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磨西镇远眺贡嘎雪山 
在日隆镇远眺四姑娘雪山 
大渡河上的铁索桥
皮定均：长征中刘伯承给他引路
皮定均中将 
长征到达陕北后皮定均（前排左1）与战友合影 
皮定均夫人张烽大姐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的采访。她说：皮定均，安徽金寨人，1914年生，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入党，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豫皖苏区长征去四川，是最早参加红军长征的。1969年他任兰州军区司令员，1974年任福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长征中他三次过草地，写过著名的回忆录《两个山药蛋》，优美感人地记叙了他长征途中的生动故事。皮定均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坚定地站在党中央一方，拥护中央关于北上的正确方针。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段难忘的历史。“九死一生，将军闯过枪林弹雨，永留百世英名”，这是我对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永不停息 1932年秋，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导致了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主力西进川陕，开辟新的根据地。这时，皮定均由于少年老成，作战勇敢，又善于学习，被提升为连指导员，当时，他只有18岁，同志们都亲切地喊他小指导员。他说：“同志们最好喊我小皮，何必要带个官名呢，喊小皮不更亲切吗？”当时，川陕革命根据地刚建立，敌人疯狂地向我红军组织了所谓六路围攻。由于红军的英勇苦战，终于打败了敌人的围攻，歼敌25个团，定均领导的连队，连战皆捷，缴获两个连的装备，受到师团的嘉奖，他被提升为营政治教导员，当时刚19岁。
就在皮定均当营教导员不久，他却经历了一次死而复生的波折。一次，师部命令定均所在的营截击刘湘溃兵一部。当时营长在军部医院养伤，全营由定均指挥。但由于团长没有及时将命令传达给他，致使失去战机，不但没能截击敌人，我军部医院还遭到溃退之敌的袭击。师部撤销了皮定均的职务，令其检讨，后又将他下放到师交通队当战士。
皮定均本来可以向上级陈述的，但考虑已检讨过了，当战士也一样革命，他没有这样做。可是几天后，军部又追究下来，并将定均逮捕起来，要审判处决。定均想，处死，就不能革命了，便向军、师首长陈述了没有及时接到通知的理由，并要求和团长当面对质。师长把团长找来，定均说：“本来我不想申辩的。受处分还能革命，但要处死我，就不能革命了。”他问团长通知谁，营部有没有人知道，如有一个人知道，我死而无怨。团长自知理亏，没有反驳。师长知道皮定均受了冤屈，亲自给他松了绑。
皮定均的职务并未恢复，仍回师交通队当战士。很多同志为他鸣不平。定均说：“没有啥不平的，能够死而复生干革命就行了。”但是，由于他不断出色地完成任务，很快又被提升为交通队指导员、军部指挥科副科长。
1934年1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广（元）昭（化）战役；2月，发起陕南战役。两战均取得了很大的胜利。3月至4月，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迅速集结部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的指示，发起嘉陵江战役，歼敌万余人，攻克县城9座，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境的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打乱了敌人川陕“会剿”计划，扩大了根据地。
在长征中，皮定均打仗从不怕死，英勇顽强，负伤几十次，从不下火线。定均头上有块刀痕，四指长，在后脑正中，疤的下缘紧挨生命钟——颈与后脑中间的那条小沟，那是他在红军长征时期和敌人拚大刀片时受的伤，倘若敌人的刀刃再向下劈半指，他也就革命到底了。他左腿髁关节上面，前后对称有两个凹进去的疤，比筷子略粗，那也是长征中在一次撤退时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留下的纪念。他带着伤脱离了死神的追击。
在长征中他后背上的伤几十处，大大小小坑坑洼洼，一直残留着手术刀剜石子的痕迹，那是被炮弹崩飞的石子，其中几颗正对着心脏，再稍深一点，一颗从来不肯平息半刻的心就永远停息了。 两个山药蛋 长征路上有座大巴山，这是去四川必经的高山。大巴山，人称“摸天岭”，意思是到了山顶上，伸手就可以摸到天了。老乡说，从山脚到山顶要拐七十个弯，走七十段平路。开头，皮定均被大巴山气象万千的自然景色吸引了，他并不觉得累，一边走一边观赏着山光水色。突然，一阵呼啸的寒风吹来，把雪花吹得漫天飞舞，漫长的队伍顿时看不清了。皮定均斜着身子，抗击着风雪，艰难地迈着步子。
皮定均说：“这座大巴山，是我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遇到的第一座高山，也是我在斗争道路上所经过的第一道关口。那里有我们的足迹，那里有我们全体战士同甘共苦的友情。”
翻越大巴山之前，副班长张友和给了皮定均一截猪肠子那么粗细的干粮袋，一半装着炒熟了的黄豆，一半装着剩下来的炒饭。其实，这一点干粮还不够他一顿吃，可是却要做几百里雪山行军的口粮。定均那时年轻，没想得那么细，一感到肚子饿，就偷偷吃几粒炒黄豆。口渴了，就故意靠着山边走，趁班长不注意，抓一把雪塞进嘴里。
天将黑。山越走越高，积雪愈来愈深，定均的脚步显得沉重起来。干粮已被他偷偷吃得差不多了，可是还没上到山顶哩!正在这时，副班长检查了他的干粮袋，大吃一惊地说：“小伙!这怎么行呢?你不打算翻过这座山了吗?”说着，递给定均一个山药蛋，再三叮嘱道：“你可要慢慢啃，不要一口吃光了。”这时，定均才懂得没有干粮的危险，一面责怪自己，一面感激副班长。走了一段路，肚子饿得火烧火燎。定均想把山药蛋拿出来吃，又恐怕吃光了，真的过不去这座雪山。于是，只好在袋里摸一摸又放下了。
走呀，爬呀，一直走到夜深。白皑皑的雪山上是不能宿营的，还得往前走。前卫怕后续部队迷路，沿途用枯柴燃起熊熊的篝火。在后面远望，以为到了宿营地，心里涌起一阵惊喜。可是走到近前，原来是一堆野火，又徒增几分懊丧。前后的战友，低声地都在叫着肚子饿。定均把那个鸡蛋般大的山药蛋掏出来，站在路旁，让大家啃一点充饥。可是谁也不愿多啃一点，只是用门牙轻轻碰了一下，又还给他。他们就是在这个小小山药蛋的支持下，鼓起了精神，又走完了70里山路，度过了那漫漫的长夜。
翻过大巴山，扑面就是通江城。部队接到命令：快速前进，准备消灭通江城的敌人。这是进入四川的第一仗，如果不消灭这里阻碍红军前进的敌人，不但不能开辟川陕苏区，而且连后续部队也不能下山。
