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仰东：近代以来民间水浒故事的文献整理与研究述评

杏坛归客 2023-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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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民间水浒故事的文献整理与研究述评

摘要：近代民间水浒故事数量众多且与清代及前代不同。上世纪以来，水浒故事发源地对近代民间水浒故事的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各种选本层出不穷；研究过程中，学界对古代民间水浒故事因小说《水浒传》的原因多有注意，研究成果丰富，对近代民间水浒故事的关注与研究则寥寥无几；研究与文献整理之间的失衡说明研究过于滞后，且也因进展缓慢存在着诸多问题，而这也为民间水浒故事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有待改进的空间。

关键词：民间水浒故事；文献整理；研究现状；存在问题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本文所论民间水浒故事有别于古代民间水浒故事，特指近代以来形成且广泛流传于民间的短篇水浒传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经由相关文献综述，宋元民间水浒故事因与《水浒传》成书有关已为学界研究热点，明清两代民间水浒故事，虽无法与之媲美，但也因文人、宫廷层面的参与，花雅两部的争盛，加之《水浒传》影响的全面渗入，相关研究也颇不寂寞。比较而言，数量众多且深受广大民众喜爱的近代民间水浒故事研究则显得冷落萧条很多。正如学术史上诸多价值与研究失衡的现象那样，近代民间水浒故事也并非无有研究的意义。本世纪以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党和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重视，近代民间水浒故事的价值也逐渐为人注意。对上世纪初迄今百余年间近代水浒民间故事文献整理与研究现状的爬梳与综述，对于把握与推进该项研究的进展与深化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有着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近代民间水浒故事的文献搜集与整理

对民间水浒故事的搜集整理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的著名谈话，此后不久《水浒传》便成为当时学界、政界瞩目的焦点，[1]有关水浒的民间故事也随之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1977年“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为了配合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这一次重大斗争”，[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门成立了“梁山调查组”，对梁山地区包括郓城县境内民间水浒故事进行了全面调查。可以说，此次调查，规模之大，级别之高，也是水浒学或水浒文化研究史上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1985年春，梁山县政府组织发动当地文化工作者近千人，深入田间地头，街市村镇，历时长达八年，采集民间水浒故事200余篇，完成270余万字的《梁山县民间文学集成资料本》一部。这种由政府牵头，将其作为政治任务完成的方式，实可谓1977年调查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先此一年，山东省还成立了《水浒外传》编写组。“外传”云云，按韦昭《国语解叙》释义：“其（指《国语》）文不主于经，故号为外传。”“水浒外传”犹如《儒林外史》不载于正史，而于《水浒传》之外存在的一些水浒传说。[3]1985年，梁山学者王太捷、朱希江在调查基础上将其中部分传说整理成书，题名《水泊梁山的传说》交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徐华龙《水浒英雄外传》作为“《山海经》丛书”之一种也编选告讫。次年（1986年）华积庆先生整理出版了《水浒英雄外传》上下册（宝文堂书店），是书共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水浒英雄传说”、“水浒风物传说”、“施耐庵的传说”。最后有附录，汇集了一些与《水浒》有关的其他资料，如戏曲、曲艺剧目等[4]，对水浒学、水浒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年，王成君《水浒人物传说》问世[5]。随后，1987年张振和、蔡如庆《水泊梁山民间故事》，1993年梁兴晨、武鹰、樊兆阳《水浒人物野史》[6]、1997年崔金泉、汪林、魏人《水浒人物传奇故事》[7]等相继出版，与此前田野调查、采风以及案头整理完成的几部民间水浒故事整理本前呼后应，共同构成了上世纪百年间近代民间水浒故事文献整理的大致景观，最后二十年近乎井喷，可谓这一景观的高潮部分，也是最为绚丽出彩的部分。

