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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研究 2023-09-20 10:02 发表于新疆 以下文章来源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作者陈奉林 作者简介 陈奉林，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从丝绸之路研究看日本学者的文明交往史视野 文/陈奉林 文章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本微信版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据原文。 在日本学者的丝绸之路研究著作当中，文明交往史视野几乎贯穿每一部重要的著作，成为一条观察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主线。他们之所以重视人类文明交往的作用与意义，对外来文明的吸收与改造，主要是与日本国家发展同世界文明密切相联有关，与中国文明对日本文明的促进有关，也与他们对人类文明交往重要性的认识深度有关。日本社会从古代发展到近代，从近代向现代发展延伸，都离不开外来文明的影响作用，可以认为这是日本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他们对丝绸之路认识深刻，形成自己文明交往史视野与史观，是基于对其本质特征的根本性认识，故而强调“丝绸之路作为贯通亚非大陆的龙脉，是世界史发展的中心”，“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东西文明的桥梁”；“丝绸之路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东西交流”，“文明之路”、“穿越历史的道路”。这些思想构成了日本学者东方历史研究的一个特色，值得重视和发掘。 一、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交汇的载体 人类自从诞生时代起，就知道交流和交往，为了各自生存的需要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人类在自身知识、技术与组织力量发展起来后，凭借既有的条件进行跨国家、跨区域与跨洲际的交流，海陆交通无疑充当了东西方交流交汇的桥梁。历史学家三上次男在为三杉隆敏《探寻海上丝绸之路》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这条陆路，实际上就是贯通古代、中世、近世，连结东西方世界的纽带，在世界发展史上发挥了极大作用。但是，连结东西方的道路并非只有通往西域各国的陆路。比其更为重要的道路，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中国南海、印度洋、波斯湾或红海，到达中东各国的海路。这条海路比人们想像的更早，从古代开辟，商船往来频繁。古代以丝绸为中心的商品被运往南亚和西亚，玻璃、珠香、玳瑁等珍贵商品从西方运到东方。”明治和大正时期，日本受到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影响，学术研究有很大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已经摆脱传统的旧思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格局。可以说，只有到了这个时代，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才算得上是科学研究。 在上个世纪近百年时间里，日本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丝绸之路研究者，无论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都强调文明交流交往的重要性，并把它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正是因为有这些交流，各国才享受到世界的先进文明，与世界先进者保持了同步，正如东洋史家宫崎市定所说:“人类的文化因为交通得以发达……人类的文化，说到底是人类全体合作的产物。某个地方的发明，因为交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受到刺激的其他地方，往往又能作出更新的文明。”藤田丰八的《西域研究》、《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整体关注了东西方海陆交往问题，认识深刻，观点敏锐独特，许多考察精致细密，确立了他在东西交流史上的地位。他从东西方交往交流带来社会历史巨变的宏观视野出发，看待历史上丝绸之路的意义，对我国的相关研究有诸多的启示作用。经济史家川胜平太以海洋文明史观看待交流问题，指出:“西方、东方、包括日本，其历史发展当然也并非没有联系。事实上，它们是在不断加深联系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此语透视交流与发展的因果关系，社会发展是多种因素使然。 日本学者关注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流、人员往来与文化物种传播，说到底是对文明交往本质与意义的根本性认识，更多地看到这种交往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都是极为重要的，不受文化、国别与地域的限制。东洋史家桑原骘藏在《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中对中外交流大加翼赞，看到阿拉伯人大规模东来，遍及东南亚各国和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在阿拉伯人聚集的地方形成“蕃坊”。