指战员们明白了这次战斗的重要性，什么疲劳都忘记了。各人检查了自己的行装和武器，直向山下的联河口奔去。定均跟着大队飞也似地跑。可是，快要接近敌人时，他却感到肚子饿得发慌，两眼发黑，两脚再也跑不动了。
正在这紧急关头，副班长又把最后的一个山药蛋拿出来，让全班的战士来啃。可是，大家拿着山药蛋像“击鼓传花”一样，一个传一个，谁也不肯多咬一点。最后，传到皮定均的手上。他像捧着一团火，心头奔涌着热流，怎么也舍不得碰一下。定均觉得副班长最辛苦，应该让他吃，于是便把山药蛋还给他。
副班长不接，严肃地对定均说：“小伙!马上就要投入战斗。你赶快吃了，鼓足劲多消灭敌人!”随即抓过那个布满齿印的山药蛋，硬把它塞到定均的口袋里。
此时，皮定均深深感到口袋里装的不是山药蛋，而是革命友情凝结成的一颗扑扑跳跃的红心。它暖遍这个年轻战士的全身，燃旺了他的革命热情，并使他意识到自己是革命大家庭的一员，每一个同志都是自己的骨肉。定均什么饥饿都不觉得了，紧随着队伍向前奔去。
在漫长的长征途中，皮定均以自己对革命、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吃苦耐劳，不避艰险。他白天行军，总是走在连队的前面，为大家探险、带路；晚上宿营，他总是最后一个睡下，夜里还要起来查哨、查铺。
过草地时，有个姓方的战土连饿带累，走不动，把背包丢了。晚上，皮定均查铺，发现他没有被子，蜷伏在一个土堆旁，非常心痛，便将自己的被子拿来盖在他的身上。姓方的战士吃力地摆着手，低声说道：“我已快不行了，不要冻坏了首长。”
皮定均说：“没有战士，哪来首长?”说着，往他身边一躺，将被子盖住了两个人，说道：“我俩一块睡，这该行了吧?”
两位战友互相依偎着取暖，抵御着草地上的严寒。一觉醒来，天已微明。定均推了推身旁的战友，发现他已经牺牲了。
皮定均站起来，细细地把那位同志打量一番：已经僵硬的身体，微微佝偻着，苍白的脸上，在熹微的晨光中，似乎还带着温暖的微笑。定均默默地脱下军帽，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刘伯承引路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达维镇会合后，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28日作出了北上抗日的决定。张国焘在会上表示同意，但在会后又反对北上。8月3日，党中央决定红军组成左、右路军经草地北上。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随总政委张国焘的左路军行动。但是，张国焘认为自己山头大，人多，装备好，便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大造反党中央，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的舆论，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中央根据地和几十万红军都被他们搞垮了，现在北上是逃跑”等等，开大会，作报告，发文件，散传单，大肆煽动，闹得整个红四方面军人心浮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真的跟着张国焘大反起中央和中央领导来了。
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并深入到师团营连排向干部和战士宣传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1936年1月，皮定均担任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红军大学教导师第二团团长。当时由于部队大量减员，兵少将多，很多干部都被编到教导师学习，定均所率的二团，全是四方面军的师团营连干部。由于张国焘的欺骗宣传，也有不少人跟着反对党中央和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朱德、刘伯承觉得，二团学员的觉悟，对整个四方面军的觉悟至关重要。四方面军同志自己起来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是最有说服力的。因此，刘伯承多次和皮定均促膝谈心，循循诱导，定均很快觉悟了识破了张国焘的野心，坚定地站到党中央一方，积极向学员们宣传党中央正确方针，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二团的觉悟很快影响到整个教导师，学员都逐步觉悟起来，有力地抵制了张国焘的错误。后来，很多同志回忆说：教导师的稳定，对四方面军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这是刘伯承等同志对长征胜利作出的一份重要贡献，其中也有定均的一份功劳。
1936年3月，红军大学驻在炉霍喇嘛庙里，定均认真执行民族政策，与庙内百余喇嘛和平相处，对喇嘛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秋毫无犯。他们学习、上课，喇嘛照常念经拜佛，互不干扰。7月，红军大学由炉霍出发时，每人只配了15斤糌粑，酥油、食盐、茶叶各一斤。学校规定每人每天只吃二两炒面，不足之数采野菜补充。开初，每天只走15公里，以后由于粮食供应紧张，刘伯承命令皮定均率团先行筹粮，到噶曲河会合。他们3天只搞到几百斤牛羊肉干和鲜牛羊肉，虽然只能解决红军大学的一些困难，但受到了刘伯承的表扬。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伯承是很信任皮定均的，凡是有重要的任务，都是先交给他去完成。
皮定均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四方面军在毛儿盖时张国焘进行分裂活动，突然提出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当时认识不清，不能分辨是非。一方面军北上，四方面军南下川康天全泸山时，因受张国焘错误思想影响，人云亦云地说一方面军不对。直至四方面军二次北上长征至陕北庆阳，在教导师工作时开展反张国焘斗争，经过党的教育，刘伯承、袁国平等同志谈话后，才认识到党中央领导的正确，认识到张国焘错误路线的领导对革命、对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恶果和干部政策上愚民政策对四方面军政治上落后和建设党军的影响，才认识到自己政治上的盲目和幼稚，转变了对张国焘盲目拥护的态度，从而启发了自己学习政治、提高思想水平的要求。
他特别强调：在反张国焘斗争中，经过领导上深刻谈话特别是刘伯承同志的谈话，对自己教育很大。因教导师二团多是四方面军干部，我当时的职位最高，平时在干部中还有威信，领导上抓紧对我的教育是对的，由于我的积极斗争态度，在整个反张国焘斗争中影响了四方面军在教导师的干部，说服了一些干部，制止了企图组织逃亡的行为，使大部分人继续接受党的教育走向正确的方向。
皮定均后来成长为名将，是与刘帅密不可分的。当时刘伯承任红军大学校长，他们不仅是上下级，也是师生。从那时起，到抗日战争开辟豫西，定均一直在刘伯承领导下工作。
