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9月19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主办的“东方考古论坛”邀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懋镕教授，于知新楼为师生带来题为“中国考古贵在综合研究——以曾国考古为例”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路国权教授主持。 在讲座开始前，主持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路国权教授对会议背景和主讲人张懋镕教授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向主讲人致欢迎辞。提到中国考古的综合研究，尤其是“曾随之迷”，自然要提到李学勤先生。张懋镕教授首先对李学勤先生进行了深切的缅怀，并以此勉励与会学子，时间来到七点，讲座也正式拉开帷幕。 张懋镕教授主要通过以下五个部分进行阐发：  一、“曾国之谜”的提出 1.曾侯乙墓的发现 张懋镕教授首先以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的发现引出了问题。1978年夏，随州（当时称随县）擂鼓墩一号大墓即曾侯乙墓发现，由于出土一套曾侯乙编钟以及9鼎8簋在内的大量青铜器，在中国学术界引起震动。曾侯乙是曾国国君，国君的墓葬在随州，随州就是曾国的都城所在地。但是，偌大的曾国，不见于文献记载。当时有个“汉东大国”随国，国都也在随州。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似乎存在矛盾。  2.曾国之谜的提出 张懋镕教授回忆起四十多年前曾侯乙墓的发掘工作，他说：“曾侯乙墓1978年3月份开始发掘，6月底完成清理，大批文物运输到武汉就已经九月底，李先生关于'曾国之谜’的文章10月4日就写出来了。”李学勤先生的这篇文章，刊登在《光明日报》上，题目就叫做《曾国之谜》，从而引发40多年考古、历史学界的关注与讨论。提及此处，张懋镕教授不由感慨李学勤先生那作为一个学者“天才般的前瞻性”。 3.曾国之谜由来已久 北宋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市)出土有两件楚王酓章钟(《薛氏》云:“得之安陆。”),其一铭文作: 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陽,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陽,其永時用享。   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中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其中有两件曾姬无恤壶，铭文相同。    1966年，在湖北京山县的苏家垅出土一批有9鼎7簋的春秋青铜器，部分铜器上有“曾侯仲子游父”的铭文。这个曾国显然不是山东之鄫，但似乎看不出与楚国有什么关系。简报据此判断，当时有三个曾国，即山东之鄫、河南郑地之鄫以及湖北之曾。 二、曾国之谜的再爆发 1.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的发现 经过2011年和2013年两次发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随州市博物馆在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已发掘墓葬140座、马坑7座，田野考古基本结束。资料整理工作同时进行，发表发掘简报5篇，论文若干篇，大部分重要墓葬的资料已公布，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葬群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 2.谜上添谜 叶家山西周早期的曾国墓葬群表现的葬俗，引发了对曾国为周人姬姓的讨论。争议有三，（1）墓向：均为东西向；（2）腰坑：M1和M3有腰坑，并且坑内殉葬一狗；（3）日名：曾侯器上有日名。   3.两种不同的观点 叶家山墓地这批重要墓葬资料的公布引出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不禁令人疑问：叶家山西周早期墓地的主人是姬姓吗？他们与义地岗春秋晚期曾国墓地、擂鼓墩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的主人是同一家族吗？它与随国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对此，李学勤先生还是坚持他的一贯主张，西周早期曾国是姬姓。叶家山墓地的主要发掘者黄凤春等人也赞同李先生的观点。但多数从事西周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学者持不同意见。有学者指出：墓葬出土很多有日名与族徽的青铜器，墓葬头向（东西向，头向东）、腰坑墓（有3座）等因素指出叶家山墓地与周人墓葬明显不同，其族属不可能是姬姓。 三、综合研究揭开曾国之谜 1.曾随两国地望重合 在《曾国之谜》一文中，李学勤先生肯定刘节的说法：曾国是一个姬姓诸侯国，但同时指出曾人活动范围并不像刘节推测的在河南中南部，“而主要是在湖北北部的汉水以东，以新野为其北线”。李先生注意到曾国青铜器的分布范围。李先生的这一认识对于最终解开曾国之谜起到重要作用。 2.曾随两国历史史实相同 《左传》详细记载了汉水以东的各个诸侯国如江、黄、邓、唐、厉，这些诸侯国的青铜器也都出现过，出土文字资料与传世文献可以互证，唯独这个曾国，拥有的青铜器最多，地域也最广大，偏偏在《左传》中没有反映。 首先是文献方面的根据。《国语·郑语》，其中有周幽王的史官——史伯对郑桓公论说当时周朝形势的一段话，他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楚）、申、吕、应、邓、陈、 蔡、随、唐”，却没有“曾”这个国名。再有是从历史角度看。由曾侯乙墓及其出土文字资料可知，在战国早期楚惠王时，曾国与楚国关系密切。楚王还娶曾女为夫人。从《左传》的记载来看，汉东一带随国最后灭亡，因此只有随国的情况与曾国最相吻合。 3.曾随两国族姓相同 1980年，李学勤先生发表《论汉淮间的春秋青铜器》一文，其中第二节是“再论曾国之谜”。