他们取得的贸易成就是巨大的，“中世时代在东洋海上贸易之最活跃者，当推阿剌伯商人。彼等曾独占东洋贸易数世纪之久，直至与彼竞争者之葡萄牙人出现为止。当时西自摩洛哥，东至日本、朝鲜之大海原中，殆尽属阿剌伯人之势力范围也。”桑原骘藏在另一部著作《蒲寿庚考》中同样反映了中外交通繁荣兴盛的情况，他写道:“阿剌伯人之与中国通商，虽屡经盛衰，而自唐经五代以至于宋，连绵继续，未曾中辍。有宋一代，其盛遂极。”他的这些观察是从人类文明交往的视野出发的，看到人类历史进步的动力条件，在研究深度上确系有凌越前人之处。 从欧亚大陆北方和南方大海大洋交通的视角看待东方国家的对外交流，是日本丝绸之路研究的重大课题，不仅参与的人数多，持续的时间长，而且研究成果丰硕，反映了日本学界研究的整体水平与动向。宫崎市定指出:“交通所带来的利益，并不一定是在交换知识以后才产生的。人们对外来的稀奇的东西所产生的惊异和热爱，便足以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原动力……说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与交通的流量成正比，这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不容置疑的是，一个脱离了对外交通而自我封闭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必然出现停滞，难免成为世界的落伍者。”这些议论是其文明交往史观的典型表现，也是他思想的重要内容与深刻之处。日本学者把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交流问题来看待，把不同文明联系在一起，大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他们通过对欧亚大陆南北两端交通干线考察，达到对其内涵、作用与意义的深层次认识，实现从西亚到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性跨越，确信人类的文化因众多人的协作而发达。 日本学者丝绸之路研究中的文明交往史视野得到充分的展现，贯穿于他们的整个研究过程。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有的关注材料的收集与整理，做材料的加工、证实或证伪工作，有的关注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人员往来活动，考察丝绸、瓷器、茶叶、药材、香料、金属、马匹和四大发明等交流对于国家、民族、社会生产与生活的重要性，社会大众生活离不开这些东西。三杉隆敏看到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汉代的骆驼商队驮载着中国的丝绸，穿越中亚，到达遥远的罗马境内，9世纪中叶时中国瓷器已经被输入世界各地。无论丝绸、瓷器带来的生活水平跃进，还是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审视这个进程显然是一种新的气象。三杉隆敏使用大量的中外史籍材料，研究中国商品输出的海上运输线，看到古代海上贸易活跃与繁荣。汉代重视对西域的经营与东西交通，通西域后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使中国接触到一个新的更加广阔的外部世界，扩大了对外交往，对外贸易出现了活跃的情况:“汉朝与西域诸国的东西贸易突然变得活跃起来，围绕着丝绸之路的东西贸易首次迎来了全盛时期，……自从开通了与西域各国的交往，人们直至吏卒更皆争相上书，叙说外国珍奇异宝和与西域贸易的利益而争当使者。……从而使西域贸易出现了空前盛况。”日本学者看到的这些情况，从本质上说是从人类文明交往的视野出发的，有着对其特殊的理解与关注。 从文明交往的视野出发看待丝绸之路上的国家间与区域间交往，在思想深度上不同于一般的史学研究，也有别于一般的记载记述。他们把数千年来东西方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和僧俗往返与人类社会进步密切联系起来进行有深度的考察，让我们看到人类社会在生生不已的交流中走向时代的高处，与不断发展的世界保持了同步。细察他们对人类有无相通与文化交往的重视，以及学术史论中若干深思熟虑的观点，深感他们在研究上的用心用力，有着不同于欧美学者的理解与建树，确实令国际同行刮目。可以说，无论长泽和俊的《丝绸之路史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史:四千年的东西方交流》、《张骞与丝绸之路》、《三藏法师走过的道路》，三杉隆敏的《探寻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探寻中国青花瓷》、《陶瓷文化史:从景德镇到海上丝绸之路》，还是宫崎市定的《亚洲史概说》、《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等，都是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人类文明交往互鉴的目光看待东西方交流的，总结出许多可贵的思想，从人类交往实践中采撷有关社会生产、人类生活的若干材料，高扬文明交往的主旋律。宫崎市定这样指出:“对于历史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要素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的交通往来。……历史的运动并不局限于此，每个地区与外界的交往，反而会发挥重大的历史推进作用。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接触和往来，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着生存竞争的关系。人类的文明通过竞争得以进步，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他的这段议论是对人类交往活动的根本性认识，也是认识人类自身活动的一面镜子。 