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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秉章与刘蓉，都是晚清名臣。在刘蓉成为名臣的道路上，骆氏是他最重要的提携者。在师长辈的人物中，刘蓉与骆氏交往时间最长。但是，他在何时、因何事首次进入骆氏视野，目前尚不清楚。道光三十年四月至咸丰二年八月，骆秉章任湖南巡抚。这期间刘蓉经常在长沙，但没有发现两人的交往迹象。道光十八年，二十多岁的刘蓉结识名臣贺长龄，二十七年结识理学大家唐鉴。贺、唐都对刘蓉颇为赏识。当骆秉章任湖南巡抚时，刘蓉已是“湖南六名士”之一，骆氏对他应该是有所耳闻的。咸丰二年八月，骆秉章离开湖南，署湖北巡抚，时间不长，于咸丰三年四月再任湖南巡抚。此后，刘蓉协助曾国藩练兵、随他出征太平军，屡立军功。四年九月，曾国藩保举刘蓉，谓其“赞画军谋，德器醇厚，识力坚定，在岳州督勇出阵，履险不惊”。这无疑使骆氏对刘蓉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咸丰五年十月，罗泽南、刘蓉等人率军攻打湖北蒲圻，刘蓉弟刘蕃阵亡。刘蓉遂负弟骸归湘。十一月，清廷以湖北巡抚胡林翼之奏，著骆秉章即饬刘蓉前赴罗泽南军营。六年二月初，骆氏致函刘蓉，命其招勇援鄂。刘蓉复信给时在骆幕中的左宗棠，以亲老辞。这是目前所知骆、刘之间第一次书信往来。八年六月，丁父忧的曾国藩奉旨出山，刘蓉送至湖北。曾氏经过长沙时，与骆秉章会面，刘蓉肯定在场。或许这是骆、刘初次相见。此间有人劝说刘蓉出山，刘蓉不应，遂被指责。胡林翼写信给李续宾、续宜说：“近日颇倾轧刘霞仙，言其过高好异，又稍偏。又言霞仙必不出山，即不出山亦得此实。”胡氏知道李氏兄弟与刘蓉关系很好，他向李氏兄弟透露消息，目的很明显，就是要他们将消息转达给刘蓉。胡氏没有明说倾轧刘蓉的人是谁。最有可能的是骆、左。几年以后，骆氏在奏稿和书信之中有同样的言词。九年三月，太平军攻永州、祁阳。省中命刘蓉、朱宗程、曾国潢在湘乡办团练，以备防堵。刘、朱未有行动，骆秉章有微词。十二月，左宗棠受樊燮案影响，不得不离开湖南。骆氏欲请刘蓉入幕，以填补左氏留下的空缺。至十年正月，左氏受骆氏委托，三次致函刘蓉，转达骆氏延聘之意，并派专人接刘蓉进省。刘蓉以父丧、家人需照顾、能力不胜任为由坚辞。他在给左氏的信中表达了对骆氏的敬仰与歉意，说“中丞公廉公仁恕，德器粹然，盖平生所钦仰。”随后，胡林翼也来信充当说客。刘蓉复信解释不入骆幕的原因，主要是骆氏缺乏“刚果有为之志”，作他的幕僚很难施展抱负。闰三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四月，丹阳、无锡、苏州相继失守。清廷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氏制定先巩固江西，然后步步为营，收复皖南、江浙的策略。增强兵力成为湘军当务之急。五月，骆秉章奉旨，命刘蓉募勇支援曾国藩。刘蓉致信给已回到骆幕的左宗棠，谓湘军征战多年，经过多轮征兵，现在很难招齐，也物色不到合适的营官、哨官，且“襄助乏人，难以济事”。刘蓉的想法是，如果出山，第一选择是作胡林翼的幕僚。与骆秉章相比，刘蓉和胡氏的交情更深，毕竟他们是携手上过战场的。六月，清廷命骆秉章入蜀平乱。他再次请刘蓉入幕。应在八月初，刘蓉进省。经一再劝说，他考虑到骆氏确实没有得力助手，同时作为幕客相对比较自由，“未敢固辞，乃为半岁之约”。从此，左氏在骆幕中的角色为刘蓉取代。八月至年末，骆秉章上报奏折、公牍三十多份，其中部分应出自刘蓉之手。九月，骆氏上奏，云“刘蓉质朴沉毅，臣所素知，已调其随同入川襄办营务，冀获指臂之助”。