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冼夫人 前面的文章，引用了俚人文化研究专家郭安胤的话说，不管俚僚（越）人名称在不在，但实质尚在，基因尚在，甚至族系语言地名、底层语言还在。比如母亲一词的发音是“mai3”， 可以用尾、美、米、买、袂等汉字作记录，祖母（婆祖、妈祖）用水尾、仕尾、水美等汉字作记录。母亲发音为“mai3”，在广东粤西黎话，海南临高话、哥隆话、海南话、黎族话，广西壮族话，贵州布依族话等等方言中都是一样的情况。 这只能说明他们对百越文化都是一脉相承的。难道不是吗？ 仅广东就有1000多个含有“那”字地名 “那”字地名分布示意图，以桂西的左右江和邕江流域等最为密集 岭南土著以“那”（纳）的形状、位置、性质、归属来命名村落、地名。 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之《土语》中说：“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名，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过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这些以“那”、“罗”、“多”、“扶”、“牙”、“陀”、“打”等起首名地，是越系俚僚人名地的特征。  漠阳江 郭安胤认为，种植水稻的“田”就是纳，纳也写作那。纳（那）是俚僚（越）人言语“水田”的意思，相对其他田地的称呼，纳（那）实际上是专指种植水稻的田，即稻田。“那”源于水田最初种植的糯稻，糯（古作“稬”）在壮泰语中为“奴（nu）”或“那（nua）”，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延称种植糯稻的田为“那”（na），“奴”（nu）和“那”（na）为相互关联和语言对应的同源词，亦即汉语称“糯”（稬）的底层词。 由此可见，由“那”构成的地域性的地名文化景观，具有极为丰富而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内涵，它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民族文化史尤其是稻作农业史的本来面目，是稻作农业起源的鲜明印记。因此，“那”文化即是稻作文化，纳（那）是布依族等越族系的标志性文化之一。  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 据统计，仅广东一地就有1000多个含有“那”字的地名，由此可见其分布之密、之广。如台山有那金、那章，阳江有那龙、那苏，徐闻有那加，海康有那稳，廉江有那良，吴川有那罗、那蒙、那寮等等。 据粗略统计，“那”字地名，吴川有20多个，海南岛（古儋耳）约有154个，徐闻约有56个，雷州（古海康）约36个，阳江约有65个，广西南部、西部就更多了。 而十万大山的两侧，是古壮人稠密聚居的稻作区域，应是那字地名策源地。  那丁（红色的稻田） 其中，又以广西的左右江、红水河、邕江流域最为密集。在越南北部、老挝、泰国、缅甸和印度的阿萨姆邦等东南亚地区，也广泛分布着冠“那”的地名。 徐松石教授1938年出版的《粤江流域人民史》认为，在广东、广西，倒装地名比比皆是，觉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例如广东台山有冲洋、冲云墟、洞华、洞美、冲华、冲柴、冲金山；其实应作洋冲、云冲墟、华洞、美洞、华冲、柴冲和金冲山。” 他认为。这些地名是僮人（壮人、越人）的名称，有僮语的意义。这类倒装地名，在四川、湖南、贵州、西康、广东、广西都有，甚至延至国外，如暹罗（泰国）、缅甸、安南（越南）等。他同时认为凡是有僮义倒装地名的地方，不是现时就是古时有很大的僮人势力。 