把丝绸之路巨大的交通贸易网络作为东西方文明交往的载体，从多方面探讨它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已经在日本学者的著作中充分地展现出来。根据三杉隆敏《陶瓷文化史》可知，唐宋时期航行于西太平洋、印度洋上的商船运输的商品都与瓷器有关，甚至到18世纪那些在世界主要航线上航行的货船也都载有中国瓷器。他们以极大热情讴歌人类为生产生存而进行的艰辛的贸易活动，吁请人们重视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彼此形成的互利关系，强调交流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在日本学者那里丝绸之路研究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了，而是从重大问题研究中获得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日本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有炙热的感情，每个时代都写下影响一时的著作。他们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海上丝绸之路从古到今带给日本社会大量、长久的文明成果，正是有了这些文明的成果，才能使日本跟上东亚世界发展的步伐，成为东亚世界的一员。” 人类社会之所以不断向前发展，是由多方面条件决定的，对外交流交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社会越发展，交往力的作用就越发突出，作用于社会的力量就越大、越广泛，成为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力量。日本学者对国际交往的理解是深刻的，不仅仅是指物质层面的交往，同时也包括了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交往，可以说是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的展开过程，深深地触及各国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在桑原骘藏的笔下，可以看到外国商人在中国受到礼遇的情况，社会在交往中不断向前发展。宋代优待外商，“每年十月蕃舶归国之际，中国官吏常设宴慰劳送别，名曰犒设。……此项犒设，除蕃商以外，凡蕃舶之重要船员，亦均被邀列席。”显然，这些详细的信息源于复杂的历史材料，反映了作者宽宏的视野。 二、文明交往史视野中的丝绸之路 在日本学者视野中，丝绸之路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包括政治、经济、造船技术、海关管理、港口城市、文化交流、使者往还、国际移民等，几乎涉及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称得上是一门大学问。他们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始终以发展的、复杂的眼光看待东西方交流，深深触及社会发展动力及其原因等问题。桑原骘藏看到丝绸之路开辟的时间很早，功能作用大，是国家政治、经济和技术力量综合发展和连续发展的产物。在东方历史上，参与丝绸之路的国家不少，但真正取得海洋重大成就的国家并不多，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无疑是重要的代表。桑原骘藏认为:“中世时代在东洋海上贸易之最活跃者，当推阿剌伯商人。彼等曾独占东洋贸易数世纪之久，直至与彼竞争者之葡萄牙人出现为止。当时西自摩洛哥，东至日本、朝鲜大海原中，殆尽属阿剌伯商人之势力范围也。”他在《唐宋贸易港研究》中看到阿拉伯人海运发达，几万阿拉伯人来往于广东贸易的情况。9世纪中叶，广东的外国贸易，尤为繁盛。东西方贸易发生发展受到多种力量的推动，是与国家力量参与以及对外来诸物对国家致富致强的认识不断深化分不开的，也是与国际市场的需求分不开的。瓷器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在瓷器制作方面，除了中国，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不能烧制这样的瓷器。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海上联系很早。“实远在八世纪以前。迹其原始，盖在东晋初期。七世纪时，大食王遣使朝贡，尔后往来渐繁。至八世纪初，回教传布日广，阿剌伯人商务因之逐次东渐，遂臻唐宋互市之盛。”在东方区域性的国际交往当中阿拉伯人起到了承前启后、沟通东西的作用，成为东亚与印度洋世界联系的中介与桥梁。三上次男认为，联结东西方世界的海上贸易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就已经很活跃了。他根据《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的材料，确断西方人公元一世纪前后利用季风，开辟了从埃及到达印度的海路。在东亚，中国人也在克服诸多限制艰辛地进行文明的交流与构建，把中国文明带到印度洋地区。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世纪，开辟了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马来半岛等到印度东海岸黄支国的海上贸易航路，罗马的物资不断地被带到东亚。这些探讨对于读者来说都是大胆而新颖的，反映出他们眼光的开阔。 从比较的观点来看，尽管每个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不同，甚至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拙巧差异，但是他们的视野都是开阔的，不厌其烦地考察中国的丝绸、瓷器、造纸技术、指南针、中药、文化通过陆路和海路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情况，强调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东方国家的航海发展史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宋代从日本输入的商品有珍珠、硫磺、莞席以及松木、杉木、桧木、砂金等。