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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孟宪实 李肖 西域研究 2023-09-19 10:01 发表于新疆 收录于合集 #吐鲁番学27 #图书评介18 来源：《西域研究》2023年第3期 孟宪实 李肖 朱雷先生著《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以下简称《补编》）2022年4月由巴蜀书社出版。这是敦煌吐鲁番学以及丝绸之路研究的最新资料展示，相信一定会为相关的学术研究带来新动力。朱雷先生是学界尊重的先生，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一边与病魔斗争，一边坚持完成此书，为晚生后学再创学术丰碑。朱先生最后没能看到这部著作的出版，去年八月，朱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朱先生留下了这部著作，这是朱先生的生命礼赞。 一 《补编》所补的对象是原来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吐鲁番出土文书》有十卷本[1]简装和四卷本[2]精装之分，简装本只有文书录文，没有对应的图版，而精装本不仅书皮精装，更重要的是图版与录文对照印刷。[3]现在出版条件日益优良，巴蜀书社这次出版《补编》，不仅延续精装风格，图版与录文对照，还外加函套。全一册，设计精美，标明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20世纪70年代，国家文物局启动吐鲁番文书整理工作，邀请唐长孺先生组建整理团队，把解放后十三次吐鲁番考古的文书成果汇集整理，贡献给学术界进行研究。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东洋史学界曾经有过一次集体行动，整理并研究大谷文书，结成一批硕果，给世界学术界带来震动和惊喜。唐长孺先生带队的中国吐鲁番文书整理团队，给学术界带来更多的资料和更大的惊喜，为中国争得了荣誉。吐鲁番文书研究的主动权，从此回到中国学界手中。 为什么会有“补编”问题？大约2008年，新疆博物馆清理库房，发现当年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时，有些文书被落下了。处理这些文书可以考虑多种方案，包括乘机对原来的四册精装重新拍照，把落下的文书分到各自的墓号为单位的文书群体中去。如此甚好，但难免惊动太大，费工费时。新疆博物馆最后决定，邀请朱雷先生整理这批文书，朱先生熟悉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经验丰富，而著成《补编》也有完成未竟事业的意味。因为作为唐长孺先生的弟子，朱先生本来就是原整理团队的重要成员。 吐鲁番出土文书，主要来自吐鲁番两个墓地，一是阿斯塔那，二是哈拉和卓，前次《吐鲁番出土文书》共公布阿斯塔那185个墓、哈拉和卓20个墓，另加交河故城一号和乌尔塘一号，共207个墓。古墓编号，应该是在地表进行的，只有207个古墓有文书。很多墓虽然编号，但没有出土文书，所以并不包括在内。哈拉和卓古墓群从1号墓开始，最后所知的墓号为103，如果以103号墓为最后编号，那么真正出土文书的只有20个墓，绝大多数古墓是没有文书的。阿斯塔那所知最高编号为532，其中185个墓有文书出土，比重相对高些。 十卷本出版的时候，就显示有落下的文书，这在精装本出版的时候，有机会给予重新整队，整齐上阵了。这次《补编》证明，还是有落下的文书，现在只好用《补编》的方式呈现了。这次落下的文书，只有阿斯塔那，没有哈拉和卓的。古人校书有扫落叶之叹，出土文书整理也会如此，这可算是历史给出的惊叹。 阅读《补编》，能够见到三种情况。第一种，原来文书整理出版，但同墓文书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尽数入列；第二种，有墓号，有文书，但此墓号原来没有纳入整理，应该是原来以为没有文书；第三种，全新的墓号与文书。为检视方便，把《补编》资料与《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四卷本对照，列表如下。 《补编》与《吐鲁番出土文书》对照一览表（阿斯塔那简称“阿”）
