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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 来源 | 收藏家 作者 | 鹿鸣 分享 l 书艺公社（ID：shufaorg） 清代自皇太极以来，为巩固统治，提高皇族文化素质，对皇子暨近支各宗室及六七岁以上子弟进行正规的教育，形成非常严格的学习教育制度，对读书地点、教学内容、师资来源均有定制，所教授的内容主要是满文、汉文以及骑射等。雍正时期，为方便皇子们学习，特设尚书房（道光朝改为上书房）。乾隆时期，这一制度又与“秘密建储”皇子继承相结合，形成了清代对皇子完整的教育制度。据乾隆四十三年（1778）上谕可知，皇子（孙）年满6 周岁即就尚书房读书，择满汉词臣朝夕进讲，教学内容仍然是满文、汉文、骑射，等等。 皇子们的书法学习就穿插在汉文教学中，是每天必备的重要课程内容，其教学程序一般先从基础唐楷描摹、写仿格入手。上书房讲习主要分为师傅和谙达两种职位。上书房师傅向来由皇帝在善书对翰林官僚群体中选拔，代表了清代官方所承认的书法名家的整体水平。他们的书法审美要求能直接影响诸皇子的书法学习。 为了方便帝王研习书法，有清一代还设立了专门的内廷机构——南书房，并以制度的形式将书法提到“事属经筵”的政治高度，明确提出善书者方可入值。清代帝王们在南书房影响下崇尚正宗书学，并力推南书房来宣扬自己的书学观念，推动了皇室宗亲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书法学习热潮。 此外，历代皇室书家群体还有普通士人无法比拟的条件，就是内府大量的历代法帖名迹收藏，特别是成为皇帝后只要有兴趣凡宫中所藏，都可通临阅览，对于其书法审美和学习都带来直接的影响。加上清初前几位皇帝是身体力行，广搜古代法帖名迹，不废笔墨，给后世子孙留下了极好的榜样，最终促成了一个相对出色的皇室书家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较为突出的帝王书家有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室书家则以乾隆之子永瑆影响最大，成就最高，而清末民初的没落皇孙溥儒也较为突出。 清代皇室自建国之初，对汉文化始终都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力，高瞻远瞩地看到了汉文化对于治国安邦的积极作用，主动积极学习，并逐渐融入汉文化，振兴文教。书法在帝王及皇室中的大力弘扬与这样宏大的文化视野相关，同时与清初诸位皇帝的孕育与积淀关系密切。但是，客观地说，他们学习书法的目的多着眼于实用，着眼于书法在汉文化中的政治价值，此外，他们的身份决定了它们比一般士人多了些闲适淡雅之风，故而在文化审美上追求平正、典雅的中和之致。楷法谨严的永瑆书法成为了清代皇室书风的代表，这一点和清代主流画坛对“四王”的推崇，本质上都是这种审美关照下的必然结果。清初第一位擅长书法的人物是皇太极的小儿子福临，也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其书法遗存15 件，内容涉及佛经、语录、诗词以及临摹作品等，书体涉及楷书、行楷、行书，尤其以楷书居多。此外，笃信佛教的顺治皇帝还经常为寺庙题字，今北京法海寺存有《敬佛碑》拓片。故宫博物院现藏其《苏轼武侯庙记语》一卷，纵31.8、横135.5 厘米，该卷字字独立，字距行距皆疏朗有致，结体颇有晋人之趣，字势欹侧多变，行笔直率自然，一派天真（图1）。此外，顺治还有一件行书卷轴，内容出自《古今图书集成·博物化编·草木典·桐部》（尺寸、收藏地址不详），该件作品以行书为主，夹杂草书，显示出绝佳的书法功底。笔力雄强，无一怯笔，结体能于平正中见清奇，章法错落有致，对比强烈，是一件难得的佳作（图2）。从为数不多的顺治书法来看，显示其对魏晋书法传统的深厚情结，且一定意义上，他绝对称得上是清代诸皇帝之中最具艺术家气质的一位，书法风格多样，很多作品随性所致，与其落拓不羁的性格非常契合。