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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唐精武先生所写的《汤玉麟放弃热河的实况》一文，言及“乌古廷在家乡一带，为汤玉麟编练蒙古骑兵一连。撤退热、察边境时，已竟编成两团，迨至沽源编为五十五军独立骑兵旅。汤、孙混战时，失去联络，后成为蒙伪军一部”的一段情况，引起我的回忆。当热河省失陷前后，乌古廷秉承汤玉麟的意旨，曾在喀喇沁、翁牛特、敖汉和建平等旗县，勾结当地豪绅，以抗日为名，招集土匪，建立所谓“东北边防军热河驻军骑兵教导总队”。后来抗日未成，叛国投敌，在伪满洲国又成立“兴安西分省警备军”。在这一段过程中，我也曾参与其事，也是我走出学校，弃文就武开始参加军队的一段经过。现将亲知的有关乌古廷组军情况及其投敌和在伪满洲国建立“兴安西分省警备军”的经过写出来，作为历史资料的参考。但事隔三十余年，叙述中难免有许多错落遗漏之处，希知者给予补充和指正。 乌古廷，名臻泰，字古廷，生于1908年，喀喇沁右旗公爷府人。蒙古贵族，成吉思汗的勋臣乌梁海济拉玛的后裔(塔布囊)。其父苏达那睦，汉名苏子余，孤僻倨傲，颇怀野心，不肯甘居人下，因而素为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以下简称贡王)及其一部分官员们所不满。在旗度支局(旗衙门财政机构)局长任内，曾与堂官阿拉麻斯鄂其尔(汉名赵鹤亭，与苏达那睦有亲属关系)的贪污案件有所牵连。阿拉麻斯鄂其尔，畏罪远逃哈尔滨，苏达那睦便乘隙反诬，以反理藩部条例，擅自创办新政的罪，企图潜赴北京，控告贡王。不料事泄，贡王急派其管旗章京汪翔齐，兼程追至承德，拘捕回旗。但是贡王考虑到案情复杂，主犯在逃，已不便深究；苏达那睦也确实掌握了他违反清律的一些实证，一旦揭穿，也不好收场，扣押不久，即准予取保释放。苏达那睦无颜在本旗续继任职，遂去外蒙古，参加了哲布尊丹巴活佛的政府，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国当政时期，回到北京，被封为镇国公，约于1921年前后死去。 乌古廷兄弟六人，居长。其二弟乌云珠，曾去蒙古人民共和国，不知所终。三弟乌臻和，原在北京内政部特设警官高等学校毕业，乌古廷投敌后，1934年春季，因与乌古廷信札往来，被国民党驻北平的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发现，拘捕扣押。后来经过在北平的同乡们营救获释，便跑到伪满洲国兴安西省林西县(即现在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通过乌古廷的关系，经当时伪兴安西省警备军的军事顾问、陆军步兵大尉本间诚，从中为力，派往日本山口县“高等商业学校”留学。毕业回国后，在伪蒙疆政府交通部任秘书官。日寇投降，失去依靠，便寄居北平，于1948年当上了伪国大代表。四弟乌臻瑞，蒙名岸门卜和，但人们都称之为乌四爷，背后叫四虎子，依恃乃兄的权势，横行霸道，到处蹂躏妇女。每日酗酒过街，寻端滋事，人们畏之如虎。1933年冬季，有一夜，带领随从二名，从公爷府街里，酒醉回家。乘马途中，经过一片夹道丛生的小杨树林时，闪出一人，连击数枪未中，将防寒皮帽子的前沿击碎。乌古廷合掌庆幸，认为乃弟命大，便起个蒙古名字“岸门卜和”(长寿之意)。时年仅十八、九岁，就遭此凶险，可见家乡民愤之深。1938年，由伪蒙疆政府蒙古军派赴日本士官学校深造。毕业后，曾在伪蒙古军某部任上校参谋长。六弟乌臻良，借乌古廷的势力，勾结贩毒商人，在绥远、张家口、天津和北平等地，专门做投机倒把、贩运毒品的勾当。还有一个妹子，和本旗的管旗章京杨鼎臣之孙杨德新结婚，全国解放后与杨德新离异，居住北京。 乌古廷青年时期(大约十八九岁)，就在热河都统汤玉麟部任少校副官，曾入沈阳东山咀子“东北陆军讲武堂”第11期学习，因“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北，未能毕业。 乌古廷的原配妻子，是吴鹤龄之妹，因难产早亡，遗子名荣寿。后来又续娶建平县海棠川高庆云之妹乌振华(随夫姓)为妻。 乌古廷这位反动人物，过去在内蒙古地区，也曾嚣张一时。论地位虽然不算什么暴戾恣睢的军阀，但就其所作所为比起那些军阀来，也不逊色。伴随热河省军阀汤玉麟多年，深得官场酬酢逢迎之术，为人圆滑，善于社会交际，趋附权势，逢人作事，变幻莫测。如果认为你有用，便亲切备至，甚至为备一桌酒席，即便手中一时无钱，他毫不吝啬地把成箱细软衣服送进当铺，表示热情款待，使你心满意足。一但对他不利，马上就会翻脸无情。生财有道，贪污得法，在克扣兵饷，私吞给养等方面，更是办法毒辣，不惜以一切手段中饱自肥。 东北失陷后，汤玉麟在热河省的宝座旦夕不保。为搜括民财，决定核实土地，增加税赋。于是成立土地清丈机构，乌古廷被派为清丈专员之一。于1932年的初春，率领丈量检尺员、计算员以及护兵、马弁等数十人来到喀喇沁旗，开始土地丈量工作。有钱有势的地主乡绅们，请客送礼，进行贿赂。因此，他们的土地亩数，不但原封不动，没有增加，而且有的还要更正减少。只是苦了占有少量地亩的广大农民，他们既无钱行贿，又无人情门路可走，加上丈量员、计算员的刁难勒索，土地亩数骤然增加。男女老少，叫苦连天。有一天午后，在清丈专员的寓所，发现了一位壮年农民，据说是老哈河东三家子村的，满面怒容，口口声声要求见乌副官(指乌古廷)。护兵马弁们察觉此人行迹可疑，遂即拘执盘查。果然从身上搜出一柄雪亮的匕首。乌古廷认为有意行刺，便高吊在马棚的梁柁上，严刑拷打。这人说，由于土地亩数增加，负担不了过重税金，来找乌古廷拼命的。次日清晨，各村的农民集结了数十人，来到乌的寓所，要求乌古廷释放被捕的农民。正在争吵不休的时候，乌古廷的世袭奴才霍根代，企图鸣枪示威，不料子弹炸膛，将霍的左眼炸瞎。农民们更吵闹起来，“他妈的开枪打，老子有一条命够啦”。正在紧张难解的时候，参领陈国辅(陈子善的二哥)等绅士们出头，从中调解。乌古廷被迫释放了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所谓刺客，农民这才愤愤而散。乌古廷本来打算名利双收，不料碰上这次硬钉子，只得收拾行装，灰溜溜地跑回承德。 乌古廷不嗜烟酒，对部下又宣扬反对嫖赌。在林西县担任伪兴安西分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代理司令官时，曾经专将戒忌鸦片、纸烟、禁止嫖娼和聚赌，作为一条列入军纪。可是他本人却置身法外，不受约束。经常和林西县的县长苏绍泉，警务科长张瞎打(因好打人，外号叫瞎打，已忘其名)，银行行长路兰和，商务会的葛会长等人，聚赌玩牌，有时通宵达旦，彻夜不停。但是他的部下偶尔违犯这项禁令时，就严责不贷。司令部的上尉副官关雅亭(关卜扎布)，因夜晚打牌误了紧急集合的时间，乌古廷大发雷霆，盛怒之下，当着众人责打了几耳光，还罚了半天跪。有一天，乌古廷与张瞎打等玩牌，因赌注过付不清，和张争吵起来，愤愤而归。当时召集叶希扎布(叶藏珍)，郝尔罗扎布(郝玉来)等几名连长说：“张瞎打这小子，欺人太甚！你们应当好好地教训他一番。”这几位连长，本来对警官就恨之入骨，牵到这一暗示之后，于是组织士兵，安排布置。在一个星期日，当张瞎打耀武扬威地行至林西街中心大十字附近时，突然来了一群士兵，借端寻衅，将张瞎打毒打了一顿，士兵们才一哄而散。这位一贯好打人，外号称张瞎打的警务科长，吃了这次大亏之后，多日不敢招摇过市。