中山大学司徒尚纪教授认为，“而在广东境内，十万大山东侧的80～90公里范围内，'那’字地名数以千计，与十万大山平行分布，如影随形，至为触目……” 张声震主编的《广西壮语地名选集》收录当代广西“那”地名872条，占收录的壮语地名的17.8%，展示了“那”地名在壮语地名中的重要地位。 据广西地方志办公室随机抽查广西30个县市，统计出现存“那”字组合地名，共2120个。“那”字组合地名数量超过100个的县市有10个，分别是田东县、宁明县、百色市、天峨县、南丹县、龙州县、大新县、靖西县（今靖西市）、田林县、隆安县，其中田东县最多，有304个。“那”字组合地名的分布与壮族人口的分布基本一致，大体上成正相关。 据调查，云南曲靖师宗县境内100多个壮族村落中，以“那”命名的村落就有30多个，以“那”来命名地点的更是多达1000余处。 五邑话不应划入粤语里面五邑地区也有不少以“那”字命名的地名。陈大远说，五邑地区方言曾与壮侗语系有过一段亲缘关系，我们可以从原始母语找到。——这一点，笔者有空再展开探讨。  江门 也有人认为，五邑话与广州白话难以互通，一个五邑人，如果从来没有学过“白话”，听过“白话”，只会是一头雾水；反过来，广府人听五邑方言，也是一成也听不懂。两者需要普通话沟通。五邑话不应划入粤语里面。 “罗”文化圈成为后来的广府文化？而罗字地名以旧肇庆罗定州、梧州等州府为最多。如高要有罗郁岗、新兴有罗陈山、四会有罗湖铺、高明有罗林村，阳春有罗银、广宁有大罗山、德庆有罗茅、封川有罗练、开建有罗求、电白有罗笠、信宜有罗马岭、临高有罗喝山、罗定有罗镜墟、云浮有罗沙墟、郁南有罗旁墟、南雄有罗佛寨、阳朔有罗富、柳城有上罗、罗城有小罗、武鸣有罗谙墟、平乐有罗榨山、恭城有罗带、昭平有罗丹、苍梧有罗贡、藤县有罗悦、容县有罗杏、怀集有罗孔、郁林（玉林）有罗擎、桂平有罗播、平南有罗掩、贵县有罗文、横县有罗凤墟。  罗定 其中以罗定最为密集，有数十个之多，往外逐渐减少。从西江上溯，到贵州只有罗平、罗甸等个别地名。 陈大远认为， “'罗’字地名出现较多的地方，从父系社会便开始形成一个文化圈，它的大至范围，正好与今天讲粤语方言（俗称白话）的地区相吻合，我把它称之为'罗’文化圈。” 陈大远发现，“那” 文化圈成为后来的壮黎文化，“罗”文化圈成为后来的广府文化。 而且，在共同语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罗” 文化圈原始文化的开放性和“那” 文化圈原始文化的滞后性。随着文化的交流，使到“罗” 文化圈不断扩大到珠三角地区，“那” 文化圈逐步缩小。 这一点，笔者以为值得商榷。“罗”文化圈凭什么就成为广府文化的起源地？ 罗国遗族也不得不融入百越罗定并不属于广府地区。这是其一。 其二，广府文化试图以南雄珠玑巷南迁开发珠三角作为精神源泉。这和罗定土著文化可谓南辕北辙。  先秦时期的所谓国家林立，碎片化很严重 其三，根据专家和笔者的研究，“罗”文化圈的肇始和发展源于先秦时期，和从湖北迁入岭南的罗国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罗国人虽然从湖北到湖南，再到岭南，进入西江流域，必定也是一路播撒种子，但奈何百越繁炽，势大如火，罗国遗族也不得不融入百越，联姻混血，化为土著，如同越人。  罗国 南迁的罗国人还大部经番禺（今广州）、珠三角（即粤中沿海，当时珠三角还远未形成，只是小岛点缀汪洋），到达缚娄，占得地盘。 如今听广州白话、博罗罗城话（即使当成所谓缚娄国遗语吧），和㑷古话（姑且把操此方言者视为罗国遗族）相比，简直就是天差地别，鸡同鸭讲，无法沟通。 正如前面所讲，遗留罗定等西江流域的罗国人，早就如一滴水融入了百越之大海了。而且，历经两千年，其所能传承的也不过是垒垒太婆坟而已。 故而，陈大远的上述观点是欠缺历史深度和洞穿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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