有两件不明文书没有列入此表，一是《高昌延寿十四年客馆文书》，一是《老君十六变词》，《补编》使用的是“两件不知墓号吐鲁番文书”[4]。另外《补编》置于全书最后的“其他杂文书”也未入表，下文将具体讨论。 《补编》全书以时间排序，从最早的前凉咸安五年（375）文书开始，到麹氏高昌（501～640年）文书，最后是唐西州时期文书。有的墓葬文书跨越高昌与西州两个时期，则以高昌为准，置于较前的位置。两件不知墓葬的文书，因为一件有高昌王麹文泰的延寿十四年残字，所以放置在高昌与西州之间。[5] 二 吐鲁番位于新疆东部，属于天山山脉的一个盆地，以干旱少雨夏季高温闻名于世。这种自然环境有利于文书的保存，但当地人为什么用废旧纸张做葬具，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吐鲁番出土的古代文书是研究古史的第一手资料，出土文书所属时间，从前凉时期持续到唐朝代宗时期。已经出土的文书，因为历史的原因分布于世界各地，较大宗的为中国与日本。吐鲁番出土文书被日本获得，是因为日本西本愿寺的大谷光瑞，所以日本也称这部分文书为“大谷文书”[6]。不过，最多的文书还是保存在中国，《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原件收藏于新疆博物馆。 大谷文书公布，是以编号的顺序进行的，而《吐鲁番出土文书》是以墓号为单位刊布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谷文书没有当初的发掘记录，出土于各个墓地的文书完全混合在一起，编号刊布是不得已的办法。所以，《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办法更受欢迎，更便利学术研究，原因很简单，毕竟同墓出土的文书有一定的关联性，文书之间可以相互参照，有利于了解更多的历史信息。此次《补编》出版，继续采用《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方案，无疑也具有这方面的意义。 阿斯塔那169号墓，出土过高昌建昌四年（558）张遁墓表、同年张孝章随葬衣物疏，文书主要拆自张孝章纸帽。[7]《补编》新发布了三件麹氏高昌时期的文书。三件文书，是分别命名的结果，每件文书都有若干残片，如一《高昌残文书》是3个残片，二《高昌僧法宝等僧尼财物疏》是27个残片，三《高昌僧僧渕等僧尼财物疏》是19个残片。核检《吐鲁番出土文书》壹，该墓出土文书根据编号统计是85件，其中包含两件“文书残片”。如今，应该把《补编》部分加入，那么该墓的文书就是85+49件。就数量而言，后加入部分还是很可观的。从文字上区分为两个组别，这便是二和三。对应《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之二相当于原《高昌僧僧义等僧尼财物疏》，《补编》之三相当于原《高昌僧智副等僧尼财物疏》。除了三件被命名的残文书以外，《补编》的其他文书也多残片。未来，或许需要把《补编》与《吐鲁番出土文书》进一步融合，这些文书的具体排列组合，很可能需要进行调整。原来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出版之时，已经以“文书残片”的名义补入过许多残片，《补编》补入此墓文书的也是残片，或许是原来的文书残片分装在不同的纸袋中，这才有了落下的问题发生。 阿斯塔那170号墓，有张洪墓表出土，他是延昌二年（562）下葬的，文书主要出自张洪的纸帽。[8]《补编》重新发现的文书，“分别予以文书编号”[9]，编号即“72TAM170:29”。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命名的规则，这是1972年发掘的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70号墓。“29”是该墓出土的第29件文物。《吐鲁番出土文书》明确该墓文书来自张洪的纸帽，其中110/1（a），即110号文书的正面，组成了《高昌僧义迁等僧尼得施财物疏》，共有17件残片；背面，即110/1（b）组成了《高昌□子等施僧尼财物疏》，共有13件残片。109/1（a）号文书的正面，组成了《高昌僧弘润等僧尼得施财物疏》，共有14件残片；而这件文书的反面，即109/1（b）组成了《高昌僧僧明等僧尼得施财物疏》，共有11件残片。如此，可知109、110两件文书，再分正反面，被命名为四件文书，每件文书都由十多片残片构成。