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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What is the heart 脑是什么 我思故我在。——勒内·笛卡尔 在认同建设中，大脑有转换、隔离和平衡三个作用，人们通过这三个作用，协调身体和心灵之间的关系，维持内在心理和外在行动的连续。 转换 大脑就是微缩的宇宙， 宇宙就是放大的大脑。 身体和心灵是我们重要组成的两部分，如果要顺利运行，就不能忽略大脑所起的作用，它是我们身体和心灵之间的转换器。我们为什么会和别人倾心交谈？我们为什么会为事业现身？我们愿意为收获冒多大的风险？这些问题虽然是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在付出和行动，但是都需要大脑来最终决定。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句话表面说的是资本，其实根本上说的是人性，为了达到高额的回报，不惜付出身体的代价。这种转换关系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凭借大脑来协调心灵和身体之间的转换关系。有很多东西买不到，不是因为不卖，而是因为出价还不够高，在一定的价值吸引下，不但是身体可以付出，心灵一样可以出卖，大脑就是拍卖师。 大脑的作用是思考，有一些思考是技术性的问题，譬如说如何去建一座房子，如何去烧一道菜，或者去换一个灯泡，也有一些思考是选择性的，是建一座平房还是一座楼房，是西红柿超鸡蛋还是土豆丝，是换一个节能灯还是普通灯泡。这些选择性思考构成了愿望和行动之间的连接，也就是将我们心的需要和我们身的行动联系在一起了。心灵决定着我们的愿望和方向，而身体决定着我们的付出和行动，大脑就是一个转换器，使我们的身心得到协调。 中国人对于身体是非常重视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有轻易的损害。我们要关心一个人，往往是从问候一个人的身体开始的，这是以身体来体现感情。有些时候我们又用献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忠心，譬如说明知道喝酒伤身，还要硬挺着喝下去。虽然身体很重要，但是有时对于身体又是非常慷慨的，义之所在，死不旋踵。这种对于身体矛盾的态度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心里觉得值不值得。“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至于什么时候重于泰山，什么时候轻于鸿毛，这个差别就要靠大脑来度量了。虽然每一个人对于身体和心灵之间的换算比例不同，但是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清楚的。 这种身心转换是普遍存在的，也是人类形成凝聚力的纽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一个普通的母亲，从吴起将军为自己的儿子吮疽就感到了失去儿子的可能，其实是隐含了两个转换条件：一是吴起对于自己儿子身体的爱护，会使自己儿子的心归附到吴起；二是就是自己的儿子会为了心灵的归附，而为吴起去献身。 一个健康成熟的人，志向和行动一定是相统一的，只有这样，身心才会协调。而要实现身心的统一，大脑必须要起到一个中间转换的作用。如果大脑的转换机制不成熟，人的行为就会变得古怪而无法预测。有可能为了一块红薯去抢劫，也有可能为了买个手机去卖肾，甚至为了出名而叛国。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是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也是苏联最后一任总统，正是他主动放弃军队控制、东欧政治等一系列举措的“新思维”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不管历史如何评论，在这个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混乱的，这种混乱带来的恶果不仅是苏联解体，而且使他失去了人民的支持，领导地位被更加坚定的叶利钦所取代。 2006年戈尔巴乔夫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称：“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很多俄罗斯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行为过于草率、脱离实际，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近乎幼稚的过分信赖。可以作为反证的是：作为苏联解体受益者的西方国家，在1990年授予戈尔巴乔夫和平奖诺贝尔。在2006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五国的的民意调查表明，欧洲大部分居民认为戈尔巴乔夫是比普京优秀的国家领导人，其中支持前者的有59%，支持后者的只有12%，立场不同，结果自然大相径庭。大脑虽然本身不会有自己的目标，也不会有自己的行动，但是它的转换作用对人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成功与否，除了志向和行动之外，大脑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要发挥好大脑的转换作用，必须要建立起身心转换的思维习惯。