县公署的参事官竹村茂昭明知后台有人，唆使暗算，无奈军事顾问本间诚，以当时军心不稳为理由，不作深究，日本宪兵队长池田中尉在本间诚的指挥下，袖手旁观。因此，不久张瞎打被调走了事。 乌古廷不但好赌，遇时还纵情冶游。每到新京(东北长春市)，在名庖佳馔的宾宴楼或鹿鸣春招宴日本贵客时，必定叫几名条子(妓女)招待吃花酒。晚间茶余饭后，在头道沟闹市中心，霓灯辉煌，靡声盈耳的莲香班的名妓“莜桃”绣阁里，有时也能听到他的哈哈笑声。 乌还笃信星命之学，每遇疑难问题，不能顺利解决时，便从皇历(旧历书)上寻找出路，寄托命运。他每每双手捧着五枚满清方孔铜币(大钱)摇摇晃晃地求签问卜，以断定吉凶。汤玉麟豢养的一名江湖术士，副官郝少校，曾给乌批过八字(算命运)。按岁逐年地算到69岁(据说人生70岁为古稀之年，不便再继续推算)。在装订成长方形小册子的每张纸条上，满书龙蛇大草，谁也认不清写的内容是什么意思。可是乌古廷却把它当为祖传秘方，藏如珍宝。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巩固其东北伪满洲国政权，进一步向华北地区扩张侵略，把主要进攻矛头指向热河。汤玉麟所属的东北陆军骑兵第十七旅旅长崔兴武一面和日寇松井大佐暗中勾搭，一面又在开鲁、通辽之间，莫林庙一带与伪内蒙自治军不时进行着战斗。吉林的冯占海，黑龙江的邓文、李海青，辽南的李纯华等义勇军不堪敌伪军的围剿和压迫，先后退入热河境内，驻在开鲁、绥东(奈曼旗八仙筒)、下洼、北票和朝阳一带。这时土匪遍地蜂起，到处流窜为害。翁牛特、敖汉、建平等旗县竟成了土匪的世界。汤玉麟的部队拉夫派丁，在各地构筑着防御工事，警察和税吏，不顾人民死活，强制催缴苛捐杂税。敌人还未到来，人民已备受骚扰。 就在这时，乌古廷奉了汤玉麟的意旨，以抗日为名，编练所谓“东北边防军热河驻军骑兵教导总队”。1932年8月间，乌古廷率领其契友、“智囊”潘润农(江苏省人，与乌是北平中学时代的同学)，和东北边防军热河驻军的中将参谋长李赞廷的妻侄刘某(已忘其名)及其亲属随从郑春青，高级参谋作战科长崔广森的侄子崔某(忘其名)，还有给汤玉麟管理乘马的王副官的儿子王恩煜等人来到喀喇沁旗公爷府，住在乌古廷家中，着手募集军队。 当时饱尝汤玉麟的残酷压榨，受尽军警税吏们无情蹂躏的热河省蒙汉人民，既不愿受汤玉麟统治，又耽心日寇侵入难以生存，非常焦急和恐怖。除了少数失学青年和别有野心、乘机想过官瘾的地主绅商而外，谁也不肯也无力自备枪马，参加军队为汤玉麟尽忠效命。因此，各地土匪便成了乌古廷的收容对象。乌古廷本是一个怀有政治野心的人，既考虑到东北失守以后，热河省偏安局面不会长久，但又认为当前混乱形势正是他登龙门提高声价的良好时机。招降成功，对他有很大利益；即使不成，也无损于己。于是抱定宁肯徒劳，也不失良机的决心，便在各地进行招降活动。 当时为其招降土匪而奔走的，有赤峰东山头村的谭兆起，上十家村的王兆远，哈气沟门地主王臣良的长子王化堂，旺叶旬子的吴子贞等。这些人直接进入匪帮，往返连系，想得个一官半职。还有土城子郭拨贡的长孙大地主郭宣三，下四十家子村的中医大胡子于景臣，两家村的大地主孟广芝，建平县海堂川大地主高庆云等人，也积极参于其事，招兵买马，拼凑队伍。乌古廷事先发给郭宣三、孟广芝和于景臣等营长、团长的任命状，使他们死心踏地的为其效命。 我原在北平读书，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供应无力，遂中途辍学在家中闲住。因与乌古廷有一面之交，便在他的总队部担任一名文书员，从事日常业务，办理护照、公文等事、时年22岁。 兹将乌古廷组军时的主要成员，包括收编的土匪头目情况，简略地介绍如下： 高庆云，蒙古族(乌古廷的妻兄)，是一贯交接军警，欺压人民，勾结土匪，坐地分脏的大地主大恶霸。他家中备有七八辆大车，骡马配色，装备成套。经常去凌源(塔子沟)、朝阳等地，长途贩运，倒卖粮食。当时虽然土匪遍地，到处掠夺，汤玉麟的军警官吏，不断滋事生非，借端敲诈。但是只要提起“海棠”高庆云的大名，便能逢凶化吉，平安无事，畅通无阻。 高庆云和建平的驻军、警察们有深厚的交情，又与惯匪辛得财(匪号“辛三点”)，李品一(匪号“臣字”)，仁钦罕卜(汉名佟荣久，匪号“金龙”)等，交情尤为深厚。往往前院接待官兵，后院窝藏土匪，他能使兵匪之间，互不相扰，各行其事。土匪掠夺来的牛马大畜，或是细软衣服，他会给销脏变卖，从中渔利。如果土匪缺乏武器弹药，他还能从官兵手里买来，高价转卖给土匪。 1932年冬，乌古廷建立骑兵教导总队时，高庆云被编为第二团的团长。1933年3月中旬西退时，第一营长郭宣三根本没有跟走，第二营长张文焕，率部回到海力王府七道湾子未归，第三营长辛得财(辛三点)又在隆化县境唐三营附近，率部叛离。后高庆云到沽源县时，已成了光杆团长。 乌古廷投日后，高庆云被任为李守信部伪察东警备军第四支队的团长，驻防在天山口白城子。后来笫四支队改编为伪满洲国兴安西分省警备军时，高任兴安骑兵第四团的团长，在巴林右旗大板驻防数年。1937年解职，后又随乌古廷跑到伪蒙疆政府，在清查署工作。约于1943年前后，听说在张家口街上，乘马行至上堡蒙古营附近的石桥上，马惊逸摔死。 高庆云在张家口时，曾和天津的著名商客勾结一起，往返张家口、天津、北平之间，走私毒品，攫取暴利。高出事前又收购大批鸦片，存放在高的家中，还未运走，高便死去。该商人去高家收购索取存烟，不料高妻反脸不认帐，商人无可奈何。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乌吉廷的耳中，乌候高庆云的妻子扶柩回原籍建平县海棠安葬的机会、便唆使其妻乌根华，六弟乌臻良，到高庆云寓所，从地窖中搜出大量烟土，席卷而归。高妻在老家办完丧事，又回到张家口。发现她的存烟被乌古廷派人盗走，大吃一惊。遂即去乌宅争吵，当时招致乌古廷夫妇二人的无情回击，并施之威胁恫吓，高的老婆弄得人财两空，在各方夹攻之下，无可奈何，只得跑回老家，后来忧郁成疾而死。 大喜字、二喜字、安字和刘七点等匪帮约有二百余人，全部是汉族，多年来盘踞在喀喇沁右旗和中旗毗邻交界的山岳地带“巴斯台”。他们亦农亦匪：春季时期，各自回家，种植鸦片；秋季鸦片收割以后，便纠集成帮，经常在建平县和宁城县等地区的杜家窝铺、卑斯郎营子、大名城和西桥一带活动，骚扰为害。 当时，“巴斯台”这个山区，军队和警察经年累月不去一次，地方税吏们也不敢冒然光顾，日久天长，成了三不管的地区，竟变为土匪的平安乐园。1933年2月间，刘七点和安字，曾经投降乌古廷，被编为高庆云团的一个连。三月中旬。随军西退，行至茅金坝底南沟附近，脱离了乌古廷，回到“巴斯台”，又与大喜字，二喜字合流一起。曾窜入公爷府河南秃子沟，绑架了姜谦做“肉票”，姜谦的父亲姜子孚，动用大量财物，才将他的爱子赎回。 这几股匪帮，于同年6月间，被喀喇沁右旗保安队总队长陈子善(1946年被镇压)，率部击溃。身负重伤的大喜字，被堵在他的家中，为保安队的班长老锁，补击数枪射杀。二喜字被生擒，枪决于王爷府前山的小人沟(喀喇沁王府秘密处决人犯的地方)。他们兄弟二人的首级，高悬于王爷府门前的大树上，示众多日。 下水地村的惯匪冯德堂，素有弹无虚发的“神枪手”称号，人数不多，专在小梁子、松树梁或狭路阴径，进行劫路断道勾当，有时还在深夜闯入人家砸明火。1931冬季，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派遣汪子洋(哈斯鄂其尔)、墨尔根巴特尔(宝道新)、吉致祥(吉尔格朗)和陈效蕃等四人，分赴卓索图、昭乌达两盟宣慰蒙民。他们四人一同来到喀喇沁右旗大西沟门，下榻于陈子善家中，后分为两组，吉致祥和陈效蕃二人留在卓索图盟工作，汪子洋、墨尔根巴特尔，动身去昭乌达盟宣慰。