当年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给予皮定均很高的评价。李先念为皮定均题写了“智勇兼优，光明磊落”8个大字；徐向前则称赞皮定均“多谋善断，英勇虎将”。
龙飞虎：始终走在长征队伍的前面
龙飞虎少将。龙飞虎，江西永新人，1915年2月生，192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井冈山斗争和赣南、闽西反“围剿”战争中勇猛顽强，不怕牺牲。在当通讯员时曾孤身一人俘获逃敌10余人，受到师政委彭雪枫的赞扬。在红三军团政治局当侦察员时，曾腿部中弹负伤，独自在大山中爬行了5天5夜，凭着对革命必胜的信念顽强地返回部队，受到军团长彭德怀的表扬。1934年，他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侦察便衣队队长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任保卫局侦察科科长，始终走在长征队伍的前面，为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提供了可靠情报，为保卫中央领导作出了贡献。离休前为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1936年长征结束后，龙飞虎与战友在延安合影。左起：龙飞虎、杨至诚、陈复生。 
1940年，周恩来(中)接受美国国际皮货皮革工人向延安国际和平医院赠款。右立者为龙飞虎。 
1947年3月18日，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延安，毛泽东(右)从延安撤退时在吉普车上与行政秘书龙飞虎(左)合影 
龙飞虎、孟瑜与邓颖超大姐在北京合影 长征开始后，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人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在强敌的围追堵截下遭受了巨大损失。在这危急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了会议，会上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放弃原定向湘西前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城召开了扩大会议，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回顾这段艰难历程，龙飞虎深切地体会到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前，红军损失惨重，处处被动挨打；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才逐步摆脱了困境，从此踏上了通往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长征开始时，龙飞虎在红一方面军三军团政治保卫局侦察科任便衣队队长。遵义会议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侦察科科长。侦察员的工作十分危险，不仅要具备非凡的胆略、坚强的体魄和灵活机智的头脑，还要每时每刻伴随着危险，随时准备献出生命。他始终走在队伍的先头，一路上不断打探消息，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准确的情报。特别是部队到达陕北前，他找到了刊有陕北红军消息的报纸，提供给党中央、毛泽东，为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的会师决策提供了依据。部队涉水过金沙江时，水流冰冷湍急，稍不留意就会被激流冲走。龙飞虎那时个子小，一下水就感到腿肚子抽筋，走到江中间水没了脖子，就急中生智，抓住身旁的一匹战马的尾巴，就这样连拖带拉的过了江。长征途中最艰难的行程就是爬雪山过草地了。他们翻越的第一座雪山是夹金山，这是四川境内海拔4900米以上的雪山，当地老百姓都称它神仙山，连鸟也飞不过去。他们互相帮助，同心协力战胜了冰雹、风雪的侵袭，用了一天的时间翻越了这座大雪山。他们是先头部队，为征服大雪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的同志在爬山时踩进雪窝陷进去，救都无法救，其他的同志也只好绕行，后面部队爬山的路就是先头部队的战士用生命探出来的。由于高山缺氧，有些年老体弱的同志奋力爬上山顶已是精疲力竭，一头栽倒在地上就牺牲了。有的同志在山顶点着篝火想休息一下，但坐下后就再也起不来了，这是因为高山缺氧，点燃篝火后，空气中的氧气更稀薄了，以至发生了缺氧窒息。牺牲的同志都是年老体弱的战士，他们像熬干的灯油一样泯灭在雪山之中。他们共翻越了5座大雪山，第一座是夹金山，在以后的十几天内又连续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和拖罗岗（又名仓德山）4座大雪山，虽然每座雪山都一座更比一座险峻，但有了翻越夹金山的经验，再没有发生陷进雪窝和烤火窒息的事故。1935年7月，党中央在芦花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红军兵分两路北上。龙飞虎随党中央编在右路军序列，进驻毛儿盖地区，做过草地的准备工作。龙飞虎买了藏民的牦牛和青稞麦，准备了充足的干粮。8月20日，龙飞虎随党中央和军团部过草地。水草地茫茫无际，天上无飞鸟，地下无虫鸣，方圆几百里见不到一棵树，看不见一块石头，这是一片无垠的沼泽地，分不清东南西北，辨不清哪里有路可行，稍不留神，踩进泥潭，就会越陷越深，遭到灭顶之灾。龙飞虎率侦察队员先于大部队出发，一路上在藏族向导的帮助下探路，并用树枝为后续部队设路标。草地上不仅道路难寻，气候还十分恶劣，变化无常。8月下旬的季节，草地还常飘雪花，下冷雨。红军都穿着单衣单裤，冻的发抖。龙飞虎在打土豪时，曾缴获一块狐狸皮，组织批准他使用，这次过草地他就把它裹扎在单衣里抵御严寒。在草地宿营时，他们没有经验，选择稍干的小坡躺下睡觉。夜里下起大雨，水很快就漫上坡地，大家只好站在雨中用身下的油布顶在头上挡雨，互相依偎着打盹。有一天，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小雨，饥寒交迫中他和侦察员覃应机用雨伞遮住篝火就背靠背地睡着了。夜里一阵烟火把他们呛醒了，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从江西带来的雨伞被篝火引燃了，他们只好在雨中坐到天明。长征途中虽然艰苦，但他们还是在苦中找乐，有机会就互相开玩笑。记得有一次龙飞虎故意给保卫局长罗瑞卿开玩笑，罗瑞卿在长征战斗中脸部负了伤，吃东西伤口就会痛。他们年轻人商量好煮牦牛肉故意不煮熟。他们年纪轻胃口好、牙口好，煮牦牛肉半生不熟就迫不及待地吃起来。罗瑞卿抓了一块牦牛肉，塞进嘴里嚼又嚼不动，又舍不得这一口，急得他一边嚼一边骂：“你们这帮小兔崽子，整咯老子！”