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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前四史”中的第二部，也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就是东汉班固的《汉书》，记载了西汉包括王莽新朝的历史。 班固，字孟坚，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的家学渊源深厚，他的父亲班彪，是著名的儒学大师。两汉之际，班彪为躲避战乱，来到天水，委身于隗嚣。隗嚣志大才疏，妄图与刘秀争夺天下。班彪颇不以为然，著《王命论》加以劝诫。隗嚣没有听，班彪就隐居到了河西。光武帝及位之初，班彪在河西大将军窦融的推荐下，出任徐县县令。不久就因病辞官，专心著述。班彪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对汉武帝太初以后的汉代史事，缺而不录，虽然有褚少孙、刘向等近二十位的学者续补，但班彪认为他们或是材料的堆砌，或文字鄙俗，都不足与《史记》相匹配。于是他采前朝遗事，写《史记后传》六十五篇。今天《汉书》中的《元帝纪》《成帝纪》《韦贤传》《翟方进传》等都明确认定是出于他的手笔。其余作品融入班固的整理之中，不可一一确认。班彪著史为儿子班固完成《汉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班固九岁时，就在其父的点拨下，“属文诵诗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博览群书，熟习百家之言。 班彪去世后，班固离开太学，回家乡守丧。这年他刚刚23岁，即着手写作《汉书》。不料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他私修国史。班固因此被关入狱，所有书稿均被没收。所幸的是，明帝是一个颇有政治头脑的皇帝，他发现著史对巩固政权十分有益，特别是他读了《汉书》的初稿之后，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因而明帝下令赦免了班固，任命他为兰台令史。这给班固进一步写作《汉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班固用了二十余年的时间，凡武帝以前的汉史，以《史记》为蓝本，凡武帝太初以后的史事，以其父《史记后传》为基础，博采旧闻，整齐故事，上起汉高祖兴兵反秦，下迄王莽新朝覆亡，断代为史，草成《汉书》。 然而，班固死时，《汉书》并未完全编成。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稿。和帝就命班固的妹妹班昭续作八表，又命马续协助班昭补作《天文志》。这样，《汉书》历经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之手，历时近四十年，才最终完成。 《汉书》共一百篇，后人将其中部分篇幅较长的纪、传、表、志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形成今本一百二十卷的样子。全书由十二本纪、八表、十志和七十列传四部分组成。 《汉书》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与《史记》的通史不同，《汉书》断西汉一代为史，对一个完整的时代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既体现了史学应有的价值与作用，更适应了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史为鉴”的政治需要，所以历代正史中，除《史记》《南史》《北史》外，均采用《汉书》的体例。 其次，班固在体例上虽基本因袭了《史记》，但也有所创新。“本纪”，采用编年的形式，记录皇帝与国家的大事。西汉一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封国，所以班固弃用“世家”，并入“列传”之中，以适应汉代中央集权的政体。又改“书”为“志”，名称虽改，但实质未变，内容却有很大的扩充，如《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五行志》是首次创立，为我们了解汉代的法律及法制沿革，行政区划的沿革与变迁，户口的增减，各地的物产、资源、经济、社会风貌等，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充分体现出作者博学贯通的特点。《汉书》的八表，内容也有较大突破。《古今人表》不涉及汉代，主要总结了先秦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有明显的讽喻特征。而《百官公卿表》也是第一次将继承秦制的汉代官制简明扼要地叙述出来，成为后人研究汉代官制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在列传的编次上，班固以时代先后为序，先专传，后类传，再边疆传。 第三，班固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做了大量的工作。