本世纪以来，近代民间水浒故事整理在继承延续上世纪成果与思路基础上继续发展，成绩不俗。这些成果以时间先后计有：2003年樊兆阳《水浒人物口头传说大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该书共收故事300余篇，80余万字，其中“天罡篇”收晁盖6篇、宋江7篇、吴用6篇、林冲4篇、鲁智深5篇、武松7篇、李逵7篇、阮氏三雄7篇；“地煞编”收神医安道全5篇、一丈青扈三娘4篇、时迁7篇、张青与孙二娘9篇，几乎涵盖了梁山主要英雄人物。“很有意味”[8]的是，书中还采集了不少有关施耐庵及《水浒传》创作方面的逸闻趣事[9]。2008年樊先生又偕同张庆建先生一起整理完成了“煌煌巨制”《民间大水浒》，该书收录224则水浒传说，约53万字，内容丰富，规模与《水浒传》相当，堪称继《水浒人物口头传说大观》之后又一部集大成之作[10]。需说明的是，编者樊兆阳，字春辉，山东定陶人，1937年生，1963年毕业于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今西北师范大学前身），曾长期担任梁山县文化局局长，从事当地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宣传工作达20余年，对近代民间水浒故事的文献整理贡献甚大。在前辈学人基础上，新世纪以来前十年，民间水浒故事文献整理仍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据不完全统计，相继整理完成出版的文本多达十余种，如2004年王文平《书外水浒》（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高建军《民间水浒》（文物出版社）、2006年康全忠《水浒·郓城·宋江》（青海人民出版社）、曹先锋《水浒故地话水浒》（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卢明《正话水浒》（黄河出版社）、李艳丽《水浒文化丛书》（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徐龙华《水浒传说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李孟雷《大义梁山》（中国文化出版社）等，规模不一，特点各异，均为民间水浒故事文献的重要创获，值得肯定。张锦池先生指出：“宋江起义虽无根据地，属于’流寇’，而当其’转略’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时，或曾小栖于太行山、梁山泊、楚州某地；因为后来的许多故事，除了从梁山泊和太行山传出来的以外，还有从楚州传出来的。”[11]虽然梁山英雄转略之地皆有民间传说、轶闻旧事留存，但因梁山为其主要据点，一般来说，山东仍是水浒故事的主要发源地，民间水浒故事也最多。文献的搜集整理，山东学者义不容辞，用力尤勤，搜集范围自然也以山东境内为主，即便偶涉江浙、楚州等地，所占比重也不太大，且多置于附录或水浒人物传说之后，从而使得一些诸如方腊起义、施耐庵等江南民间水浒故事的文献文本形同点缀，却也难能可贵。盖因地域文化及学者、编选者身份使然，这一格局往往在江浙一带学者、编选者所编文本中有所不同，施耐庵等人的事迹一般被置于开篇，如徐龙华《水浒传说故事》、《水浒英雄外传》等。出于同样的心态，甚至于作者故里还出现不少有关施耐庵传说之类的专书，如张袁祥等《施耐庵的传说》，该书共收录相关传说31篇[12]，同年马春阳所编同名故事集则比此多出38篇[13]。可见围绕施耐庵形成的民间故事也相当可观。如将本世纪近代民间水浒故事的整理情况与上世纪略加比较，不难发现，近十余年，民间水浒故事愈发受到本土文化工作者、学者的关注，几乎每年都有相关文本问世。虽然其思路与途径与上世纪并无本质差异，但这种热闹的局面不止说明近代民间水浒故事数量之多，也有利于推动近代民间水浒故事的发掘保护。

二、近代民间水浒故事的研究现状

“文献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石，古代文学研究也同样需要根植于这一坚实的基石之上。”[14]近代水浒故事作为古代水浒故事的延续，同样存在着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的问题。然而，“群山万壑”，《水浒传》无疑为其主峰。盖因小说影响之故，包括民间水浒故事在内的水浒文化研究存在着冷热不均的现象。依照渊源关系，作为《水浒传》成书来源之一的宋元水浒故事（包括元代水浒戏）首先受到关注，研究热度持续不减，在水浒文化研究格局中，其地位仅次于《水浒传》。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视野的进一步开阔，水浒戏研究也由瞩目宋元开始延伸到明清。当然，明清水浒戏不同于元人的地方在于后者多受小说影响，学者统计，明清两代改编自《水浒传》的水浒戏数以千计[15]。借力于小说研究，明清水浒戏也渐受学界青睐。据笔者所知，仅本世纪以来，相关论文即已高达174篇，虽仍无法抗衡《水浒传》，但却几近二十世纪论文总和的两倍。继水浒戏研究之后，《水浒传》续书或“水浒小说”[16]研究也是一大热点，仅以《荡寇志》为例，本世纪以来相关论文约60余篇。至于水浒戏改编与传播、水浒戏与三国戏比较、水浒戏与宋元小说之关系等也基于研究思维、视角的更新与拓展而于近年多有论及。