1975年，遭迫害还未解放的原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来福建治疗腿伤，龙飞虎经常去探望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我们两人都禁不住开怀大笑。长征中很危险的就是与敌人的骑兵打遭遇战。过草地后，路经甘肃境内时，遇到盘踞西北的军阀马步芳、马鸿逵等骑兵，对红军威胁很大。一次龙飞虎率领侦察队员出发侦察，突然遭遇敌人骑兵，当时无打骑兵的经验，刚放一两枪，敌骑兵就呼啸杀来，只见马刀闪亮，一眨眼就冲到眼前。在混战中，他们不知道先射人还是先射马。他急中生智地喊：“集中火力打最前面的马！”侦察员都是清一色的二十响驳壳枪，一阵猛烈扫射，最前面的敌人连人连马被打翻在地，后面的敌人才一溜烟地掉头跑了。趁敌人暂时撤退，龙飞虎率侦察员们赶紧冲出敌人的包围，在大部队的接应下脱离了险境。为了对付敌人的骑兵，红军宣传部门根据各部队的战斗经验编了一首《打骑兵歌》，龙飞虎带头教部队学唱，让部队很快掌握打骑兵的方法。右路军是从毛儿盖向北偏东方向开进松潘地区，经过7天的艰苦行军穿越了泥泞的草地，到达了四川省西北角的班佑、包座、巴西地区。包座城位于巴西以东15公里，驻有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的一个团，是北上的必经之路。党中央决定红四军包围包座城，红三十军打援。8月29日，经过一天激烈战斗，全歼国民党胡宗南部守军和增援的一个师，夺取了包座城，打通了北上的道路。党中央命令林彪和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自包座继续北上，党中央和前敌指挥部留在巴西，等待左路军的到来。龙飞虎他们保卫局侦察科随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在巴西就近驻防。巴西是个有上百户人家的小集镇，藏胞的住房大多是两层的木头房，上层住人，下层养牲口。镇里还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喇嘛庙，庙虽不大，但很奇特。他们都跑到庙门口观看，没有一人闯进庙里，更不敢打扰佛事活动。大家都遵守纪律，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受到藏民的热烈欢迎。他们几千名红军指战员分散住在村庄周围，使这个小镇一时热闹起来。1935年9月22日，红一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进抵哈达铺，在这里进行改编，改称陕甘支队，原红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红三军团编为第二纵队，军委纵队为第三纵队。10月19日，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到达陕北吴起镇。这里是谢子长、刘志丹同志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此时，尾随而来的敌骑兵4个团约2000人向吴起镇发起进攻。我陕甘支队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一个团，击溃3个团，缴获战马100多匹，胜利地和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会师。1935年11月3日，党中央为统一陕北地区红军的指挥，决定撤销陕甘支队，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11月21日至22日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挥下，发起了直罗镇战役，全歼了东北军第190师，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给我们党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红一方面军胜利地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史无前例的创举，长征精神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长征精神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必将名垂青史。（龙剑辉供稿）
朱绍清：长征路上的“小老虎”
朱绍清少将。朱绍清，湖南省华容县人，1913年1月出生，1927年参加秋收暴动和反土豪劣绅的斗争，1928年做童子团秘密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绍清历任战士、宣传员、班长、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团长，参加了艰苦卓绝的湘鄂西苏区反“围剿”战争。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身先士卒，英勇杀敌。1935年，他随红二军团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环境险恶，生活艰苦，斗争残酷，战斗频繁，他信念坚定，英勇奋斗，先后负伤6次的情况下，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斗志，仍率领部队坚持战斗，终于走完了长征路。他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8年八二三炮战中，朱绍清军长在厦门炮群阵地擦拭炮弹
我们应邀采访了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福建省委原书记朱绍清夫人黄晓虹大姐。她说：你们来采访绍清同志在长征中的事迹，我很高兴，这是很有意义的，说明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他。毛泽东说过：《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绍清同志就是抱着这样的理想和信念参加红军的。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参加了红二、六军区的长征。他在长征中负伤六次，始终向前，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赤胆忠的。长征路上“小老虎”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新的“围剿”，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忘想把长征以南唯一的一支主力红军消灭掉。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二、六军在贺龙、任弼时、黄向应、肖光、王震等率领下，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和水獭铺（今瑞塔铺）地区出发，开始了长征。