原来《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这四件文书，其实是由两件文书的正背面组成。现在，《补编》的两件文书，也是由一张文书的正背面构成，《高昌僧智酉等僧尼得施财物疏》，来自72TAM170:29（a）共10个残片；《高昌僧道嵩等僧尼得施财物疏》，来自72TAM170:29（b）共7个残片。现在，不能明确的是72TAM170:29之中“29”的来历。按吐鲁番文物编号，这应该是第29个文物之意。此墓出土三件随葬衣物疏，分别编号为9、77、88，第29号文书此前未曾透露过。朱先生编号的依据，怀疑是原来纸袋上已经标示有编号。 相比而言，519号墓给出的惊奇最多。原来公布时只有两件文书，有一方贞观十六年的墓志，通常这应该就是文书的时间下限。《补编》给出了4件高昌文书，3件唐代文书，且存在两件唐高宗时期的文书，超过了墓志的最后时间界限。可见，这些文书的复杂程度远非想象。 阿斯塔那206号墓可以说是个名墓，因为主人是张雄，葬于延寿十年（633），女主人麹氏属于高昌王室，葬于唐永昌元年（689）。对照《补编》与《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提供的新文书，对于原来文书的补充作用巨大。《唐贞观廿三年（649）榆樹辩辞为婢死事》，与原来《唐勘问婢时虚实对按录状》是同一件文书，不仅是补充，更有改正。《唐课公廨钱本利历》，原来文书名为《唐课钱帐历》，实际是同一件文书，所以朱先生连编号都采取了接续排列的方式。至于《唐咸亨三至五年（672—674年）文官俸案文书》，虽然觉得原来的命名有不妥之处，但还是继续使用了原来的命名。[10] 阿斯塔那4号墓，《补编》增加两件文书。《唐支用钱练帐一补》，有7个残片，文书命名虽然感觉原来的欠妥，但为保持一贯性，还是使用了原名。这是行营支出帐历，但这一点原来命名反映不出来。《唐兵士领幕锅等物抄》，是原来文书《唐庶武等领物抄》的残缺部分，因为原定名不确，给予新的命名。把“兵士”用在命名中是正确的，这是军队使用的文书，而原名不能体现这一点。另有一个残契。该墓的主人公是大名鼎鼎的左憧憙，左氏生前契约成为该墓出土文书中极具特色的一部分。《补编》增加的文书，与原来的文书都存在内在联系，丰富了原墓文书的信息，增加了文书的史料价值。 阿斯塔那230号墓，《补编》增加了八件文书14个残片。该墓在吐鲁番文书研究中，也当得起明星看待。《唐仪凤三年尚书省户部支配诸州庸调及折造杂练色数处分事条启》是件官文书，为理解唐前期租庸调制度提供了十分具体的证明资料，大津透等学者的研究很出色，而研究的基础正是这些文书的拼合。[11]因为不断补充新资料，新成果也会不断跟进。[12]这些来自唐代的历史信息，自然也会在多方面启发研究者。[13]该墓文书中还有一件著名的案件，吸引了很多研究者的注意。这座墓的主人为张礼臣，所出文书分别收藏在中国、日本和韩国。如今《补编》再添新资料，此前的研究不可避免需要重新接受新资料，重新排比扩大研究。[14] 阿斯塔那184号墓新发现一双女鞋，因为文书不能拆，只能看到一部分内容，朱雷先生命名为《唐残书牍》。阿斯塔那532号墓文书，是同一张纸，“本件残甚，为两次书写同一事”，朱雷先生命名为《唐开元六年高昌县潘寺尼如金讼牒为因改嫁领官钱帛粟事（草）》。与原有文书对照，都与寺院事务相关。 同墓出土的文书，自然具有关联性。以上这些墓号文书，对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都具有补充意义。所补信息多少，学术意义大小，皆赖今后的研究。文书研究，或者具有全国意义，事关重大；或者填补一词一字，点滴修补。但作为第一手资料，即使是点滴修补，未来呈现出的学术价值，仍然是不能轻忽的。 三 比较而言，《补编》提供了全新的墓号文书，学术意义更值得关注。吐鲁番的古墓群，并不是所有的墓葬都有古代文书，有墓号无文书的墓葬占比很大。《吐鲁番出土文书》出版时，精装本第四册后，附有墓葬分布示意图，而没有文书出土的墓葬，大家只能抱憾而已。没有想到，《补编》提供了太大的惊喜，原来以为没有文书的两个墓葬，竟然是有文书的。这就是阿斯塔那314和525号。 314号墓只有一件文书透露出来“本件为昔年漏出有字剪纸残片”，朱先生名之为《唐専行军粮案残卷》，新给的编号为60TAM314:08。虽然只有三行残字，证明此墓有文书，或者未来还会有新的证明。 525号墓出土一件唐代文书，朱先生命名为《唐队副曹揽延牒为索笓篱檑木事》。文书说明指出：“本墓出泥坯刻字墓志一方，昔年订作高昌年间”。