通过对水浒学或水浒文化研究现状的简单梳理，说明民间水浒故事特别是至今仍然孓遗于乡村民间的水浒故事研究现状不尽如人意。笔者据中国知网所收文献统计，自上世纪初迄今百余年间，以民间水浒故事为研究对象者仅有8篇，分别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梁山调查组”《梁山地区遗迹和民间传说的调查》（《考古》，1977年第6期），李希凡《民间故事中的水浒英雄》（《民间文学论坛》，1998年第3期），郭冰《“水浒”民间传说论略》（《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水浒歇后语探略——兼论水浒的民间接受》（《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古代文学专业2005年度博士论文），舒媛媛《水浒故事之流变与传播研究——以“江湖”与“庙堂”的互动为中心》（苏州大学古代文学2008年度博士论文），张莉《“水浒”评话（评书）与说话传统研究》（扬州大学古代文学2012年度博士论文），冯兴华《民间水浒传说叙事结构研究》（西北民族大学民俗学2013年度硕士论文）等。他如杨子华《<水浒>与杭州》（《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闫东平《<水浒传>的现代传播——以影视水浒为例》（武汉大学古代文学2004年度硕士论文）也略有论及。尤为难得且不得不提的是，苗怀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在述及二十世纪《水浒传》文献研究时也将民间水浒故事文本的编选作为《水浒传》文献之列囊括其中。

