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5年10月10日，由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发起、在旧金山举行的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发表告洪门全体书，宣布成立中国致公党。 中国致公党是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中唯一在海外成立的政党，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民主党派。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致公党与中华民族命运交织、生死与共。 前身为美洲洪门致公堂 美洲洪门致公堂是中国致公党的前身，它发源于清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门组织，脱胎于近代中国遭遇民族劫难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危机空前严重，许多生活困难的破产农民前往东南亚、美洲等地谋生。他们绝大多数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受尽压迫剥削和种族歧视，为了适应海外生存和斗争的需要，也得益于国内洪门人士移居海外，国内原有的秘密群众组织——洪门会党，便被在海外谋生的侨胞沿用并发展壮大。由此，19世纪中叶以后，洪门这个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清王朝民间秘密组织，在海外发展成为华侨互助共济的侨团组织。 华侨洪门组织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行动纲领，以“义气团结，忠诚救国，侠义锄奸”为三大信条。海外洪门组织的这种宗旨变化，恰好适应了海外华侨的生存需要。与宗旨变化相伴随的是活动方式的变化。洪门组织发展到海外后，虽然仍有一定的秘密性，但因华侨在侨居国一般不参与政治活动，所以侨居国对其发起组织的公益互助性团体一般不予干涉，海外洪门的活动方式便从秘密逐渐转为公开，再加上广大华侨为解决在异国他乡遇到的种种困难也乐于加入洪门组织，因此洪门在海外得以迅速发展，于是便有了“美、欧、澳、菲与南洋等地，均有洪门团体组织，故海外致公堂林立”的盛况，具体到美国，“全美国十余万人中，其挂名籍于致公者，殆十而七八。而致公堂会员中，殆无一人不挂名于以下各团体者”。这一时期，海外各地洪门致公堂的堂口很多，名称不一，也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其中规模最大、力量较为雄厚的，属总部设在美国旧金山的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它在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圣雷士罗省、费城、砵仑舍路等百数十埠，皆设分堂，凡华侨驻在之地，无处不有之，咸隶属于旧金山”。 致公堂兼具封建会党与豪侠爱国的双重性。辛亥革命时期，美洲洪门致公堂成为以孙中山为领导的革命党人募集革命经费的重要平台，通过加入致公堂，孙中山、冯自由等革命党人得以接触和发动广大北美华侨，为其在国内发动的武装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募款，而这些款项成为辛亥革命起义经费的主要来源。可以说，美洲洪门致公堂对资助革命党推翻清王朝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致公党的成立与历史性转变 1925年10月10日，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也就是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改堂为党，标志着中国致公党的成立。随后致公党的活动中心逐渐从旧金山转移到香港。1931年10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党、堂分家，以党领导堂，在组织上进一步脱离会党的影响。致公党“侨海”的历史渊源，使其组织发展主要集中在海外，因此，致公党在成立之初对国内政治的参与度和了解度都非常有限。与此同时，1941年香港沦陷，致公党总部被迫停止活动，对致公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这些阻碍致公党发展的问题在抗战爆发后，随着致公党主动融入近代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中，才出现解决的转机。 抗日战争爆发后，致公党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中，号召“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不仅在资金上、舆论上支援国内抗战，不少致公党党员还以实际行动参加到抗战当中去，浴血杀敌。可以说，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致公党大力“动员和团结广大华侨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挽救民族危亡，以各种方式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战事业，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致公党的抗日救国运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把致公党列入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之中。与此同时，“皖南事变”等也让致公党初步认识到国民党当局独裁反动的本质。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命运的大决战，而致公党也面临组织重建的任务。就在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两次重组致公党均失败的情况下，抗战时期被国民党软禁在重庆的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陈其尤，在与同乡好友、新华日报社医药卫生顾问黄鼎臣的交往中，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渐有了认识，思想上产生了新的飞跃。抗战胜利前夕，在中共南方局的指导下，黄鼎臣进一步加强了同陈其尤在政治上的联系。黄鼎臣向陈其尤建议，致公党应该利用海外关系和影响在华侨中多做些工作，以便为战后祖国的和平民主建设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陈其尤对抗战胜利后致公党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发展等问题，开始了认真的思考。抗战胜利后不久，陈其尤获释，回到香港，重整致公党党务，为尽快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做准备。在这期间，致公党的复党工作得到了中共华南分局的帮助和指导。1947年4月29日至5月1日，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对致公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致公党三大是中国致公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使致公党从一个松散的海外侨胞会党组织转变成现代华侨政党，从一个旧式政党团体转变为一个新型民主政党，正如黄鼎臣所说：“这次代表大会是特别值得纪念的，因为它是本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本党由一个没落时期的旧民主主义的政党转变为富有生命力的新民主主义的进步政党。” 致公党三大的召开使这个具有悠久历史渊源的华侨政党获得了新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一道，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历史功勋。 致力为公侨海报国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顺利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致公党作为民主党派之一，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参政党，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美苏冷战影响，东南亚地区掀起了反华排华浪潮，其中尤以印尼为甚，到了70年代，受中苏关系恶化影响，越南反华排华活动兴起，这都造成了大批归国难侨。对此，我国政府采取了有效措施，先后派遣船只接运流离失所的侨胞回国，并设置大量华侨农场来安置归国华侨。在保护侨胞的同时，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我国开始逐步在海外实施撤退侨党的政策，将侨务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教育华侨不参加当地的政治斗争，华侨不参与当地革命活动……对华侨坚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华侨爱国团结……教育华侨不要介入和干涉当地内政，只办自己的福利事业，促进和侨居国的友好关系”。该政策体现在政党活动上，便是“中国共产党决定不在海外华侨中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并劝告中国其他民主党派同样的不要建立海外支部，现在已经存在的华侨中党的支部，应经过一定步骤做到最后宣布取消”。随着这一指示的贯彻执行，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在海外的支部都逐步撤销，致公党在海外的组织发展工作也由此全面停止。与此同时，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包括致公党在内的民主党派在“文革”期间被迫停止活动。 这种局面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得到根本扭转，中国共产党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民主党派的组织得以恢复并得到发展，政治热情重新焕发。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至此，民主党派的“参政党”身份得以明确。进入新时代，民主党派被进一步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其职能由原来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扩展为“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参政党身份的确立及其职能的规范，对致公党在内的民主党派在新时期新时代发挥作用起到了强根筑基的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致公党利用其党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绝大多数是归侨、侨眷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三胞”联谊，协助政府引进外资、技术和人才，以及促进对外贸易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新世纪，我国迎来了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出国留学和归国热潮，留学人员成为我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2000年，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决定》，首次将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纳入统战工作范围。顺应时代变化，并结合自身侨海渊源和特色，致公党将海外留学人员和留学归国人员作为重要联系对象，并在组织发展上作出了重要调整。留学人员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和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我国与海外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也是实现我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生力军。致公党积极联系留学人员，关注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倾听其对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建议，吸引和支持他们回国工作、为国服务，宣传其奋斗业绩和报国之志。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致公党继续秉承“致力为公，侨海报国”的立党宗旨和光荣传统，充分发挥侨海特色和优势，团结全体党员及其所联系的归侨、侨眷、归国留学人员及海外侨胞，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作者：李名扬 李源；李名扬系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致公党广州市委会主委；作者李源系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讲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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