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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历西方的唐朝僧人在带回纯神学巨著的同时，也带回了哲学、天文学以及医学方面的外国著作。唐朝非常需要科学著作，印度天文术在唐朝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唐朝的宫廷里，天文学的著作就像金、玉一样深受欢迎。例如在开元七年（720），罽宾国就派遣使臣向唐朝贡献“天文经一夹”和“秘方奇药”。 [《新唐书》卷221上，第4153页，《新唐书》作“天文及秘方奇药”；《唐会要》作“天文大经及秘方奇药”；《册府元龟》作“天文经一夹，秘要方并蕃药等物”]  八世纪时，唐朝官方的历算实际上是被印度的三个家族——迦叶、瞿昙和俱摩罗——的专家垄断了[李约瑟（1959）的论述，第202页]。 在这些印度天文学家当中，最著名的是在玄宗朝担任过太史监的瞿昙悉达[Gautama Sidhārtha]。这位与佛陀同名的伟人将印度的“Navargrāha Almanac”（即《九执历》）翻译成了汉文，而且他还将更精确的预测日食、月食的方法，即零符号的使用以及正弦函数表介绍到了唐朝，但是不幸的是，后两种新方法由于遭到了唐朝守旧的天文学家的抵制而没有被采纳——瞿昙悉达翻译的《九执历》所用数据是根据长安的观测来推算的，所以它不可能严格地按照印度的原本来翻译，结果在朝廷验证时出错，因此被全盘否定，包括其中零、三角函数等内容。 包含《九执历》在内的《开元占经》后来失传，直到明朝才奇迹般从一座破庙中的佛像肚子里重新发现。  七世纪时使用的“七曜历”也受到了印度天文学的影响——早在汉代时，就已经出现了七曜的名称，但是它的排列与七世纪时是不同的。唐律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开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这种将天文书籍视为秘籍的做法，限制了制定律历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对外来天文学知识的巨大影响的认可。 阿目佉拔折罗在传播印度历算方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将《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翻译成了汉文，根据这部经的记载就可“以精确地预测行星的位置。 广德二年（764），这位贤哲的汉族弟子杨景风发表了对这部书的注解，其中以印度、波斯、粟特诸语言列出了一星期中各天的星曜名称。用汉文所写的粟特（摩尼教？）的“七曜表”尤为精彩，其中具列了已经消失了很久的巴比伦诸神：Mihr（日）、Mâh（月）、Bahram（火星）、Tîr（水星）、Ormuzd（木星）、Nâhid（金星）、Kevan（土星）——这里引用的波斯七曜名实际上并不是粟特文，但是却比粟特文更流行。据考证，它们的名称是：mir，max，wnxan，ṭir，wrmzt，，maxid（原文如此）和kewan。奇怪的是汉文译写的火星的名称的意思是“云汉”，而“云汉”则是汉文“银河”的名称，汉文资料以前没有这样记载火星名字的史料。  金星的古波斯语形式“Anahata”更为当时人们所熟知，“Anahata”与“Anaitis”一样，都是闪族的爱神，然而虽然在唐朝的文献中提到了星座的名称，但唐朝人是否也了解这位荡妇的故事，现在还无法断定。“星期日”的粟特文名称使用得特别地持久：1960年在台湾刊布的一份汉文历书中，依旧还在使用“密日”。 唐朝通行的许多其他的历算科学和天文学著作，也都是以西方的分类体系为根据而写成的。伟大的天文学家一行和尚——他曾经参与过水力浑天仪的建造，这种浑天仪的摆轮结构能够同步显示天体的运动[72]——在他的天文学的著作中使用了近东的行星名称。  唐朝从印度化的地区输入的还有医学和药物学著作。其实早在隋代，这些书籍有许多就已经列入了宫廷图书馆的目录——像《西域诸仙所说药方》《婆罗门（诸国）药方》《西域名医所集药方》等类似的医药书都属于此列[《隋书》卷34]。 隋朝的这些书籍，在唐朝的官方收藏目录中看不到这些书目，我们推测这些书籍多半是毁于一次次袭扰唐朝的内乱，也有可能是在唐武宗排外灭佛的大迫害中被毁的。但是在唐代，也从外界传入了一些新的关于医学的著作，尤其是我们已经提到的“秘方”。  我们甚至还知道一种外国传来的绘图草药——在玄宗朝，新罗王遣使献“奉表陈谢，仍奏国内有芝草生，画图以献”。唐玄宗赐予新罗王“白鹦鹉雄、雌各一及紫罗袍，金银钿器物，瑞文绣绯罗，五色罗，彩绫共三百余段”，作为新罗王遣使奉表的回报[《唐会要》卷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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