后来胡林翼函询骆氏如何使用刘蓉，骆氏称“刘蓉新募护军营勇丁八百名，总办营务，随同入蜀”。此时，朱孙诒也在幕中。朱氏创建湘军功劳很大，任湘乡县令时对刘蓉有知遇之恩，二人情谊很深。朱氏现在是记名道员，在骆幕中的地位如果低于刘蓉，似乎不妥，因此骆氏也让他总理营务。咸丰十一年正月，骆秉章率军从长沙出发赴川。二月下旬，抵荆州沙市。此前，太平军陆续占领湖北黄州、黄安、德安等地，江西亦告急。因此，骆军刚抵沙市，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即来函，请援江鄂。刘蓉认为江鄂远比四川重要，应以全军支援江鄂，但是朱孙诒强烈反对。后来在停留荆州的时间长短问题上，刘、朱意见也不一致。骆氏虽然采纳了朱氏意见，但对其言行颇不满，遂于入川后撤其总理营务之职。此后几个月，骆、刘连续取得绵州、眉州、丹棱、青神之战的胜利，蓝李义军遭到沉重打击。绵州之战后，骆氏拔刘蓉为知府，又参去四川布政使祥奎，荐举刘蓉。刘蓉升知府才几天，即被清廷赏三品顶戴，署四川布政使。同治元年二月，刘蓉实授布政使。三月，曾任顺天府尹的蒋琦龄上《中兴十二策疏》，有慎名器一条，指刘蓉升擢太快。刘蓉遂请骆秉章代奏乞退，骆氏不允。刘蓉遂自行缮发，骆氏只得代为陈奏。被清廷驳回。十二月，刘蓉在双龙场与石达开首次交手，取得大胜。四个月后，石达开就擒。骆、刘联手，不仅在短时间内平定了叛乱，而且在理政上也很和谐。如大力整顿吏治。工科掌印给事中赵树吉上疏说：“窃惟川省吏治，废弛久矣。自骆秉章莅任以来，与藩司刘蓉、臬司牛树梅躬行督率，加意整顿，先后甄别奉参、及列入计典之劣员，不下二三十人，绅民同深悦服。”又如一致抵制西方宗教。同治二年，法国天主教川东主教要求以重庆巴县城内之长安寺抵偿昔年被没收的教产，受到骆秉章、刘蓉抵制。川东主教通过法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骆氏因此被剥夺管辖四川教案的权力。法国公使企图利用总理衙门将刘蓉调离四川，未得逞。说明刘蓉得到了骆氏支持。刘蓉任布政使虽然时间不长，但其成就、操守广为传播。郭嵩焘致信刘蓉，说：“侧闻彼间吏治之不修久矣，名贤得位，天下属心。朝廷新政焕然，将以风示在位，振厉官常，以为戡乱保邦之本，非徒快兄此行，引领蜀乱之有瘳也。闻受命以来，勤人事，广人才，孳孳焉惟日之不足，盛德大业，富有日新。言者谓蜀人诵公之德，比诸甘棠之归召公，尤见我兄左右宣导之力也。”刘蓉离川前夕，蜀中大儒李惺赠诗，将刘蓉喻为诸葛亮、文翁。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说刘蓉“官川藩日,行李一肩，仍守寒素。及去，应得羡余公费，贮之司库，毫厘不取。”骆秉章给刘蓉提供了充分施展才能的平台，并大力提拔，使他入幕仅两年就从同知衔擢致布政使，上升速度之快令人瞠目。曾国藩惊叹“霞仙一飞冲天，较李、彭诸公尤为破格”
。而骆氏在刘蓉襄助下，在四川取得的政绩达到其人生新高度，使他在朝廷的地位更重要，在民间的威望更显著。《清史稿》说：“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于水火，乃其殁，巷哭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云”。同治二年五月，因陕西形势严峻，清廷命刘蓉赴陕督办军务。骆秉章非常倚重刘蓉，自然要找理由反对。谁知清廷于七月直接特授刘蓉为陕抚。这样，骆秉章就不能再抵制了。当骆、刘是上下级时，合谐是他们关系的基调，即使有不谐之音，也不是主要的。王闿运在《论道咸以来事》中说刘蓉任四川布政使后，骆氏“见辄龃龉，凡事皆主于杨重雅”。显然夸张了骆、刘之间的不谐。