交通促使文化发达，文化具有拉近交通距离的力量。正是由于利用了这个交通网络，外来商品、文化、物种与技术大量引进，给各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社会面貌与大众生活在新陈代谢中向前发展，从野蛮向文明升华，不断走向时代的高处。宫崎市定看到中国社会在内外因素交互作用下发生的变化，他说:“中国古代史是一部发展的历史。从都市国家的林立，到统一的古代帝国，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到交换经济，从野蛮到文明，所有的领域都能看到显著的进步。特别是在经济上，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高度增长期，换言之也就是景气的时代。虽然与之伴生的社会弊病也相当严重，但社会的发展力量能够克服这些弊病，多次成功地回避了危机，使得顺应形势的社会改组成为可能。”确实，中国社会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中发生着深浅不同地改变，外来物种、技术与思想从沿海向内陆扩展，走进通都大邑，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以至包容性在扩大，甚至我们的文化中具有了民主的、科学的和工商业性质的因素。 从日本学者推出的诸多著作中可以看到，东方人开辟的海上航线已经将东亚(包括东南亚)、南亚、西亚、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部地区有力地联系起来，这条航线成为世界上最早、最长的航线。宫崎市定提出了“世界史中的中国与日本”问题。这个观点的酝酿与提出不是随性而发，勿宁说是从世界历史发展中得到的可贵启示，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无论路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文明交往史视野贯穿始终，对东西方交流交往报以热切的期望，即便是对破关而入的西方殖民者东来也能从客观的视角加以理性地分析，而不是不加分析地一概而论，认为16世纪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从印度到达中国和日本，是非常重大的事件。从历史遗产中挖掘人类文明交往的有益经验，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找社会不断向前迈进的动力，显然是他们乐此不疲的工作，宫崎市定一再强调:“人类的文化依靠合作而发展。合作的范围愈广，合作的方式愈密切，合作就愈见成效。通过合作来改善生活，不仅人类社会如此，动物世界也是如此。”这些观点显然都是在呼吁人们重视历史经验，倡导开放精神。 人类文明是在空间上不断地流动的，正如水流由高而趋低一样，总是流向那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方。仅以瓷器为例，中国景德镇的青花瓷生产技术自14世纪以来，影响了安南的青花瓷、朝鲜半岛李朝的青花瓷、日本的伊万里青花瓷和东南亚地区的青花瓷。既有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的瓷器还远销至西亚、中东、阿拉伯半岛、北非、地中海和欧洲，给各国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人类不同于自然界其他动物之处，在于发明了有无相通的贸易，具有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在经常的、大量的贸易交往中逐渐由地缘性的交往发展成为跨国家、跨地区和跨洲际的交往，促进了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进程。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图书馆、清真寺珍藏和考古发掘现场出土的大量陶瓷实物表明，外销的瓷器数量之多之大，令人惊叹。埃及出土的大量的陶瓷碎片是从15000公里之外的东亚国家中国运输来的，其数量非常之多。陶瓷是中国的发明，自7世纪起不断地外销，9世纪以后外销规模扩大，有学者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为“陶瓷之路”。因地利之便，中国越州窑瓷和黄褐釉瓷传入日本，接待外国客人的博多鸿胪馆里有相当数量的越州窑瓷器。这些情况说明，古代中国的瓷器传播广泛，成为受到各国欢迎的商品。 东方诸国以丝绸之路为载体与域外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持续的时间长、影响大，逐渐突破经济领域，向政治、外交、移民、技术传播与海上安全等领域拓展，形成有影响力的海洋文化史。即便是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各地之间此疆彼界的限制，形成国家间、区域间的互动与共生，人类的活动不会永远固定在一个区域内。东方在近代以前一直是世界商品的重要输出之源。中国输出丝绸，日本输出黄金，印度输出沉香、白檀、龙脑、肉荳蔻、丁香、木棉，锡兰岛输出宝石。大规模的海陆交往促进了各地的经济发展，维系着丝绸之路的交通大道。贸易是阿拉伯帝国最重要的经济活动，珍贵的商品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汇集，使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致富，远方的工人也来这里，从事先进的生产活动。