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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警方接到一起诈骗案。 经调查，警察锁定了一名四十多岁的男子，他私刻假章，冒充北京市医疗系统公章，四年间，从中骗取诊疗费达17.2万元。  这是北京警方在2012年处理的一桩普通的伪造公章诈骗案，简单、明晰。 但案件曝光后，却引发了超高关注。 同年央视节目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报道，成了最火的一期。 今天，该期节目依旧在各大视频平台拥有超高的播放量。 就是这样一名罪犯，医院明知道他在欺骗，却没有第一时间戳穿；警察在抓捕他的时候还给他留下了200元钱；珠海政协委员甘愿为他打款，让他把欠款换上……  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我们只能说，在这个毫不复杂的案件里，有罪与罚、有生命和爱情，有全社会对一个老实人的善意，有“法也容情”的温暖。   故事的主人公叫廖丹。 与一般诈骗犯不同的是，他行骗的目的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命，为了救妻子的命。 廖丹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出生在南锣鼓巷。 虽然在北京最热闹的胡同长大，他却是这个都市里的最底层群体。 在很小的时候，廖丹父母离异，因为谁都不想带着一个拖油瓶，年幼的廖丹被托付给爷爷奶奶抚养。  由于家庭困难，小学毕业后，廖丹就没有再继续读书了。 他打过零工，卖过报纸，卖过冰棍，直到1992年，20岁的廖丹接班亲属，进入了北京内燃机厂总做工人。 在这个一万多人的大工厂里，他度过了人生中工作最安稳的5年时光。 好景不长，1997年工厂体制改革，厂子效益每况愈下，廖丹每个月只能领取300块工资，大多时候都待岗在家。 也是在这一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小他两岁的河北姑娘杜金岭。  杜金岭对他的第一印象并不好，首先作为北京人，廖丹家里并不富裕，其次就是这男人太胖了、看起来还凶巴巴的。 唯一让杜金岭有好感的是，廖丹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一直很有耐心地照顾老两口的饮食起居，性格不好的人是很难和老人生活的。 经过几次接触后，杜金岭发现这个胖子为人老实巴交，心眼儿好使。 廖丹和杜金岭的交往过程就像他们的相遇一样，普通又平淡。 廖丹从来不会说甜言蜜语，但是他会大老远地去杜金岭上班的地方去送好几个菜的盒饭。送饭时候，他也不说话，杜金岭吃饭，他闷闷地坐在那看电视。  杜金岭不图别的，就希望能找一个老实可靠的人过一辈子。 不久两人领证结婚了。 贫贱夫妻的婚后生活并不轻松，很快廖丹所在的内燃机总厂彻底倒闭，他由待岗变成了下岗。 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一面是家庭重担，有老人孩子要照顾，一面还得有人去挣钱养家。 杜金岭18岁就离开河北，来到北京闯荡，她能吃苦，能干活。  有人说，杜金岭的北京老公不行，北京本地人就是怕辛苦、怕挨累。 但是杜金岭不这么想，家里的孩子需要人带，老人需要人照顾，没有人比她的老公廖丹更会料理家了。 女主外男主内虽然不被世俗接受，可是在两口子心里却是最好的安排。 杜金岭太能干了，一个人就能打很多份工。她在保温瓶厂找了一份差事，还能兼职做小时工，同时她还去一家美容院给人按摩。  杜金岭不觉得累，她在外劳作，家里有可爱的儿子、贴心的老公，她不图大富大贵，看着日子一天天变好，这样的生活让她觉得很有盼头。 几年后，廖丹和杜金岭有了些积蓄，在东五环的郎辛庄村买了一套50平的小产权房，作为北京原住民廖丹离开了北京的中心地带，但是他也终于有了一栋自己的房子。
 就在刚刚见到生活的一丝光亮时，厄运却突然而至。 2007年的夏天，廖丹和杜金岭第一次带已经9岁的儿子去动物园玩，回家的途中，杜金岭发现自己的下肢肿得厉害，当时她和廖丹都没有在意，以为只是当天走路太多的缘故。 可是情况没有好转，不久杜金岭从腿部浮肿开始蔓延到全身，然后越来越严重。 廖丹意识到情况不对，带着杜金岭去北做检查，检查结果让他们晴天霹雳——尿毒症。 尿毒症是严重肾脏疾病，患者肾脏损坏超过90%以上。因为肾脏无法工作排毒，毒素就会留存体内，给身体其它的脏器带来不可逆的损害。 尿毒症是不可能治愈的疾病，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进行透析，人为清除体内毒素，来延长患者的寿命。而透析一旦停止，患者就有生命危险。 透析治疗的费用，对于廖丹和杜金岭一家来说是一笔难以负担的开销。 虽然杜金岭嫁给了北京人，但是政策规定，结婚满十年才能取得北京户口，所以杜金岭不能享受北京社保报销的待遇。 透析费加上药费，每个月要五千块钱，半年下来，家里的积蓄就花光了。 廖丹想出去工作，但是有妻子需要他照顾，每次去医院透析，来回坐公交车需要4个多小时，他很难找到一个像样的工作。 