得益于女主人杨绛“淡泊处世”的人生哲学。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是杨绛翻译诗人瓦特·兰德的一首诗,杨绛从不吝啬表达自己对这首诗的喜爱,她这样翻译了诗句,也这样翻译了人生。

晚年的杨绛

很多人认识杨绛,是源于钱钟书,而认识钱钟书,则是源于《围城》。

一句“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承载了多少人对婚姻的矛盾。

但当“钱学”蔚然成风,人们渐渐走进钱钟书的世界后,却发现这部《围城》的作者早已为自己解了“围”。

对于钱钟书来说,“围城”更像是一座美轮美奂的中世纪城堡,自从遇到杨绛,他便铁了心要进去,进去之后,他就再也没想过要出来。

而作为一代才女,杨绛的佳缘已经成为世纪佳话,她淡定从容的内心世界,更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曼妙的风景。

1911年,杨绛出生于北京一户开明的书香门第,本名杨季康,父亲杨荫杭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法学家,可谓家境殷实。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

相较于同时期作家们大有来头的笔名,“杨绛”两个字的来历则显得微不足道。

杨绛曾笑称,家里的姐妹嘴懒,总是把“季康”叫成“绛”,因此杨绛也就成了她的笔名,对待笔名如此随性淡然,恐怕唯有杨绛一人了。

杨绛从小品学兼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家长们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17岁时,杨绛考入苏州东吴大学,那时的她不仅已在写作方面崭露头角,在戏曲、声乐等方面也颇有建树。

不过,这位才女却并不像世人印象中的大家闺秀那般“稳重”,而是全然未脱孩子气的天真。

那时的杨绛常常与同学比试“打水漂”,每每将小石子打出十几跳的“好成绩”,她总是像孩子一般高兴得跳起来。

青年时期的杨绛

1932年,杨绛到清华大学借读,与她一起北上的,还有东吴的同学孙令衔,刚刚完成入学考试,孙便拉着杨绛去见其在清华读书的表哥。

杨绛之所以会去见这位“表哥”,实在因为他太有名了,他的聪明与才华,简直就是清华园中的一个传奇。

那是杨绛第一次见到钱钟书,青色长衫,毛底布鞋,干干净净的一个青年,老学究样式的眼镜挂在鼻梁上,倒为那年轻添了一分儒雅。

作为清华园中并不多见的女生,杨绛虽然个子不高,但白皙隽秀,性情温婉,言谈中的大方与学识,莫不是在钱钟书的心里落下了惊鸿一瞥的印记。

青年时期的钱钟书

有时候,爱情就这样奇妙,仿佛空气中的气味都能令人感受到爱的吸引,那一天,整个清华园都变得浪漫了起来。

匆匆别过,也许是读懂了二人眼神中对彼此的倾慕,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杨绛,他的表哥已经订婚,转而又对钱钟书说杨绛有了男朋友。

钱钟书不相信,他在她眼中读到的讯息并不是这样,他写信给杨绛约她见面,那时的他们并不相熟,天知道他哪里来的勇气,可她竟也愿意赴他的约。

“我没有订婚。”

“我没有男朋友。”

见面后,二人竟不约而同地开了口,仿佛要急于洗刷自己的清白,听到对方的话,两个人都笑了,虽然没有任何表白,但彼此的心里都已明了。

青年时期的钱钟书与杨绛

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海誓山盟,60余载的相濡以沫,就在一封封朴素的纸短情长中,无声地开始了。

晚年被问及与钱钟书是否是一见钟情时,杨绛总是笑着摆手否认:“我早就听闻过他的才华,心里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

是的,她对他的倾慕,从不需要任何华丽的词藻去装饰,他们就是他们,因为真实,所以平淡,因为平淡,所以从容。

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步入了婚姻的殿堂,随后二人一同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学习。

熟悉钱钟书的人都知道,他是个生活上粗枝大叶的“书呆子”,但偏偏对杨绛极为悉心,呵护备至。

在英国搬入新居的第一个早上,杨绛因前一天搬家劳累而睡了懒觉,钱钟书心疼妻子,偷偷早起为妻子准备起了“精致”的西式早餐。

青年时期的杨绛(左)

看着丈夫笨手笨脚捣鼓出来的略有些焦糊的早餐,杨绛开心极了,在她看来,早餐精致与否,味道大抵是相同的,而生活中爱的乐趣却难能可贵。

杨绛与钱钟书都是嗜书如命的人,除了在家的时间,两人最常碰面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一起读书,一起交流,遇到好书便会推荐给对方。