就现有成果看，上世纪3篇。其中《梁山地区遗迹和民间传说的调查》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梁山调查组”在梁山郓城等地进行的一场实地调查，事后虽没有成书出版，但却第一次摸清了水浒民间传说的大致分布。并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证，结合梁山郓城地形地貌的演变以及水浒英雄籍贯等线索，探讨了水浒民间故事产生的原因，比如晁盖，文中指出“关于晁盖的民间传说，主要流传在梁山县司理山地区和郓城县晁庄。”司理山“位于东平湖的范围之内，洪水期中，全湖水满，这座山头就会和八、九百年以前一样，依然被包围在碧斓渺茫的水泊中。”险要的地形地貌非常适合古代农民起义军作为攻守进退的据点，“有关传说是晁天王领导的起义军在司理山上活动的地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次调查是“为配合政治思想斗争”开展的，学术性不强，作为调查报告可，作为学术论文未免牵强。杨子华《<水浒>与杭州》主要以小说《水浒传》为研究对象，论述过程中也偶然涉及到明清时期江南一带流传的水浒故事，如清代朱梅叔《埋优集》载张顺死后归神之类的“俗传”，杭州当地包括评话中有关松木场“鬼神堂”之类的水浒民间传说等。因意不在此，对民间水浒故事的论述尚显薄弱。真正将民间水浒传说提升到学术层面予以观照并给予深刻论述者当属李希凡先生《民间故事中的水浒英雄》一文，该文原系为樊兆阳《水浒人物口头传说大观》一书所作序言。具体论述中，李先生由宋元水浒故事谈起，指出小说《水浒传》源于民间，并参照《水浒传》，对流行于山东、江浙各地的民间水浒故事之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其一，民间水浒故事证明“人民的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和理想，是怎样培育了《水浒》这部伟大杰作的产生”；其二，民间水浒故事中的英雄形象与小说所描绘的英雄形象在性格上形成互补，“或多或少，或简或繁，却都从某一侧面丰富和突出了水浒英雄的性格特征和形象意义。”其三，民间水浒故事不仅证明“征辽”情节的可能，对其所体现出来的爱国精神也有所发扬，比后出《后水浒传》更具现实意义。新世纪以来，民间水浒故事才真正被纳入研究视域。成果尽管在水浒文化中微不足道，但与上世纪相比已有了较大改观，且诞生了第一部专门以水浒民间传说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冯兴华《民间水浒传说叙事结构研究》。该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民俗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通过田野调查等途径，在最大限度地搜集和占有原始资料基础上，分别从民间水浒故事的叙事结构、传承和流变与地域社会之间内在关系等层面对民间水浒故事的文本内容进行了结构分析，对民间水浒故事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异文”、文本比较及叙事母题等相关问题予以了深刻阐释。文后附有作者对张庆建及当地几位民间水浒故事讲述人的专访。郭冰博士于民间水浒故事研究最为用力，其博士论文首辟“明清时期民众对’水浒’的接受”专章，分别从民间“水浒”传说（第一节）、民间“水浒”歇后语（第二节）、民间水浒说唱（第三节）、民间“水浒”戏及其他方式的接受（第四节）等四个层面论述之。其中第一层面重在文本解读，对民间水浒故事的题材内容比如出身来历、习武修德、人伦日常、战斗经历等给予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对民间水浒故事的乡土气息、民众心理以及故事作者、传播者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第二层面是对第一层面的延伸，主要从语言学角度解析故事文本语言的使用情况[17]。民间水浒说唱、民间“水浒”戏及其他方式的接受与前两个层面互为表里，共同构成民间水浒故事的流播与接受形态。其后于2006年所发《“水浒”民间传说论略》、《水浒歇后语探略——兼论水浒的民间接受》两文即是在前两个层面基础上整理完成的。联系水浒民间故事研究实际，李希凡先生虽有高论，但如此深入则不得不首推郭文，在水浒文化特别是在民间水浒故事研究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民间水浒故事研究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舒媛媛《水浒故事之流变与传播研究》以江湖文化与庙堂文化为考察中心，对两种文化形态下的水浒故事流变与传播演变轨迹作了较为清晰地勾勒，第五章第二节“水浒民间流传”分别从吃饭问题、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英雄的成长过程等层面论述了民间水浒故事的思想内容，并对民间水浒故事的艺术特点作了简要概括。张莉《“水浒”评话（评书）与说话传统研究》重在以《水浒传》为参照，探讨评话与说话中的水浒故事传统，因评话系统多受小说影响，或改编，或新创，加之评话所说书目“都是以长篇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为主”，故评话系统中的水浒故事也多“长篇巨制”，如王丽堂口述记录稿《宋江》，始于梁山戴宗蓟州巧遇石秀，终于三山英雄合力打青州替秦明报仇、众英雄同归梁山，其规模“至建国前后，艺人口述能说四十多场”[18]，显然与流传民间的短篇故事不同，也与《水浒传》有异，可以视作水浒故事民间传播的一个分支或一种类型。闫东平《<水浒传>的现代传播——以影视水浒为例》则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影视剧中的水浒故事，文章认为，民间水浒与文人水浒关系密切，影视水浒与小说《水浒传》存在三种不对应关系：戏说、改编、忠于原著，影视水浒情节人物迥异于小说离不开对民间水浒和文人水浒的继承与突破，影视水浒情节对小说情节的偏离一定程度上吻合了一般受众心理。苗怀明先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盖因研究目的使然，对近代民间水浒故事文献略有介绍，论述不多，却言简意赅，以为“这些民间传说故事对研究《水浒传》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史料来看待，藉此可以了解《水浒传》在民间的传播和接受情况。”[19]

囿于笔者孤陋，以专著形式论及民间水浒故事者迄今尚未发现。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山东省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之一，《水浒人文》是一部力主全面探讨水浒人文镜像的专书。作为水浒人文镜像的重要组成，民间水浒故事理应为全书论述的重点。遗憾的是，书中于民间水浒故事着墨甚少，不足百字，且置于第四章“语言文化”部分，殊不相类[20]。

三、近代民间水浒故事研究存在的问题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近代民间水浒故事研究逐步摆脱学术研究空白的困境，为水浒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然蹒跚学步，一切尚处于起步阶段，加之目下学界关注不够，且因“研究过程中”，“学者们意见不一，为此还曾引起争论”[21]，是以在取得进步同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

