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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０９．２０｜ Ｎｏ．６６０ 
点击卡片，即可购买 《历史、制度与选文：晚清到民国时期小学国文（国语）教材研究》 张惠苑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６月 本书以晚清到民国时期的小学国文（国语）教材为对象，打破学科壁垒，从历史、制度与选文的角度，对近代中国小学语文教材的诸多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全书立足教材本身，采用史料学与文本解读的研究方法，围绕以下四个问题展开：首先，通过对教材选文历史的演变研究，考察在文本与教材的双向互动中，文学作品如何在教育的场域中传播与接受；其次，通过审定制度与教材编写关系的研究，还原小学国文（国语）教材从传统走向现代并逐渐规范化的历史过程；再次，通过对小学国文（国语）教材的文本与图像进行深度解读，探究早期教材编写者在文化传承与融合上的努力与贡献；最后，通过史料钩沉，使一些编写理念独具一格，却被研究者忽略的国文（国语）教材凸显其研究价值。本书希望为教材学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与方法。
张惠苑，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访问学者、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晚清民国国文（国语）教材与儿童课外读物研究、中国城市文学与文化等。著作有《张爱玲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1980 年代以来地域文化中的中国城市书写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项。教材学是近些年来学科发展中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国内已经有一批学者在这个领域做出了扎实和开拓性的工作，比如首都师范大学的石鸥教授及其团队、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的郭戈研究员、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余宏亮教授、浙江大学教科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等。然而，这个学科根脉判定上的复杂性，导致了教材学的学科属性一直不甚明确。 目前，对教材学从学科属性到研究方法进行全面梳理与建构的代表性研究结果，是余宏亮教授的论文《通向根脉与面向未来：建构教材学的基础、逻辑与方略》。余宏亮老师试图厘清教材学的学科特性：“教材学应是教育学的支撑学科，其地位应与课程论、教学论等同，切不可弱化为边缘学科。”教育学从本体论出发，力图确定教材学的学科属性，但是教育学的学科属性，仍旧不能完全解决教材研究的尴尬。首先，教材的编撰标准和审定制度，是多种思想、话语、权利介入的结果，其中的问题已经不是教育学能够涵盖的。其次，教材内容本身具有鲜明的学科特性。文学、历史、科学等学科知识是教材的主要内容来源。教材承担的功能就是对学生进行学科教学，最终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学科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说，教材研究问题的指向与研究价值，早已超越了教育学的范畴。 一方面，教材学的研究对象非常确定，那就是教材；另一方面，教材学要允许从教材出发，发现问题的跨学科性。其中，教材学的跨学科性应该是这个学科最具有生命力的特点。它从教育、文学、历史与社会等学科问题出发，发现教材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可以打破教材与教育学、文学、社会学等互动的尴尬，开拓各个学科的研究领域。正如余宏亮所说：“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通过知识间接指向人的精神成长与意义建构不同，教材学表面上研究知识文本，但特定时代的思想观念、价值导向、权利关系经过隐秘的对话、协商、辩论甚至博弈，而后呈现为教材文本的知识内容，直接形塑学生的价值观念与精神品格。一言蔽之，教材的复杂多变性与话语博弈性构成了教材学独特性的基本面向。”因此，教材学研究必然会在多种学科话语的建构中焕发生机与活力。笔者分析了近三十年有关小学教材研究的著作与硕博士论文，发现很多研究成果已经在多学科的对话中发现了新问题与方法，比如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陈漱渝的《教材中的鲁迅》，通过教材中鲁迅作品的进退与内容取舍，反观各个时期教育领域的政治风向，同时运用文学研究的方法进行史料钩沉、文本分析，再现经典文本的教材传播史与接受史，反映现代语文教材发展过程中的文本进化。史洁的博士论文《语文教材文学类文本研究》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文学理论出发，对语文教材的文本构成、审美意蕴、解读策略做了研究。