现在刘蓉成了封疆大吏，与骆是平行关系，不谐之音在他们之间开始凸显。由于陕省遭多年兵火，残破不堪，缺兵缺饷，刘蓉在兵、饷两方面都离不开骆氏的援助。客观来说，骆氏确实给刘蓉提供了很大支持，另一方面也有抵触。刘蓉刚踏上赴陕之旅，骆氏对他的嫌隙就表现了出来。一是军饷问题。刘蓉赴陕所带一万多兵力，原本都是骆秉章带入四川的湘军。刘蓉为了避免入陕后延误事机，离川时多带了两个月军饷。而骆秉章怀疑刘蓉要将这笔钱用于资助陕军，“而楚军乏饷，仍将索之于蜀”。骆秉章的猜疑可以理解，但在刘蓉看来，这无异于把他看成了市侩，这是他感到气愤的。他在给骆氏的信中说：“自顾平生行谊，虽碌碌无所短长，而于取与小节，砼砼自守，颇见信于友朋，岂今日任职服官，反至尽乖素守?况蜀军既资蜀饷，秦军须用秦饷，前在藩司任内曾经剖析具详，界划已极分明，一旦自食其言，何以取信于世?此又情事之显然者也。”二是对川兵的使用问题。刘蓉入陕，陕省敌军很可能窜入四川，骆秉章遂布置周达武、曾纪凤两军防守于川陕交界之处。对于周、曾两军的使用，骆、刘的想法不一样。骆氏不想将之用于陕省军事，而刘蓉希望在确保四川安全的前提下，将周、曾两军支援陕省。清廷支持刘蓉，命令周、曾两军在川北防务稍松后,听候刘蓉调遣。这使骆秉章对刘蓉不满，认为他不顾四川安全。刘蓉遂致信骆氏进行自辨：“前折谓调周、曾两军会剿，以通驿路，亦虑该逆败而东窜，则萧、何各军势将遣之追蹑，而褒、沔一股非得周、曾会办，势难冀其肃清。然折中亦已明言:必俟川中门户可以无虞，然后调以前进，亦非不顾根本而先撤藩篱也。执事疑其改官赴秦，即不复为蜀计，非惟无此人情，抑且无此办法。”实际上，考虑四川安全是导致刘蓉迟迟未能入陕的原因之一，他因此还受到了清廷的斥责。同治三年正月，刘蓉收复汉中、城固、洋县，二月收复西乡。此时，骆秉章致函刘蓉，告知将断供每月八万两的军饷。这是否影响了刘蓉对骆氏的看法，不得而知。在刘蓉与他人的通信中，他一直称骆氏为“骆师”。军饷减少对刘蓉造成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仍然在军事上取得很大进展，三、四月先后擒斩蓝李义军头目蓝大顺、曹灿章，大大扭转了陕西的形势。但是，由于刘蓉入陕迟缓，清廷怀疑他贻误军情，由此担心他无法胜任陕抚重任，遂命骆秉章就刘蓉的能力问题如实奏覆。五月初六日，骆秉章覆奏，云：“陕西抚臣刘蓉，人本抗直，遇事敢为，措施不避嫌怨，僚属每怀严惮。然绩学虽深，阅历尚浅，兼以性情偏执，自视过高，往往发言太易，未审实情，故所行不能逮。且于将领中明知非可倚任，不免迁就，以此未能尽洽舆情，易招谤讟。其于汉南军务，尚能联络楚军，将蓝、曹各逆次第破灭。惟于发逆大股，虽不能遏其东窜，未收聚歼之功，究因兵单贼众，粮运维难，尚非贻误之咎。”这个评价是客观公正的。然而，随着陕西战事进入胶着，危及四川，骆氏对刘蓉的看法急转直下，走向了片面。四月十五日，太平天国启王梁成富自湖北郧西入陕，与昭武王蔡昌荣会合。五月初五日，梁、蔡攻西安，清廷震动。刘蓉因此被交部严议。为剿灭梁、蔡，刘蓉于二十日出省督军。至八月上旬，官军虽然屡战屡胜，但梁、蔡未被剿灭，且有窜入四川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骆秉章致函军机章京朱学勤，有中伤刘蓉之语：“霞仙之为人,弟后陈之疏已畅言之,自视太高,性情偏执,徒为大言,办事不求实际。现在启、蔡二逆勒办数月,今已由汉南窜至褒沔,已将入川境,乃屡次函咨, 犹云此股必歼诸陕省,若令其窟川,何以对蜀中父老等语,纯盗虚声,实所不免......今观其托倭相门生一节,亦足见其为人耳。”骆氏主要表达两点，一是刘蓉没有能力，徒有虚名，二是攀附大学士倭仁，人品也不行。