《史记》中是这样描写年轻时的项羽的，当谈到理想时：“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而谈到学习时：“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项羽既想要取代秦始皇，做一番事业，而又不愿意投入，学习上浅尝辄止，世界上哪有这样好的事情呢？虽然有叔父项梁的细心培养，军师范增的竭力辅佐，但是没有个人行动的连接和转化，西楚霸王一切只能是悲剧收场。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看看毛泽东是怎么闹革命的。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创始人，不但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而且自己的家人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他的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以及两个兄弟毛泽民、毛泽覃都为革命牺牲，其他的亲属也有很多牺牲。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这是大量的革命者将自己的理想转化为行动的结果，依靠文章和辩论是杀不死敌人的，依靠动员和宣传也发动不了群众的。 革命是这样，个人的成功也是这样，也是需要为自己的志向付出代价。苏秦是鬼谷子的学生，曾经胸怀一统中国的志向，但是没有成功，清贫落魄，不但嫂子看不起他，连他的妻子都不理他。后来苏秦发奋读书，《战国策》里记载：“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后来游说六国合纵，配六国相印，使秦国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成为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在经济领域，很多创业者也为自己的理想在努力。家兄经营着一个中小型的乳制品企业，这是他几十几年来一直坚持的事业。虽然企业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他有时候还在充临时当装卸工、采购员、司机的角色，一切都是一种自然的投入和付出。在他的眼里，企业就是自己的一部分，自己为企业所做的奉献都是应该的。在很多人眼里，拥有财富就是一种罪恶，但是作为亲历者，我看到了他们所付出的艰辛。 从心理的角度，每个人都有成就、占有、荣誉、自由等需求；从生理的角度，每个人都有基本的衣食、冷暖、坐卧的生理需求。心理需求和生理需求并非是完全统一的，早起锻炼身体和舒适的睡眠是冲突的，埋头读书和看场电影是冲突的，慷慨捐助和自己享用是冲突的，这些冲突都需要大脑来协调处理。今天的钱花了，存下的就少了，明天可以投资的资本就少了；而今天的都存了，可以生活消费的钱就少了，个人的生活水平就下降了。怎么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这种处理方式来源于不同的大脑，来源于不同的思维方式。 某种意义上讲，心灵需求是我们的长期目标，而身体需求则是短期目标。譬如我是将手上的十万块钱买辆车，还是投资买股票，这就是短期享受和长期收益间的选择。在皮克迪《21世纪资本论》中所论述的，近100年人类历史上资本的净资产回报率基本上在3-4%之间。也就是说，如果把十万块钱买了车，那么一年要支出油费、保险费等费用至少一万元，但是如果投资，至少会有五千元以上的回报。这样下来，每年就会有一万五千元的差距，如果加上汽车的折旧那就更多了。如果不考虑收入的差别，富人更多的是从短期转换为长期利益，而穷人则是不计算这种转换的，所以我们家乡有句话：“越穷越大方”。压缩消费增加投资，是一种价值的主动选择，不过这种选择在低收入群体中更像是一种被动选择，原因是我们对于劳动价值的低估，这些我们后面会讨论。 不同思维形成的理财方式，经过长期的坚持就会发生质的变化，理财的人通过金融获取了更多的收入，而消费的人依然完全依靠劳动收入。从传统的社会阶层划分来讲，有3%人依靠权力或者财富来获得收入，他们被称之为上层社会；有10－15%的人依靠知识和名望来获得收入，他们被称之为中层社会；而剩下超过80%的人，都要依靠劳动和时间来获得收入，他们被称之为下层社会。在这种社会结构被打破之前，每个人要做的就是如何去改变自己的收入结构，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层次。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一个最为基本的因果关系。作为一个个体的人，首先要把收获建立在自身的努力和付出上。没有一个社会是绝对的公平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牺牲，但是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贫贱者脱颖而出。对于一个缺乏机会和资本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学习，用学习去提升自己的思维。 大脑的转换速度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有目的的锻炼会得到提升。要先建立起身心相连的观念，善于从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判断。有的人有很高的目标，但是却不考虑自己的现实状况，也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最终离自己的目标原来越远；而有的人非常努力，几乎在各种方向都有涉猎，但是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终也是无所成就。