汪、墨二人，从大西沟门陈子善家出发，当日行至大木匠营子，住宿在驻军连部对门的大车店。是夜冯德堂勾结当地驻军，纠集十余人，闯入店内，将二位“钦差”，掠夺得一干二净。当地驻军连长，明知此案和他的部下有关，但支吾不理。汪、墨二人无可奈何，只得去赤峰向骑兵第十九旅旅长石文华提出控诉，要求查办。石文华遂饬令其部下宋团长，追究此案，派兵将大木匠营子和下水地附近的中小地主抓了二三十名，从中刁难勒索。但此案拖延三个多月，没有结果，最后仅缴回电报密码一本了事。冯德堂于1936年间，被驻防喀喇沁右旗的伪治安队第三连，捕杀于公爷府。 大辗子村的李忠，匪号“李傻子”，是个兵痞惯匪，有时参加军队，有时变为土匪。1932年秋季，土城子郭宣三给乌古廷建立军队时，他成了郭宣三的一名连长，没有跟随乌古廷西退。1933年的四、五月间，他还穿着伪满军服，佩带伪满“护国军”(刘桂堂一度投日，被编为伪满洲国“护国军”)的符号，据说给刘桂堂招募军队，曾在喀喇沁右旗公爷府、王爷府一带活动，后被陈子善捕杀。 张文焕，蒙名元丹仁钦，小名二嘎子，匪号“东边”，敖汉右旗海力王府七道湾子人。原来是个大地主，由于历年被军队警察刁难勒索，家产荡尽，沦为土匪。匪众百名左右，全部蒙族，经常在敖汉和翁牛特等旗活动。1932年冬季，投降乌古廷，被编为高庆云团的第二营营长。同年12月间，在公爷府受编点名后，旋即以充实人员为理由，率部又回到海力王府七道湾子。1934年春季，乌古廷成立伪兴安西省警备军时，又到林西县，被任为伪兴安骑兵第三团的中尉副官，不久退职回家。 达理扎布，汉名鲍复亭，匪号“东霸天”，敖汉左旗人。匪众200余人，其中有少数汉族。1932年冬，被乌古廷收编任为骑兵教导总队第一团团长，和乌古廷换谱结义。1933年3月中旬，随乌古廷西退，成为乌的主力。同年6月间，随乌投敌，编为李守信部第十团，达理扎布任团长。1934年春季，该团编为伪兴安西省警备军第三团，达为中校团长。于1936年提升为伪兴安西省警备军司令部上校参谋长，1938年冬，在撤消兴安西省警备军司令部的同时，调转为兴安军管区司令部的上校部附。约于1940年退职，住在林东街上，拥有大量土地和房产。1945年日寇投降后，携带大批烟土逃往蒋管区，从事反革命活动。1949年7月，又跑到阿拉善旗定远营（巴彦浩特)，参加了德穆楚克栋鲁普组织的伪蒙古自治政府，被任为保安委员会的委员，阿拉善旗解放后，听说被捕法办。 富僧格，敖汉左旗的领兵梅林，亦农亦匪。匪众100余名，全部蒙古人。1932年初春，参加过围攻开鲁东莫林庙的战役。攻破莫林庙以后，将该庙的葛根仓抢劫一空。富僧格从中也掠得许多金银和贵重物品，其中有纯金祭佛盅(铁海拉)八盏，终日怀在腰间，每次饭前饮酒时，辄取出斟酒自酌，夸耀他的阔气。1932年冬，曾拟投降乌古廷，乌仅给他个营长，嫌官职低，遂即中止。他和敖斯尔扎布(富手下的队长)，往时曾杀害过大营子村韩云生的父亲。1933年冬，韩云生随匪首铁字，投降在乌丹驻随的伪满军杨团第三连。韩云生屡次要求第三连常连长，逮捕富僧格和敖斯尔扎布为其父报仇。1934年夏天，常连长率兵出发，由韩云生作向导，到郭尔罗斯庙东方十家胡同以北沙坨子里，在黎明前找到敖斯尔扎布家，乘其不备，将敖射杀在屋内。遂即到老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生擒富僧格，在解往赤峰途中，枪决于大木头沟。 辛得财，匪号辛三点，建平县那尔艾人，乌古廷的亲娘舅。匪众二百左右，经常在建平县、敖汉、翁牛特和巴林左旗南部一带窜扰。1932年冬，投降乌古廷，编为高庆云团的第三营营长。1933年3月中旬，随军西退，行至隆化县唐三营附近，率部脱离了乌古廷。后来在隆化县城附近，与大方字匪帮合流，纠集100。余名匪徒，围攻隆化县城数日不克，被伪满洲国军张海鹏部王永清旅击溃。1934年间，只身携眷跑到林东北乌兰达坝落户，潜伏下来。1935年春天，辛三点身穿长袍马褂，头顶札帽，装扮成绅士模样，到王爷庙(乌兰浩特)，贩卖过鸦片毒品。1945年光复后，又在乌兰达坝附近，纠集一群土匪，成为和子章的一员战将。1946年进驻五十家子，被解放军步兵第三十旅卜云龙部击毙。乌古廷在日常谈话中，偶而提起那位中途变节，率众离叛，对他不忠的亲娘舅时，还恨恨不已。 1932年初春，火龙(汉名高德龙，郭尔罗斯旗的蒙古人)，洪顺等200余名匪众，由开鲁南部窜入敖汉旗。与“东霸天”、“东边”、“辛三点”等匪帮合流在一起，由辛三点作向导，窜入建平县境内胭粉营子附近，被东北陆军骑兵第十九旅石文华部所包围。石旅的官兵，不知蒙匪的厉害，认为一开枪就跑。不料这帮蒙匪，却顽强抵抗，从黎明到中午，一直打了几个小时。“东霸天”命令他的妻弟宝顿布和，率领20多人，推倒后院墙，突出村外，迂回到官兵的侧方，进行逆袭，把官兵打得落花流水，打死打伤10多名。汤玉膦军部军法处杨处长的侄子杨连长，也在这次战斗中阵亡。石旅长因部下剿匪吃了败仗，非常恼火，集结全旅兵力，再度前往围剿。这帮土匪在一夜之间，行军200余华里，窜入翁牛特东部沙坨子中去了。 乌古廷的招募工作，主要放在收降敖汉旗的土匪方面。因此用尽一切力量，在各方面从事联系。谭兆起和吴子贞二人，为此多次奔走。与此同时，赤峰的翁牛特右旗王爷局子的鲍鹤年和杨俊升(逃台湾后任国民党立法委员)，也在大力协助，几次致信张文焕(匪号“东边”)，劝导他们接受招抚。这样酝酿了两个来月，终于在10月上旬，张文焕派人来到公爷府，见了乌古廷，说明他们原意归降，并要求马上派人去敖汉右旗海力王府，协商有关收编事项。 l932年10月中旬，乌古廷带领潘润农、张春青、小崔和我，以及几名随从马弁，到了赤峰。乌古廷亲自往见赤峰驻军骑兵第十九旅旅长石文华，要求石旅长给予协助。石表示支持和援助，并答应下令通知其所属各部队，对这几帮土匪，不准阻击，但提出降匪通过的路线，不得接近石部驻军的城镇，以免发生误会等等。我们在赤峰制做了旅、团，营，连的各种旗帜，印制了许多“东北边防军热河驻军骑兵教导总队”的空白胸章和空白护照，还刻制了关防戳记。 乌古廷在赤峰，办好一切准备工作以后，便命潘润农去敖汉旗，自己又回了喀喇沁右旗公爷府。潘润农率领张春青、小崔和我，还有几名随从人员，由赤峰出发，当天住宿在元茂隆烧锅，次日午后到达了海力王府七道湾子土匪头子张文焕的家中。张文焕年约四十左右，中等身材，有很重的鸦片瘾，阴沉沉的青灰脸，满面横肉，细细的一对眼，两道眉毛，若有所思的老是皱成几道弯，不轻易言笑，从外表上看来，显得非常阴险奸诈，沉着而老练。张文焕见着我们，十分热情，但是一看到他那付阴沉的面孔，颇使我们畏惧不安。是夜他和我们谈了一些情况，据说这些匪帮马上还不能集结，因为达理扎布——“东霸天”，辛得财——“辛三点”等还在北部沙坨子里，须要亲自出马去北部联络，并要求我们和他一起行动。可是潘润农、张春青和小崔他们，谁也不愿留在敖汉旗，和这些素不相识，语言不同，举止粗暴的蒙古土匪一同行动。于是决定我和一名随从陈宝廷留下，因为我是蒙古人跟他们还合得来，其他人员在第二天，随潘润农一起又返回赤峰去了。 张文焕手下的喽啰们，大部分都是青壮年，多数有鸦片嗜好，都是海力王府附近的蒙古子弟，相互之间，不是亲戚，便是换谱结义的弟兄。服装是长袍短袄，各色各样，腰束各色绸带，虽不一致，但每人带有一尊护身佛，都是用白银或紫铜精雕花纹的方形、圆形小盒，装置着关羽画像或是泥菩萨——查格萨，像戏台上扮演古装武将的护心镜，用红绸作带子，悬挂在胸前；标志着蒙古土匪的独特风格。这些人一律穿着家庭手工精制的刺有各种云花图案的蒙古式暖靴。他们的每匹乘马鞍具上，都有鞦佩，系着红绿彩绸，作为装饰，跑起路来，迎风飘扬。 这帮土匪在组织方面，大体上区分为战斗员与非战斗员两部分，挑选一般人强马壮，武器整齐的编为“闲员棚”，即战斗员组织，由大“炮头”、二“炮头”负责带领。