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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标题栏字数限制，故只放主标题，特此致歉说明 科学实践观的确立与马克思的主体性革命——从“异化劳动”“感性实践”到“全面生产”的概念嬗变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哲学转向确立了主体在认识论领域内相对于客体而言的优先地位，但由于将主客体关系仅仅理解为主体在抽象思维中把握客体，导致了主客体之间难以弥合的二元对立，这构成主体性哲学的理论困境。而马克思通过主体性革命，以“实践主体”取代“认知主体”,把握到主客体在感性实践活动中的相互生成关系，有效克服了主客体二分困境，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具体而言，科学实践观的确立与主体性革命的完成包含了“异化劳动”“感性实践”和“全面生产”三个思想环节，形成了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演进逻辑。 一、异化劳动与主体性革命的开端《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构建了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重要内容，为主体性革命的展开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重构，实现了自我意识的精神活动和奴隶的纯粹物质性劳动的整合，初步解决了近代主体性哲学中主客体二分的理论难题。进而，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的剖析中形成异化劳动理论，使得劳动概念得以现实化和具体化。 在黑格尔之前，劳动通常被理解为消极的、贬义的、非人的活动，并不具有哲学意义上的理论地位。例如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中所讨论的理论、实践、制作都是自由民的活动，而奴隶迫于生存必然性从事的劳动则是不被讨论的。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传统中，劳动也同样被理解为原罪的惩罚，是消极的、非人的活动。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劳动的现实地位和理论地位逐渐提升：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被解释为一切财富的源泉；在黑格尔的主体性哲学中，劳动则首次被把握为精神运动的一个环节。在《精神现象学》的主奴辩证法部分，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作为主体，能够外化、对象化、异化自身，从而实现自我生成、自我创造、自我确证。而奴隶的劳动(即“物的陶冶”)只是自我意识确证自身的中介环节，劳动确证了自我意识具有外化自身和设定物性的能动性。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劳动概念中所包含的自我意识的能动原则，以及黑格尔将劳动与人的本质相关联的理论尝试。他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进而，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劳动概念的非现实性，并通过异化劳动理论来剖析市民社会的现实劳动，使得劳动概念得以现实化和具体化。他指出，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4)。而要把握劳动的消极方面，需要深入到市民社会的特定现实，考察个体的自由自主活动如何受到感性物质条件的制约而展开为现实的、具体的异化劳动。在异化劳动理论中，劳动概念具有两个基本面向：其一是劳动的本质规定，即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自由活动和自主活动；其二是劳动的现实展开，即市民社会中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劳动状态。马克思认为这种异化劳动状态实质上是一种奴隶状态，其中人的自主自由的活动被贬低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人仅仅作为工人，作为肉体的主体而存在，无法在劳动中实现和确证自身的本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异化劳动的根源理解为市民社会中的私有财产关系，进而将共产主义理解为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理解为对人的本质的重新占有和对人性的完全复归。 综上所述，借由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批判性改造，马克思形成了克服近代主体性哲学中主客二分问题的初步思路。这一时期马克思尚处于思想实验时期，他试图借助费尔巴哈人本学、黑格尔唯心主义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来剖析市民社会，但所形成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路径和异化劳动理论也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和缺陷。原因在于，异化劳动概念虽然揭示了工人所遭遇的非人处境，但本身包含了先验预设的成分，即以“自由自主活动”作为“人的类本质”。这使得马克思这一时期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仅仅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并不足以有效解释市民社会中的异化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应该如何克服。因而，他只能借助概念的逻辑演化，即“作为类本质的劳动——异化劳动——共产主义(异化劳动的扬弃)”这一抽象逻辑将现实问题悬置起来。在随后的思想探索中，马克思自觉推进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马克思指出：“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因此，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当然，这种废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而决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的时候，才能成为现实。” 二、感性实践与主体性革命的枢纽在《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核心概念来批判市民社会，而在随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开始从异化劳动概念上升到感性实践概念，确立起感性对象性原则，把握到主客体之间的交互统一关系，并初步实现实践概念的“劳动—生产”化重构。