许多有影响力的学者，如桑原骘藏、三杉隆敏、三上次男、长泽和俊、宫崎市定等人的著作都清晰地表达了一个事实，即都强调交通交往在推进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他们所说的交通并非仅仅指一般意义上的交通运输，车船之用，也包括了为文明交流交往而进行的一切重大交流交往与交错活动，是从更高的意义上看待和理解交通问题的。这样的认识在宫崎市定的著作中显得彰明较著。 他们始终把握了这样一种趋势，即以发展的视角看待东方历史上的交流，从多方面展现它的功能与价值，认为丝绸之路在本质上就是东西方交流问题。长泽和俊说:“自东亚经叙利亚连接欧洲及北非的丝绸之路，因为是连结三个大陆的道路，所以其领域异常辽阔而复杂，有无数的民族与这条道路发生了关系。其规模之宏大，要说整个人类的历史与之有关也毫不过分。”对丝绸之路的作用与功能理解之深，是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始终贯穿在他的著作当中。他还指出:“把这些地区连接起来，并使之相互依存地发展起来，丝绸之路起到了犹如人体动脉那样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观点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国历史乃至东方历史的一个视角，也深化了对丝绸之路问题的认识。香料主要产地是南亚和东南亚，中国从国外市场输入香料。香料之所以受到重视，除了宗教原因外，还有入药和调味功能，与大众生活有不解之缘。通往西域的交通开通后，香料由印度进入中国。这说明交通运输的重要性。据说，中国历史上南方海上贸易最繁盛时期是12—14世纪的宋元时代，输入中国市场的商品主体是香料和药品。 日本学者重视把观念形态的文化与物质形态的实物联系起来加以综合考察，从多方面寻找对东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意义，无疑是需要大视野的。长泽和俊对于外来文化向东方传播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它给予东西方文化以巨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丝绸之路可以说是求道之路，是人类的道路。”这些考古论今、通天彻地的观点，带给我们的启示颇多。文明只有不断地在地域空间上流动起来并产生影响，作用于社会生活，才有真正的价值与生命力。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东方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在日本已经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学术群体，其学术史论中寓有许多相当珍贵的思想，大胆而新颖，有的甚至相当精辟，宫崎市定这样写道:“如果交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因为交通本身的便利，在交通沿线上就会出现大型的商业都市……当时，世界性的交通干线，通过今新疆天山南路的孔道，贯穿着东亚和西亚，长安则是控扼从西方延伸而来的交通路线进入中国东部大平原的关口。也就是说，长安是对西方贸易的陆港，中国的特色商品首先积聚在这里，然后卖到西方商人的手中，同时，外国进来的商品也在这里卸货，然后卖到全国各地。”这里揭示出一个道理，世界的交通线加快了各国沟通与融合的进程，彼此关联程度提高了，整体发展了。交通贸易网络沟通世界各国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动力条件。 以往推出的一系列重实证、轻虚谈的著作，对东方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战争多有涉及，甚至希波战争、亚历山大东征、罗马帝国扩张、十字军东侵以及蒙古军西征等都在他们的视野当中。他们对东西方暴力交往带来的灾变和巨变并非出于盲目的好奇，而是出于历史的冷静与自觉，真正从发展的角度探讨历史上这些重大问题，阐明战争的破坏性、残酷性和野蛮性与战争后果的多样性并存，揭示历史进程的一果多因或多因多果。宫崎市定是这样看待十字军东侵的:“十字军对于欧洲来说，政治上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宗教上使教皇的权力得到一时扩张而又致其衰落，学问上输入了天文学、数学、化学、文学等新知识，经济上促进了东西方交通、远距离贸易发展等。总之，在所有方面刺激了欧洲社会，为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十字军东侵对西亚、中亚和远东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大量的人口消耗，不断的悲惨虐杀，大批的战士们身死战场。他是把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流转变动的多面体看待的。在这条交通大道上，中国的丝绸传入罗马受到贵族的欢迎，促进了西方养蚕业和丝织工业发展。不仅如此，中国的造纸法也经阿拉伯人传到西方，到宋代中国的文明发展水平显著地提高了，欧洲的陶瓷生产技术逐渐达到中国的水平是19世纪的事情。这些细心的观察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东西社会的发展状态，几乎是每个研究者的共同关注。 日本学者的丝绸之路研究始终是把文明交往作为一面镜子为人类社会提供“资治”之用的，故而把域外一切有用的东西撷采而来应用于治世实践。印度的胡椒、东南亚摩鹿加岛丁香等通过海路运往西方世界，也输入到日本。中国的瓷器通过海路运往西方和南亚，海路上交易的重要商品还有香料。唐宋以来，由于海上交通发展以及导航技术的应用，海上运输已经进入远距离长时间航行阶段，中国的瓷器远销到菲律宾、婆罗门群岛、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苏门答腊、缅甸、斯里兰卡、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阿拉伯半岛、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非洲、俄国和墨西哥等地。