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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滋培 近现代史上，中国这片土地上涌现出了很多教育家，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陶行知、晏阳初……他们的学术造诣登峰造极，其声望蜚声海外。尽管群星闪耀，但百年来还没有一个教育家的声望超过陶行知，毛泽东评价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称他为“万世师表”，泰戈尔称他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教育家”，斋藤秋男称道“他的遗产不仅是世界的，更是全世界人民的”…… 而今，陶行知先生离我们远去近乎一个世纪，各地对他倡导的教育理论学习与研究热度并没有随着时间延长而褪却，他的思想，他的口号，他的实践，他的精神在各个学校（幼儿园）与学术机构落地生根，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原因为何？我们为什么还要效仿他、研究他？在迈入智能时代的今天，我们从他那儿还能够得到什么教益？以此短文从如下几个方面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陶行知的理想主义倾向 陶行知先生所处的年代时局动荡，国家积贫积弱，民贫民愚，即便如此，陶先生凭着“向农民烧心香，心系贫苦学生”的本心，以“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远大抱负，以及改造社会的祈愿，先后创建了多种形式的办学模式来印证生活教育理论的可行性，从而使中国贫苦大众摘下“愚弱”的帽子。中国社会自古以来是国家（政府）办学为主，少有个人办学，陶行知先生的办学实践是中国教育改革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实践使得一个教育人的理想开始真正地发挥作用和产生效能，也影响鼓动了旁侧的同行者、后续的继承者。正是凭着这一种对理想世界的憧憬，陶行知先生做出了很多大胆的尝试，在南京高师积极推动女禁，招收女学生；推行平民教育，计划十年扫盲一千九百万学生；建造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晓庄师范，等等。 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证明，人的创造性在于把人们原先认知中不可能的事情通过种种途径与多种努力变得实际可行，创造性始于想象力与创造力，成于行动力，而现实主义更偏向实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它需要短期内有成果产出，这便与理想主义泾渭分明。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主张“经世致用”；洋务运动中，张之洞主张“中体西用”；维新运动时期，郑观应倡导女子教育，梁启超、经元善等人倡议设立女学堂，康有为倡导男女平等；民国初期，蔡元培依据新旧时代对教育的要求提出“五育”并举；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倡导平民教育与青年教育；国民政府时期，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理论，等等。他们的主张超前，且都基于民族崛起与国家危亡，他们不仅是开拓者，还是最早的建设者。我们发现，这些先贤构建的理想事业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正是在这样的条件激发下人之潜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所以我们才能不断地挣破桎梏，摆脱被奴役的状态，可见理想主义的驱使使得社会变得更加完善。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改进与乡村教育改造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就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为了使自己的主义更适切中国实际，在不断地修正和扬弃西学内容时，陶行知始终让其朝着向自己构建的教育理论体系保持一致，所以“生活教育”理论体系能够得到长足进步，乃至今天我们也在不断地研究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并为其注入更丰富、更具有时代特性的内容，同时助推“生活教育”理论向前发展。 陶行知兴学为民的实干精神 陶行知先生不仅是教育界的领军人物，除了他提出的伟大计划外，他本身也是一个实干者，他的身上有着强烈的实干精神。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陶行知不断地推出新模式以应对学者需要、社会需要、民族需要、国家需要。 1923年，他为改变中国教育落后面貌，改良教育方向与晏阳初、陈鹤琴、朱其慧等人推进“平民教育运动”；1927年，他为中国教育找生路，改进乡村教育运动在南京神策门外创办晓庄师范；同年3月，为建设一个省钱的、平民的、中国的乡村幼稚园，他创办了燕子矶幼稚园；1932年，他为教人民大众自动生产劳动养活自己，把“古庙学校”的构想孕育催生了“工学团”；同年，他同情农村适龄孩子忙于家务无法上学，提出了“教育为公”，推行“小先生”运动；1939年，他为难童有学上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等等。 