杨绛在读评论文章之前,总会先把原著读一遍,她想先有自己的想法,再去听别人的看法。

熟知妻子阅读习惯的钱钟书,每每遇到好的评论文章,只要妻子没有读过原著,他总会把文章记录下来,为妻子留着。

“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感情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就是乐事、趣事。”提及夫妻感情,杨绛总觉得书是他们之间最好的桥梁。

杨绛与钱钟书

诚然,读书难免枯燥乏味,在其他留学生去参加舞会或看电影时,杨绛总能在平凡中找到生活的乐趣。

有一阵钱钟书想吃家乡的红烧肉,杨绛做了几次,两人总觉得味道不对,后来经过反复试验,发现要用文火长时间炖才入味,找对了方法的杨绛,终于让丈夫吃上了家乡的味道。

如愿以偿的钱钟书直夸妻子的手艺好,看着丈夫狼吞虎咽的吃相,杨绛常常忍不住笑出声来,她从不遮掩自己幸福的喜悦。

两个人整日同吃、同学、同住,却从不觉得乏味,自打进入婚姻的“围城”,没有谁想过要逃出去,那城墙的每块砖上都刻着两个字:幸福。

杨绛、钱钟书与女儿钱瑗

“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是钱钟书赠与妻子的话,这是何等睿智非凡的女子。

1937年,女儿钱瑗在英国出生,幸福之家又多了一个小天使,欢天喜地的同时,可把钱钟书愁坏了。

平日里,家务全都是杨绛打理,杨绛住院的那些日子,一个书呆子操持的家可谓一片狼藉,“我又闯祸了”几乎是杨绛每天都会听到的话。

“不要紧,有我呢。”看着丈夫自责的表情,杨绛总是“哧哧”地笑着,家务事都是身外之物,而丈夫认真稚气的脸,却是心底的一汩甘泉。

在很多人看来,作为这对文坛伉俪的女儿,钱瑗实在太平凡了, 但在杨绛看来,女儿却是夫妇二人一生唯一的“杰作”。

杨绛、钱钟书与女儿钱瑗

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孩子的成功不单单遗传了父母的基因,更是得益于家庭的言传身教。

显然,钱钟书与杨绛并不是一对有着严格条条框框家规的父母,他们的教育来源于生活中的润物无声。

在女儿的记忆里,童年是安静而多彩的,最常见的场景,总是父母各自抱着一本书,这无疑让小钱瑗对书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杨绛为女儿买了一个高凳,又买来一大本丁尼生的全集,字小书大,没有人买,但她觉得很适合女儿。

果然,小钱瑗拿到这本属于她的第一本书,高兴得不得了,尽管不识字,却能学着父母的样子,安静地坐在高凳上,肆意地写写画画。

幼年时期的钱瑗

钱瑗从小身体不好,常常生病,但杨绛并没有因此剥夺女儿童年应有的乐趣,她陪女儿读书,观察动物,观察植物。

蚂蚁搬家了,燕子筑巢了,小树长出了嫩绿的新芽……生活如小溪般静静流淌,在平凡的陪伴中,一家人都在成长。

钱瑗自小精通英文,后来到北师大又学习俄文,可谓学识渊博,除了语言的天分外,更多离不开生活中点滴的积累,而她乐观淡定的性格,则完全继承了母亲。

在大学任教期间,一次钱瑗赶时间去上课,慌忙下穿错了鞋,于是一脚黑鞋一脚黄鞋就出了门,后来没有办法,只得找人临时借了一双。

左起:钱钟书、杨绛、钱瑗

当她回到家和母亲说自己闹了一个大笑话时,两个人都笑了,也许“糗事”中本就包含着人生智慧,你甜蜜地看它,它便幸福地看你。

然而,时光荏苒,岁月却未必静好,1996年初,钱瑗住进医院时,已经是脊椎癌晚期,身体十分虚弱。

那时钱瑗已年近花甲,可在杨绛的眼中,她仍是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那个时候丈夫与女儿双双入院,杨绛就变成了两个病房的传话筒。

那时的钱钟书已经不能进食,杨绛便为丈夫打各种果泥、菜泥和肉泥用以补充营养。

日复一日,风雨无阻,垂垂老矣的瘦小身躯,仿佛随时会倒下,但她始终坚持着,像悬崖边的一颗劲松,屹立不倒。

左起:杨绛、钱钟书、钱瑗

尽管家庭遭遇不幸,但病魔却没有带走一家人的欢乐,只要有杨绛在,病房里总能传出阵阵笑声,仿佛从来没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

面对生活、病痛、磨难,她总是淡定从容。

1997年元旦,在写给父亲的新年祝福中,钱瑗写道:

“我听你要给我写信,其实可以省了,因为mom每天都与我通长电话,你的情况我都知道,我的情况她也告诉你,这样咱们就都省事了。”