后来廖丹买了辆二手摩的，送妻子去做透析，不但能省车费，有时间还能在医院附近拉客人挣点钱。 但是一切都是杯水车薪。虽然街道为他们申请了城乡重大疾病医疗补助，医疗费用能报销50%，但是剩下的50%的医疗费让失去主要劳动力的家庭难以承受。 慢慢的，一周三次的透析也改成了一周两次。 廖丹不得已开始跟亲朋好友借钱，俗话说“救急不救穷”，开始朋友们还能借一万两万，后来再借时，大家都沉默了。 有朋友劝廖丹，尿毒症是个无底洞，多少钱砸进去都不够。她活一天你就拉五千块钱账。兄弟，之前借的钱甭提了，今后您也别来了，这病，没救。你已经尽力了，没有对不起她了。言外之意是让廖丹放弃。 廖丹说，人家说的对，确实是这个道理。 但是作为丈夫和亲人，他不能放弃，只要妻子活一天，他就会管一天。 当初廖丹下岗没有工作，妻子挣钱养家，如今她病了，“我能不管她？还是人吗？” 作为一周跑医院两三趟的老病号家属。廖丹渐渐发现了医院缴费的漏洞。 透析科只看收费单上的印章，并且不多问什么。而收费室和透析科并不直接沟通。 所以只要拿着盖章的收费票据到透析科，就能让杜金岭做透析。那么是不是可以刻一个假章，自己盖在收费单上呢？ 很快廖丹就找人刻了收费章。可是这个假章廖丹握在手里两个月迟迟没有用。 直到有一天，廖丹兜里只剩下三百元钱，眼看着媳妇的透析就要中断，他才壮着胆子把假印章盖在了收费单上。 廖丹的心始终悬着，他怕被收费处看出来，也怕被科室医生识破，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事情进行得出奇的顺利，全程没有一个人看出异样。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在此后的四年时间里，廖丹靠着这个假章骗过了一次又一次，给杜金岭争取到了活命的机会。 他从来没有和妻子提起过这件事。杜金岭心里也有过疑虑，她不知道丈夫从哪借到这么多钱，但是每次开口问时，廖丹都说道，你就别管了，安心治好你的病就行。她始终也不知道廖丹为了自己已经走上的犯罪的路。 廖丹说，这四年，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每次听到警笛声都会精神紧张、满头大汗。 直到2012年，廖丹刚走进家门，几个警察就跟随而至。 “当时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没有辩解，也没有反抗，那一瞬间廖丹有了一种解脱感。 当年7月11日，北京市东城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廖丹的案件。 在法庭上，廖丹对于检方的指控供认不讳，当问到为什么会用假章行骗时，这个四十一岁的汉子哭了：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不能让她死在家里头，我不能掐死她...” 他还说，他没有受人指使，也没有其他同伙，妻子对整件事毫不知情，也没有参与。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干的。 法庭上众人无不为之心酸。 在央视的访谈节目中，记者曾问廖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假章能让你一次性骗到17万，你敢不敢？” 廖丹回答，我干不了，我心里是有一个尺寸的，我就是想给我媳妇看病，我不想要那么多钱。 更值得人玩味的是，廖丹并没有一直使用这个假章，当国家政策将重大疾病医疗补助的医疗费用从报销50%上调到60%后，廖丹就再没有用过假章。 问起原因，廖丹一直觉得内心有愧，但凡自己的钱够，他都不想坑医院的钱。 而社会对廖丹的态度也值得我们思考。 2012年，北发现被骗了17万时，选择了报案，却并没有当场揭穿廖丹，也没有停止为杜金岭治疗； 警察在抓捕廖丹时，没有当着家人的面，在看见廖丹家里困苦的条件时，还留下了200元钱； 在廖丹一审结束后，法院未立刻当庭宣判，也没有对廖丹进行拘留，而是允许廖丹回到家中处理家庭事务照顾妻子。 一审结束后当天，全国网友自发给廖丹一家进行了捐款。 首批四万元捐款到账后，廖丹立即拿着钱去了法院退还部分赃款。 第二天，珠海市一位政协委员听闻廖丹的故事后，捐款17万元，廖丹拿着钱又来到法院，退还了所有赃款。 最终廖丹因“诈骗罪”被判处3年刑期，暂缓4年执行，以便他能够继续照顾杜金岭和孩子。 说到这些，我们并不是想为廖丹的犯罪行为开脱。触犯法律理应收到惩罚。 但是也正如罗翔老师所说，法律也不外乎人情，法律条文并不是冷冰冰的，而应该是睿智又温暖的。 当情、法、制度在“刻章救妻”中寻求到司法权威和人性悲悯的平衡点时，悲剧才有了柳暗花明的转身。 2016年5月16日凌晨，杜金岭还是因尿毒症去世。丈夫廖丹靠伪造公章为妻子续命4年。 家里，廖丹没有摆放妻子遗像，而是一直保留着两人的结婚照。 那时候的他们还都年轻，那时候生活的苦难还没有侵蚀他们的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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