可以说，感性实践是马克思进行主体性革命的重要枢纽，具有承上启下的理论功能。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为中介，对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及其自我意识原则进行理论改造，为感性实践概念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在劳动概念中把握到“能动的对象化活动”这一重要原则，他指出：“因为黑格尔理解到——尽管又是通过异化的方式——有关自身的否定具有的积极意义，所以同时也把人的自我异化、人的本质的外化、人的非对象化和非现实化理解为自我获得、本质的表现、对象化、现实化。” 在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进一步将异化劳动概念上升为具有更高抽象性的感性实践概念，从感性对象性原则出发，对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原则和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原则进行了彻底扬弃，确立了不同于认知主体的实践主体。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将感性对象性活动原则注入实践概念的内核，并以此为理论基点对传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了双重批判。他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 这一时期，在马克思将异化劳动概念上升为感性实践概念的同时，所完成的另一项重要理论工作是对实践概念进行初步的“劳动—生产”化重构，通过将劳动概念中的自我意识原则与生产概念中的物质优先性原则相统一，开创出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境域。对实践概念的初步“劳动—生产”化重构，在于对劳动、实践和生产三个概念之间关系的结构化处理。其中，实践始终作为劳动和生产的上位概念出现，相对而言更具一般性和抽象性。实践概念在广义上包含一切人类的社会历史活动，既包括劳动和生产，也包括伦理活动、政治活动、革命活动等。而在一切实践活动中，劳动与生产始终构成实践的基础，相对于其他实践活动而言具有决定性和优先性。借由更高一级的感性实践概念，劳动概念中的自我意识原则与生产概念中的物质性原则得以融合、贯通和统一起来。但无论是对主体能动性的讨论，还是对客体物质性的言说，都必须以主客体在感性对象性活动中的交互统一关系为前提。因此，感性实践概念中所包含的感性对象性原则始终构成理解主客体问题的统领性原则。经由初步“劳动—生产”化的实践概念，具有深刻的革命性。它为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奠定了基础，构成新历史观的出发点。正如马克思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8) 。同时它也规定了历史科学的研究前提和对象。历史科学既不像经验主义者，将历史理解为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像唯心主义者，将历史理解为受抽象观念的支配；而是将历史理解为“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9) 和他们的能动的、现实的生活和活动过程，并以此为研究前提和对象。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在这一阶段的思想演进主要包括了三个重要环节。其一是在《巴黎手稿》中通过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改造，批判性综合和改造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和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原则。其二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通过将异化劳动概念上升为感性实践概念，确立了感性对象性原则，实现对传统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双重缺陷的克服和主客体二分困境的解答。其三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实践概念的初步“劳动—生产”化重构，实现了自我意识原则和物质优先性原则的辩证统一。由此，感性实践概念的确立为主体性革命的最终完成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打通了理论关节，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枢纽意义。 三、全面生产与主体性革命的完成虽然马克思从感性实践概念出发，初步完成了由认知主体到实践主体的根本转向，克服了近代主体性哲学中的主客二分困境。然而实践概念作为一个一般性的抽象概念，只有将之进一步现实化和具体化为全面生产概念，才能从哲学批判通向社会历史批判。也正是通过全面生产概念，马克思以物质优先性原则为主客体关系的理解进一步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彻底完成了实践概念的“劳动—生产”化重构。在这个意义上，从感性实践到全面生产，构成了主体性革命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标志着科学实践观的最终确立。 如上文所述，马克思的主体性革命中包含一条重要的逻辑线索，即实践的“劳动—生产”化重构。这条线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接续和演进体现为全面生产概念的逻辑展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全面生产继异化劳动和感性实践之后，进一步上升为主体性革命的核心范畴。早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就从人本学唯物主义视域出发提出人应该要有区别于动物的全面生产。他指出：“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 这一时期，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的系统批判中，确立了与“类”和“自我意识”相区别的“现实的人”作为全面生产的主体，并从现实的人的现实生产活动出发正面阐述了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以直观的方式，而不是从感性活动出发来理解感性世界和现实的人。他没有将感性世界理解为历史的产物，没有意识到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创造、生产才是感性世界的基础，对现实的人也仅仅从抽象的类的层面予以把握。