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不拘一格的探索精神。日本学者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上的，有的材料来自图书馆、博物馆的古籍材料，有的来自考古发掘现场，他们特别强调考古材料的重要性。正因为有了这些材料，他们才做出了令国际同行刮目相看的成就，受到国际学界重视。宫崎市定已经指出:“对自身历史有记录的民族或国家通过交通这一纽带，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在相互启发、相互竞争、相互援助的过程中发展至今。”我国学者也有同样的看法:“交通是文明交往洪流奔腾向前的大动脉。交通可以通俗化为'路’，而'路’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为文明进步而'走’出来的。文明交往因'路’而通畅、而扩大活动范围。”此语视野开阔，立论正大。 三、从东西方文明交往交汇中观察社会变迁 从人类文明交流的宏观视角来看，历史上开辟的海陆交通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历史性巨变。这种大规模的交流活动，必然不断地突破各种限制，打破国家间、民族间和地区间的壁垒，促使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加快。日本为促进社会发展，一直不懈地从国外引进文明，包括文字、文化、田制、官制、科技、佛教、律令、建筑以至灾异祥瑞观念，把一切有益的东西摄来，为己所用，以促进社会变迁。东洋史家内藤湖南指出:“中国的周围有很多民族，那些形形色色的民族几乎全都比中国发展滞后，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它们各自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日本在隋唐以前就开始接受中国的文化，但日本文化的兴盛是自唐代开始的。……日本的政治是受到中国政治影响的，尤其是在天平时代，受到中国的影响最大。”他把目光从世界转向日本后发现文明交往的意义，写道:“从日本人的立场来看，日本文明是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萌芽的，这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问题，也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文化不光影响到日本，也影响到中国周围的国家，那些国家的各自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哪一个国家最智慧地应用了中国文化，并创造了本国的文化，这些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宫崎市定关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引进，而非仅仅强调物质形态文明的作用。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亚洲史研究，力图从历史研究中寻找社会进步的力量，强调文化的继承与传衍。文化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他的著作以大量的事实作为实例来说明文化发展的重要性，然后加以归纳和总结，形成自己有影响力的思想，他指出:“对交通便利的地区来说，要想取得文化的发展，单有物资的流通是不够的。自古以来，处于世界交通要冲的地区，文化不一定繁荣。原因就在于文化是从这儿通过了，但只是通过，并没有在这积累起来。文化的发达，不用说是需要舞台的。”这些绝非偶发的谠论显然是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出的，也是对交往经验的深层次认识。通过研究历史，宫崎市定已经形成清晰的文明交往思想与史观，达到对人类文明交往真谛的清醒认识。 丝绸之路研究关注东西方文明交流条件下的社会变迁可以说是历史观的进步。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范畴而关系到国家社会发展这一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在文明交往上，日本学者不满于就事论事的研究方法，而是更多地借助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社会学甚至现代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研究各民族、各国家长时间、大范围的历史活动，自然会观察到社会的宏观变化。9世纪中期，越州青瓷被输往东南亚和中近东，到唐朝末期输出的瓷器数量相当之大。元代是中国对外交通大发展的时代，商道大开，东西方互动加深，对外贸易受到重视。13世纪末到14世纪，中国的瓷器对外输出急剧发展，海外的瓷器几乎都是元代和明代初期的。由于有利可图，17世纪西方殖民者来到东方后也积极进行瓷器贸易，西班牙人垄断了经由大西洋、墨西哥横断太平洋的贸易航路。日本学者关注国际间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引发的许多适应性变化，探讨东西交流中的社会变迁，反映出他们治史的风格与特点。 在过去的丝绸之路研究中，人们对于文明交往中的社会变迁问题研究得不多，大多数研究都是从纯粹的经济学或东西交通史的角度出发的，探讨具体的经济交流活动、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等问题，而疏于海陆交通、物种交流、思想文化传播相互作用的综合探讨，表现出视野的狭窄与整体思路的缺乏。