李素梅、班红娟则从地域文化、国家意识等角度展开了乡土教材的研究，这些研究从乡土教材出发，研究的问题涉及文化、政治等学科。 本书以晚清民国时期的国文（国语）教材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制度与选文的角度，打破学科的壁垒，在跨学科的语境中发现小学语文教材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其中，史料考证与文本解读是本研究主要借助的研究方法。针对教材版本、选文的历史演变，以及教材审定制度与教材编写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立足教材本身，通过史料收集、整理与考证，将史料学与文本解读学的方法融入教材研究当中，发现教材的本体性与建构性价值。本书第一章是对教材选文的历时性研究，进行了历史版本考证与文本分析，从中可以看到教材选文的错综与复杂性。这些选文的研究价值已经超越了教育学本身，甚至能够为中国语言文学与思想文化发展史中的重要命题带来启示。本章分析了近现代国文（国语）教材中的“活化石”——安徒生童话，安徒生童话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21世纪被编入三十多个版本的语文教材，经典选文在教材中的稳定性与建构性值得关注。并且，第一章还通过对寓言类选文的考证，分析这类选文的版本更替、编选过程对文体内在形式的改编——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本书第二章讨论的是近现代教材的编审制度，这是教材研究的重要命题。从审定制到审定国定制并存，再到国定制，教材审定制度的发展制约并影响了教材的生产。本书讨论了1902—1932年间以审定制为主的教科书编审制度对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规范和繁荣产生的影响。教科书编审制度研究的背后，隐现的是中国近现代教育从传统转向现代的探索路程。本书第三章是对教材内容的研究，以《女子国文教科书》和《新学制国文教科书》为对象，分别对女性形象与西方人物形象做了文本分析。从这两类人物形象背后，可以看到晚清到民国时期国文（国语）教材如何承载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开明国语课本》是民国时期比较成熟、教材市场上颇受欢迎的教科书，丰子恺和叶圣陶的个人风格融于教科书的编撰，让这本教科书在教学审美性上具有了独特性。其中，丰子恺的配图融合了中国传统绘画技巧、佛儒思想以及思想教化功能。《开明国语课本》的图像叙事为中国教科书编撰提供了经典的范例。 晚清到民国时期，教科书的发展经历了中国剧烈的历史和文化转型，但正是各种思想的激荡促进了教科书发展的繁荣与多元。纵观晚清到民国时期教科书发展的历史，有一些教科书一直被研究者所忽视。在教材发展史中对这批教科书进行钩沉，不仅能够填补教材研究的空白，更能够透过编撰者独特的教育理念，透视中国历史演进中教材承担的责任与被赋予的意义。本书第四章以吕思勉《新式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和陈鹤琴《儿童南部国语》为对象，在史料钩沉中重现两部教材的独有价值。历史学家吕思勉用史学家求真、致用的眼光编选教材内容，在教材里渗透史家态度。儿童教育家陈鹤琴编撰的《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按照地域分为北部、中部、南部三套教材，本书研究了其中的《儿童南部国语》。陈鹤琴按照地域特色编写教材，是以往小学教材中所未见的。通过对这套教材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地域和乡土文化是如何融入中国教材的编写当中的。 教材学是一门历史悠久、正在探求独立性的学科。对教材学进行理论建构需要长期的摸索和探寻，从具体的研究对象出发，在发现与解锁问题之中探究教材学研究的方法与路径，是建构这门学科的第一步。从教科书的历史、审定制度、选文和版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这门学科的博大与复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教材学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重要的研究领域。 第二章 制度：审定制与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发展研究（1902—1932年） 第三章 文本与图像：教材选文中的人物形象与图像叙事 第二节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高小）西方人物的研究 第三节 《开明国语课本》（初小）第一——八册插图研究 第四章 教材钩沉：吕思勉与陈鹤琴国文（国语）教材研究 第一节 吕思勉《新式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选文的史家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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