康熙皇帝和其父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从小受到了非常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对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他清醒地意识到文化统治对政治稳定的积极作用，万几之余，耽心翰墨。其书法早年以颜楷为宗，但纵其一生于董其昌用力最勤，临习不倦（图3）。他专情于董其昌及与董有着密切关系的来自江浙一带的学董书家群，同时应该看到，他崇尚董其昌是希望通过对董书的学习，倡导自其父顺治以来倡导的正统的书法风格，进而建立其文化正统观。正因为如此，其书迹遗存中可以看出在他40 岁左右，康熙开始显示出对晋唐法帖的尊崇，这一时期的文臣书法所表现出的对帖学的尊崇与不遗余力地临习正是对这种观念的积极回应（图4）。到雍正、乾隆时期仍是董其昌当道，并且这种观念一直影响着整个清代皇室成员们对书法的学习与继承。纵观康熙书法，其成熟时期的书法结构和造型均显示出董其昌的影响，虽然无法达到董书的淡雅、禅趣，但也称得上婉转虚和、平淡古朴（图5）。如故宫博物院所藏《季冬南苑诗》用笔精熟，点画圆劲秀逸，章法上字距与行距疏朗有致，典雅肃穆之气跃然纸上。康熙诸子由于受到良好而严格的教育，大多善书，水平也旗鼓相当，置身其中的雍正很难说出类拔萃。但是，雍正在清代诸帝中出了名的勤奋，且对书法有着浓烈的兴趣，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也留下了数量可观的书作，只是绝大部分藏在故宫，外人很难窥其全貌（图6）。《清实录》记载雍正皇帝：“早蒙皇考庭训，仿学御书，常荷嘉奖。”他以这种特殊方式讨好其父，是争强好胜性格的体现。因为雍正在上位之前书法风格酷似其父，一度为康熙皇帝代笔。关于这一点，清人笔记和史料当中都能找到相应的记载。但是，继位以后，雍正皇帝彻底打破了早年固有的学书方式，笔墨恣肆，变得更加爽朗，点画连笔也比以前更加舒缓（图7）。此时书法渐出己意，其行书与行草书多掺米芾与赵、董等人，而且他喜用硬毫秃笔，小笔写大字常露捉襟见肘之态。如故宫博物院藏《戊申除夕守岁诗》，纵134.6、横49.2 厘米，堪称典型，此卷可见其用笔迅疾，追求酣畅淋漓的痛快书写之感，笔画中多见飞白，常有细节不到之处，有过于轻率、鲁莽之嫌。这一点似又与其急躁自负的性格不谋而合。前人对乾隆的文化修养及艺术品位褒贬不一，但和其他诸位皇帝相较，他是对汉文化最为痴迷，最为勤勉，且有着极深文化情结的一位。应该客观地看到作为一位文韬武略的帝王，书画毕竟在其生活中是不折不扣地末事，将其书法置于历史大家的地位加以评论是有失公允的，其水平高低与否，文化格调如何都影响了此后整个清代书法的发展，从这一点看意义非凡。乾隆书法早期遵循康熙“祖法”，走董其昌一脉的“帖学”之路，留有大量临摹赵孟頫、“二王”、欧阳询、颜真卿以及苏轼、米芾等人的名帖习作（图8）。他喜欢赵孟頫，将这样一位书画史上的集大成人物作为标杆，显示出宏大的文化格局。乾隆试图通过对赵孟頫的学习，传达他内心深处的超级文化自信，希冀能站在某一个文化的制高点上俯视群英，这一点从他热衷于在内府所藏书画名迹题跋盖章得到佐证。成熟时期的乾隆书法，评价多认为过于流滑，客观地讲，如果我们能对其绝大部分的书迹，特别是一些诗稿、批注有所了解的话，应有所改观。这类书法行笔流畅，结构得体，罕见其常见书作中的软、滑、腻之弊，颇见性情。乾隆书法以行书最为常见，草书则多系临摹之作，楷书则多用于抄写经文。整体上他的书法多以平整为基调，规范而缺少才情，其一生仰慕二王，却罕见二王的变化，缺乏晋人的骨力；他追慕赵孟頫，又没有赵字的雍容姿媚；他规模董其昌，又绝少董字的淡雅天然。故宫博物院所藏《麦色诗》，纵75.7、横94.8 厘米，该卷为其自作诗，可称得上其书法中的精品（图9）。 图10 永瑆草书临帖轴永瑆，系乾隆皇帝第十一子，封成亲王，为清中期最为著名的书法家，与翁方纲、刘墉、铁保并称为“翁刘成铁”四大家。永瑆自幼就显示出非凡的书法天赋，其父乾隆皇帝对其书法颇为赞许，多次幸其府第。