论文主要是依据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来论证曾即是随这一推想。在随县一个名叫季梁氏的地方发现一座墓葬，出土两件铜戈，内上铭文分别为：“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工）尹季怡之用。”“周王孙季怡孔臧元武，元用戈”。李学勤认为：“曾侯本来便是周王的宗支”，“曾的确是周朝分封的同姓国，并且和王室有较近的血缘关系”。 时隔十年，1990年，根据若干新的发现，李学勤先生又写了《续论曾国之谜》，（《江汉论坛》专刊《楚学论丛》），提到1975年随州鲢鱼嘴出土的曾子原簠，曾子原是曾国公族，而铭文云曾子原为女儿孟姬出嫁作媵器，可见此时的曾国是姬姓。 2013年李学勤先生发表《新见楚王鼎与“曾国之谜”》，该文从新见楚王鼎谈起。李先生认为新见楚王鼎铭中“随”国的出现，恰恰证明青铜器铭文中所见的姬姓曾国就是传世文献里的随国，随、曾是一国二名。   新资料显示，曾、随是一国二名的可能性愈来愈大，叶家山的曾国也是姬姓。2013年12月28日至30日，“叶家山西周墓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黄凤春先生在发言中提到2009年在随州文峰塔墓地采集的一件残钟。钟铭曰：“隹（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與曰：白（伯）适上庸，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萦宅汭土，君此淮夷，临有江夏。周室之既卑，吾用燮骄楚。吴恃有众庶，行乱，西政（征）、南伐，乃加于楚……”。另一件残钟上有铭文：“曾侯與曰：余稷之玄孙……”。 4.曾随系一国两名 李先生的解释是：一国两名，曾国即随国。譬如河南南阳附近的吕国，又被称为甫国，山东安丘的州国也叫淳于国。 也有些学者如杨宽则坚决反对“曾即是随”说，认为曾国是灭周之缯，姒姓，“早在西周时代就已和随国同时并存，因此曾国决不可能就是随国”，所有出土的曾国铜器铭文都称“曾”，所有的文献记载都称“随”，“丝毫看不出其中有一国两名的关系。”如果随果真是曾国的话，文献不可能不提及，如果随在春秋时改名为曾，文献也会有所记载。于是有学者提出另一种设想：在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伐随时，姬姓曾国已归顺楚人，曾国北移至随国境内，随州成为曾国的都城。但问题是这种解释也没有得到多少证据支持。 张懋镕教授指出，如今新出现了这件楚王鼎，证实随这一国名无疑存在。一国二名之说还是成立的。如商又称作殷，楚又称作荆。“看来曾人一贯自称曾，楚人则多称之为曾，有时称随。” 四、曾国之谜揭晓 2019年，据“曾国之谜”提出已经过去40年，这场争论终于到了谢幕的时候。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随州市枣树林发现两座带斜坡的“甲”字形墓葬，M168和M169，出土大量青铜礼器。 M168在编钟、簋、缶上均有铭文“曾侯宝”。M169在编钟、匕、缶上均有铭文“随仲芈加”。 五、总结 在讲座的最后，张懋镕教授满含深情地为这场持续了40年、跨越两个世纪的学术争论作了以下几点总结： 1.（曾随之迷）中国考古学史上罕见的难题之一，难点在于曾国的神秘性。曾国既不同于秦国、晋国、楚国，也不同于鱼国，前者见于史书记载，可直接与文献相对照，后者不见于史书，干脆不用文献，倒也省事。表面上，曾国不见于文献记载，但云雾弥漫中，又和文献记载的随国有千丝万缕的纠葛，令人困惑，又令人神往，这就是曾国之谜的魅力所在。 2.曾国之谜的难解之处还在于曾国的国君本是西周王室的成员，居住在西北地区，那里是陕西关中的周王畿所在地，但却受命分封到千里之外的，入乡随俗，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在葬制上效仿楚国，墓葬东西向，同时又受随枣走廊的殷商文化的影响，间或使用日名。曾国的随遇而安和文化认同使得它在随州一带生存六百年而不衰，但也因此让人难释它的庐山真面目。 3.曾国只见于考古资料，不见于文献资料，与之相反的是随国只见于古文献，不见于考古资料。曾随之谜的解决，无疑是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整合的典型案例，作为“曾国之谜”的提出者和最重要的推手，李学勤先生自然是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整合的典范。 4.读过李学勤先生《比较考古学随笔》（15-2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可知李先生在考古学方面的熟悉程度。其中涉及山东考古的论文有《曲阜周代墓葬的两种类型》，可谓代表作。他很清楚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他说：“我们学术界的习惯，是把历史学和考古学截然分开。……学历史的专搞文献，学考古的专做田野，井水不犯河水，大可不相往来。我看这对历史学、考古学双方都没有好处。”针对当下学科越分越细的特点，李先生尤其强调：“学科的发展越分越细，也越需要博通的综合研究。试看研究古代文化社会的名宿，无不于专精之后继而扩充，后人评论也无法以这一科那一科为限，这才是大家风范。”李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有大家风范的人。 5.如果从1978年李学勤先生提出曾国之谜算起，我们花了40年时间来揭秘，如果从北宋编钟算起，我们花了1000年时间来揭秘。估计今后可能很难再有像曾国之谜这样的难题需要我们花费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看到了甚至参与了曾国之谜的揭秘工作，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自豪。 讲座结束后，张懋镕教授细致耐心地回答了师生们提出的问题。路国权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简要总结，高度评价了张懋镕教授提出的“文献与考古的综合研究”，认为张懋镕教授的讲座极具启发意义，并代表全体参会师生对张懋镕先生精彩的讲座表示感谢。张懋镕先生的第一讲在师生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作者：邓浩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