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就是要用大脑来思考和设计身心之间的逻辑关系，使自己的目标和行动得到统一。 邓小平有句名言：“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在目标一定情况下，对于如何行动的最佳总结，邓小平的成长经历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邓小平不是一个很爱说话的人，他的女儿曾问他：“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回答三个字：“跟着走”。 当问起他在太行山时期都做了些什么事？邓小平只回答了两个字：“吃苦”。 而1973年2月，邓小平从江西下放地回北京，毛泽东问邓小平：“你在江西这么多年做什么？”邓小平还是两个字回答：“等待”。无论是“跟着走”、“吃苦”还是“等待”，都是对于实现自己目标的一种具体行动。1983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问中国，他问起邓小平三起三落，终能重返政坛的秘诀是什么？邓小平的回答还是两个字：“忍耐。这里的忍耐也是对于目标的一种坚守，如果没有志向和行动之间的相互支撑，忍耐也就失去了意义。 雍正是康熙第四子，康熙皇帝曾评价幼年的胤禛“喜怒不定”，因性情急躁又刻薄，又用“戒急用忍”训喻他。虽然雍正天性如此，但是他自称“天下第一闲人” ，韬光养晦，保持和诸兄弟和气，终于拿下帝位。康熙朝后期，诸皇子争位，官员贪腐，外敌虎视眈眈，大清朝危机四伏，雍正却吃斋念佛，一付平和景象。登基之后的雍正，一改隐忍多年的风格，开始大张旗鼓的行动。先是消除诸皇子的隐患，把不听话的兄弟进行圈禁和流放。而后又对贪官污吏进行整治，抄家追赃，甚至将军事高官年羹尧赐死，朝廷高官隆科多圈禁。对外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并将青藏、外蒙古地区纳入版图。组织上设置军机处加强皇权，扩大密折制度掌握下情，实行改土归流、火耗归公等一系列铁腕改革政策，对康乾盛世的连续具有关键性作用。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应该是在作为王储时就想好了，但是能够一直隐忍不发，不得不令人佩服，值得后世很多政治家以此为楷模。 封建社会讲究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则为不孝。这种逻辑关系下，大脑就不起作用了，忠孝的目标直接决定了身体完全的依附。虽然这种依附关系已经被现代社会的理念所打破，但是其流弊依然深存。建立起身心之间关系之后，要维持正常的逻辑关系，这也是大脑重要的作用和机能。无论多么高尚伟大的目标，无论多么辛勤艰苦的行动，都需要有符合逻辑的思维来支配和协调，否则只能是空谈或是盲动。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期，台湾和大陆采取的政策就是一个在空谈“反攻大陆”，一个在盲动“大跃进”。台湾明明知道自己不具备反攻大陆的实力，仍然采取一些或真或假的行动，这样的做法只能起到一种对内心自我安慰的作用。而大陆的大跃进运动就更是离谱，根本不考虑现实的经济实力，盲目的提高指标和要求，最终只能使自己离目标越来越远。大脑要起到建立逻辑关系的作用，只有建立起正常的逻辑关系，目标和行动才能得到统一。 强大的大脑会对身体和内心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大脑的思维能力强，心灵就会更容易生成现实可行的目标，而身体也会采取更加符合实际的行动。现在社会在流行大数据，通过海量的数据来获取我们没有关注到的规律，也通过数据的分析来调整我们行动上的误差。强大的大脑就如同是一台高速计算机和海量的网络储存器，对我们的身心提供大数据的支持。正常人的脑细胞约140亿～150亿个，但只不足10%被开发利用，其余大部份在休眠状态。据科学研究，虽然人在30岁以后每天脑细胞是以十万个的速度在死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反倒更加娴熟的处理好目标和行动之间的关系。这种现象的存在，应该是和人们更加注重和熟练利用大脑转换身心间的关系有关。 有人对现代大学培养的人定义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当然不是表扬，但是我觉得利己主义也是大脑对于身心协调的一个自然反应。我们的教育体系经过近百年的文化改革，基本摧毁了传统的中华文化根基，不要说四书五经，就是《千字文》、《弟子规》，大学生知道的也不多。更进一步的是，我们的市场经济体系已经西方化或者全球化，构成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是西方价值体系和经济学理论，而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是理性人或者经济人假设。每个市场的参与者都必须是完全理性的，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谓“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 在市场行为中，不去考虑情感因素的影响，更不要说是理想信念，公平正义等和人心灵密切相关的因素。经济人假设在西方也被认为具有很大缺陷的，需要加以改善。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需求层次会对交易产生很大影响；威廉姆森认为个人私利导致社会成本增加，信息不对称会带来欺诈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的社会中，传统的文化理念，不同所有制形式，不同市场地位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叠加存在，形成了更为复杂的环境。