永瑆学书早年受其父亲影响初学赵孟頫、后追欧阳询及唐代诸家，中年以后又涉猎宋人书法，尤对米芾书法用力颇深并被米芾书法欹侧多姿所折服（图10）。嘉庆皇帝也甚爱永瑆书法，命他自择书迹，将之刻成《诒晋斋帖》，并御制序文，将之颁赏诸臣，一时馆阁诸贤及宗室、八旗子弟竞相临习。永瑆书法以楷书和行书成就最高，笔力超群，其过人之处主要体现在他清醒地意识到清初以来赵董书风的流弊，通过对唐宋诸家的学习，弥补和规避清初以来学董、学赵的弊端，对清中期以后的书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图11）。永瑆还曾因听说有人见过董其昌以前三指握管悬腕作书，作“拨镫法”弘扬此法。故宫博物院所藏其楷书《录赵孟頫大士赞》，用笔清劲峭拔、楷法精研，风度纯和清雅，神定气闲，堪称其精熟“馆阁体”书法的代表。乾隆子孙辈中，永琪之子绵亿也是清晚期皇室最为重要的书法家，他对于宋元诸家特别是黄庭坚、赵孟頫的临仿、研究达到了其他皇族成员都无法企及的高度。但是，清后期国力衰败，人才匮乏，皇室成员的书法整体水平日趋薄弱，罕有值得称道的书法家也是不争的事实。幸而还有远离政治喧嚣的溥儒在书画艺术上孜孜以求，算是接续了大清皇族书法的余脉。溥儒堪称近现代书画的奇才，诗书画三绝，其书法功底扎实，坚守帖学传统，远追魏晋风流。举凡旗人学书，多以成亲王永瑆作为入门的不二选择，溥儒也概莫能外。此外，他又将楷书学习集中于柳体一路，特别是对裴休《圭峰禅师碑》的精准把握，其楷书创作都以此为基调，在诸家之间相互揉合，结构以平正为基调，单字中宫紧收，端凝紧密处似欧，温雅舒展处似褚，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溥儒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自书诗联、手札、画作题跋、佛经抄写，以及临习作品等，诸体皆善，其中成就最高的当为行书。据溥儒自述，17 岁隐居清河乡间时，对《淳化阁帖》临习最勤，除此之外他长期浸淫于米芾，所临作品几可乱真，故而他的行书既得米字下笔迅疾，意态潇洒，又能遒媚，别具神韵。此外，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其作品增添了几分不食烟火的“空灵”之美，似僧似佛不同凡俗，抑或可作为这位没落皇孙精神气质最好的注脚（图12）。
图11 永 书韩愈进学解卷
图12 溥儒松风楼观扇页 纵观清代近300 年历史，历朝皇帝和皇子在严格而又全面的教育制度下，均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具备全面的文化素养，在书法造诣上也非常突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皇室书家群体，并受到后世关注。当前，研究者对于清代帝王及皇族诸书家的成就褒贬不一，但我们还是应该保持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当然，作为皇室书家有其天然的优越条件：良好的皇族教育，丰富的宫廷内府收藏，以及与文化硕儒、书法大家的近距离交往等等，远非一般文人士子所能奢望。但反过来看，这些对他们来说与生俱来的优越性，恰恰成为了制约他们书法艺术创作上发展、超越的局限：首先，他们的身份注定了书法只可能是万几之余的末事，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书法艺术。其次，皇家的收藏既是学书的优势，是他们对书法审美认知的经典审美范式，但也是制约他们书法创作难以突破的桎梏。其三，他们天生贵胄的身份，使得他们缺乏传统文人那般丰富的人生阅历，致使他们追求的定是具有庙堂气息的书法艺术理想。于是，清代皇室书家们很难在经典范式下寻求新的突破，但如果我们以满汉民族不断融合去看待这个事情，其意义远不是一个书法的小视角所能涵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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