显然，他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前一点，他以刘蓉的短期表现否定了他长期以来的表现。如果刘蓉没有能力，骆氏为何要锲而不舍地请他入幕？如果刘蓉没有能力，而骆氏却大力提拔他，岂不是欺骗朝廷？如果刘蓉没有能力，骆氏能取得平蜀、治蜀的功绩吗？后一点的要点在攀附权贵。如果刘蓉是攀附权贵的人，为什么要拒绝骆氏三番五次的聘请呢？为什么会主动请辞布政使的高位呢？即使“托倭相门生一节”是事实，骆氏仅凭这一件事诋毁其人品，也是很草率的。在致朱学勤的信中，骆氏评判刘蓉之前，先谈论道学：“弟窃谓道学一事宜身体力行,前因阁下屡询窦侍郎何日到京,弟忽有今之道学之对,亦似言之过当。非谓道学不足敬也,若以道学不可为，岂先圣先贤之言行亦不足法耶？来谕谓即真道学亦似无取,是深一层说法。至臧否人物,刺议朝政,一唱百和,出主入奴,党论遂起,此仍是非真道学之流弊也。”而刘蓉以理学闻名。可见，骆氏的潜台词是刘蓉不身体力行,故而不是真道学。然而，刘蓉亲自率师上阵，难道不是身体力行？七月初六日盩厔一战，刘蓉骑马亲自督阵，被炮子击中马首，可见危险之极。二十四日，在鄠县，刘蓉股际生痈，随后患头风，遍体紫斑，旋又转而成疟，神识昏迷。骆秉章没上过一天战场，反而说身经百仗的刘蓉不身体力行,可见其言论之荒谬。如果说骆氏对上述情况不了解，对同治元年十一、十二月刘蓉亲临前线对战石达开的情况，肯定是了解的。那么，他为什么说刘蓉不身体力行呢？骆氏久经官场，正常来说，品评人物不该如此粗率。八月初，蔡、梁无路可走，只得窜入甘肃。刘蓉命萧庆高、何胜必、黄鼎等川军入甘追剿。此时的蔡、梁“军火皆缺，急击则残喘断难苟延，缓之则死灰又将复炽”，而骆秉章以川北防剿吃紧，将萧、何、黄等军调回四川。刘蓉兵力变得单薄，蔡、梁得以踞阶州以养精蓄锐。刘蓉病中闻讯，焦愤万分，致函骆氏，指责其画疆自守。这必然大大刺激骆氏。十月下旬，骆秉章才派萧庆高等军入甘，刘蓉遂将上述情况奏报清廷。川军未及时入甘追剿，客观上说，是因骆秉章的部署而导致，但骆氏是否画疆自守，不顾大局，很难确证。九月中旬，骆氏接到清廷派兵入甘的谕旨后，覆奏说：“甘境无粮可掠，贼势既难久踞，乖涎川境固在意计之中。此时欲越疆进剿，不惟路出如梳，兵分则单，若专趋一路，贼必伺虚而入，转有回顾不及之虞。且山谷险邃，饷馈为艰，兵无宿饱，何以言战？”这应该是实在情形。而刘蓉的奏折无异于将骆秉章狠狠地告了一状，确有不当之处。骆氏肯定是很不舒服的，并在心里留下了长久的疙瘩。这对两人的关系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撕裂作用。同治四年五月，川、陕军终于联手攻克阶州，蔡、梁就擒。然而这并不能使骆氏改善对刘蓉的看法。六年五月，骆秉章致信鸿胪寺少卿朱学勤，说：“子云初到甘,因误信刘霞仙之言,劾雷正绾,而霞仙之恨雷正绾,因其开复张椒云,而张椒云之结怨刘霞仙,因三年汉中贼遁,张椒云据实入告,刘霞仙报克汉中,以故大相水火。由此观之,刘不独贻误陕西,并贻误甘肃,真小人易知,伪君子难知,信然”。骆氏竟然以小道消息为依据，指刘蓉为“伪君子”，“不独贻误陕西,并贻误甘肃”。这相当惊人。此时，刘蓉因灞桥之败被罢职，正在归湘的路上。骆氏之言可谓幸灾乐祸，很难让人相信出自一位德望俱尊者之口。曾经和衷共济、共克时艰的师友，可能因为误会，也可能因为其他未知的原因，最终成为陌路，不免令人唏嘘。半年后，骆秉章病卒于任，成都建专祠。六年后，刘蓉卒于家。后开复处分，西安建专祠，并祔祀成都骆秉章专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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