社会是在交往中向前迈进的，虽然说参与社会发展的各种力量所起的作用不同，但是以各种目的为驱动力的交往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任何交往都离不开具体的海陆交通这个载体。宫崎正胜在谈到海上道路改变世界历史进程时指出:“原本诞生于陆地之上的文明，之所以无法认识整个地球，就是因为被占地表70%的海洋所阻碍。如果不开拓海洋上的航线，就无法将遥远分离的两块大陆连接起来。”人类生活从陆地走向海洋，向海洋取得舟楫之利与衣食资源，其本身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大突破。13世纪，蒙古帝国把陆地上的“草原之路”和海洋上的“陶瓷之路”联为一体，将伊斯兰世界和中国联结起来，欧亚大陆的经济开始出现陆地与海洋联动的局面。通过对海洋、陆地与人类活动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到一片新的天地。 日本学者关注东方社会的变迁，既观察社会的微变，也关注社会的灾变与突变。微变即渐变，是社会量变的发展过程，这种变化经过长期积累之后会引起社会的质变，实现质的飞跃。日本学者对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社会变迁的观察是细致的。上田信的《海与帝国:明清时代》显示，明清时期，中国从国外引进的棉花种植开始普及，棉花生产已经成为家庭的副业，农民在附近进行交易；在水路和水路交错的地方有集市，出现店铺林立的市镇，15—16世纪在长江中下游建立起许多市镇和交易中心。国外的玉米、烟草、棉花、白银、黄铜、香料、象牙、珍珠、宝石、犀角、玳瑁进入中国市场，加速了市场流通与经济商品化过程，甚至深入到穷乡僻壤。16世纪，印度每年生产胡椒4000吨，苏门答腊生产3500吨，爪哇生产500吨，这其中每年有1600吨被输入欧洲，输入中国的每年有2000吨，实际上输入中国的胡椒最多，成为最大的胡椒消费地。这些物种与商品交流虽然不同于近代西方以地球为舞台的全球规模的商业竞争，也没有你死我活的较量，但它的意义却是不可忽视的，可视为推动社会向前迈进的巨大动力。 丝绸之路研究不仅需要宽阔的视野，更需要驾驭这个庞大知识的能力。一些厚重的、大部头的著作中已经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日本学者重实证、轻虚谈的朴实学风。他们对“夷物”表现出极大热情，没有把它们看作简单的位移，而是作为社会的实际需求看待。17—19世纪的欧洲陶瓷制作受到中国陶瓷制作的影响，实现了从花纹模仿到陶器向瓷器转变并非言过其实。从瓷器传播而言，中国瓷器已经对世界各国瓷器制作技术产生重大影响，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生产与生活。中国的造纸、印刷术、航海术和中草药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是如此。因为它是发生在社会内部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微变，有时不容易让人看到，只有从长时段观察才能看得更为清楚。按照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的分析，“社会结构是个静态的概念。把它作为动态的概念就是社会变迁。所谓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的结构发生变化，即结构变迁的发生。”富永健一还写道:“社会变迁这个概念，指的是较长期地看，短期内较稳定的东西发生变化的过程。……所谓社会变迁，就是通常难变的东西发生变化。这就意味着:被称为社会变迁的，是特别根本性的变迁。”对于这些思想只有用多元的、分析的眼光才能透视，把握它的精神实质。 正是因为有了海陆联系，人员往来、物种交流、思想文化与技术流动，故而使得各国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深浅快慢不同的变化。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是东方历史上的壮举，促进了朝贡贸易发展。永乐二十一年(1423)第6次下西洋后有超过1200人的各国使节与商人访问了南京，马六甲、加里曼丹国王和王后来访问，受到永乐帝的盛大欢迎。中国船队把大量的瓷器带到印度洋和非洲东部地区。此后移居到东南亚的中国人逐年增多，他们通过自身和印度商人、阿拉伯商人的努力，输出的商品增多起来。近几十年来，从西亚、北非各地发现了中国陶瓷，都是通过贸易带去的，这些地区受到中国工艺技术和美术上的影响，可以说是东西文化交流关系。从文明交流给各国带来的实际变化而言，这些变化是渐变，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虽然战争有时也不自觉地成为交往的一种方式，对各国生产和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但它并不是人类交往的常态。 从日本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即他们对东方历史有着不同于欧美学者的理解与认知，始终以发展的和联系的观点看待中国乃至东方社会，对外交往的扩大必然开阔视野，带来思想观念和社会进步。上田信写道:“属于欧亚舞台的五百年时间里，很多祖上是中国人的人迁移到欧亚各地。明朝的时候，郑和远征带来了大量关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各地情况的信息，从而改变了中国人对东欧亚的认识。明清时期虽然基本上禁止中国人去海外，但是因新世界观而渡海的浪潮，较之以前规模更盛……16世纪与18世纪所看到的来自中国的潮流不仅仅是规模上的变大，而且是有组织的。于是，华商居民成为当地社会不可欠缺的元素，影响了此后东欧亚的历史。”这样的观察在日本学者的著作中较多。在他们心中，这些勇于走出国门、求知于世界的人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力量。 