一个天天被个人利益最大化思想所笼罩的人，如果不能成为一个利己主义着，那该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作为一个利己主义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的主流要求又是强调国家和集体利益的，怎么办？那就是把自己伪装成社会需要的样子。虽然化妆出来的面孔比较夸张，但是有时候比真实的面孔更加吸引人。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和俄勒冈州南部的山地沼泽中，有一种眼镜蛇草。眼镜蛇草的瓶状捕虫叶生长在根状茎上，高 出地面40-80厘米，每一株眼镜蛇草都有几个至十几个瓶状叶，看上去好像一群挺起上身、高低错落的眼镜蛇，凶猛的外表令许多动物望而却步。事实上，人类的伪装在自然界不是独有的，动植物也根据自己的生存需要伪装自己，伪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和环境相适应。在我们发现身边有大量的利己主义者的时候，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的社会理念和生存环境。 大脑的责任是实现目标和行动之间的转换，为心灵和身体服务，而不是自己另起一套，以为理性和逻辑可以独当一面。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们总是希望生活在一个理性的世界，大家通过道义、规则和制度来规范自己的行动，但是这个世界事实上是不讲道理的，这是很让人失望的事。对于利益相关者和内部人来讲，感情是第一位的，不管美国做的事情多么离谱，英国马上就会作出积极的响应。而对于和自己利益相悖的外部人来讲，那就要靠实力来说话，如果没有俄罗斯自然资源和军事实力做支撑，十个普京也被美国给搞掉了。所以曾经普京说，俄罗斯史上最大的罪犯，是那些把权力扔在地上，让一些歇斯底里的疯子捡起来的懦怯者，比如尼古拉二世和戈尔巴乔夫。 当心灵的需求无比强大的时候，身体可能就要做出一定的牺牲，大脑此时的转换和选择从理性转向激情。《孟子》中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身体可以说是人最为宝贵的东西，但是真正到了舍生取义的时候，也是可以抛弃生命的，这虽然是一种特例，不过也符合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定义。 戊戌变法失败后，变法主要参与者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康梁二人出逃日本除了保身之外，以退为进也可以算是个理由，是为了继续推进自己的事业。而共同参与变法的谭嗣同却坚持留下，他坚信“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只有去死，才是对于变法最好的支持。康梁二人的确在后来的社会维新中继续发挥了一定作用，而谭嗣同的死和他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也激励了更多的人投身维新事业，可谓求仁得仁。这是不同的逻辑思维方式，不存在谁对谁错，但是为了社会进步，做出舍生取义的选择是值得赞赏的。 大脑就像是一个运动员，在身体和心灵之间不停的折返跑。当目标足够强的时候，大脑就站在心灵的一面，去舍得行动的付出和身体的牺牲。小时候看过电影《邱少云》，他在执行战斗任务的时候，需要在阵地前沿的草丛中潜伏等待命令。美军发射的燃烧弹落在他身边，很快火势蔓延到他身上，虽然邱少云身后就是一条水沟，但邱少云为了不暴露部队埋伏的地点，他忍受着剧痛，纹丝不动，直到牺牲。生生被火烧烤的滋味是身体难以忍受的，邱少云能够坚持不动，靠的是大脑和心灵并肩作战。 当社会现实不是令人满意的时候，大脑就会站在身体的一面，去适当的调整自己的目标，以更加适应自己的状况。“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是五柳先生陶渊明对人生的感悟。中国人都知道陶渊明是田园派的代表人物，其实在他的青少年时期并非如此。陶渊明少年时期就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志向，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先后担任过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官职。可惜陶渊明宏大的志向和当时森严的门阀制度，使出身庶族，人卑言轻的他壮志难酬，而他又不愿降志辱身和官场小人虚与委蛇：“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这是在志向受挫，无力施展的情况下，大脑和身体站在一起的选择。 大脑也像是一条纽带，把身体和心灵连接起来，根据环境的变化去计算和调整。心灵有时候会飞的很高，飘飘荡荡不切实际，身体有时候会过于短视，会沉迷于短暂的享受，大脑要适时把心收一收，同时也要把身体的欲望控制一下，该收的时候收一下，该放的时候放一下，使他们能够适应和转换。  【身是什么】 保身第一 修身第二 立身第三 【心是什么】 志气第一 胸怀第二 精神第三 【脑是什么】 转换第一△ 隔离第二 平衡第三 目 录 作 者：刘 辉 后期制图：谢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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