“炮头”这个职务，必须以资历较深，有战斗经验，有谋算，射技超群的人来担任。每遇冲锋突围，收容断后时，定要不畏生死，首当其冲，因此在平时一般“闲员”（战斗员)和炮头不负担任何日常勤务。非战斗员又分“秧子房”、“水响”(音译)等部分，编入秧子房的土匪，专门看管“肉票”；编入水响组织的土匪，负有警戒巡逻之责。如遇与官兵接触，秧子房和水响等非战斗人员，首先撤退。战斗掩护任务，则由闲员和炮头等战斗人员来担当。至于匪首(当家的)，除了特别紧急情况而外，一般也不轻易参加战斗。另外还有稽查一人，是匪首的眼目，统制匪帮的工具，负责监督检查匪众们是否遵守匪帮的纪律。如开抢的地方，按匪首的指示进行掠夺，抢来的物品，一律上交匪首，由匪首按股分脏批红，不许私吞，不准开抢的地方，不许侵犯秋毫等等。 我在张文焕家守住了几天以后，张携我去海力王府，往见敖汉右旗王爷德色赖托布(汉名德松坪)。这位年近六十的老王爷，对我们热情款待，准备了火锅子、各样炒菜，包的饺子。没有想到，这位暴戾横行的匪首，竟是王爷的上宾！ 又过了几天，我跟随张文焕、大炮头岳四点和一群匪众，由七道湾子出发，奔向敖汉左旗的札萨克王府——老府。当天午夜到达老府，宿营于王府西村。是夜，王府院内火炮连天，鸣枪示威，我一夜未得安眠。次日清晨，我和张文焕去王府往见小乐王(乐扎勒林沁旺宝)，这时惯匪富僧格也在座。他们对鸣枪一夜，表示抗拒的不友好举动，好像忘得一干二净，若无其事地彼此谈笑自若。富僧格年约四十左右，中等瘦削身材，满面烟容，黄中透青，高高的颧骨，两腮凹陷，一对乌黑大眼，闪闪发光。胸前挂着护身佛，脖颈上带着佛爷喇嘛赏赐的祝福长寿的红绸条——经嘎，活像全副武装的一具髅骨。他是本旗的领兵梅林，又做土匪抢掠的勾当，亦官亦匪，官匪不清。我们和富僧格提到收降事情时，富表现踌躇不决。我们便一同吃了早饭，辞别了他们，向十家胡同(希迪胡达嘎)前进。约午后三四点钟时，到了十家胡同，在那里遇见了达理扎布——，“东霸天”和敖斯尔扎布(富僧格的小队长)等。达和大炮头高山，二炮头布和(达理扎布的妻弟)，秧子房当家的南山虎，水响当家的孟魁元，稽查王秀兰等都在一起。还带着五名肉票，三男二女，其中一名是敖汉旗东部的地主名叫任六。 第二天，我们一同前往郭尔罗斯庙，会见辛得财——“辛三点”。他生成一对圆溜溜的贼眼，狐皮防寒帽，大红绸子帽带，身穿军服式皮大衣，腰缠皮弹药带，胸前悬挂护身佛，手枪柄上系着红彩绸，穿着香牛皮暖靴，活像喇嘛庙跳鬼舞中的金甲神——却经。每次集结匪众时，惯例放射一排手枪，作为信号，处处表现粗暴野蛮。 我就这样跟随他们在翁牛特旗东部沙坨子里转了几天，最后议妥各匪帮陆续去海力王府集结受编。于是在一个夜里，我随着张文焕匪帮，“拉墨线”(土匪黑话即夜间行军)返回海力王府。行军一夜，鸡呜前到达三十家子、岗岗村，在一个地主家里，略事休息。这家地主为我们杀了一只羊，准备早饭。天明后，我们正在吃饭时候，警戒放哨的土匪跑来报告说，从曲家湾子官地方向，来了许多义勇军(冯占海的部队)。张文焕表现若无其事，还在拚命地吸食鸦片。不久林边枪声大作，我便草草地吃完饭，随着其他匪众逃出林外，向南方高山退去。张文焕及至军队堵住大门时，才在院内骑上他的大白马，带领他三弟和一名随从，冒着枪弹，挥枪纵马，冲出院去，转眼之间，跑上房后的小土山，横枪勒马，立于山顶。等我们退出七八里路时，他才下山，乘马徐徐赶来。这些军队枉费了许多弹药，没有损伤他的一根毫毛。 11月初旬，达理扎布——“东霸天”，辛得财——“辛三点”等率部先后集结在海力王府附近。乌古廷派来四辆汽车，满载灰色棉军衣、皮帽和棉鞋等军用服装。这些土匪换上军装，摇身变成军队，队前飘扬着军旗，行列中夹带着换上军服骑着骆骆的五名俘虏——“肉票”，由吴子贞作向导，经小河沿、玉皇，赤峰敖包山南三眼井、四眼井、土城子、大辗子等地，于11月中旬来到喀喇沁右旗。这时，高庆云也带领建平县附近的土匪李品——“臣字”，佟荣久——“金龙”等，来到公爷府。 这些土匪先后集中在公爷府附近以后，乌古廷便急忙着手编制。达理扎布为第一团团长，驻防在上瓦房，第一营营长高山，第二营营长(忘其名)，第三营营长孟广芝。高庆云为第二团团长，驻防在公爷府，第一营营长郭宣三，驻在土城子，第二营营长张文焕，驻公爷府，第三营营长辛得财，驻在大木匠营子。 随着部队的成立，总队司令部相应地也加以充实。公爷府西街的小大庙，变成“临时教导总队”司令部，乌古廷任总队长，李赞廷中将的妻侄刘某为参谋长，潘润农为军需处主任，大地主兼大商人姜谦成了副官长，大胡子于景臣当上军医处长，郑春青、吴连荣为上尉参谋，李洪选、叶藏珍为副官，小崔和商人杨佐清充任上尉军需，大小庙的当家喇嘛乌大夫——占巴嘎拉森，脱去袈裟，改服戎装，成了军医官，中医桑荣的大弟子朱小五，学商作生意的王俊哲等人，也都在总队司令部捞到一官半职。这样一来，各路人马，总算配备齐全，可是乌古廷感觉缺少政治人才，还是美中不足。于是将多年奔波宦途，始终不得志的失意官僚吴尧臣，特从他家中请出来，聘为上宾谋士(乌古廷西退时继姜谦补为副官长)。 乌古廷在数月之内，费尽一切精力，东拚西凑，全部人员还不到700名，达和一个骑兵旅的编制还相差不少。乌古廷遂责成参谋人员，日夜赶造花名册，人员不足部分，填写假名，这样勉强凑足编造成1000余人的花名册，派郑春青和小崔二人，星夜兼程送往承德汤玉麟的军司令部审批。 约于12月中旬，承德军司令部，果然派来二位参谋到公爷府前来点名，一个叫张参谋——张大马靴(已忘其名)；另一个好象是唐精武(记不太清)。这二位参谋来到公爷府后，乌古廷一方面热情款待，请客送礼，竭力逢迎；另一方面，派人到各处，要求公爷府、王爷府一带的绅商、官僚、地主们，支援人力，应付点名。 在点名的这一天，警察、保甲全部动员，官僚地主的子弟们，跨马荷枪，也来凑热闹，一齐集合在公爷府的南河滩上，应名点卯。上级派来的二位参谋骑着马，在排列成阅兵队形的前边，匆匆走了一回，算圆满地结束了点名仪式，回到公馆去了。 这二位参谋返承德不久，即拨给一些筹办费，乌古廷全部私吞。军队给养仍由地方摊派，并派出许多人向各地直接派粮缴草。西自旺业甸，东到大新乡、小轿村，北至小牛群等地区的道路上，送粮送草的车辆，络绎不绝，被刁难勒索的人们，无不皱眉叹气，怨声载道。 辛得财驻防在大木匠营子。这时将他的老婆也接到防地，准备了营长公馆，每日花天酒地，吃喝作乐。他的部下，在酒足饭饱之后，整天里不是赌赙，便是吸大烟，有时四处乱窜，勒索当地居民。 达理扎布驻防在上瓦房一带，人称鲍团长。团部设置在德和东商店院内。这位团长自从驻防以来，成了地方父母官，当地最高统治者，行政、司法等大权，独揽在自己手里，为所欲为。土地诉讼，奸情花案，有告必准；不论打架斗殴，夫妇争吵，但有便管。就是不受理盗匪案件，因为这类案件，都是出于他部下的“杰作”，他是坐享其成的。传案审讯，则采用绑票、拷票的方式：派几名骑兵跑到被告家中，问清姓名后，不容分说，绑架起来，像牧民们在草原上从羊群中抓羊一样，横搭在马鞍桥上。驰骋而归。上瓦房街西头王鸿业的大店，成了临时监狱，被扣押的人，往往高吊在店房的梁柁上，被抽打得死去活来。 自从这些土匪改编的“军队”进驻公爷府和王爷府一带之后，盗匪案件比往时骤然增加。是年，在春节将近的几天内，去上瓦房、公爷府集市的道路上，几乎断绝行人，弄得乌烟瘴气，把当地骚扰得鸡犬不宁。曾一贯横行霸道，欺压人民而发财致富的乌古廷的好朋友陈子善，也看不惯地说：乌古廷的名誉，一败涂地了。 于此同时，驻在公爷府的总队司令部，也不甘寂静。刘参谋长托人说媒，要娶牛头沟门的一家农民的姑娘，作为夫人；军需主任潘润农，由乌古廷的母亲保媒，要娶公爷府河南村王姓的女子。