怀着一种“爱满天下”的精神，每每碰到一个问题，陶行知便会本着应对社会环境变化态度进行一种试验与实践。尽管在当时每一项实验都没能彻底解决全貌问题，但他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甚至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使得我们能在他的基础上，或启发性的结合地域实际将他的种种做法进行剖析、移植、复制、推广、发扬。就这一点而言对我们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就好比我们教育界的“启蒙”，引出了“教育为公”“以人为本”“大众教育”……，其核心指向是“教育为公”，这与今天倡导的“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一脉相承。 陶行知的知识分子形象 教育家与知识分子的联系与生俱来，陶行知不仅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还是一位知识分子。陶先生作为知识分子不仅针砭时弊，还从文化建设与社会改造的角度进行了深度反思。他作为一个建设型的知识分子改变了中国的教育制度，更让那时众多的文化精英“迎合”当时平民所能接受的文化标准，把文化、教育、学术变成了推行民主教育的工具。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余子侠认为，民主教育或教育民主化是陶行知这一类知识分子平生奋斗且不懈努力的教育理想和事业终极，民主教育的性质是教育属于人民、教育依靠人民、教育为了人民的幸福，而民主教育的目的是教育为公。陶行知的身上不仅有知识分子的职业化与技术化，更有强烈的社会职能体现，这一点从陶行知先生身份（教育家、思想家）界定与志业（教育）便可窥见。 众人皆知，陶行知在回国后积极投身社会改良运动，无论是参与社会改造还是教育改造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至于他离开后近一个世纪的今天，我们都还在向他学习，学习他的教育理论，信奉他的教育信念，践行他的教育主张。而在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对他的人格、品质、精神、事迹都备受推崇，来自于社会的肯定赋予了陶行知作为时代人物与教育里程碑的独一无二的重要性。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费兰克·富里迪认为，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社会参与。法国学者雷吉斯·德雷布在对法国知识分子德研究中称，知识分子不是根据教育程度来定义的，而是根据“对民众的影响”。毋庸置疑，陶行知先生的“社会参与”与“对民众的影响”深入人心，他唤醒了人们对接受教育的渴望，使人们明白教育使民富，教育使民得民权进而保民族。 从顾准、马相伯、梁漱溟、陶行知、费孝通等知识分子的身上可见，他们都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志向贯穿生平，他们总是迫切地看到社会问题，然后冥思苦想的针对此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似乎找问题就必须给方案。“现实是多维度的，现实所包含的知识要求我们能够跨学科、跨专业地谈话和工作。”在当时，陶行知先生面临的问题牵缠甚广，不单是一个专业领域对应的专业知识所能够解决的，它涉及社会、民生、教育、历史、政治、人口等诸多因素，但他凭借着不断地社会实践催生相应的知识产出，用不满足的心理克服障碍，以实际行动影响民众观念，为后来者进一步的开拓行动奠定了精神基础。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参考价值 陶行知在留学美国期间师从杜威，杜威主张“教育即生活”，而陶行知主张“生活即教育”。在把这一名词翻筋斗的过程中，他给出的依据是“整个的社会活动，就是我们的教育范围”。生活教育理论虽源于国外，但它的明确提出与系统阐释却扎根中国实际，为我们的文化自信、教育自信奠定了思想基础与理论基础，他的思想是我们需要引起重视的精神资源。 所谓“落其实思其树，饮其流怀其源”“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华夏五千年文明所孕育的，传统文化中有文明的基因，它可以滋养世代人，会随着时间积累增添我们心中的文化自信与自豪。好的文化都有着实践源泉与现实基础，生活教育理论在内容上倡导从书本到生活，为过一种进步向上、积极有为的生活而努力。在那个西学盛行的时代，陶行知身上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能充分吸收外来文化将其变为自己追求实践的材料，为我们今天坚定文化自信，讲好教育故事，从先进文化中吸取营养指明了根本途径与方法。 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信息爆炸、人心浮躁、盲目追风的时代，或许我们正需要陶行知这样的教育“真人”，走近并挖掘这座思想宝藏我们将受益无穷。 （《时代教育·行知纵横》副主编，“大成陶书”副总编辑，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会员，成都市作家协会会员，2019年成都市“好记者讲好故事”优秀奖获得者，策划图书《爱要大声说出来》获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摘自 | 《时代教育·行知纵横》2020年11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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