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坛沧桑 四百余载

▌杨征

近日，阔别十年的北京书市重返地坛公园，对很多爱书的人来说，这是一份难得的重温旧日记忆的时光之旅。今年书市的主题是“我与地坛”，当您到地坛书市的时候，不妨像当年的史铁生先生一样，在这座古老的祭坛周边徜徉一番，感受一下这座古坛近五百年的沧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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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地坛，可见地坛的牌楼和西大门。

嘉靖皇帝力推天地分祀

嘉靖九年（1530）正月，在大礼议之争中获得胜利后没几年的嘉靖皇帝，又开始着手更定郊祀的典仪。其主旨是在北京城的四郊，分别兴建祭祀天地日月的祭坛。

明初定都南京，曾经在南京城东南西北四郊设立郊坛，以祭祀天地日月四神。洪武十年（1377），南京城周边阴雨肆虐。明太祖在西汉时期京房的《易》里找到了出现这种天象的答案：天地犹如君主的父母，如今天地分开祭祀，岂不是让自己的父母分居异处吗？于是明太祖决定拆除方泽、朝日、夕月三坛，并规定以后每逢孟春，合祀天地于大祀殿。

这座南京的大祀殿，正是在原有的圜丘基础上修造的一座大殿，将圆丘“包裹”在其中。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在南郊仿照南京的样式也修筑了这样一座合祀天地的大祀殿，这就是天坛祈年殿的前身。而嘉靖皇帝要做的，便是还原明太祖早期的做法，在都城的四郊，分别兴建祭祀天地日月的祭坛。

不过令皇帝意外的是，他的提议出台后，便遭到了群臣的反对。甚至连原来大礼议之争和他站在同一战壕，并且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内阁首辅张璁，都站出来反对。究其原因，无非是大臣们都觉得，已经有了现成的祭祀场所，为什么还要劳民伤财地去修筑新的坛庙呢？

嘉靖皇帝誓不罢休，其想法遭到更多臣僚泼冷水之后，他甚至跑到奉先殿，用占卜的方式向明太祖朱元璋“求助”，结果得到的“幽旨”是“不吉“，嘉靖皇帝暂时放弃了郊祀的想法。至此，君臣之间拉锯战的第一阶段，以嘉靖皇帝失利而告一段落。

很快，吏科都给事中一位名叫夏言的小官，开始向群臣“开炮”，他上书指出了郊祀改革的必要性。嘉靖皇帝开始在这份奏疏上大做文章，开始向群臣展开第二阶段的攻势。

这次皇帝采取了“问卷调查”的方法，要求大家对于天地分祀发表自己的看法。在皇帝异常坚决的态度下，问卷结果如下：主张分祀天地者82人，主张分祀但认为时机不成熟者84人，主张分祀，并以山川坛作为方丘祭地者26人，余下的有206人主张合祀，不过认为分祀也并非不符合礼制，另有198人未发表明确意见。这样一个结果显然不能令皇帝满意。

最终结果可想而知，在皇帝的盛怒之下，很多大臣纷纷转舵，分祀天地的事情最终以夏言和嘉靖皇帝的胜利而告终。

当年的四月，嘉靖皇帝议定南郊祭天、北郊祭地、东郊祭日、西郊祭月的祭祀制度之后，立即启动了修建四郊坛的工程。用于“北郊祭地”的方泽坛（即如今人们熟知的地坛），很快在安定门外动工修建。

当年，与方泽坛一起动工的，还有其西侧的先蚕坛。在京城的南北两郊，形成了两组对称的建筑：南郊正阳门外大路的东侧是祭天的圜丘，与之相对的是皇帝亲耕的先农坛；北郊安定门外大路东侧是祭地的方泽坛，与之相对的则是皇后亲蚕的先蚕坛。

明代时，先蚕坛在使用过几次之后，皇帝便以路途遥远，皇后出行不便而被迁建于距离大内不远的西苑，即今皇城蚕池口一带。

建成后的地坛共有内外两道坛墙。当年，外坛墙的一圈坛墙仅西侧开门，明清时期，皇帝或官员来地坛祭祀都是从这个门进入地坛（即今日所见的地坛西大门）。这是一座单檐歇山顶，开有三座方形门洞的大门。大门的西侧不远，是一座三门四柱七楼的“广厚街”大牌楼（牌楼于1953年拆除，1990年亚运会举办时，为了丰富安定门外大街两侧景致，该牌楼得以复建）。

从西大门往东走，就是地坛内坛的坛门——西天门。它同为单檐歇山顶，但只开有一座方门洞，其规制明显要比外坛墙的西大门低了很多。这是为何？因为皇帝进入地坛内坛，要向北绕行到北天门，所以地坛北门和外坛墙大门一致，开三座方门洞。地坛的西天门虽然级别稍低，但它在历史上也有个特例：曾经专门为乾隆皇帝开过。因为从这里到达地坛斋宫的距离要近一些，已经上了年岁的乾隆帝不用绕远到北天门。

经过数百年变迁，外坛墙西段由于辟有地坛公园的西大门而保存相对较好，另外，南段在公园南门西侧尚有部分残址，其他已无痕迹。

传统阴数的极致体现

内坛中最为核心的区域，当属方泽坛坛台。这座整体呈方形的坛台分为上下两层，用阴数（偶数）以象征“地”。环绕坛台开凿有一圈水渠，其总长度为四十九丈四尺四寸，深八尺六寸，宽六尺。两层坛台中，上层为边长六丈的正方形，下层为边长十丈六尺的正方形，两层均高六尺。在尺度上均用阴数以象征“地”。