在信中,钱瑗称父亲为“pop”,称母亲为“mom”,末了还不忘展示下自己的幽默,在信中画上一个肥头大耳的人脸,逗父亲开心。

那个时候,钱瑗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自感来日无多的她,想着要将自己与父母一起生活的点滴记录下来,那是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钱瑗住院期间写给父亲钱钟书的信

然而,还未来得及写完,她却早早地离开了人世,那部未完成的《我们仨》,也只得由杨绛代替女儿完成她的遗愿了。

不得不说,女儿的离世对杨绛是一场难以承受的打击,一家人曾经的欢声笑语,如今像炸裂的玻璃碎片,扎在她的心里。

女儿去世时,钱钟书还卧病在床,杨绛怕丈夫经受不住打击,没有将失去女儿的噩耗告诉他,而是独自承受着这一切。

“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来……”每每想起女儿,杨绛的心就像刀割一般。

可是,命运并没有垂怜这个刚刚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老者,还未从失去女儿的悲痛中走出,转年,相伴60余载的丈夫也离她而去。

晚年的杨绛与钱钟书

从此,温馨和谐的家只剩下杨绛一个人,每每闭上眼睛,丈夫和女儿仿佛就在身边,那些音容笑貌氤氲在空气里,浸透着每一寸时光。

必须承认,对于任何一个87岁的老人来说,连续失去两个至亲之人,都是难以承受的致命打击,几乎没有人能够从这样的打击中挺过来。

但是,杨绛并没有因此倒下,在弱小的身躯背后,是一个处乱不惊的坚强的灵魂,亲人的离世让她对死亡有了新的领悟。

“死者如生,生者无愧”,在整理钱钟书遗稿时发现的这句话,恰恰诠释了杨绛晚年的心路历程。

对于命运多舛的晚年,杨绛坦言,还有很多事情等着自己去做。

晚年的杨绛

钱钟书一生留下多达7万余页的手稿,都是无比珍贵的文化瑰宝,这些手稿跟随主人颠沛辗转、饱经磨难,很多已经破败不堪,难以辨认。

晚年的杨绛拖着孱弱的身体,一张一张小心翼翼地揭下,修补缺损,分类装订、编校、订正,终于整理出了《钱钟书手稿集》,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每每提及丈夫的手稿,杨绛总是十分淡然地说:

“这些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后来,杨绛以全家三个人的名义,将数百万的稿费与版税捐给了母校清华大学,用以设立奖学金,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

左起:钱钟书、杨绛、钱瑗

一生朴实无华的杨绛,对金钱的态度始终淡泊,晚年的她常对朋友开玩笑说:“我嫁了大'钱’,又生了小'钱’,这辈子富有得很。”

在整理完丈夫的手稿,完成女儿遗愿后,杨绛才开始漫不经心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对她来说,只剩下自己的事,便可以不慌不忙了。

此后,年逾九旬的杨绛,开始了她的“新”生活,除了每日笔耕不缀,她还坚持户外散步、做体操,腿脚不方便了,她就在家里每天慢走七千步。

这样日复一日的简单生活,杨绛过得很快乐,都说知足者常乐,但真如杨绛一样能够做到宁静淡泊的,却寥寥无几。

晚年的杨绛与钱钟书

在朋友们的眼中,杨绛是个简朴、低调的老人,她的寓所从未装修过,白墙、水泥地、老式的旧家具,甚至连个像样的摆件都没有。

不过,杨绛有她自己的生存方式,并常常得意于自己的布置。

“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客厅兼工作室,但是每个房间都有书柜,都有书桌,所以处处都是书房。”

对她来说,案头上的一些淡雅的花草,就是最心满意足的点缀了。

95岁那年,杨绛出版新著,为了给新书做宣传,出版社邀请她召开作品研讨会,但每次都被杨绛婉言拒绝。

她说:“我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我只负责把稿子交出去,至于卖书的事情,就与我无关了。”

年逾百岁的杨绛

之后的日子,杨绛闭门谢客,过着一个普通老人平淡而从容的生活。

经历了百年沧桑,繁华落尽,杨绛早已参透了人生,那份内心的宁静与淡薄,莫不是一种超凡脱俗的人生智慧。

然而,杨绛对平淡的世俗生活仍旧充满着热情,是的,她又怎么会因为人生的参悟而失去做一个普通人的快乐呢?

2016年5月25日,杨绛在淡定中走完了她105年的非凡人生,没有恋恋不舍,没有长吁短叹,她早就等着这一天。

这一天,她仿佛又回到了安宁平淡的时光里,丈夫在安静地看书,女儿偷偷为父亲画上一幅丑丑的漫画。

当女儿将画作拿到她面前炫耀时,她一定会笑得比以往更加灿烂,因为在那里,有一家人的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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