[15]朱雷先生这里含蓄地提出了问题，因为墓志是墓葬埋葬的最后时间标志，高昌时期的墓葬不应该有唐代的文书。可见，这里的问题尚需未来继续探索。 314、525号墓是原来公布过的墓号，六百号以后的墓号是从来没有公布的，而《补编》竟然给出了这方面的信息，这个惊喜实在太大。这就是阿斯塔那601、602、603和605号墓。601号墓是高昌与唐过渡期的墓葬，出土一件高昌王令和六件唐高宗时期文书。六件文书中有三件契约、三件官文书。其中一件《唐龙子残书牍》应该是龙子的家书。龙子是军人身份，正在等待兵部的某项检验，可见不仅涉及地方，也涉及当时的全国性的制度内容。 602号墓的纸鞋拆出两件唐代文书，其一是《唐龙朔三年范欢庆雇人上槽契》，受雇人毛伏德接受范欢庆的银钱，替范上槽“当番一次拾伍”。在西州，当番一次是十五日，“拾伍”之后残损的应该是“日”字。文书虽然有残缺，但与以往的文书结合，对考察唐朝的上番制度，还是给出了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另一件《唐怀洛为请公验事》是件公文书，在唐朝应该称“辞”，某地发生了盗窃案件，调查也发现了嫌犯，但涉及两地，所以请求发给“公验”，合法地带走嫌犯。文书有残，但从残文观察，应该是获得了批准。 603号墓，只有一件木牍，留下三行文字。605号墓只出了一件前凉时期的衣物疏。这组阿斯塔那墓，虽然总体上新出的文书不多，但给人留下了大量的想象空间。未来还应该有类似的可能，继续提供意想不到的珍贵资料。 四 《补编》最后设置了“其他杂文书”一项。在说明的位置上，朱先生写道：“因过残，虽作录文，但不收入。望能将同墓所出文书原件取出，与之对比，可能还能作出判定。或作照相，收入本墓之图文本。”[16]先说因为过于残损，无法识读，所以不收，但后文又给出解决的办法。似乎朱先生在做这个工作时，没有使用同墓所出的文书原件，否则不该提出这个希望。在这个环节，朱先生已经把所有的文书残片识读、录文，有的文书还存有很多字，不能说是残损过甚。 其他杂文书中，首先是三个残片，据编号来自阿斯塔那230号墓。但是，《补编》新补了这个墓的唐代八件文书，这三个残片完全可以与新补的唐代八件文书置于一处。但不知道这三件残片是不是后来发现的。其次是来自206号墓的八件文书残片，也是同样问题，前文中明确无误有206号墓的补充文书，为什么不置于一处呢？最奇怪的是一组高昌时期文书，从图片能够看出这组文书的特殊性。没有墓号信息，也没有编号，共十多件。有契约残片、高昌国僧人名籍等，其中《麹氏高昌国寺院三纲上寺名残疏》[17]，留有六行文字，根据地域罗列寺院名称，最后是三纲署名，对于高昌史研究而言，显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组文书如同从天而降，没有来源线索，十分遗憾。还有更奇怪的，《补编》第103页和104页，不知道为什么把朱先生的一个便签反复印制在图书之上，甚至还遮挡了文书图片。阅读便签文字，应该是朱先生给自己写的提示，这件文书与《图录本》叁的文书，即阿斯塔那501号墓的一组武周时期的堰头文书具有相关性。 《补编》全书的图片印刷都没有设比例尺，像素等似乎也不一致。最后，把朱雷先生的手稿也印制上来，从114至185页，占据页码颇为不少。从手稿用纸可以看出，“其他杂文书”部分与前文所用稿纸不同，确实可能是后加的部分。 所有的问题和遗憾，现在从田苏华老师所写的《后记》中都能找到原委。《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是朱先生十年艰苦工作的结果，一边与病魔斗争，一边坚持工作。中途还遭遇经费困难。虽然如此，朱先生还是没能看到最后的出版，便永远地离开了。田老师的总结令人心碎：“十年时间，断断续续用尽人生的最后精力整理出一本《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这不再是一部单纯的学术著作，更是朱先生留给这个世界的最珍贵纪念。
（作者单位：孟宪实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肖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编排：王文洲 审校：宋 俐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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