于是潘刘二人，准备双双结婚，悬灯挂彩，请客收礼，大办喜事，小大庙临时司令部门前，车水马龙，宾客往来，迎接不暇。 乌古廷在茶余饭后，信步漫踱在司令部院中，看见插在司令部门前右方的旅级旌旗在迎风招展，听得站岗的卫兵们，不时喊着立正、稍息为来往军官们敬礼的口令时，以为宿志克遂，沾沾自喜。尽管这些瘟神们，拚命地享受作孽，可是他们的好景不长，日寇进攻赤峰的战斗开始了。 1933年1月以后，由于日寇占领山海关，热河省形势吃紧，汤玉麟将骑兵第十九旅石文华部从赤峰调走，孙殿英四十一军奉命进驻赤峰布防，加紧构筑防御工事。3月上旬，日寇集中兵力，分三路进犯热河，北票、朝阳、叶柏寿等地，相继失守。开鲁方面，东北陆军骑兵第十七旅的团长李守信投敌，协同日寇进取林西。骑兵第十七旅旅长崔兴武，将兵权印信交付李守信，他携带全部兵饷军费，逃到大营子天主堂院内，躲避起来，受到加拿大籍神甫纪炮纲的保护。平时欺压人民，表现“无比英勇”的汤玉麟官兵，一旦遇到日寇，却是那样胆小如鼠，魂飞魄散，甚至一枪不放拼命西逃。 这时，日军的一个骑兵旅团，配属伪兴安南省警备军的一个骑兵联队，由开鲁直趋赤峰。正当连日大雪，日军骑兵旅团的先遣部队，突然出现在赤峰东北炮手营子附近，并占领了平顶山高地，向防守赤峰东沙坨子的孙殿英部猛烈进攻，于是双方展开了战斗。在战斗的第二天下午，日军后续部队逐渐增加，夺取了东沙坨子孙军阵地，于此同时伪兴安南省警备军骑兵联队占领了赤峰南面的敖包山，向赤峰南门进攻，威胁着孙军右翼。孙军腹背受敌，被迫退入城内。这时，孙殿英正在赤峰市内头道街的关帝庙院里澡塘子洗澡，听到这一紧急情况以后，只吓得惊慌失措，马上命令全军西撤，他本人也没有来得及回司令部，就在澡塘子门前，坐上三轮摩托车，逃出城去，顺着猴头沟山川，直奔围场。将无战心，士乏斗志，当时守卫赤峰的孙军各部队，不下两万余人，竟被一二千名敌人骑兵，攻打得落花流水，冒着纷纷大雪，连夜退出赤峰。大部队拥挤在泥泞道路上，争先恐后，毫无行军序列，人喊马嘶，异常混乱，犹如惊弓之鸟，脱鹫之兔，狼狈西逃。 孙殿英坐着三轮摩托车，一气跑到围场边界的桑头坝，遇见他的炮兵团长，在冰天雪地中拉着炮车，吃力地正向赤峰急进。孙殿英大怒，以炮兵行军迟缓，致失戎机的罪名，将炮兵团长就地枪毙，把放弃赤峰的责任，完全推卸在这位倒霉的炮兵团长身上。 赤峰失守，孙殿英西逃的消息传来以后，乌古廷已知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还假装镇静，煞有介事地下达了命令，要达、高二团进军小梁子堵击。达理扎布和高庆云二人，只得匆匆率领部队，去小梁子占领了阵地，并派人向前方搜索。 3月中旬，旧历二月初二的大雪纷飞的早晨，乌古廷正坐在公爷府总队司令部——小大庙，坐卧不安的时候，忽然从小梁子来人报告：“前方部队已经与敌人接触，敌人火力炽盛，我部队渐渐不支，被迫放弃了小梁子，正向大木匠营子后山撤退，请总队长定夺”等等。乌古廷大吃一惊，硬着头皮率领司令部的有关作战人员和特务连，马上奔向大木匠营子。及至大木匠营子后山，达、高二位团长前来报告情况，这才知道交战的敌人不是日寇，而是孙军的一个步兵团。 这个团人员充足，编制完整。足有两千几百人，一色捷克式步枪，各步兵连都配有数挺捷克式轻机枪，还有团直属的迫击炮、重机枪等连。原来该团被布置在赤峰东建昌营防御，孙殿英从赤峰西退时，由于行动仓促，没有来得及通知该团撤退。过了二天才知道赤峰失守，孙殿英西退。该团这才仓促绕道赤峰南部，躲开日军，悄悄地来到小梁子，遇上乌古廷的部队。他们虽然对日军不敢鸣放一枪，可是遇到乌古廷的这群乌合之众时，却表现非常英勇，所有火力重机枪、追击炮一齐使上，以压倒一切的优势，步步进攻。 乌古廷知道对方不是日寇以后，松了一口气，于是从怀中取出一张印有孙殿英三个大字的头号名刺(这张名片，据说汤玉麟派乌古廷去承德南广仁岭接待孙殿英时得的，一直保存在身边)，连同自己的一张名片，一并交给我，派我去这个步兵团联络。我便乘马下山，来到小梁子孙军团部，见了该团的团长，说明双方交战，出于误会，要求停止射击。这位团长姓王，正在军用帐幕里，吸食海洛英(白面毒品)，见着我很客气，立即下令停止攻击。我从中联系在大木匠营子的路旁与乌古廷见面，他们一同回到公爷府，王团的部队，就在牛头沟、公爷府一带宿营。 第二天，乌古廷派我为孙军王团作向导，送过大西沟里的松树梁。该团的中校团附是个麻子，具体指挥行军，少校团附走在部队的最先头，牵着马在融雪泥泞的道路上徒步行进，胸前挂着一张军用地图，唯恐迷路，走一段看一看地图。约于午后三四点钟时分，到达大西沟门，便布置宿营，团部设在陈子善家。正在这个时候，从东方高空来了一架日军飞机，孙军部队顿时混乱，纷纷乱窜，到处寻找隐蔽的地方。我没有领教过飞机的历害，牵着马不知躲藏在何处是好，仰着头望着飞机，一步跨进陈子善的场院门时，险些跌倒。原来一名孙军下级军官，将上身插入场院屋里堆放的乱草中间，两条腿却暴露在房门外边不管，我碰在他的腿上绊了一交。进到场院里看时，墙阴、场下以及谷草垛后，已经挤满了士兵，狼狈极了。我想一架敌机就吓得这样，在这时如果有人大喊一声“日军来了”，看样子不用说拿枪抵抗，恐怕连逃命的勇气都不会有了。幸好这架敌机，没有注意他们，向围场方向，直飞而去。我走在院中，陈子善用蒙语悄悄对我说：“你不快走开还等什么?他们(指孙军王团长)打算要带你远走呢!”我当即来一个不辞而别，脱离了孙军，返回了公爷府。 日寇侵占赤峰以后，所有军队纷纷西逃。当时谣言四起，到处流窜着散兵游勇，社会秩序非常混乱。这时从赤峰来了一位名叫李相臣的人，说是要给日寇招降。可是乌古廷对日寇还不托底，不敢冒然归顺投敌，抗日又感觉力量不足，缺乏信心，处于左右为难之际。最后决定先退往隆化、丰宁等县，寻找汤玉麟，遂下令准备出动。可是许多官兵不愿背井离乡跟着走。郭宣三和孟广芝二人，交出枪马，请了长假，他们的部下也一哄而散。大胡子于景臣回家托病不出，副官长姜谦，交出捷克式步枪和三八式骑枪各两支，还有一支手枪和一百元银币，解职归家，有些人员开了小差。在这种情况下，勉强凑合了五百余人，从公爷府出发，当天宿营在大西沟门、上瓦房和两家一带，乌古廷住在陈子善家。 黄昏时分，孙殿英军后勤部的六七十峰骆驼队，满驮灰色军用棉绒毯，从围场来到大西沟门。乌古廷便下令扣留，不料每捆绒毯中间，包装着二三百块银元，共搜出三万多元。乌古廷见财眼红，把绒毯分发给士兵，将银元完全收归己有，连夜派车送回公爷府，交给了他的母亲。 第二天，乌古廷从大西沟门出发，经过上瓦房，来到两家村，将部队全部集合在两家村东头的广场上，开始讲话。他说，目前情况虽然紧张，一定要寻找到汤大帅。找到他集中力量进行反攻，收复失地。并穿插一段三国演义中关云长千里走单骑的故事，他把自己比喻关云长，将汤玉麟当作汉刘备，又说什么他和汤玉麟情同父子，义如桃园，恩深义重，一定不能脱离汤玉麟等等，讲的有声有色。可是对汤玉麟没有丝毫情感的官兵们，却各怀心腹，无动于衷。讲完话以后，各部队遂即出发。当日宿营在安旦沟，适遇流窜的冯占海义勇军二三十名也在宿营。这位自认为关云长的乌古廷，果然使出过关斩将的手段，将他们全部缴械，将缴获的两挺轻机抢，武装了自己。 次日要通过茅金坝附近的山岳地带，刘七点和安字自报奋勇，愿为向导，乌古廷便派他们为尖兵连。可是到达坝底南沟宿营时，刘七点和安字他们已经窜进丛山峻岭，不知去向，从此脱离了乌古廷。 当时士兵们的情绪非常不稳，逃亡事件不断发生。部队在冰天雪地之中，不顾峦峰重叠，山路崎岖，向西南方向，继续行进。正在这个时候，从西北方向，隐隐约约地传来隆隆炮声，人们都意识到日军已经挺进到队伍的左前方。薄暮时分，来到石片村，遇见许多南逃的溃军，络绎于途。据说他们是东北义勇军秦旅部队，在围场县碑亭子附近和一百多名日军，交战一天，最后不支，退下来了。 