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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不如见面。早就听说在繁华摩登的深圳，有一座二百多年历史的客家围屋，是一位叫曾传周的农民用尽毕生心血开基建造，仅围墙内的建筑面积就达1.66万平方米，房屋400多间，至今保存完好。 当我真切地站在高大的门楼下仰望，内心被深深地震撼：高达六米的寨墙，墙上有枪眼、炮孔，四角有碉楼，这完全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把我挡在外面。穿过城门洞似的大院门，我恍如穿越了二百多年的时光隧道。深圳的喧嚣远去，我来寻觅这片巨大的围屋，它见证着深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走进大门，一条200多米长、5米多宽的“上天街”横贯南北，过街道就是一座可容纳数百人的广场，端义公祠坐东朝西，威严地俯视着，整座巨大的围屋，就以宗祠和广场为中心铺排开来。 这是一座典型的客家宗祠，灰墙红门，玄瓦硬山顶，三进两天井，宽敞明亮，装饰图案简洁大方。这里是这座城堡的政治文化中心，家族大小事务都在此商议号令。
“大万祭祖”是最庄严的时刻，中国汉族都崇宗敬祖。客家人作为祖籍中原、千年来不断向南迁徙的汉民族支系，对此尤为庄严肃穆。不明来路，焉知归途？大万世居是曾姓一脉的聚居地，宗祠正上方悬挂着红底金字牌匾“东鲁旧家”，提示本族人起源于山东武平（今属德州），是宗圣曾子的后代。曾子是儒学五圣之一，15岁拜孔子为师，颜回去世后，他是儒家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宣传者。他先后拒绝齐相、楚令尹的高位，专心传道授业。宗祠左右挂着曾子的名句“慎终追远”，“三省吾身”。 广场左右矗立着曾子和开基者曾传周的青铜塑像，他看上去并不高大威猛，穿着长袍马褂也没有一派儒雅斯文，完全是清代中期广东的一位邻家老伯，那么真实诚恳，与对面曾子的凛然威严形成鲜明的对比。遥想他坐在宗祠台阶正中，看着广场上火热的麒麟舞，听着亲切的客家山歌，对眼前的一切该是何等地欣慰知足。 曾传周，字端义，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终于嘉庆二十年（1819），活了86岁，在那个人均寿命才三十出头的时代，真是寿比南山。他早年靠给人放鸭放鹅、推车运石灰为生，因为好赌而穷愁潦倒，遂断右姆指发誓戒赌，浪子回头，于乾隆中期在此开基立业，先建“宝斗心”，用尽毕生心血，带领子子孙孙如燕子垒巢，不断增砖添瓦，直到乾隆末年（1791）才基本完工，这是“福佬好食粥，客佬好起屋”的明证，更是愚公移山精神的赞歌。
我独自徜徉在静寂的大街小巷，洁净的鹅卵石地面上，只有自己的足音回荡。每户大门都是灰麻石砌框，朴素大方，进门的左右是厢房厨房，跨过天井来到上堂，两边分列着带阁楼的上房，共同围成“四水归堂”的格局，紧凑实用。每户大小相近，布局相似，避免子孙们争多嫌少，家和万事兴是硬道理。 每几户又围成一个小四合院，有甬道与大院相通。整座围屋既独立又贯通，大院套小院，布局严谨，主次分明。 走到后面同样宽阔的“下天街”，坍塌的废墟上居然栽着一大片绿油油的青葱，还有几树雪白的丁香花，清香似有若无，在蒙蒙细雨中更显娇媚。“丁香空结雨中愁”，我没见到撑着油纸伞、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倒看见一位中年男人朝我走来，他无比自豪地说：这些是我几年前栽的，这是我的祖屋哦！看他胸牌上姓曾，说着一口客家腔的普通话，我信。