如补《惠帝纪》，补叙了当时一批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加《王陵传》《吴芮传》《蒯通传》等，还将张骞的事迹从《史记》的《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使今人更加清楚地了解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此外，班固十分重视诏令和奏疏的价值，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等，分入各自的传中。此外，昭、宣、元、成、哀、平六帝纪，全详载了他们发布的诏令。所以就史料的原始性、完整性、系统性而言，较《史记》为佳。当然，他删去了《仓公传》，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此举开轻视科技人物的恶劣先例，甚不足取。 另外，《汉书》承继了《史记》重视边疆，重视周边国家的开放眼光，设立了《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前两传主要取资于《史记》，均有相当的补充，内容更趋完善。而《西域传》则突破了《史记》中《大宛列传》主要记载大宛，附带言及乌孙、康居、大月氏、安息、条支的做法，而是正式全面论述了西域五十一国，国别明，区域广，内容详尽且丰富，在西域史研究中，其价值超过了《史记·大宛列传》。之所以如此，班固的弟弟班超多年经略西域，熟悉情况，帮了他的大忙。 除参据其父的《史记后传》外，班固还利用了刘向、刘歆等人的成果。如《高祖纪》径用刘向的《高祖颂》，《艺文志》则取材于刘歆的《七略》，《张汤传赞》引用了冯商的案语。 需要指出的是，班固恪守封建礼教的规范，又崇尚天命，他不能像司马迁那样秉正直言，而多有避讳。这一点，是我们在阅读《汉书》时必须留意的。 说起来，《汉书》这部书较为难读。正如《后汉书·班昭传》所言，“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但此书又极受朝廷重视，流传既早且广，学者争相诵读。为了解决读者的困难，为它作注的人很多，而且与《汉书》问世的时间相去不远。 现今确切可知最早为《汉书》作注的，当推灵帝时期的人应劭和服虔。这两人都是汉代大儒，学问广博，著述颇丰，所以注中精辟的说法颇多。后世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时采用较多。 《汉书》注中有两家最为突出，即颜师古的《汉书注》和清王先谦的《汉书补注》。 颜师古，唐雍州万年，即今陕西西安人。祖父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所著《颜氏家训》流传至今。父思鲁，擅长于训诂。家学传统对颜师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贞观年间，在魏徵的荐举下，颜师古参与了《隋书》的修撰工作。同时还从事“五经”文字的考订。不难看出，颜师古确实博学多闻，具备了为《汉书》作注的条件。 自东汉至隋，注释《汉书》的不下二十三家。其中蔡谟的《汉书集解》是颜师古注的主要参考书。在蔡注之前，都是文与注分开的，各自单行。而蔡谟把前人的注释以及自己的见解，分别散入《汉书》各篇之中，文与注开始结合。这一新形式被颜师古所吸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扩充与完善，成就远在蔡谟之上。今天我们看中华书局点校本的《汉书》，颜师古的注就是散见于各篇正文之中的。 总的说来，颜师古注有以下重要特点： 首先是取材广博，抉择审慎，摘录精确，论证可信。颜师古在《汉书叙例》中说，其所引注释凡二十三家，不仅吸取了他们的成果，还对注家的生平、出处进行了考证，足见其治学之严谨，胸襟之开阔。又如，他在辨析萧望之是否为萧何之后的问题上，斥责私家谱牒的虚妄，足见其治学之认真。凡是难以下结论的时候，颜师古则继承司马迁疑则存疑的学风，往往罗列众说，供读者品评，或者提出倾向性意见，供读者研习时参考。这也是颜师古注始终能与《汉书》合刻，不被剔出或被替代的主要原因之一。 《汉书》自古号称难读，特别是古字古训与后世颇有不同，历代注家的错误解释，更加重了读者的负担。颜师古的《汉书注》多侧重音义，就是这个原因。当然，颜师古的注的缺点也十分明显，就是在史实的考证上明显偏弱，注释的领域略嫌狭窄。 到了清代，学者一般都会涉足《汉书》，所以传世著述颇丰。清末王先谦征引有关论著六十七家，撰成《汉书补注》。其特点是个人发明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极强，兼采各家之长，客观务实，征引准确，是不可多得的集大成之作。所以，凡研究《汉书》的人，除了依靠颜师古注，就要以王先谦的《补注》为基本依据了。 阅读《汉书》，我们一是要有毅力，二要有恒心，三要细心。 研读《汉书》前，作为铺垫，我们可以先读《资治通鉴》的西汉部分，包括胡三省的注，进而读荀悦的《汉纪》。荀悦按《左传》的体例，删略《汉书》，而成《汉纪》。这部书“辞约事详，论辩多美”，便于使用。《汉纪》所用史料，主要就是《汉书》，所以史料价值不高。但《汉纪》将《汉书》的精华吸收进来，以年系事，条理清晰，首尾连贯，重点突出，不失为一部西汉历史的简明大事记，完全可以作为学习西汉史的入门书来读，当然也可以作为了解《汉书》的入门书来读。何况荀悦的论赞十分精彩，可以与班固的论赞相比较，对于我们认识历史大有裨益。 我们读《汉书》的时候，还要细心。既要认真读正文，还要分析注文。武帝太初以前的部分，要与《史记》相应的篇目进行比较，从同异中做出分析；西汉晚期部分，则要与《后汉书》相参照，挖掘线索。还需要参考像《汉官六种》《新语》《新书》《淮南子》和《春秋繁露》等著作，从而全面深刻地了解汉代历史，以史为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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