乌古廷看到这样情况，便命令部队日夜兼程前进。这一天的月夜，到达隆化县境内唐三营。高团第三营长、乌古廷的亲娘舅辛得财叛变，辛部向南方隆化县窜去。乌古廷又恼又愧，当时集合大家说：“连我的舅父都抛开我走了，你们大家谁不愿跟着走，可以自由行动，不必勉强随我。我自己一人，也要找汤大帅去!”看来他的意志很坚决。这时达理扎布摆出绿林江湖的义气，慷慨表示，不避患难，愿率部随乌古廷赴汤蹈火，这才稳定了军心。 乌古廷率其残部200余人，到丰宁县找到汤玉麟，汤对乌古廷大加赞赏，并调拨王聘臣的骑兵团归其指挥(该团仅一百余人)。汤玉麟曾一度计划扩充乌古廷的部队，反攻承德，后来不知何故，忽然变卦中止。乌古廷在丰宁驻了一时便随汤玉麟由丰宁经大阁镇，大滩撤到察哈尔省的沽源县，被编为五十五军独立骑兵旅，驻防在沽源附近的乌克合庙。 汤玉麟撤退到沽源县不久，他的部将众叛亲离，热河保安骑兵第一旅旅长赵国增，骑兵第十九旅旅长石文华，步兵第七旅旅长刘育才以及团长窦连玺等，先后被孙殿英收买，背叛汤玉麟，投归孙殿英。五月下旬，汤玉麟和孙殿英两军在沽源附近狼尾巴山下，火并混战。乌古廷的部队，也陷入孙军包围之内。在一天的下午，孙殿英派两名参谋(一名中校、一名少校)来到乌克合庙，劝诱乌吉廷投归孙军，并提出：如果归降，拔给五万元军费扩编为骑兵师。乌古廷这时已经清楚，汤玉麟的大势已去，孙殿英也不可靠，因为跟随这位没有地盘的将军，将来不知流浪何处。可是目前在孙军的包围之下，一旦应付不周，势必有被缴械的危险。于是和达理扎布、高庆云等商量，布置下圈套。晚间，乌古廷和孙军两名参谋吃饭的时候，达理扎布和高庆云等持枪闯入屋内，不容分说，将孙军两名参谋绑架起来，缴了武器，并威胁说：如果不把我们领出重围，当时枪毙你们。孙军参谋吓得目瞪口呆，唯唯从命。于是利用深夜，马上集合部队，将两名孙军参谋，绑架在部队前头，由他们领路，遇到孙军步哨，就答以投归孙军的部队，这样安全通过了孙军的封锁线，脱离了重围。黎明前后，已经向北方走出四十余里，才把这两名孙军参谋放走。 乌古廷率领部队，一直北上，奔向察喻尔左翼正白旗。6月上句，旧历五月三日，到达召乃门城，被正白旗的保安队队长郭勒敏色率部截击。乌古廷知道对方是蒙旗部队以后，便带领其四弟乌臻瑞，随从李洪滨等，冒弹前去联系。见着郭勒敏色以后，停止了射击，乌古廷要求拜见卓世海(即卓特巴扎普)。于是由郭勒敏色领着到达卓世海的住处。乌古廷见了卓世海，自称为乌古廷的副官前来联系。卓世海哈哈大笑说；“你不要隐瞒了!你就是乌古廷本人，我在北平吴鹤龄的家中见过你的照片。”乌古廷说明脱离汤玉麟的前后情况。卓世海便安排乌古廷的部队在召乃门城过五月节，并送去几条大牛和酒面等礼物，作为慰劳。休息几天之后，卓世海提议乌古廷去多伦投奔李守信，并派遣一人作向导，拿着卓世海给李守信的信，领着乌古廷的部队，奔向多伦。在一天的黄昏时分，到达多伦的北大仓。这时下着濛濛细雨，多伦街与北大仓之间，处于交战状态，枪声时紧时缓。原来在多伦街里驻防的刘桂堂，易帜反正和在北大仓驻防的李守信部队，交战起来。第二天早晨，刘桂堂率领部队撤出多伦南去，李守信便进驻了多伦街。 乌古廷投归李守信以后，被编为兴安游击师第四支队。这时乌古廷的部队仅剩三百余人，因此暂时编为一个团，即第十团达理扎布任团长，连同支队司令部和直属的特务连、机关枪连等，都移驻在多伦街里。 终于6月下旬，乌古廷率领特务连和高庆云、佟荣久、乌臻瑞等人，从多伦经过围场县锥子山，回到喀喇沁右旗。沿途捕捉逃兵(凡乌古廷于3月间西退时没有跟随走的人，都成了逃兵)，到下四十家子，捉住大胡子于景臣，抄了家中的财物，并没收他的双套黑骡小轿车，在公爷府又扣捕了吴连荣等人。把这些逃兵人犯，一齐寄押在公爷府街中路南的鸿记客栈，砸上手铐脚镣，还用绳索将每个人犯高高吊在客房的梁柁上，每天用皮鞭拷打，像土匪拷打“肉票”一样。乌臻瑞和特务连长强玉玺，有时在客房的屋篷深处，乘凉饮酒，喝得兴发，便大声咒骂着被捕的所谓逃兵。用尽一切方法，勒索刁难，并威胁着逃兵们的家人准备大烟土和白银元来往回赎人。有的人为此倾家荡产，乌古廷倒发了一笔横财。 乌古廷把这批人犯处理以后，便派人去赤峰向金永昌联系，探问他可否去赤峰活动。 金永昌曾经当过众议院议员，曹锟贿选总统时，受领一批贿金，在喀喇沁右旗王府下瓦房后街，修建了一处亭堂瓦舍的大宅院，培植了十数亩苹果园，隐居多年。日寇侵占赤峰不久，有一天，金永昌忽然接到赤峰特务机关田中玖大佐的一封信，于是从车棚里拉出好久未用的小轿车，套上两匹大黑骡子，雇用做小生意的张百岁来赶车，族孙金岗打着顶马，悄悄地溜去赤峰，拜见了多年未见的老相知田中玖。从此，便当上了关东军司令部的一名嘱托，人称金嘱托。这位多年不得志的官僚政客，一时交运，变成日寇的红人，在翁牛特、敖汉和喀喇沁等旗的官僚地主之中声价倍增，不论大小事情，总是要拜托金嘱托从中斡旋。通过金永昌的活动，各旗先后建立了伪旗公署，成立了旗保安队，维持治安。金永昌在田中玖的面前，把乌古廷吹捧了一番，田中玖表示欢迎。于是乌古廷带领少数几个人跑到赤峰。田中玖见乌古廷仪表不俗，又是蒙古青年将领，便大加赏识，并告知乌古廷，多伦被同盟军方振武吉鸿昌等夺回，李守信到承德的情况，同时要乌古廷去承德往见当时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大佐。乌古廷便带着田中玖给松室孝良的信件，回到公爷府，率领特务连，坐着从大胡子于景臣家缴获来的双套黑骡小轿车，到了承德和李守信一同住在一家大粮栈的后院。 当时防守多伦的李守信部队——“兴安游击师”①，共四个支队，每个支队为3个骑兵团，实际有10个团(其中第四支队欠2个骑兵团)，共计3000余人。第一支队长刘继广，第二支队长尹宝山。第三支队长，由参谋长程允中兼任，第四支队长为乌古廷。 7月上旬，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邓文、李忠义和李海青等人，率部进攻多伦，交战数日，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拂晓，攻进多伦街。李守信的第一线部队，撤到多伦东20余华里的燕子窝，司令部退到大柳塘子，后勤部队设在锥子山。李守信携同他的副司令谢嵩州来到承德，是为联络武器，充实人员，准备反攻多伦。 我们在承德住了几天之后，乌古廷便派我为李守信受领武器。我在原汤玉麟军司令部的西院兵器库里领出三八式步枪1000支，十一年式轻机枪20余挺，重迫击炮4门，轻迫击炮10门，山西造冲锋枪数十支，还有一些构造简单，不堪使用的各样轻重机枪，弹药数十万发。把这批武器领出以后，在旅店内保管多日，① 据《李守信自述》应为“热河游击师”，乌古廷未任第四支队司令(见该书125页)。后来移交给李守信的营长张宝善，全部运到锥子山。另外还领出三八式野炮4门，当时交给了三四十名身穿灰布军服，佩带“兴安游击师”符号的日本人，不知他们是现役日军，还是日本在职退役军人，这些武器，都是汤玉麟兵器库中原来保存的物品。 我有时到乌古廷的住处，往往看见李守信、谢嵩州和乌古廷三人，同松室孝良大佐饮酒联欢。他们三人对松室孝良奉承备至，尤其是谢嵩州，满口甜言蜜浯，大佐长大佐短的令人肉麻，言淡之间，流露出对松室表功的味道。 原来10月上旬，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的时候，由于战况紧急，松室孝良从承德曾坐飞机去多伦上空视察战斗情况。回来时飞至隆化县上空，飞机发生故障，降落在隆化县南部山区，被当地土匪大方字俘获。谢嵩州和大方字匪首有交情，因此他主动地和大方字多次联系，说妥以十万元伪满洲国币将松室孝良赎回。从此谢嵩州在松室面前，处处以功臣自居。