因而，“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继而，马克思建构起包含生产力、生产方式、交往形式在内的概念体系，从物质优先性原则出发，具体论述全面生产的客观物质条件，并以此来说明人的本质和人类历史。首先，马克思通过特定的生产内容和生产方式来理解人的本质。他指出：“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立足全面生产概念重新讨论了市民社会中劳动者的异化状态、个人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等重要问题。在《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对异化和共产主义的讨论主要是在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展开的，当时对异化劳动的理解还包含有先验预设的成分，将劳动的本质理解为自由自主的活动和人的类本质，而将现实的劳动理解为异化劳动，将共产主义理解为异化劳动的扬弃。而经由感性实践和全面生产这两个主体性革命环节，马克思已然实现了对人本学唯物主义理论框架的彻底剥离，对费尔巴哈感性直观和黑格尔自我意识原则的彻底扬弃和超越。此时，他关于劳动、异化和共产主义的讨论都建立在了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地平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直接将原来的“异化劳动”视为现实中劳动的主要类型，提出了“消灭劳动”的主张。 总体来看，从感性实践到全面生产是马克思思维方式和理论内容的全面提升。在全面生产环节，马克思完成了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的系统批判，彻底实现了从人本学唯物主义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转向，并从全面生产这一新的理论境遇出发，对人的本质、社会历史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异化状态和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与条件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科学系统的阐述，最终完成了主体性革命，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 结 语马克思主体性革命的完成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是一体两面的过程。主体性革命的完成既是对近代主体性哲学的接续、推进和转化；也是在扬弃传统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确立起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也意味着，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一开始就内在的包含了主体向度。然而，对这一主体向度的理解，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形成了诸多争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各种主客观原因导致了理解视角的片面化和割裂性。例如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人道主义说”,仅仅立足于《巴黎手稿》和异化劳动理论来理解和诠释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而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认识论断裂说”,认为从以“劳动”为核心范畴的《巴黎手稿》时期到以“生产”为核心范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断裂，则是忽视了从异化劳动、感性实践到全面生产的术语递进中马克思思想的承继性和发展性。而国内的实践唯物主义路向，通过将实践概念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特定阶段的现实问题相结合，弘扬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性精神，促进了理论和现实的双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深化，仅仅从实践概念出发来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主体向度也遭遇到困难。 因此，要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体向度，就必须建立一种总体性的理论视域，将对马克思主体性革命的理解落实到异化劳动、感性实践、全面生产这三个重要的理论环节。由此可以发现，马克思从《巴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所实行的主体性革命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思想过程，其中包含了丰富且复杂的思想成分和理论框架。近代主体性哲学最根本的理论缺陷，在于从认识领域而非实践领域来理解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所以，无论是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的“类”,还是施蒂纳的“唯一者”,都是对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抽象表征，进而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理解为一种认识论问题，无法实现主客体问题与现代社会问题的贯通。而马克思主体性革命的核心，恰恰在于以“实践主体”取代“认知主体”,以实践关系而非认识关系来把握主客体关系，取消了抽象的绝对主体，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理解为在实践中的交互生成，从而有效克服了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困境。更重要的是，借由对实践概念的“劳动—生产”化重构，马克思将劳动概念中的自我意识原则与生产概念中的物质性原则统一起来，打通了哲学批判和社会历史批判的理论关节，实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主体向度和客观向度的辩证统一，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向。 注释作者简介：苏红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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