早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红二、六军团在战场上积极配合，在根据地内英勇作战，歼灭敌人，粉碎敌人100多个团的进攻，毙伤敌军1万余人，牵制了追击中央红军的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作出了重要贡献。
长征途中，朱绍清打仗十分勇敢，不怕死，每次战斗都是冲锋在前，被誉为“小老虎”。1934年10月，朱绍清在红二军团红四师十二团任排长。11月，红二、三军团在永顺县龙家寨地歼敌工作，敌龚仁杰的8个团损失惨重，败退贵州，龚仁杰也因此丢了官。在这次战斗中，朱绍清奉命率部埋伏在通往永顺和王村的交叉路口，截击敌人溃败，勇猛顽强，表现十分突出。
12月，红军在常德以西以起浯溪河战斗，打垮了罗启疆旅，歼敌近2个团，进而占领了桃源，创建了以永顺为中心的新的革命根据地。在此次战斗中，朱绍清率部在前面勇猛冲杀。他率领的这个排都是洪湖出来的老战士，阶级觉悟高，作战勇敢，战斗力很强。尽管战前部署这个排不在最前面，但在追击战中，绍清同志带领全排冲得最猛，追得最快，跑在全连、全营和全团的前面，像猛虎扑羊群，穷追不舍。溃败的敌人只顾狼狈逃窜，沿途丢下许多死尸、伤兵和卷宗、文件以及枪弹、服装、毯子、钞票、银元等物资。绍清同志不为眼前到手的缴获动心，将捉到的俘虏交给后面的部队，对缴获的枪支，战士们只把枪拴卸下装在自己的衣裤兜里，枪支扔在路边，不顾一切地跟踪猛追，不给敌人有占领阵地回头射击抵抗的机会。他们猛追几十里，协同兄弟部队占领了陬市、河洑，进而占领桃源，直到包围湘西重镇常德。他还亲手活捉敌副团长一名。绍清同志指挥机动灵活，战斗作风勇猛顽强，对战斗胜利贡献突出，受到师、团表扬。战后他被提升为连长。
1935年2月，蒋介石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同时，调集正规军10万余人，对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4月10日，红二、六军团先头部队在陈家河地区与敌1个旅遭遇，红军抓住有利战机，发起猛攻。朱绍清所在的十二团，先后抗击敌2个团进攻达5个小时之久，打得英勇顽强，把敌人压缩到陈家河，为主力部队赶到全歼陈耀汉部1个旅创造了有利条件。完成阻击任务后，朱绍清又率部随主力乘胜追击溃逃残敌，击毙敌一七二旅旅长，活捉了敌旅参谋长。当红军追赶逃敌到桃子溪时，正好遇到敌五十八师陈耀汉师部，遂将敌四面包围。下午发起总攻，朱绍当清率部于夜间插入敌后，缴获甚多，为部队全歼陈耀汉五十八师师部和一七四旅1个团立了功。红军乘胜收复桑植县城，恢复了塔卧以北大块革命根据地。6月，朱绍清奉命参加忠坝战斗，率部随主力攻打敌四十一师张振汉部，把敌人引出工事，活捉了张振汉，全歼了四十一师。在贺龙亲自指挥的龙山城攻坚战中，朱绍清率部担任攻城主力，抢夺敌制高点。他身先士卒，冲上敌阵，敌子弹打穿了他的膝盖骨仍顽强坚持战斗，直到最后夺取阵地才下战场。8月，朱绍清伤口未愈，又参加李家河和板栗园战斗，在团长钟子亭指挥下，他在李家河桥中架起2挺机关枪，把敌人压下去，不到3小时，歼敌保安团2000余人。紧接着，他又随红四师政委方理明和十二团团长钟子亭担任攻打敌八十五师谢彬部的前卫，与红六师十八团一同担任主攻，为红二、六军团全歼敌八十五师，粉碎敌人对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围剿”做出了贡献。
1936年1月，在长征途中的平越（今福泉）战斗中，他率部担任主攻，不幸负伤。他以惊人的毅力，仍率部坚持战斗，直至最后胜利，受到师团表扬，并被提为营长。3月，敌九十九师、王家烈纵队和樊松甫的6个团。企图阻挡红二、六军团长征。红军发起宣威战斗，朱绍清伤口未愈又率全营担任正面进攻，冒着猛烈炮火直插敌阵，冲上去一口气拿下敌人的山头阵地，全歼守敌。此役，在来滨铺地区击退滇敌一个旅。由于他敢打敢拼，作战英勇，卢终生师长当众称赞他为“小老虎”营长。4月，在抢渡金沙江战斗中，朱绍清奉命担任第一梯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率领红四师第十二团三营八连第一船工强渡金沙江，牢牢控制渡口，并乘胜扩大战果，全歼守敌，确保了红二、六军团胜利渡过金沙江。接着，他随部队连续翻越两座大雪山，于7月1日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贺龙、任弼时、黄向应与朱德会面。朱绍清见到了红军总司令朱德，十分兴奋。7月5日，红二、六军团奉中共中央命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在这里，红二、六军团领导和朱绍清等红军指战员拥护朱德等党中央领导关于北上抗日的决策，坚决抵制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做法，团结一致，同四分军共同北上。 挖地三尺找粮红军第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后，遵照党中央指示继续北上。红军向甘南进军必须通过两段荒无人迹的大草地。过草地之前，朱绍清根据上级指示，积极筹粮。
1936年6月，朱绍清他们准备通过荒无人迹的两段大草地，这是继雪山之后红军必须征服的天然险阻。他们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粮食。只要有粮，有饭吃，过草地就能保住生命，减少病号，就少掉队，少死人，就保住了部队的有生力量，就是胜利。因此，筹集粮食成了部队的中心工作队。为了筹粮，朱绍清同志日夜奔波，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顾不上休息。他苦口婆心地向干部战士说明过草地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动员部队少吃粮，多吃菜，省下粮食过草地。他带领通信员到地里，一颗一颗地拾捡藏民收割后掉下的青稞。
筹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由于受敌人的反动宣传，藏民对红军不了解，不愿意卖粮给他们。那些土司头人则把粮食埋在地下，藏在柴堆里，使他们很难发现。加上语言不通，只能经过通司（翻译）和藏民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开展了广泛的宣传，与藏民交朋友，以及积极为藏民做好事等活动，消除了贫苦藏民的疑虑。但是，贫苦藏民并没有多少粮食可以卖给他们。朱绍清他们只能像大海捞针一样寻找土司人埋藏的粮食，有时有点收获，有时只有徒劳而已。当时他们团住在东固喇嘛寺，有一次，十二团政委杨秀山发现野外有一堆很大的柴火，估计里面藏有粮食，就和朱绍清等几个同志一捆一捆地搬开，累得浑身是汗，脸上、头发上落满了一层尘土。但几千斤重的柴火搬完了，却没有发现一颗粮食。