(1933年冬季，大方字投降日寇不久，就被松室大佐缴械枪毙，谢嵩州在开鲁也为日军守备队的盛队长，装入麻袋里摔死。) 8月中旬，李守信和谢嵩州等离开承德，回到锥子山，着手整编军队，准备反攻多伦。乌古廷又返回喀喇沁右旗公爷府，只身去赤峰携同金永昌到新京(今长春)。由于松室孝良和田中玖的介绍，在长春拜见了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多田骏少将。高级顾问佐佐木到一大佐，同时与关东军司令部的作战课长石原莞尔取得联系。这些日军头目们正在酝酿成立伪兴安西分省警备军，见到乌古廷以后，非常高必，认为物色到了难得的对象。于是指示乌古廷马上回去和李守信共同研究成立一支纯蒙古族的部队，移驻兴安西分省。 乌古廷在长春联系停当以后，同金永昌回到喀喇沁右旗。这时，李守信在日军飞机和炮兵的协助下，二次侵占了多伦，把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追击到大梁底一带。乌古廷从喀喇沁右旗率领特务连，在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的这一天，到达多伦。 乌古廷回到多伦不久，李守信的“兴安游击师”改编为“察东警备军”，将乌古廷的第四支队扩充为4个团，于11月间，移驻伪兴安西分省(由开鲁县、奈曼旗、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林西县、克什克腾旗组成)。王廷相团驻经棚，朱子文团驻林西，达理扎布团驻林东，高庆云团驻天山口门城子，支队司令部驻在林西。 乌古廷于1933年11月间，移驻伪兴安西分省以后，随即着手进行改编伪兴安西分省警备军的工作。可是引起以巴林右旗王爷、伪满兴安西分省的省长扎嘎尔为首的地方势力派的不满，极力加以阻挠。他们认为兴安西分省，不必设置军队，至于地方治安，可用警察队来维持；即使非建立军队不可，也应由兴安西分省的人主持操办，不应由外来的军队改编。至于司令官的人选，也要听从他们的意见，由他们来安排。对这个意见，以警察局长盘井为首的日本人，也大力支持，并为后盾。由于这些复杂情况，乌古廷虽然日夜奔波，也是一筹莫展，双方反而磨擦日深。 1934年2月，旧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林东驻防的达理扎布团韩营的士兵，在林东街上，因看花会和巴林左旗的警察队起了冲突。旗公署的总务科长和子章指挥警察队，把韩营的士兵，捕捉了六七名，吊在栓马桩上用黑蟒鞭抽打得死去活来。为此，韩营长调动部队要进攻旗公署，和子章动员了许多警察在旗公署布防，林东街上几乎断绝了行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乌古廷在林西听到这一情况之后，急派副官长吴尧臣和军需金自强(金永昌长子)二人，兼程赶到林东，从中调解。他们二人见到和子章百般恳求，好说歹说地总算平息了这场风波，和子章释放了被扣押的士兵，乌古廷把韩营长调转林西。 1934年1月间，伪满洲国军政部正式下达命令，“察东警备军”第四支队改编为“兴安西分省警备军”，乌古廷为上校参谋长代理司令官。2月间，伪满洲国军政部顾问部派遣步兵大尉本间诚为“兴安西分省警备军”的军事顾问，来到林西。本间诚大尉到达林西以后，便去开鲁的伪兴安西分省的省公署，会见有关人员，并和警察局长盘井等联系；说明关东军的意图和指示，提出折中办法，说妥将原第四支队的汉族官兵派往多伦归还“察东警备军”，留下其中的蒙旗官兵，作为“必安西分省警备军”的骨干。从巴林右旗召集一个连，以“兴安西分省”省长扎嘎尔的大女婿王忠乃为连长，从巴林左旗召集一个连以和子章的四弟阿民步祜为连长。胳膊扭不过大腿，盘井等只好听从安排，撒消了他们原来意见，就这样算把这场纠纷解决了。 司令部：参谋长代理司令官乌古廷上校，司令部副豪斯巴图尔(吴尧臣)中校，参谋处长扎青扎布(戴选青)中校，副官处长超克豪尔查（王新之)中校，军需处长霍克济勒(霍翰甫)中校(这时潘润农和杨佐清等已经退职在白音布统镇为乌古廷经营商业)，军械处长仁钦宁卜(董荣久)少校，军法处长满都呼(汉族，原是汤玉麟的参谋，名叫姜龙韬)中校，军医处长是日本人山口直上尉。 直属连：重机关枪连，连长叶喜扎布上尉；迫击炮连，连长郝尔罗扎布上尉，独立通信连，连长胡克巴特尔上尉。 兴安骑兵第三团(欠第三连)团长达理扎布中校，第一连长德勒格上尉，第二连长阿民步祜上尉。 兴安骑兵第四团(欠第三连)团长高庆云中校，第一连长特穆其勒(强玉玺)上尉，第二连长王忠乃上尉。 随着部队的改编，军事顾问本间诚大尉，从伪满兴安南分省警备军调来脑门代赖(高庆春)上尉，郎布仁钦(曹伯盛)中尉，嘎尔迪(陈国盛)中尉，候杰少尉和舍尔亲扎布准尉等五名军官，安置在司令部和部队中作为耳目。进行调查了解官兵们的思想动态和民族区分。这些人自以为是日寇的亲信，也就忠诚地为其主子进行特务活动。 乌古廷还异想天开地指示参谋处长扎青扎布中校，把军队用语、口令、命令以及军歌等，都改用蒙文蒙语。在西门外补充队(第一期募兵训练团)，利用学科时间，添设蒙文课程，专聘汪寿先和汪永令二名准尉，按时授课。又派司令部副豪斯巴图尔(吴尧臣)中校，开办小型地毯工厂，请了一名老师傅，组织军官家属学织地毯。乌古廷的夫人乌振华，还带头领导军官家属学习文化。 1934年的八九月间，乌古廷、本间诚大尉，林西县特务机关长完浦大尉和金永昌，都换穿便衣，带领脑门代赖和郎布仁钦二人，坐着汽车，秘密到达乌珠穆沁右旗王府，会见了该旗王爷索特那木拉布坦，由索王派向导带领他们，悄悄地潜入西苏尼特王府，策反德穆楚克栋鲁普。 1935年10月，乌古廷被派入沈阳东山咀子伪满洲国陆军中央训练处高级战术专科学习。从此离开了伪兴安西分省警备军。1936年10月，毕业后调任王爷庙“兴安陆军军官学校”代理校长。1936年12月，调转到伪蒙疆政府，任伪蒙军的中将参谋长。1945年光复后，随着德穆楚克栋鲁普和和李守信跑到重庆投靠了国民党。 由伪蒙疆政府蒙古军的中将参谋长，一变而为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营少将参事兼“东北蒙旗联防指挥部”司令官，纠集一些罪恶累累的地主、土匪、日伪宪兵警察、散兵游勇所拚凑的反动武装，不断向解放区进犯、骚扰。l948年底北平解放前，随德王、李守信逃往南京；1949年4月，又随德、李到阿拉善旗定远营搞“西蒙自治”。在兰州解放前夕，与德古来等人飞往广州，转赴台湾。 ᠵᠤᠰᠤᠲᠤ ᠶᠢᠨ ᠴᠢᠭᠤᠯᠭᠠᠨ 卓索图盟 昔日的卓索图盟，包括喀喇沁三旗和土默特二旗，另附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喀尔喀闲散多罗贝勒（也称唐古特喀尔喀旗，康熙元年即1662年由杭爱山来归，康熙四年即1665年封多罗贝勒）二部。前者是喇嘛旗，和后者共同游牧于土默特左翼旗境内，与土默特左旗同进出，故一般不单列。位于今辽宁省西部、河北省东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域包括今辽宁省的阜新、北票、朝阳、喀左、凌源、建昌等市县，建平县南部地带；河北省的平泉；内蒙古的赤峰喀喇沁旗、宁城，通辽市库伦旗等市县。 据史书记载，清朝初年，朝廷为了制约和笼络蒙古民族，将蒙古地域划分为6盟、49旗。除了少数旗由满洲八旗领辖外，其他各旗均封遣蒙古札萨克掌管治理。各盟的盟长由清朝皇帝钦命。卓索图盟的盟长，皇上钦命家府在黑城子的土默特王兼任，盟址设在朝阳。 