而且坛台上的铺砖数量，也将“地”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

上层坛台被均匀地分割成为九份，整体布局呈“井”字形，这是我国历史上在周代出现的“井田制”的具体体现，用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来作为神坛的区域划分，无疑体现了广袤大地。

而九个区域的地砖铺设方式也很有讲究，其中中央区域共有三十六块地砖，即纵横各六路；周边的八个区域，每个区域则有地砖六十四块，即纵横各八路。无论是六、八、三十六或六十四，都是阴数的体现。

再看下层的坛台，由于其整体环绕上层坛台，这一层被划分的区域总数增长了一倍，变成了十六块区域。每个区域的地砖也是按照八乘八的样式铺设，因此两层坛台地砖铺设的总数一共是1024块，这一数字恰好是偶数二的十次方。

除了地砖的铺设，地坛和整个北京城的布局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年嘉靖皇帝更定祀典，有很多精密的安排。如从地坛坛台的中心点出发，和大祀殿的中心点（即今祈年殿中心点）进行连线的话，其总长度为7.8公里，而东郊的日坛坛台中心点和西郊月坛坛台的中心点连线，也同样是7.8公里，这和北京城在嘉靖中期最终形成的城市中轴线的长度是一致的。而这个7.8公里换算成古代的长度计量单位，为4900步，其取自周易中“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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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后，地坛牌楼背面有“京兆公园”匾额。

北京城外的第一座公园

清代灭亡后，地坛祭地的仪式宣告废止，地坛也逐渐荒废。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各派系的军阀“城头变幻大王旗”，地坛也成了这些军阀驻军的场所，地坛内的古建和古树受到了比较大的破坏。袁世凯的军队曾经在坛墙上凿洞以搭建营房，大片的古树甚至被驻军砍伐以充当柴火。

1924年12月，32岁的薛笃弼调任京兆尹。虽然他在任只有一年，但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将地坛开辟成为供老百姓休闲娱乐的公园，即京兆公园。这也是北京城外开放的第一座公园。

1925年3月，薛笃弼呈文内务部，仿照当年朱启钤改造社稷坛的做法，提出“拟就安定门外地坛地方改建为北郊公园，以为城乡一般人士研究农林事务之所”的想法，这个想法很快获准执行，一些机关纷纷捐款。有了资金，旧坛改造工程便迅速展开，短短三个月，便完成了一系列工程：平整马路、建设公共体育场、修筑“世界园”、建“共和亭”、成立“通俗图书馆”、装设电灯、粉刷墙壁等。经过此番改造，地坛的内坛区域整修一新，外坛部分仍然归农事试验场使用，在一切准备妥当后，1925年8月2日，京兆公园正式对外开放。

当时，公园里最著名的当属“世界园”，这座园中园“画地为图，以石代山，以草代木，以花木辨其国土，以旗帜志其国名。所有世界上名山、大川、都会、商埠、铁路、航线、岛屿、海湾，无不点缀尽备。而中国之地势，如各省、省会、五岳、五湖、长城及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水，亦莫不分别清晰。”

“世界园”还特意标明了自晚清以来中国沦丧的国土以及被洋人租借的口岸，体现了公园“极力提倡国家主义，唤起群众爱国思想”的宗旨。

1928年国民政府迁至南京，京兆公园改名为“市民公园”。此后，公园也开始荒废。1935年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描述了当时公园的惨状：“运动器械已不全，世界公园业已荒芜”“共和厅、教稼亭均行倾毁，惟基础尚存……”书成当年，市民公园即告停办。此后原址被北郊医院租用，1937年以这座公园正式停止售票。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公园再次回到人民手中。1957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地坛公园。此后，地坛公园被其他机构占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地坛修缮工程开始。1984年劳动节，地坛公园才又一次以崭新的面貌向老百姓开放。1985年春节，首届地坛文化春节庙会开幕，拉开了地坛庙会的序幕。

地坛书市趣事多

北京书市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1990年10月，首届大型书市——“90金秋特价书市”拉开帷幕，这就是如今北京书市的前身，从名称也可以看出，当时最受大家关注的，还是在这里可以花低价买到好书。不过1990年的书市并不是在地坛公园举办的，而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也就是明清两代的太庙举办。出于对太庙内古建以及古树的保护，2002年，书市挪到了地坛。

书市在太庙举办的时候，笔者还没有上大学，那时候在书市里买过一些学科的辅导书，还买过一些历史、地理类书籍。彼时在太庙砖门以南的松柏林中，满满的都是书商们的摊位，走入太庙正门，就如跃入书籍的海洋。那时候虽然也有海淀图书城等买书的好地方，但是只要一年两度的书市一开，心里就按捺不住激动，要去淘几本好书。

书市挪到地坛的那一年，我正好考入北师大。此后，每年书市开始后，只要没课，我都会过去逛上一圈，要么骑自行车去，要么把车骑到积水潭，坐44路公交车到雍和宫，然后步行到地坛。

四年的大学时光以及毕业之后走上工作岗位，书市一直伴随着我。在我记忆中，有一段有趣的轶事。工作后，笔者有一年开车去地坛，转了一圈没有找到停车位，抱着侥幸的心理，把车停在东门外的路边后，便疾步走进地坛。那一天，我在书市收获颇丰，尤其是以很便宜的价格买了一套《光绪顺天府志》。当我抱着两大兜“战利品”兴高采烈地走到东门时，却发现车被贴了条，里里外外一算，《光绪顺天府志》还是相当于原价购买。不过，多少年过去了，这套书成了绝版，心里也早已经平衡，甚至还有些沾沾自喜。这可能就是书市给爱书人最大的回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