对这样的失败他们并不灰心，经过总结经验教训，逐渐能够找到一些粮食了。有一天，杨秀山政委和朱绍清同志又发现一个土质松软的地方，地面有新土，好像是被人动过不久，甚是可疑，于是朱绍清就找来步枪通条往地上探，果然探出了埋在下面的粮食和盐巴。这些粮食分散藏在好几个地方，都用牛皮袋装着，每袋有20多斤。这些救命粮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宝贵啊。贺龙和关向应同志知道了，说兄弟师粮食非常困难，要他们匀出一部会支援。朱绍清不顾自己部队缺粮的困难，立即派人送去。 菩萨肚里寻“宝”有一次，朱绍清听说在喇嘛寺里藏有粮食。朱绍清同志立即赶去。经反复寻找，终于发现庙里的那些菩萨每尊背后都开了口子，肚子是空心的，里面装有藏有供神的粮食，有大麦、小麦、青稞和小豆子等。他就一个菩萨一菩萨地往外掏，总共找到了几十斤粮食。可惜这些小放得时间太长，已经变糟了，用两个小手指一碾全成了粉末，也没有什么营养，但也不管那么多，仍然很高兴地把这些变质的粮食背回了部队。 煮牛皮吃朱绍清不但积极寻找粮食，而且还四处收集牛皮当粮食。由于当地交通不便，藏民杀牛吃肉，留下的皮子运不出去卖，一堆一堆地放在那里，不知有多少年月了，硬得像铁皮一样。绍清同志拿来一些牛皮，用火烧掉毛，牛皮卷了起来，洗净土后黄黄的像腊肉皮，很好看，放到锅里煮，煮烂的嚼得动，不烂的嚼不动，吃起来像嚼稻壳一样，没有一点味道，实在难以下咽。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动员部队煮牛皮吃，后来过草地时连这样的东西也吃不到了。 向藏民学习取火引火做饭也是个问题，当地根本没有火柴，藏民都是使用火镰子取火。这种火镰子是用牛皮制成一个小袋子，底部嵌有一块指头粗的钢片，这钢片就是火镰子。袋里装有艾绒和火石，取一小撮艾绒衬在火石上，持火镰快速击打火石的边缘，溅出火星引燃艾绒就取得火源。许多红军战士见都没见过，更不用说会使用了。朱绍清同志找藏民买火镰，但他们又没有多余的，卖了以后他们自己就没有用的了，因此要买到很困难。朱绍清同志说过：为买火镰子，我磨破了嘴皮，经过再三动员，讲清道理，才买到了一些。要学会使用也很不容易，有的战士嫌麻烦，体会不到这件事的重要，要做很多思想工作进行动员。然后耐心地给炊事员示范，讲解如何打火，如何用艾绒引火，使他们学会了使用火镰。
草地没有柴火，只有烧干牛粪。游牧民在草地放牧，牛群随处拉下的粪便，经过天长日久晒干了，牧民就用这个当柴烧。其实牛粪并不好烧，要是半干半湿的，烧起来就光冒烟，不起火苗，因此需要用风箱助燃。当地藏民用的是一种牛皮箱，这种风箱像个袋子，一头开有个口，接一根尺把长的管子，使用时管子对准火堆，一手抓住另一头，有节奏地挤压，就起到鼓风的作用。红军指挥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风箱，也不会使用。朱绍清同志请藏民来教，克服不少困难，才使大家学会使用。上述几件事都是很难办的，似乎都是平凡琐碎的事务，但却是关系到能否保住生命，胜利地走过草地的大事。 征服草地草地恶劣的自然条件是难以想象的。在茫茫的大草原，到处是荒野一片，看不到村庄和人烟，气候一日多变，时而晴空万里，转而乌云密布；忽而大雨倾泻，眨眼风雪交加，突然下起冰雹。部队在深草泥潭中摸索前进，困难重重。朱绍清从甘孜出发前曾想尽一切办法，只辞筹集到七八天的粮食。原计划十天之后可以到达阿坝，但实际上走了20多天才到达目的地。途中粮荒十分严重，主要靠野菜充饥。草地有一种灰灰菜，长得过膝高，每到宿营地，朱绍清就带领战士们采来洗干净，有的拿刀切，有的用手揪，放到锅里煮，再撒进一大把大麦、青稞，没有盐，没有油，就这样度日。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干部战士同甘共苦。朱绍清同志与所有干部一样，把自己的牲口让给病号骑，他自己走在后面收容，帮助病号和掉队的战士背枪，帮助炊事员背锅，有的还背病号，扶体弱的同志通过泥泞地。开始部队宿营没有经验，有的把帐蓬设在低洼处，夜里遇上下大雨，人被泡在水里。朱绍清同志及时总结经验，交待各连选择高处宿营。由于朱绍清同志和其他干部的共同努力，三营是过草地减员较少的单位之一。
1936年9月初，他们征服了草地，通过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境内的哈达铺地区。当时指挥员的身体非常虚弱，十分需要营养，主要是吃饱肚子，改善生活，恢复体力。于是，部队在这时休整，朱绍清率领三营在附近打土豪，成绩很大。随后按照师部的命令参加攻攻打成县。杨秀山和朱绍清同志带领三营从东门进攻，朱绍清同志冲在前面负了伤。不久，调红四师十团任团长。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在渡渭水北进后，不顾敌人的追迫和敌骑兵、飞机的袭扰，英勇奋战，通过了西安至兰州大道，终于在22日到达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地结束了伟大的长征。这段历史，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黄晓虹大姐满怀激情地说。
李光辉：长征路上挑战极限，改名光辉以示纪念
李光辉少将。李光辉将军是原福州军区副参谋长。他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由团转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到第五次反“围剿”，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的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解放战争时期的隆化攻坚战、保卫张家口、辽沈战役中的塔山阻击战、平津战役中的怀来康庄追歼战、北平西部外围战等，都留下过他不怕牺牲，勇猛顽强，指挥得当的身影。建国后，他历任湖南军区零陵分区司令员、陆军三十一军副军长、闽北指挥部政委、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福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50年代的李光辉
70年代的李光辉、雷克境夫妇