1931年版本《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卓索图盟”是内蒙古东四盟之一。唐奚主避暑宫所在，清亦筑避暑山庄于此。后建朝阳、承德2府。盟地曰卓索图，在土默特右翼境内。土默特、喀喇沁部及喀木喀旗会盟于此。 1935年编、1981年重版《辞海》中述，卓索图是内蒙古六盟之一，领喀喇沁、土默特2部，共6旗，附喀尔多罗贝勒牧地，会盟于土默特右翼境内卓索图地方，因称卓索图盟。全盟紧依长城辽宁省之柳条边外，东起朝阳、丰宁、凌源、滦平，以至承德皆是。 经多方考证，“卓索图盟”之名源于蒙古语“召苏勒图”，意为驿站。这是因为古代的朝阳境内，曾设有军事、政事交通驿站，被称为“召苏勒图”。另外，这个地区多为少数民族长期占据，尤其是蒙古民族的喀喇沁部和土默特部等部族久居和繁衍、生息之地。由于蒙古民族长期过着游牧生活，或为躲避战乱经常迁徙，他们暂且停歇或留守的地方，亦称为“召苏勒图”，后谐称今名。清初建盟时，盟以地名。“卓索图盟”之名，一直沿用到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并入昭乌达盟。 明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1639年)，喀喇沁左、右翼、土默特左翼三旗会盟于卓索图地方，称卓索图盟。 清顺治五年(1648年)，建土默特右翼旗，属卓索图盟。 清康熙三年(1664年)，自杭爱山迁入的巴勒布水图喀尔喀左翼，附于土默特左翼旗。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析喀喇沁右翼旗建喀喇沁中旗，仍属卓索图盟。至此，卓索图盟为2部5旗。 1914年，民国政府成立热河特别行政区，卓索图盟属之。 1928年9月，设置热河省，卓索图盟属之。 1933年，日军侵占了热河省全境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东部蒙古地区会盟制取消，代之以省领旗，统属伪国务院兴安局。至此，（作为盟旗制的）卓索图盟不复存在。（原其所属各旗）转而实行殖民统治的旗县制。 1934年，将朝阳县改隶锦州省。1937年，将凌源、凌南两县合并，改为建昌县，伪县署设于莽牛营子(建昌镇)。同年，将建平县北部50个村划出，另建新惠县。并将喀喇沁左旗七家子区4个村、宁城县(今属内蒙古)西桥区9个村划归建平县。 1940年，将朝阳县复改为土默特右旗，又将朝阳县北部划出，建土默特中旗，旗署设于北票。建昌县和喀喇沁左旗合并，撤县存旗称喀喇沁左翼旗，旗署设于鸵牛营子。建平县并入喀喇沁旗，旗署设于建平，后迁平庄，各旗县均隶热河省。期间，土默特左翼旗和阜新县同隶锦州省，蒙汉分治。同年，撤销阜新县，仍由土默特左旗统管全县。 解放战争期间，朝阳和阜新蒙古族分布地区的旗县，先后建立了人民政权，有的旗县又新划建置和改称，增加新县。先归中共热东地委领导，后改隶冀热辽十八行政专员公署领导。到1948年3月，成立北票、阜新、义县联合县政府，归辽西省。1949年，朝阳地区旗县所辖地区又有调整，撤销北、阜、义联合县。同年，撤销冀热辽十八专员公署，旗县统归热河省。1946年8月，喀喇沁左翼旗人民政权——旗政府建立。旗政府在公营子(南公营子)，下辖11个区。旗为蒙古族行政机构。1947年12月，结束蒙汉分治。1949年7月，撤销叶柏寿县(1947年7月，建平县改为叶柏寿县)，将原叶柏寿县所辖半拉烧锅、甘招、羊角沟3个区，划归喀喇沁左翼旗。同年，旗政府由公营子迁至大城子。1956年，撤销热河省，划归辽宁省管辖。1957年10月，国务院58次会议通过撤消喀喇沁左旗建制。1958年4月1日，成立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阜新和彰武地区：1945年9月，建立人民政权——阜新县政府。1946年3月，改为阜新县土默特左旗联合政府，在彰武建立苏鲁克旗政府。同年4月，阜新、彰武二县合并，组建了阜彰土苏联合政府，隶辽北省。1948年3月，阜新地区解放，在北票、阜新、义县交界地区，成立了北、阜、义县土中左旗联合政府，仍隶辽北省。1949年5月，撤销北、阜、义县土中左旗联合政府，恢复原建制。同年8月，实行旗县分治，同归辽西省领导。同年9月，阜土联合政府改为阜新县政府。1954年，辽东、辽西二省合并为辽宁省，阜新县属辽宁省管辖。1957年10月1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58次会议批准辽宁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撤销阜新县、设置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报告。1958年4月7日，正式成立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锡埒图库伦扎萨克达喇嘛旗：系蒙古语，意为庭院。1633年，西藏高僧阿兴希日巴传教至此，划定疆界，为其领地，称曼殊希礼库伦。清顺治三年(1646年)，建锡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旗，属卓索图盟，为漠南蒙古地区唯一实行政教合一体制的旗，历时近300年。1931年政教分治，锡埒图库伦扎萨克达喇嘛旗改称库伦旗。1946年4月至1949年9月先后属辽西省、辽吉省、辽北省哲里木盟。1949年10月后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1969年7月至1979年7月随同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1979年7月又重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99年1月哲里木盟撤盟设市，库伦旗隶属于通辽市管辖。 喀喇沁右旗：（1）区域：1945年解放后，喀右旗的区域包括现在的喀喇沁旗全境、建平县全境及承德县的五家、七家一带。1947年秋，在老哈河以东建立了喀东旗(即今建平县地区)，与喀右旗脱离了关系。（2）旗县并存的情况:1945年11月1日至13日，在承德举行了热河省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蒙旗问题的决议案”，决定成立民主的属人的旗政府，民主的旗政府，废除了早已为蒙古族人民所厌恶的世袭的封建王公制度，旗政府由旗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属人的旗政府，就是类似清末、民国时代“旗不管汉，”的机制，即在同一个区域内旗和县两个政权并存，旗领导蒙民，县领导汉民。根据这个决议案，在喀右旗的区域内除政府外，还有建西县(在11月的短时间内还从中划出过建中县)和建平县两个县政府。1947年11月1日热河省政府发出通令成立喀右旗建西县联合政府，因为1947年冬至1948年春正集中全力完成土地改革，旗县联合政府是在1948年五、六月间才正式组成的。这样，结束了旗县并存的局面。1949年改为喀喇沁旗，1956年撤销热河省建制后划归内蒙古自治区辖。1969～1979年曾划归辽宁省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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