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许多国家在摄取了外来文明后出现了加速发展的趋势，社会获得进步与文化发展的动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才提出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是“海上丝绸之路东端终点站”的著名观点。正仓院藏有自唐代以来从印度、中国、朝鲜引进的瓷器、玉器、乐器、丝绸服饰、书画、铜镜、刀具、家具等艺术品9000余件。仅乐器就有18种，70余件之多，包括和琴、新罗琴、筝、瑟、琵琶、竽、腰鼓、二鼓、方响等，来自唐朝的乐器占据了大半。对于外来文明之于日本社会的作用怎样估计都不为过，他们也愿意成为一个虔诚的学习者撷取一切有益的东西来促进社会进步。日本学者强调人类的文化是人类全体合作的产物，只有被更多的人利用掌握才更有意义。这样的史观始终贯穿在日本学者的大多数著作当中，从没有远离他们的视野。 无论日本老一代丝绸之路研究者，还是新发展起来的一代学者，都强调文明交往与社会发展的不可分割性，对文明交往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解释，学术史论中的理解与判断至今仍具有积极意义。例如，“在东西文化需要相互理解，世界诸民族的文化需要相互理解的今天，东西交通史，作为其核心的丝绸之路史的研究，在今后自然会更加受到重视。”人类是不断地创造历史的，有把握历史进程的主观能动性与鉴别力。作用于历史的力量颇多，但他们十分关注人的作用。在丝绸之路古道上，不仅有张骞、甘英、法显、宋云、惠生、玄奘、慧超等人勇敢地走出国门，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鸠摩罗什等人东来，也有日本遣隋使、遣唐使数百人冒着九死一生的海上危险来到中国，把一切可能带回的东西尽可能地带回日本，以促进社会变迁。这些生动的先例是日本学者关注的对象，抱之以巨大热情，突出外来文明在日本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故而丝绸之路是东西两个世界文化的温床，向东西方输出文化。长期以来，日本学者对丝绸之路的探索几乎都是从各自学科与专业的角度进行的，专业性很强，涉及面广，完成了从传统的较为单一的材料收集、整理与辑佚工作，转向经济贸易、海洋运输、造船技术、国际移民、物种交流、海关管理等实务方面，更多地关注了现实的需要与人事，形成一个专门的综合性知识体系。 但是，必须指出，日本学者的文明交往史视野中也有许多观点是我们以前没有关注到的，有的是我们比较忽略的，也有许多错误的地方、我们不能同意的地方。作为学术探讨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除了少数人怀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外，大多数人并没有恶意，基本上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的，凭借个人的专业基础、兴趣、爱好和师承关系，留下治史的劳绩。例如宫崎市定说过:“中国人利用海路则比较晚。他们惧怕海洋的心理，与现在还有人惧怕乘坐飞机一样。然而，轮船引进之后，其安全性能得到了认可，这样沿岸的海运便发达了起来。”他甚至认为，中国的青铜器是从西方传入的，东亚的铁器是从西亚传入的。这个观点显然与我们不同。古代文明是多中心的，中国青铜器的出现虽然晚于两河流域，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青铜器一定是从国外传播的。另一位东洋史学者桑原骘藏对中国人在西太平洋航海活动中的作用估计不足，而对阿拉伯人的估计又过高，认为自8世纪初至15世纪末欧洲人来东亚之前的800年时间里，执世界通商之牛耳者是阿拉伯人。他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在于他较多地使用中国的正史材料，而正史材料恰恰对华侨华人的海外经贸活动记载阙如。藤本胜次认为，中国商船在明代才到达波斯湾。这些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在唐代，中国商船就通过“广州通海夷道”到达波斯湾了，然后上溯底格里斯河至巴格达，复出霍尔木兹海峡沿阿拉伯半岛西行，抵达红海和非洲东岸。这样的航海活动不仅在中国航海史上也在世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既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在东亚海域上从事贸易活动的不仅有阿拉伯人，海外华商与各国商人也都积极参与海上贸易，在唐宋时代中国商船远洋运输就已经有了大发展，积极参与西太平洋—印度洋贸易网的创建，非一国之功。中国认识海洋和利用海洋的历史悠久，从独木舟的发明到大型海船的建造，从内河航行到印度洋远洋航海，都表明中国的航海活动具有世界创造性，中国船舶的数量、质量以及航海技术，在很长时间里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日本学者的丝绸之路研究非常复杂，既有比较纯粹的学问学术，也有为现实政策服务的目的与内容，不同时期明显不同，不宜猝然定性，亦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而论。例如，京都学派东洋史家内藤湖南提出东亚文化中心转移问题，即适应了日本战前的对外政策。因此，要甄别在今天看来哪些是科学合理的，值得参考借鉴，哪些是为侵略扩张和冷战服务的，需要做艰辛的、大量的工作。日本的丝绸之路研究是东亚史乃至东方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它会像古希腊神话中斯芬克斯谜语一样，不断引起中日两国学者的极大兴趣，把这个艰巨课题继续推向前进。 排版|张婷 © 文章版权由《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所有，转载授权请联系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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