偷得浮生半日闲，平时急如骤雨的脚步终于慢下来，我静听心灵深处的呼唤，细赏一街一巷，一砖一瓦，看明白了这座巨大的围屋，布局师承宋代“三堂二横”的建筑风格，即前、中、后三座落，左右两附厝，是典型的客家特色，包含了儒家文化特有的家族制度和等级观念。后墙筑成半圆弧形，与前面半月形的风水池遥相呼应，隐含了天圆地方、阴阳相生、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 出了寨门，我绕着长和宽各300多米的高大围墙一圈，但见墙面斑驳苍桑，青苔点点，更显得铁骨峥嵘。墙体是用沙子、黄土、石灰加入红糖和糯米汁发酵，制成坚实的三合土夯筑。仅正面有三个门出入，四角有碉楼，防守严密。内部空间则自成一体，有公共广场、水井、仓库、排水系统。因为是聚族而居，面对天灾人祸时，防卫能力极强。门前一口巨大的半月形水塘与小河连通，清波荡漾，既是风水，也是全族数百人日常洗涤用水，与旁边晒禾场共同组成数千平米的院外空间，气势非凡。 这座巨大的围屋里，没有苏州园林的奇山怪石、曲苑风荷；没有刘文彩庄园的雕梁画栋、镶金贴银。这里只是一派朴素敞亮的农家田园，人间烟火，却显得很有文化：那是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现实主义人生哲理，曾传周用合乎道义情理的方式，把自己和家族竭尽所能地安顿好，他无意中实践了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你自己”。是的，他认识自己仅是个农民，为自己和后代留下这座坚固的大院，生命的过程和归依就有了现实的寄托，那就是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二百多年的岁月流逝，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春去秋来，虽然忘却了彼此的模样，这座大院里曾经的农家喧闹和温暖，依然飘荡在街巷瓦片之间，灯火阑珊处，我恍然听到声声慈母的呼唤。他们是幸运的，这座围屋留住了乡愁，留住了根。
客家人从“开门见山，出门爬山”，到“抬头见海，出门撑船”，生存环境的巨大改变，给这些耕读传家的山区农民注入机敏冒险的海洋色彩，衍生出“滨海客家”，大万世居的曾家就是典型。请看这副门柱上的楹联：仁义礼智无愧吾心，乃是吾家孝子；士农工商各事一业，方为济世完人。它告诫曾家子孙，不仅要耕田读书，也要经商务工，因时而变，与时俱进。 国由千万个家、千百座院聚合而成，构建家国情怀、民族认同，不仅靠宏大的书面宣讲，也赖于日常的风俗起居，如春雨润物，细而无声。回眸不远处的历史，日本经过长期处心积虑，磨牙砥爪，侵华战争开始时何其汹汹，狂妄地叫嚣三个月亡华。他们是以中国内部军阀混战时的战斗力和组织力得出结论，却万万没想到在亡国灭种关头，“我是中国人”的民族认同爆发出核裂变般的能量，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万众一心殊死抵抗，仅一年多后，日军就陷入持久消耗战的泥潭，人困财竭。走头无路的日本只能向东南亚掠夺，动欧美的蛋糕，从而加快走向灭亡。
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就是大万世居附近石灰陂村人。他中山大学毕业后，一介书生，投笔从戎，根据党的指示，他1938年10月回乡开展游击战，同凶残的日军殊死搏斗，初期100多位骨干基本是附近的客家人，还有一千多名青年华侨回国参军。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到一万多人枪，毙伤敌伪近万人，牵制了近十万日伪军，营救了大批被日军围困在香港的中国文化名人。 抗战实际上有两个主战场，除了大陆本土，另一个是遍布华人华侨的海外。从陈嘉庚、司徒美堂，到引车卖浆、艰辛谋生的漂泊者，当得知苦难中的祖国在遭受日本侵略，面临亡国灭种，无数人竭尽全力捐款捐物，许多青年华侨抛却生死荣辱，回国抗战，“慷慨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尽管他们中的多数从没回过故乡，但是都记得那里安葬着自己的祖先，族谱上记载着自己的姓名，或大或小的院落里住着自己的亲人，那里是自己永远的根。 我站在半月池边再一次回望大万世居，好生羡慕曾家这一脉子孙，只要围屋挺立，乡愁就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 吕有德，1969年1月出生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现在定居深圳，深圳有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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