当年，在李光辉将军的家乡，像他一样参加红军的有七八十人，但长征结束后只剩下他一个。长征中，作为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的一员，他的长征行程是整整两年而非一年。在枪林弹雨的万里征途上，在恶劣环境和生命极限的挑战中，他是如何走出来的？将军的夫人雷克境披露了将军参加长征的一些珍闻轶事。李光辉原名吴广生。在广生的家乡湖南省平江县长寿乡白沿村，他原本是一个读过不到两年私塾的农家子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已是共产党员的哥哥惨遭杀害，父亲不幸病逝，祖屋又被反复烧了两次，一无所有的他不得不彻底弃农从军。1928年，他参加了平江的游击队武装，属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一纵队。1930年7月，红五军和红八军扩编成三军团，广生随三军团参加了两次攻打长沙的战斗。同年底，三军团到达江西。此后，他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一到第五次反“围剿”。长征前夕，广生被分配在红三军团五师政治部当民运干事。1934年9月底，红三军团所属各部队从石城前线撤回到于都。广生听说，因为广昌、石城方向防守失利，特别是高虎垴、驿前一线的阻击战斗没能有效地遏制敌人的进攻，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管理部门把库存的武器弹药全部装备给了部队，还比往常提前一个多月发了棉衣。这些异常的情况让广生感到这次行动不同寻常。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南渡于都河，“大转移”开始了。湘江边的灌阳新圩阻击战10月21日至25日，红军在信丰江一线通过国民党第一道封锁线；11月3日至8日，红军在汝城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25日，红军通过郴县至宜章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过这三道封锁线时，在与敌军的某些接触面上红军虽有损失，但未感到切肤之痛。过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时，红军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部队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之战中，广生所在的三军团五师被布置在湘江以东70多公里外灌阳新圩一线，位于红军行军通道的左侧，任务是确保红军大部队安全进入渡河地域。灌阳新圩的阻击战是广生在红军时期所经历过的空前绝后的惨烈战斗。参加新圩防御的是五师的十四团和十五团，外加一个大炮营，人数3000多，而进攻的敌军有1万多，还有空军助战。战斗中，广生一直跟随着师部，开始时，他们在十四团的身后，距火线不到一公里。新圩防御阵地设在一道丘陵式的小山梁上，身后就是平地，守军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只有死拼硬顶。从11月28日到11月30日晚奉命脱离阵地渡过湘江，五师整整坚持了3天，部队伤亡损失三分之二以上，撤出战斗的仅有1000来人。 与“双枪兵”的战斗湘江血战后，在广西境内又走了十几天，广生他们进入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生长在湖南山区、在闽赣交界的山区又转战了4年的广生初到贵州时还是吃了一惊：这里山高坡陡，很少有平缓的地方，四周除了山还是山，一山比一山高，山峰挡住了人们所有的视野。进入贵州一个月了，广生所在的五师还没有见到黔军的影子，黔军管理落后，武器差，官兵大都吸鸦片烟，每人除了一只长枪外，还带着一根烟枪，所以又被称为“双枪兵”。红军很蔑视这么落后的部队。但是，就在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期间，担任警戒任务的五师第一次与黔军不期而遇，战斗中，广生他们还吃了亏。
当时，五师驻扎在遵义以南一个有着奇异名字的小镇——刀靶水。1935年1月16日，天还没亮，黔军王家烈的主力袭击了刀靶水。当五师哨兵发现时，有些敌人已经摸进了红军宿营的房屋，枪声一响，睡觉警觉的广生被惊醒，他火速穿好衣服，抄起枪，冲出屋子，向镇子外面跑，反应敏捷的他很快脱离了险境。这时，参加遵义会议的彭德怀立即赶到刀靶水，组织部队向对峙的敌军发起进攻。黔军打仗不行，爬山可有两下子，战斗刚打响就一哄而散，不一会就把大都来自湘、赣、闽山区的同样擅长山地行走的红军甩开老远。部队被“双枪兵”打了一下，又有一定伤亡，再次交手又没报到仇，广生他们感到很窝囊。 娄山关战斗打前锋长征途中，广生从事的民运工作非常重要。部队每到一地，他们要为行军部队打前站，了解当地情况，向群众讲解红军的性质，还要征粮、筹款、招兵，有时还要组织担架队，收容伤病员和掉队人员。在遵义地区短短的10天时间里，红军招新兵4000多人，广生所在的五师成绩显著，招了1000多人，民运工作受到表扬，广生的心里很高兴。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毛泽东新的中央领导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1月29日至3月21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红军在贵州、云南的赤水河反复走了两个来回，又称四渡赤水。红军时南时北，忽东忽西，虽走了不少冤枉路，但追击的敌军更是摸不着头脑，只能被动地尾随，常常被红军甩在老远的地方。
一渡赤水后，红军在扎西进行了一次整编，广生所在的五师因人员太少，缩编为一个团——十三团。二渡赤水后，部队受命冲破敌人在娄山关的阻拦，再攻遵义城。在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广生所在的十三团打前锋。那天，十三团的干部和战士凌晨一二点就起身了，在皎洁的月光下，他们踏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向娄山关进发。拂晓时分，战斗打响。镇守娄山关的黔军两个团顶住了十三团的数次冲锋。傍晚，红军采取正面进攻和侧后翼辅助攻击的方式，对敌军再次发起猛攻。经过一天激战的黔军这时犯起了毒瘾，无法集中精力再战。红军一夹击，他们就弃阵而逃了。 翻越五座雪山红军进入云南后，没有南下袭击昆明，而是乘机向北面的金沙江地区疾进。像以往的重大军事行动一样，为了达到战术突然之目的，红军几天都是日行军50至100公里。在金沙江畔，广生所在的三军团在洪门找到一条小船，广生因此成为最早过江的一批人之一，他随民运部门由洪门乘船先行渡过了金沙江。十三团作为先头部队也在洪门过了江。但三军团的其他部队则因洪门浮桥被冲而随大部队从皎平渡渡江。
在会理停留了十来天后，广生他们向彝人聚居的大、小凉山进发。由于红军的先头部队已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广生他们和彝人没有进行什么实质性的接触，只用了一天就顺利地通过了彝人区。红军路过时，彝人好奇地、和平地看着红军队伍，不少人还露出高兴的神色。广生因此也见到了中国境内几乎最原始的人群。
抢渡大渡河后，红军向天全前进，准备翻越大雪山。在天全，广生和团部的几个人为十三团的指战员准备了7天的干粮。6月12日，开始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此时已是初夏，四川山区进入雨季，大雨连绵，广生他们携带的棉衣被雨水淋湿后变得死沉，他干脆把棉衣丢掉，只穿着两件单衣行军。路过夹金山脚下的原始森林时，广生还出了一身汗，可没过多久，越往山上走就越冷。山上天气变化无常，时雨时风，再往高走，天居然下起了冰雹和雪花，广生开始后悔过早把棉衣扔掉了。还好他没有任何高山反应，忽冷忽热几次之后，他也慢慢适应了雪山的环境。之后，广生他们又过了4座雪山，海拔都在4500米以上。 筹粮变成了搜粮翻过雪山后，广生所在的部队作为一方面军的先锋，在懋功与四方面军的九军和三十一军会师了，大家异常地兴奋。连续好几天，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忙着相互拜访和交流。广生对四方面军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们有钱。在一次联欢会上，与广生互赠纪念品的一位四方面军干部打开挎包找礼物，广生看到几块大洋和其他一些小物品。广生也看不惯四方面军的一些做法，如体罚士兵、征收老百姓的东西太蛮横等，觉得他们带有旧军阀的习气。