首先，研究视域较窄。现有成果大多还只是停留在故事文本解读层面，虽也不乏民间水浒故事之间的横向研究，但与其他领域的联系还不多，研究视域拓展有限。比如历史上，宋江等人“纵横数省，踪迹无定”（邵灿《香囊记》），所经之地皆有水浒故事产生，地域特点突出，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对当地水浒故事的形成、文本内容不无影响，民间水浒故事研究不应忽视故事自身与地域文化之间的这层关系。勃兰兑斯曾言：“文学史，就其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22]民间水浒故事源于民间，民间受众心态对民间水浒故事的产生、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反之，亦然。所以，研究民间水浒故事不仅由此可以管窥民众的接受心态、审美心态，亦可借以了解近代以来民间水浒故事得以形成并蔚然大观的动因以及构成机制。如此等等，皆应纳入民间水浒故事研究范围予以观照。事实上，也只有将民间水浒故事置于宏大学术背景下考量，才更能有力推动民间水浒故事研究的深入，进而彰显民间水浒故事的艺术魅力与学术价值。

其次，文本发掘不足。文本研究是当下研究的“焦点”，文本研究“不仅是文本研究自身的需要，也是正确进行文本之间相互对比的前提，同时它也是进行更高理论层面研究的坚实基础”[23]，作为研究“安身立命”之本，文本研究无可非议。然而，相对文本整理，民间水浒故事文本研究显然要滞后得多。学者论清人文献整理与研究时指出：“清儒整理唐代文献，常常寓研究于文献整理之中，即在整理文献中进行研究，在研究中进行整理。”[24]民间水浒故事在这一点上远逊于前人，也落后于水浒文化范畴中其他分支，从而大大限制了对文本内容的深入发掘，遮蔽了研究视角的充分展开，进而将研究焦点研究精力过多地集中在思想内容、人物形象上。对文本的艺术特色、英雄形象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审美特点、叙事风格等问题认识不足。民间水浒故事系水浒文化的组成部分，近代民间水浒故事系古代水浒文学的延续，民间水浒故事与古代水浒文学文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比性强，研究价值高，虽有学者涉及，但多浅尝辄止，发掘不够。

再者，研究方法单一。《论语·卫灵公》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在研究中便是科学方法[25]。民间水浒故事研究大多依附于学位论文，几近1/2，这一情形说明，民间水浒故事研究并未取得独立地位。尴尬的研究地位不仅限制了研究视域的拓展，也妨碍了研究方法的更新与丰富。比如，因依附关系，有限的篇幅与固定的选题使得民间水浒故事研究难以展开，研究方法只能以牺牲局部利益迁就于整体安排，研究方法无外乎解读与阐释，举凡比较分析、归纳演绎以及民间文学所惯常采用的主题学方法等少有运用，甚或根本就未曾涉及，更遑论原型研究、精神分析、社会历史、接受美学等更加综合深层且也更加具体的学科方法了。归结起来看，近代民间水浒故事是水浒故事发源地民间智慧的结晶，蕴含着丰富的学术信息，具有巨大的潜在研究价值。随着娱乐媒介、传播途径的多元化，近代民间水浒故事囿于时代变迁及说唱文学自身存在的缺陷，同样面临着生存危机。虽然文献整理已先着一步，做出了可喜的成就，值得欣慰，但如何发掘潜在的学术价值，改变当下研究滞后的局面，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且势所必然，理应引起学界关注。

[1] 佘大平：《研究<水浒传>的传播史，宣传“英雄<水浒传>”》，《水浒争鸣》2010年第12辑。

[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梁山调查组”：《梁山地区遗迹和民间传说的调查》，《考古》1977年第6期。

[3] 山东《水浒外传》编写组：《水浒外传》，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

[4] 华积庆：《水浒英雄外传》，北京：宝文堂书店，1986年。

[5] 王成君：《水浒人物传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6] 梁兴晨等：《水浒人物野史》，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年。

[7] 崔金泉等：《水浒人物传奇故事》，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

[8] 李希凡：《民间故事中的水浒英雄》，《民间文学论坛》1998年第3期。

[9] 樊兆阳：《水浒人物口头传说大观》，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10] 朱仰东：《试论“大水浒文化体系”构建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菏泽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11] 张锦池：《<水浒传>考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12] 张袁祥等：《施耐庵的传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