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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千里马好找，伯乐难寻。”自从有了考试制度之后，不管是文是武，通过考试竞争都能选出尖子人才，如今名目繁多的各种级别的竞赛、考试、表演、技术操作……等等各行各业都有办法选出相对优秀的人才，但是伯乐的确没有一定标准。伯乐必须有一对能透视的眼睛，因为人才不单纯是选拔，还要循循善诱的培养和多年的千锤百炼，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才能出一匹千里马。 中国是有十四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各行各业的千里马何止千万？难道伯乐就没有百万吗？我看不止，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值得深思，当然“伯乐”、“千里马”也同样有不同的级别。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也遇到过伯乐——那就是张凤翔同志。 文革中的1967年因教师都被打成臭老九，我和我爱人同时下放到43团工程连当工人，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对这一阶段的工人生活，虽然吃了些苦，但是回想起来我没有怨言，反而觉得机会难得，毕竟向工人师傅学会了很多生产劳动技能，在这五年间，我学会了瓦工、木工、铁工、电工、混凝土工、钢筋工、吊装工……等等许多操作技能，日后重返教学工作时派上了很多用场。直到1972年8月18日，这天傍晚，我家来了一个自称是三营学校校长的人，进门就开门见山的说：“你们二位过去都是团部一中的老师，我对你们很知底，过去就想把你们调到三营学校，因为怕落个挖一中人才的墙角，所以就没敢提过，现在你们下放劳动已经五年了，又是工程连的职工，我诚心诚意邀请二位到我们三营新建的中学当教师，因为三营学校的老师都是知青，没有教学经验，请你们去给带一带，不知二位老师是否愿意？一切手续我来办。”我们听了喜出望外，当即表示没意见。二十分钟简短的谈话很快结束了，第二天傍晚，这位三营校长又来到我家说：“雒老师的手续已办好了，明天就去报到，因为一起调两个人不好办，先调一个，不用搬家，1973年初再调一个，团里已经同意了。”好在团部离三营才五里路，南北一条大直道，骑自行车十分钟就到了。我们欣然同意了。 我爱人是东北师范大学鲁艺文学院本科毕业，去到三营学校后，先给这些青年教师讲了一个星期教育学，又讲了两天怎样备课、讲课。九月一日开学，我爱人担任初中一年级语文教师、学校语文教研组长，先从老师的基本素质抓起—写字。校长专门请了一位三营食堂的老炊事员（曾经念过私塾的人）毛笔书法很棒，教青年教师写毛笔字，并要求每位老师每天最少交一篇毛笔字作业，有老炊事员批阅。教研组长经常听青年教师的课，课后及时点评，三个月后，这些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1973年我也调到了三营中学，校长任命我为教导主任，除语文科外，其它各科我都要管。包括课外活动、学农、学工、生产等。当时学校买笤帚特别困难，得到密山去买，一元一把，每年学校要用一百多把，我提议自己种高粱，营部批给学校一千亩的学农田，秋后用高粱糜子教师生扎笤帚，高粱米卖给酒厂做好酒，这一年全校学农收入颇丰，补贴教学经费教学上添置了不少教具，包括一架36贝斯的小手风琴和一套鼓号队的装备，丰富了师生的课余生活，改变了学校的面貌，提高了教学质量，壮大了学校的声誉，后来三营学校改为前卫学校，1974年学农田改种玉米，通过全校师生的艰苦奋斗，科学的精耕细作，亩产达到了1020斤，获得了大丰收，创造了农场玉米生产的最好成绩，受到了团党委的表彰。教学成绩逐年提高，曾先后在全团初中统考中连续三年校平均成绩名列第一名。 打倒“四人帮”后，1977年春节过后新学期刚开学不久，校长叫我旁听了一堂党课，课后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我想加入共产党组织，尤其经过十年动乱，我看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光明。”十年动乱虽然给国家给人民造成重大损失，但那是个别人、少数人、别有用心的人造成的，不是党组织造成的，共产党的纲领、章程、纪律都是好的，我坚信共产党，愿意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直到最终奔向共产主义社会。校长作为我的领路人，帮助我、鼓励我，经过我不断地努力，在党组织的教育下，历经八年，终于在1985年7月1日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年后，1986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虽然86年7月1日举行入党宣誓时，我最初的介绍人已不在农场工作了，但他毕竟是我的引路人，也是我前半生遇到的伯乐——前卫学校校长、兴凯湖一中第六任校长张凤祥同志。是我终生不能忘却的人。   大美兴凯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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