1935年6月至8月中旬，在川西北的原始森林和草地之间，即位于懋功的雪山到川北水草地之间的地区，一、四方面军在一起共同行动。这一带人烟稀少，居民是半耕半牧的藏人和羌人，他们不与外界交往，生活闭塞，加上当地政府和头人散布的传闻使他们对红军恐惧万分。红军到达之前，他们就纷纷收起食物，藏起家当，赶着牲畜躲进山里或远走他乡躲避。这里原本就食物匮乏，属缺粮区，这下就更没粮了。由于语言不通，红军无法运用比较擅长的群众工作。于是，筹粮工作常常成了搜粮工作。广生他们外出征粮时，还有警卫部队保护。因此，广生后来觉得，那段时期是他军旅生涯中与百姓关系最恶劣的一次。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生存和死亡是真正的底线。 过了草地炒面还没吃完在毛儿盖待了一段时间后，广生他们接到上级命令，要每个人带足半个月的粮食，准备过草地。十三团分了一片青稞麦田，收割后粗粗磨成面粉炒熟，每人分了七八斤，广生他们就靠这些藏人称为糌粑的食物穿过大草地。8月20日，广生他们开始过草地。
草地的海拔也很高，在3500米左右，温差大，气候变化无常。进入草地的第一个晚上，广生就遇到大雨，全身被淋得湿透。他从背包里取出床单，双手撑在头顶上，站一阵，蹲一阵，过了一夜。没下雨的晚上，气温也很低，周围找不到木柴烧火取暖时，广生他们就背靠背坐在一起宿营。坐累了，就侧身躺一会，冷了再互相依靠着相互取暖，就这样半睡半醒地度过草地寒夜。有一两回天没下雨，部队又恰巧走到有树的地方宿营，广生他们觉得那就是老天爷的恩赐。他们捡些树枝，在树下生一堆火。在火苗散发的温暖里，在大树的庇护下，广生和战友们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后来，每当回想起那几次树下的篝火宿营，广生都会流露出甜美之意。
过草地时，一军团在前，三军团在后，广生所在的十三团是三军团的先头部队，他和民运部的同志被安排负责收容一军团的掉队人员，并统计整个一军团过草地的死亡人数。事后，广生他们汇报：一军团牺牲和走不动的掉队者有400多人。一军团自己还收埋了一些牺牲的人员，当时一军团的兵力接近4000人，所以，一军团过草地的死亡人数比例为10%以上，这实际上也是整个红军过草地的损失比例。
广生在路上看到不少掉队的战士，大都显得极度的精疲力竭，奄奄一息。他们并不完全是由于饥饿所致，有的人还剩有干粮，高原地区的高山症和一直未得到充分的休息是更主要的原因。他们中的一些人看到收容队从身旁经过，会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说：“救救我吧！”每当听到这样的话，广生都会走过去，鼓励他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走。有的人看上去还算精神好的，他就会陪他们走一段路。面对濒临死亡的战友，广生感到很无奈。在茫茫无人区，他无法真正完成他的收容职责。因为，他不可能组织其他红军战士抬送这些战友，草地上行军的每一位红军指战员几乎都处于体力极限，大家都是挣扎着向前走。
过草地时，广生显示出了在恶劣环境里游刃有余的应付能力和技巧。在沼泽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路非常吃力，能量消耗很大，尽管部队命令大家要节约用粮，每次进食要适量控制，但为抵御难忍的饥饿感，不少人还是提前吃完了所带的有限的干粮。而广生靠着过草地前准备的七八斤炒青稞面，每天定时定量进食，保持着一定的体力。部队在草地走了7天之后才进入有人烟的牧区，等再次筹到粮食时，广生的青稞炒面还没吃完。而在此之前，他还将自己的炒面分过一些给断粮的战友。 重返队伍改名光辉1935年9月20日，广生他们到达甘肃南部岷县的哈达铺。这是一个西部典型的汉回杂居小镇，讲的是一种大家都可以听懂的西北方言。在人烟稀少、荒凉的雪山和草地走过了4个月，终于又回到了人群中，广生他们非常兴奋。已经几个月没有像样地吃过东西了，因此广生他们在哈达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吃的，好好地饱餐一顿。他们品尝了当地的主食和特产——馕，毛泽东则从包裹馕的一张报纸上获悉了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信息，由此决定了红军长征的真正落脚地和目的地——陕北。
在哈达铺，中央红军正式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纵队，广生被编入一纵队。这次改编对广生影响很大，他调离了团政治部。同年初的扎西整编时，由于减员严重，广生所在的师缩编为团，他由师里的营级干事降为团里的连级干事。这次改编后，他又被从团里调配到了基层部队，成了一名暂编战士。哈达铺改编后，原来隶属三军团的各部队中出现了一种异样的气氛，人员开始显著减少，行军中掉队的大都没有再追上队伍，战斗中被冲散的人也有很多没有找回部队。离队的人不少都是原来的干部，他们和广生一样大都在哈达铺改编后成了战士。不久，广生也有了与他们一样的离队经历，但他最终归了队。
进入西北后，红军经常受到马鸿逵骑兵的骚扰，双方常发生小规模的战斗。10月初，在会宁和静宁之间，敌人骑兵又一次突击广生所在的部队，一阵战斗之后，广生与部队离散了。当时，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位江西籍的干部。脱离险境后，他们商量去向，同伴提出向北，而广生认为最好留在原地，因为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由于意见不同，最终两人分了手。同伴离去后，广生将枪和随身物品掩埋好，开始找有人家的地方询问打短工的活计。
最终，有一户人家愿意以包吃包住不付工钱的方式雇广生干活。东家对他的军人经历颇感兴趣，几次向他问起打仗的事，广生的回答既无激情，也很简短。没有得到回应，东家也就无法再细问下去。就这样，秋去冬来，春过夏至，少言寡语的广生在那家待了快一年了。1936年9月下旬，广生突然见到了红军，但当他发现是四方面军的部队时，他什么也没说，继续干他的雇工。10月上旬的一天，又来了一支红军队伍，这回，广生不仅跟红军讲了话，还赶紧找到部队的领导，把自己的情况讲了一遍，并表示要返回队伍。这支红军是红一方面军的部队。
经过身份确认后，广生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队伍。在重返红军之际，广生把自己的姓名改成了李光辉，以示纪念。李光辉坚持长征到底，参加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